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人们反抗压迫的伟大运动中，教会在事实上所表现的总是利用它的势力和种种方法拥护权力在手的反动的统治阶层。在欧洲中世纪时，反抗封建亲王的农民革命蜂起，当时统治阶层用大残杀来压制农民革命的狂潮，就得到天主教和新教徒的领袖们积极的协助。在欧洲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时，逐渐抬头的布尔乔亚反抗地主贵族和专制政体的革命爆发，教会又和反动的势力携手，压迫新兴的运动。但是到了布尔乔亚成为统治阶层的时候，这阶层又和教会结成联合战线来应付逐渐抬头的劳工阶层。在苏联革命爆发以前和正在进行中的时候，俄国的各教会有四十万的牧师与和尚都做了反革命的代理人，拥护俄帝和反苏维埃的军队来压迫革命的工人。不但在以前的俄国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在今日，在一切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里面，工人们对剥削者的反抗运动，也无处不发现教会直接和间接帮助资产阶级来压迫劳工阶级。我们如注意美国劳工运动的情形，便知道金圆王国里的教会和劳工的对立，也是不能例外的。

教会的教义和仪式便是很有力量的工具，在工人中间养成顺从屈伏的态度。他们教导工人顺应他的穷苦，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他们叫工人祈祷，祈祷他要忠心为雇主们服务，要对着在他上面的人自卑，服从。统治者建立有益于他们的社会秩序的规则，使他们所剥削的工人要服从他们的规矩，教会所倡导的超自然的势力，也是要使工人服从这种规矩，否则便有超自然的势力要责罚不驯的工人。他们把资本主义和它的法律实践等等，都认为是上帝的创造物，如有人要改变它，那便是“罪恶”！工人在资本主义榨取压迫之下，受着种种的苦楚，教会用种种方法引诱他们到教堂里去做礼拜，去祷告，用教堂里的宗教仪式和神秘的情绪作用来麻醉他，答应他将来在“天国”里可以得到幸福：这样一来，便可移转工人的注意力，使他不再努力来根本改革当前的实际境况。

凡是那些“主的忠仆”（“loyal servants of the lord”）和雇主们的忠仆，便都被答应可以得到死后的酬报；凡是那些要改变现状的人们，都被警告要受着未来的惩罚。工人们所受的许多苦痛，教会并不把这些事实归根于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却认为是人类品性的“罪恶‘sin’”！他们以为经济的和政治的改变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工人的受剥削，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过失，却是因为错误的人们“没有依照耶稣的定律做人”。他们以为工人们倘要快乐，只须“变心”，只须使“心由罪过里洗涤过来”，只须“拯救人的灵魂”！他们不愿想到人的生活是由于他的职业，他的工资，和他的这些事实所允许的环境所决定的。教会的说教，却偏要说在经济和政治的制度能被改变以前，必须先改造个人才行。他们这样的主张不但不合于科学的事实，而且是有意破坏人们对于改变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努力。

教会用着“罪恶”的说法，除广播其麻醉的作用外，同时也还用这种说法替统治阶层张目；因为他们把闲暇和快乐都看作“罪恶”，把工作的本身，无论是怎样劳苦，怎样无报酬的工作的本身，说得怎样的光荣。例如一九一〇年美国的基督教会教堂（episcopal church）发表过劳资关系报告，就这样说：“现在有许多人闹着劳工的解放，有许多这样的话被某种社会主义的著作和演讲所倡导，所根据的胡说都是以为工作只是一件坏事，只要赶紧完了，俾得有着更多时间来多求快乐……我们教堂的使命便是要对付这样的胡说；基督教的理想是把服务当作自愿的工作，当作给与人生以价值的东西，我们便要倡导这种理想来应付上面的胡说。”这种说法就表面看来，似乎是在推崇工作，其实在榨取制度存在的社会里，这便是替剥削者群张目，认为替剥削者群拚命工作是人生最高的目的；在这样的烟幕弹下面，长时间的工作和非人的经济生活，反而是成全了工人的美德！

