我们在莫斯科看到的第一个专校是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参观的伯纳夫教育专门学校（bubnof institute of padagogy），据说伯纳夫是教育部长的名字，这学校用他的名字，是纪念他的。这学校的建筑非常宏伟，有学生二千二百人，教授二十四人，讲师一百五十人，研究院的研究生二百人。据说那年（一九三四）报名投考的学生达一千八百人，而限于名额，仅取六百人，可见苏联的高等学府虽在积极增加中（在帝俄时代，只有十二所工业学院，十所或十二所大学，革命后在一九二八年增至一百二十所高等学府，到一九三三年已增至六百十五所），但仍然不够。
该校的宗旨是在养成中学的师资，设有各门专科，如欧洲文学、俄文、物理、化学等等的师范科。我们因时间有限，只参观他们的物理科和生物学科。
物理科的实验室有四五间，规模很大，各种器械设备充分，除实验室外，还有较小的机械工场。物理教室和其他各国大学差不多，学生坐位也是向后由低而高；教室有一架活动电影的放映机。该科四年毕业，第一部分的两年专习物理学；后一部分的两年特重物理学的教授法。我们在参观时，正有数十学生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工作，由一个教授指导着。他们所最注重的，是学理须和实验并重。因为他们学了就要用的，所以绝对不是仅仅书本上的知识所能应付的。
其次我们又参观生物学科，办法和物理科同，也是最初两年学习生物学，其后两年特重生物学教授法的研究。特别注意实验，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这原则也相同。我们看着这科的实验室，好像进了一个小小的动物园，活的飞禽走兽，和五花八门的鱼类，布置得非常巧妙，被引起的兴趣比参观物理实验室浓厚得多了。除活的生物外，还有许多解剖好的，放在大大小小的玻璃罐内，用药水保护着。各种切面的解剖，都注明各部分呈现出来的名称。此外还有不少生物的模型和标本。这种实验室给与我们的印象，显然是他们所求的是活知识，不是死知识。
我们看完这两科之后，到该校附近专为该校学生的儿女设立的托儿所。因为有的学生已结婚，尤其是在研究院里的学生，夫妇都忙于求学，没有多工夫来照顾小孩，便有本校“学生托儿所”可以付托，俾得专心于学业。我看过的托儿所已有好几个了，但像这样特殊效用的托儿所，却又引起我的另一种的兴趣。这个托儿所的建筑很新，是一所小巧玲珑的两层屋子，四面的窗外都有碧绿的草地，有一面是个较大的草场。我们到时已近傍晚，有些孩子已经被他们的父母领回去了。刚进门，就在一个休息室里看见刚来领回孩子的父母们：休息室里有特制的小方桌，四边有矮栏，备孩子立在里面，由父母代为脱下所里为孩子备的外衣，穿上原来的衣服。站在那桌上的一两岁的孩子对着父亲或母亲眯眯笑，父亲或母亲一面忙着替他换衣，一面也对着他笑，抚摸着；那种天真亲爱的样子，实令人感到浓厚的趣味和艳羡！
这休息室的标语中有一条是“儿童夜里睡觉，不可迟过八点钟”。
我们分两班轮流进去看，每班十余人。先须穿上该所特备的白布外衣，和医院里的医生或看护穿的一样。我们走进第一个房间，见有十几个孩子正在玩耍。由一个女看护在旁照顾着。（她当然也穿着白布外衣。）房间里有种种玩具，在一角摆着一个木造的三角形小台，两边有宽阔的扶梯上下，台的前一边有栏杆围着。台上可立二三十个孩子。这十几个孩子就在上面跑上跑下，有的携着同伴的手走，有的特立独行，有的坐着拖（这台油漆得非常洁净），大家笑嘻嘻没有一秒钟停息，好像忙着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孩子们看见我们这班大孩子，纷纷呼唤“叔叔”“姑母”。其中忽有一个不及两岁模样的孩子，在大家闹哄哄的当中，无意中瞥见他的母亲刚在门口探着头望他，这孩子立刻跳跃起来向她笑，母亲也欣然笑着，女看护把这个且跃且笑的孩子携到门口交给那母亲，母亲伸手揽抱，母子在笑声中出去了。
又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四角形大栏杆围着的一大块地板上，里面也是收拾得非常洁净，置有各种玩具，是预备更小的孩子玩的；我们到时只剩下两个婴孩，看上去只不过几个月的年龄，还走不大动，在一块儿笑着伏在地上爬！那两个圆大无知的眼睛，那洁白肥嫩像莲藕的腿臂，那欣悦的团团面孔，都引得我们围着看，围着笑，围着出神！
楼上有孩子睡觉的露台，三面都是大玻璃窗，不但新鲜空气和阳光十分充足，而且在房里还依照了医生的规定，维持着一定的温度。据说每个孩子的餐食，都由医生分别酌定，以增强他们的体格。
走到那草场，正有一个女看护领导着十几个小孩在那里奔跑游戏。我们里面有一位美国女同学抱着一个小孩，相对作憨笑，恋恋不忍舍，看她的那副神气，好像就要抱着走似的！
