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次由英赴苏联游历，很幸运的事情是在船上认识了不少美国的青年朋友，在莫斯科暑期大学又认识了不少苏联的青年朋友。因为有了这样出乎意料之外的缘分，在苏联勾留两个月，除有一部分是受苏联旅行社的照料外，有许多地方是脱离了该社的照料而承蒙朋友们的伴游和引导而看到的。我想在这里谈谈几位和我尤其亲近要好的苏联的青年朋友：我的动机当然不在叙述私人的几个朋友，是在藉此机会可以知道苏联青年的活动和心理的一斑。

我在几位苏联的青年朋友里面，最令我铭感不忘的要算是女友克娜拉了。她是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共和国是苏维埃联邦的大高加索共和国所包含的三个自治共和国里面的一个。）自暑期大学在莫斯科开学之后，常有苏联的男女学生到我们学校里来玩。暑校常在夜里举行跳舞会，或在休息日作集体野游的时候，更有整百的苏联的男女学生来参加。这里面在平日来得最多的是莫斯科大学所附设的英文科的男女学生。因为他们懂英语，所负的招待我们的责任多些，而且他们也很愿在这暑假期间来和我们常聚，藉此可以练习练习英语。克娜拉也是这英文科里面的一位女生。对于求知的兴奋，是苏联青年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克娜拉在这一点也有很充分的流露。她屡次欣然对我说，她在这个暑假期间能常到这暑校来练习英语，真是她的一件大幸事。

我很看得出她听英语时，对于语调和成语都非常地留神，转瞬间就被她学去，从她的话语中表现着出来。我常和她开玩笑，拆穿她的这种秘诀，她知道了也憨笑不已。的确，在暑校结束时，她的英语已显然大有进步，和暑校刚开学时大不同了。（这是指她来暑校常和许多男女同学谈话的结果，并非和我一个人谈话的结果。）俄国人学英语似乎不及中国人的容易。他们常把r的音卷动得太厉害，这是受俄语的习惯所影响的。我和克娜拉更熟了之后，一遇着她在谈话中把r的音拖得太长的时候，就提醒她，她便立刻改正；最初仍然有些勉强，后来改得多了，也渐渐自然了。她自己觉得她的英语大有进步，那无意中时常流露于眉宇间的愉悦的神情，只有亲见她的人能领会得到。我从苏联南方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她已上课了（她上的是下午七点至十点的夜课），课程中有十五分钟的短篇演说，她很虚心，很用心地把英文演稿写好之后，还交给我看，我略为修改几处，她在校里演讲后，教授当众赞她大有进步。（这却不是我修改的功劳，因为我仅更动几个字，修改地方极少。）她由校里回来，一跑到我的房门口，还未踏进来，就于急步中带着笑声，提高嗓子叫“安生”，进来后更三言作两语地很急迫地诉说给我听。这种琐屑的事实，我所以不惮烦地谈到，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小处，也很可以看出她努力求进步的殷切的和自动的精神。

我问她英文科毕业后想干什么，她说照例大多数毕业于这科的是去做英文教员，但她自省不喜欢做教员，因为她是好动的，不宜于课堂里的生活；她很想做新闻记者，目前尚在考虑中，倘若决定做新闻记者，则在英文的基础打好之后，还要进新闻学专科研究几时。因此，在目前的阶段中，她正在用全副精神把英文基础打好。苏联的青年绝对没有毕业后要失业的忧虑，这一层是主持政治的人已替他们弄得必有机会各展其所长的环境了；他们所要替自己考虑的是怎样省察自己的特长，作充分的准备，俾有专门的材力参加新社会的建设和改进。

克娜拉今年廿八岁了，但看上去至多是廿三四岁，生得虽不及在德国所遇到的e女士美，却也有她的令人喜欢的地方。（我曾介绍她和戈公振先生晤谈，戈先生也很喜欢她。）她所以能这样保留她的青春，我想大概是因为她只有努力，无所忧虑。我总常见她满面笑容，或于闲静的俄顷微吟着她喜欢的歌调。她曾在两年前在莫斯科嫁给一位新闻记者，新婚才两个多月，她的丈夫被派到别处去开办一个报馆，途中患热病去世，一电飞来，使她哀痛万状，（她当时仍暂留在莫斯科就学，）抱着她的老母痛哭！幸而她有她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丈夫的不幸早死，并没有葬送她的全部的人生——这可以说也是已解放的苏联的新女性之又一个特点。她现在有个老母，有个弟弟。弟弟在红军里做兵士，她待他非常友爱，有一次他生病进了医院，她听见了系念无已，在百忙中天天跑到医院里去看一次，对于老母非常孝顺，常把她自己在学校里所得的津贴节省下来，买些老人家喜欢吃的用的东西，带回去孝敬母亲。