明白了上面所解释的观念，才不致诧异美国有好些雇主把基督教直接灌输到他们的工厂里面去。例如美国制造业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的会长爱恪吞（john e. edgerton），他自己是腾纳西（tennesse）的羊毛业制造资本家，对于工会组织是死对头，而且是童工的残酷剥削者，在一九三〇年有一次公开演讲，就当众这样招供过：“我很觉得自豪地对诸君说：我的工厂里自有了早祷的实行后，在经济方面有极妙的效果。工人们比数年前没有祷告制度以前，货物的生产量好得多了！我们现在几于非基督徒不用。我们用着这样的方法，使我们的工厂不发生烦扰的事情。”这几句话在这个资本家觉得非常高兴的报告，但是他利用宗教来增强剥削，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教会在美国（在其他资本主义的国家也一样）所以成为统治阶层一个很有力的宣传工具，尤其因为它们的麻醉势力的确是很大；依统计所示，在一九三一年，美国各教堂的教徒竟有五千万人之多！美国资产阶层感觉到这个势力之大可利用，有一件事实很可证明，那便是他们对于各教堂的捐助特别地慷慨。例如华尔街的巨头摩根（j. p. morgan）便捐出很多次数的巨款给基督教教会（episcopal church），洛克佛勒（john d. rock feller, jr.）不但拿出七百万圆美金在纽约建造了一个很宏丽的教堂，而且捐出巨款来印刷祷告书（book of common prayer），又捐了好几百万金圆给教会学校和其他的宗教机关。就统计所示，在一九二九年的一年中，美国的新教教会（protestant churches）所收到的捐赠，竟有五万二千万圆美金之多（$520,000,000）。即就美国二十三万两千所的教堂房屋一项而论（其他财产的教堂投资尚不在内），就值四万万金圆之多。在一九二六年的一年中，各教堂的费用就达八万一千七百万金圆（$817,000,000），其中只有极小的部分用于他们所谓“慈善事业”。在下列一表中，可以看见美国较大的宗教派别在一九二六年所有的教堂财产和费用的大概：

其实这些教会并不是什么“精神的”（“spiritual”）机关了，它们的本身就是很有势力的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的大公司，因此它们特别卖力于维持资本主义，这是它们自身的经济背景决定了的。这些教会的巨额财富，不仅是由资本阶层来的，而且有一部分还是由工人们用血汗换得的工资里面来的，因为这些工人也怪可怜，他们不知道各教会是他们的雇主的很卖力的代理人，对于他们的解放是有着很大的阻碍作用。

此外在美国出版的宗教的日报和杂志在七百种以上，销数共计在一千一百万份以上，把教会的反动的势力扩充到许多家庭里面去。它们的重要作用都在潜移默化读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权威发生敬崇的心意，对于抗争的态度认为是反社会性的，认为是反“上帝的意志”的，使大众受它们的麻醉和欺骗，阻碍工人们对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反抗的运动。

自世界经济大恐慌发生以后，美国整千整万的工人失了业；就是那些勉强保留着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工资也一再地被资产阶层所减削；因此劳工运动更有长足的进步，工人和雇主间的斗争也一天天更尖锐起来了。在这实际的斗争中，美国的教会更大显其伎俩，积极展开它们欺骗工人的策略，直接间接利用它们的宏大的势力，为资产阶层效劳。各教会的当局和其他的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一样，在经济恐慌发生的初期，他们想尽方法来保持大家对于繁荣的幻想，否认有什么不景气的存在。后来经济恐慌一天天深刻化起来，幻想无法再保持了，老板们为争取利润起见，发起“现在就买”（“buy now”）的运动，使剩余的货品能尽量地多销，有好些教会竟也帮助这些运动的进行，公开宣言倘若不参加“现在就买”的运动来“铲除经济恐慌”，那也是“罪恶”！他们并未梦想到有许多在饥饿线上滚的工人没有钱来“就买”，尽管怎样用“罪恶”来恫吓他们，还是没有用的。美国的天主教各主教曾联合宣言，把失业归咎于“缺乏善意”（“lack of good will”），归咎于“对于耶稣的忽视”（“neglect of christ”），于是他们所主张的补救的方法是要“革心”（change of heart）！全然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所造成的局面，他们却一味地归咎于人类品性的罪恶！有好些教会当局便乘着失业恐慌的机会，极力提倡减低工人的生活标准。