我们看完了这个充满美感快感的“学生托儿所”之后，又到该校附近的地方去看他们一个学生寄宿舍。这个寄宿舍里住八百学生，所以规模也不小。房间有大小，有四人一室，有两人一室。男女同学住在一所寄宿舍里，只房间男女分开，即男的和男的同房，女的和女的同房，尤特别的——至少和别国比较起来是特别——是结婚的夫妇学生，得住一个房间，有的还排着一个小铁床，备他们的“结晶品”睡的！我们到了这寄宿舍里，竟好像是奉令来检查什么似的，三五成群，自由行动，敲开这个房门拥进去张望张望，敲开那个房门拥进去张望张望！有几个由学校里陪着我们来的男女学生，还忙着替我们任翻译。我们冲进了一个房间，正有一男一女坐在一个小方桌的对面作蜜谈，我们里面有一位冒冒失失地开口就问：“你们是夫妇吗？”他们俩很自然，一点没有尴尬的样子，男的笑着回答道：“不是，我们是朋友。”又冲进一个房间，是一个女生独自一人住的，房间虽小，布置得很美术化；这女生正和两位女同学在房里谈话。我们里面几位女同学纷纷附耳窃语：“这房间才好！”我们这样踉踉跄跄东冲西突，“检查”了十几个房间。
我们又到一座相连的寄宿舍，据说是新加出来以备研究院的学生居住的。我们也看了几个房间，其中有一间尤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个离了婚的女生住的，她在研究院里专研哲学，每月得二百五十卢布的津贴，有个孩子已十三岁了，她因忙于学业，特雇用了一个女仆照料这孩子和整理房间。我们进去看时，母子都未回，由那个女仆——一个青年女子——讲给我们听。她自己有她的事业前途，离婚并不致葬送她的一生。
住在寄宿舍的学生，每月付津贴百分之十作租金。
我们即在寄宿舍大食堂里和该校的男女学生共用晚餐，他们的谈话劲儿非常之好，我们的也不差，彼此坦白诚恳，一见如老相识。他们有的能说英语，有的能说德语或法语。有的忙于做我们的翻译。笑语一堂，如坐春风。我提出三个问题和他们谈谈：一个是学生的训育问题，例如在寄宿舍里的纪律问题，据说苏联学校的训育问题是由教师和学生的自治团体合作解决，尤其是先锋团或青年党员同盟；这些青年党员在纪律上以身作则，藉团体的制裁，和同学共同维持纪律；如学生中有伤害公众福利的行为，即不能逃开公众的制裁。我问男女同学住在一个宿舍，有无争风吃醋的事件发生，据说从来没有，因为大家有为社会努力的公共目标够忙，而且自治团体的公共制裁也很严厉。
其次一个问题：是青年受更高的教育后，对于位置的欲望是否随之俱增。例如我国的情形，做小学教师的往往仅视为不得已的暂局，倘有更求深造的机会，便想做中学教员，更进便想做大学教授等等。（这里面当然也有物质的条件或待遇所驱使。）我所以想起这个问题，因为这夜晚餐时，坐在我左边的是该校的一位研究生，他原是乡村学校的教员，现在该校研究院专研心理卫生学，我问他毕业后是否仍去当乡村学校的教员，他说不，因为该校是旨在养成中学师资及专家。他对于我上面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是：在目前的苏联，各种人材都很需要，谁的能力更近于何种职务，便选学何种职务干去。我觉得他的话虽是事实，但对于我的问题的答案还未能令我满意。我以为在物质的条件或待遇未能平等以前，本位的向上（尤其是待遇较差的位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还有一个问题是：既有“学生托儿所”，在宿舍里又可夫妇同室，而在二千余学生中只有百分之十至十五结婚（在苏联同居即等于结婚，前已说过），什么缘故？据说大家仍觉得早结婚多少和专心学业有碍（按该校学生年龄自十七至廿五岁），所以仍有不少愿在毕业后结婚。
这天凑巧是“国际青年日”，晚餐后即同赴该校全体学生在大会堂里举行的纪念会，参加者两千多人，坐位向后一层一层地高起来，我们一群人进会场时，但觉万头钻动，好像一大座人山！我们刚踏进会场，即承他们全体掌声雷动，表示热烈的欢迎，使我感觉到这是青年的世界！继由全体起立唱国际歌，主席报告国际大势，特重各国法西斯运动的分析，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处国际环境的危机，勉励大众为社会主义前途作努力的奋斗。主席报告后，还有几位接着演讲。闭会后，全体到该校大厅举行跳舞会。这大厅即在该校大门内，高度看去似有两三百尺，有不少大石柱在四围矗立着，可容一两千人跳舞，可说是一个大规模的跳舞厅。
音乐却很简便，就是一个在苏联最风行的手拉琴。跳舞有团体舞和双人舞。双人舞里也有我们所常见的爵士舞。除爵士舞系一男一女外，俄国式的双人舞可两男或两女同舞。各种舞法依那个手拉琴的音调为转移。我们这班“孩子们”也全体加入。宾主都非常起劲，舞到十一点钟，才尽欢而散。就我所看到的苏联的学生生活，他们从事“社会主义竞赛”时，对工作非常努力，而在工余娱乐如这样大规模的跳舞时，却也非常起劲。在这种情形之下，跳舞对青年不但没有害处，而且也可算是有意义的努力工作后的一种正当的娱乐。
我在归途的电车里面，和学生会派来领导我们的一位女学生闲谈，我说男女既住在一个宿舍里，假使有男生或女生乘着或有的机会，到一位异性的同学的房间里去同宿，你觉得怎样？她很迅速而自然地回答说：倘若他们完全出于双方的同意，没有何方出于勉强或欺诱，彼此又没有传染病的侵害，万一有了孩子又须负法律上的养护责任，而且又不含有侵害及第三者的福利，那末他们如觉得彼此生理上的需要，那是他们两人间的私事，外人没有干涉的必要。
一九三五，四，十四，下午。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