她的家住在郊外，离城市颇远，我住在西娜家里的时候，她因为要便于照顾我起见，在这几天也住在西娜家里，和西娜住在一个房间，但她常常怀念着老母，每隔一两天必须设法跑回家去看看，她在暑校里认识我以后，即待我非常的好，差不多每天见面，我和许多不懂英语的苏联学生谈话时，便靠她做翻译；看到不懂的俄文说明时，也是靠她做翻译；有信给俄友时，靠她代写俄文的封面（写英文的在邮局里递得慢些），有时要复俄文的信，就请她代笔。她常带我去看电影，或去听音乐会，或到各公园去散步，或同去买东西，我在莫斯科时得到她的帮助不少，勤于为社会服务，热诚帮助朋友，这固然也是苏联一般新女性的特征。但我们两人因为很相得，相处的时间稍久之后，居然酿成很厚的友谊。暑校里常开跳舞会，克娜拉对跳舞也非常起劲，差不多每次必到。

有一次我约她去看一个很著名的电影，已约好了，临走的时候，我无意中记起有一位美国女同学也说要看这个影戏，我想何妨也请她一同去看看，但是找她找不着。克娜拉问我：“你找她做什么？”我说我也想请她同去看。她竟很直率地接着说道：“你如请她去，我不去了。”我问：“什么原故？”她说不出理由来！这态度很使我诧异，因为我想在新社会的新女性的心理上似乎不会有“妒忌”这个名词罢。我当时因为要打破这个谜，很坦白地问她“这是不是英文所谓jealousy（妒忌）？”她笑着说道：“不知道，不过我喜欢一个男朋友时，不愿有别的女友夹在一起；你如要请她，可以明夜单独地请她。”我又问：“苏联的女子是不是都这样？”（因为我所注意的不是个人，是要研究一般的情形。）她倒也很老实地回答道：“大概亚美尼亚的女子多有这样的心理，苏俄的女子随便些。”（按苏俄不过是苏联中的一个共和国，往往有人把苏联叫做苏俄，是错误的。）我说在苏联男女交际的机会很多，问她有多少男朋友。她一点不避讳地回答道：“我认识的男子当然很多，比较好的男朋友有七八个，但是在最近，你是我最好的男朋友。”我谢谢她，又问她这些好朋友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呢？即是否得了一个去代替前的一个呢？还是同时存在的？她说：“不过友谊有厚薄，并不是得着一个新的，去掉一个旧的，所以可以说是同时存在的。”我觉得这表示不是得新忘旧，是各人所获得的友谊原有厚薄的不同。

克娜拉曾经告诉我，说她的老母常奇怪她何以许久不再嫁，我开玩笑的插着说：“我也奇怪！”她笑着说：“你看！我这样一天忙到晚！心里只忙着想求学，想将来干什么事情，那有工夫想到别的事情呢？”我当时心里暗想着：这便是新女性的扩大范围的人生观；我不是说婚姻不必顾到，但是婚姻或恋爱至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无论男女——学业，事业，也占着人生的一部分，也许是更重要的部分。

克娜拉待我很厚，但我临走的那一天夜里，她因有夜课，不能送我到火车站，只和西娜一同送我到戈先生的旅馆里，就珍重告别。她临别时只有诚恳的豪爽的态度，和德国的e女士的哭一顿又大不同，虽则我们的友谊似乎相类。我想这是有自己的学业事业等着努力的新女性的人生观不同的缘故——对于人生态度不同的缘故。有着学业事业等着努力，有着新社会的建设工作需要参加——这样的实际环境所造成的态度，是苏联新女性的又一特征。

其次我要谈的是在莫斯科认得的男友塞尔基和他的贤能健美的新夫人波玲。这两位朋友，我在以前通讯里已经略为谈过，已讲过的事实，在这里便不再多述。塞尔基和波玲都是苏俄人。他是一位二十四五岁的美少年，原来做的是木匠。他每和我一同走过莫斯科最大建筑之一的电报局，便欣然指着说道：“我是参加建造这个电报局的一个木匠。我当时忽发奇想，在一个墙上装置某块木板时，在板的里面用墨水笔写着我的姓名和工作的年月日，将来改造时也许有机会看得见，那才有趣！”这当然是一件无甚意识的举动，但是当时他在努力工作时的快乐神情，似乎也可由此略见一二。如果一个人是在干着没奈何的苦工的时候，谁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