有一位很著名清教徒牧师竟宣言“只须信仰耶稣，把全身付托给他，便会自愿地耐苦工作，对于现在所要求的种种权利都会自愿抛弃了”。这真是资产阶层求之不可得的对于工作的好训词！所谓“救世军”，也曾经利用资本家的一些捐款来施舍给失业工人，办着“面包队”（等于中国的贫民施粥），以和缓失业工人的反抗，失业工人排列起来，站在“面包队”里鹄候着领受一些度饥的面包的时候，便看得见贴着的标语，说“不景气是由于浪费，不诚实，不服从上帝的意志；是由于道德品性的总崩溃”！（“business depressions are caused by dissipation, dishonesty, disobedience to god's will; a general collapse of moral character”）照他们的意思，这些失业工人真是苦得活该！为什么呢？谁叫他们既“浪费”，又“不诚实”，甚至“不服从上帝的意志”，弄到“道德品性的总崩溃”！这样看来，他们只有去怨自己的“罪恶”，绝想不到是资产阶层的剥削榨取，这是多么好的策略呢？这样替资产阶层洗刷得多么干干净净呢？“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确有它的“意想不到的效力”！

教会对于工人的失业恐慌有两个主要的贡献：祷告和施与。空口说白话的祷告，当然啰，既不能变出面包来，也不能变出职业来。但是引诱失业工人到教堂里去祷告，却有着一种很重要的作用，那便是使这些往教堂里跑的工人的注意和痛恨从他们受苦的真正的原因——资本主义制度——上移转出来，使他们觉得这个局面的变换全要靠“上帝的力量”（“power of god”）。这样对于超自然的信仰，很容易使得工人不再努力于巩固工人的组织，把此事放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由他们用集体的斗争来取得。这样对于超自然的信仰，可以模糊工人们的正确的认识，认识他们必须奋斗来改善他们的境况；认识他们要根除贫穷和失业恐慌的苦痛，必须在造成了根本的改革和推翻了资本主义之后，才有可能。

教会的惯技，除用祷告来转移工人的目标和认识外，同时并采用怀柔的政策，遇着雇主们的“施与”发动的时候，也帮同劝人捐款来加入，因为他们很知道“施与”是缓和反抗的最好的工具，也就是阻碍革命斗争的最好的工具。他们只须从雇主们的整千整万的利润中分出一些些来“救济”工人的饥饿，便可使工人易于受着他们的欺骗，踌躇去参加革命的行动。他们而且把工人家属要到教堂里去做祷告，作为“施与”的交换条件，这样一来，使更多的工人归到他们的麻醉势力之下。

遇着有罢工事件发生的时候，教会总是站在雇主方面来压迫或欺骗工人的。这不足怪，因为金钱有牵着他们鼻子走的能力。雇主们赐给他们以财产，替他们建立教堂，雇用牧师，付给薪水，帮助其他关于教堂的费用。资产阶层对教会和牧师有着指挥的力量，为着他们的利益作尽量的利用，这如同他们利用所卵翼下的学校和教师，尽力养成对于资产阶层效忠的态度一样。在美国劳工运动的进行中，教堂帮助资本家压迫工人斗争的事例不可胜数。例如一九一九年。

西雅图的总罢工，有一百个教会的代表正在该处开会，竟发出宣言痛诋工人，认罢工为不当，认为“一切社会问题只须很简单地应用耶稣的精神和教义”，同时想尽方法使工人中是他们的教徒的不要参加这总罢工，极力破坏他们的集团力量。在本薛文尼亚和易林诺爱两州的矿工工人许多次的罢工，工人集团总须用大部分力量来对付当地教会牧师的破坏阴谋，引诱工人屈服于雇主减少的工资恢复工作。在南方许多次的纺织工人的罢工里面，教会帮助雇主来破坏工人的联合战线，也是异常卖力，无微不至的。在美国还有些号称“基督教社会主义者”（“christian socialist”）虽也批评资本家，但却主张“阶层间须有更好的了解”，主张工人须本着“基督教的弟兄情谊”（“christian brotherhood”）和资本家合作，反对工人的英勇斗争，实际上是替资产阶层放烟幕弹，阻碍革命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