塞尔基做木匠时候，夜里就在厂里工人升学补习科补习，他的德语讲得很好，就是在这里面学到的。他的英语能达意，虽则有的时候缺乏生字，要想一下才说得出，至于听的能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他告诉我他学习英文的历史，也很有趣味。和他一同在厂里工作的有一个入俄籍的美国工人，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塞尔基于工余从他那里问得一点英文的发音和一些粗浅的英文文法，他便预备若干小卡片，每一片上的一面写着一个英文字，反面写着同意义的俄文；上工和下工在电车里的时候，他便乘着这个偷闲的时间，把卡片拿出来，一张一张的记，先看正面，忘却时才翻反面的俄文看一下；把一叠卡片逐渐弄熟了，再换一叠，中间并轮流着温习。他的英文就是由这样自修得来的。苏联青年对于求知的兴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波玲大约有二十二三岁。她幼时曾经随着父母在美国，在该处入校两年，讲的英语十分正确流利，除英文外，她并通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如加上她的本国文，共通六国语言文字。她和塞尔基都诚恳和蔼，引人敬爱。波玲因英语说得实在好，我们暑校同学最欢迎她来做我们的翻译（参观时或有俄语演说时的翻译），当然是尽义务的，尤其是当我们由苏联南方回到莫斯科后，天天参观学校，她随着我们各处奔波，每到一校，先由校长对我们演讲约一小时，有时还有问题提出讨论，都烦劳她翻译；夜里看戏，她又须担任一部分的翻译。有两天她的声音几乎说得全哑了，但是她还是很勤奋地，很诚恳地，继续为我们尽着义务。我们实在看得不过意，暂叫别人代理，她稍稍休息，尚未完全恢复，又很努力地为我们尽义务了。她那不倦不怠的服务精神，谁看见了都要感动的。

我们的小团体离开旅馆的前一夜，承学生会设宴饯行，我们的学生领袖曾提出几个名字特别致谢，提到波玲时（她和塞尔基也在座），全体欢呼，万分热烈的掌声许久不停。我深深感到波玲实在值得我们这样的感谢。他们贤伉俪两位待我也很厚。尤其是在“学校周”的时期内，我们常在一起，有过多次的促膝畅谈。他们俩真不愧是“贤”伉俪！他们里面一位是将毕业的矿科工程师，一位是将毕业的化学工程师，各人的职业都已确定好了。女的对于结婚后仍为社会服务，视为不成问题的当然事情，不像在别国，女的就是学了什么，一旦出嫁，往往就只做着“家主婆”。这固然不能尽怪女子自身，因为有许多是不合理的环境逼

迫她们这样。这也是苏联的女性和别国的女性的一种异点。

此外还有一位很接近的苏联女青年名叫贝拉，是我和一位美国同学保柏同样好的女友，他们两位由友谊而恋爱，最后已由恋爱而同在莫斯科的民事注册局注册结婚了。他们自陷入情网的初步直至注册结婚，始终拉我做“顾问”，一有问题发生，就拉我商量，所以我对于他们的经过，知道很清楚。我承他们特别信任，也尽我的心力相助。保柏才十八岁，在美国的大学还有两年才毕业，确是一个可爱的青年。贝拉已廿一岁，和克娜拉同科不同班。英文程度因高一级，比克娜拉好些。我和保柏曾同到她的家里坐谈过好几次，晤见她的父母和堂妹。（在第一二八次的通讯《衣食住行怎样》一文里曾提及贝拉家里的房屋情形。）贝拉对于英文的研究也非常认真，因为在她的房间里看到她的许多文学书，她对于这些书的内容谈得津津有味，如数家珍；又看着她的不少笔记，也可看出她的工夫用得很多。

就一般说，苏联的公民很难出境，所以保柏要打算于大学毕业后设法到苏联去工作，才能和他的爱妻相聚。两年毕业的时期虽嫌长些，但幸今年暑假期后保柏就要由美赴俄去陪陪他的新夫人。保柏动身的一天，怕离后贝拉要感伤，再三托我第二天要去看看贝拉，设法安慰她。我受人之托，第二天一早就去看她，她说最初心里觉得难过，但是因为功课忙，渐渐没有工夫想到，所以还好。这天正是休息日，我请了她和她的堂妹秀西出去到一个菜馆里吃了一顿好菜，并同到文化休息公园里去散步，费了整整大半天的工夫。她的堂妹的父亲是个水手，她正忙着预备考大学，又使我感到随处碰着的苏联女子，不是忙着求学，便是忙着做事！

由贝拉又认得她的一个男朋友叫做阿勒格斯。他是一个机械厂里的熟练工人，年龄也不过廿二三岁，是两年前由美国来的，现在入了苏联的国籍，是苏联的公民了。他是一个很诚实的青年，我们——贝拉，保柏，秀西，阿勒格斯，和我——曾屡次在夜里同往莫斯科河里乘船，并到附近大森林跑路，无所不谈，我曾问他对于现在的生活情形有何意见，他说：“在这艰苦困难的努力建设中，当局总算对我们工人的享受有了尽量的努力，同时我们还知道有着很光明的前途，更好的享受，在前面！”阿勒格斯认识贝拉有了一年，是在一个图书馆里遇着的，据贝拉告诉我，他很爱她，似乎很有意思要娶她，但她只想要他做一个好朋友，不能爱他到做丈夫的程度。我问她，他知道她和保柏发生恋爱后，态度怎样，她说他似乎很失望，但仍保持着他的朋友的态度，并没有强迫她怎样的意思。我向来主张单恋者不该勉强或强迫不愿意的对方。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很敬重阿勒格斯。

一九三五，四，廿二，下午。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