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于七月十日下午两点钟离开狄初爱特，沿着密歇根州的南部，朝西向着伊利诺爱州（illinois）的芝加哥开驶。中途因汽车出了毛病，在索斯奔德（south bend）的一个汽车行里修理了一两小时，继续开行。因为要赶到芝加哥去会齐一位预约的朋友，所以这一夜全夜开行到天亮。整夜地乘着汽车赶路，这在我算是第一次。美国的公路造得很好，我以前已经说过；就是在夜里，乘着汽车来往的也不算少，所以虽在静寂的深夜，仍不算怎样孤单。不过近城镇的公路上有路灯，过于偏僻荒野的地方便没有路灯，就是有也很稀少，所以在夜里开车却需要特别熟练的技术。汽油站在夜里也一夜开着，门口有着特别令人注目的电灯。我们一直开到十一日的上午五点钟，才到了我们的目的地—芝加哥。

保柏这次西游的计划，只到明纳索塔州（minnesota）的明尼爱普利斯（mineapolis）为止；他打算在这里勾留两三星期，参加关于组织农民的工作，随后便要回到纽约去。他这样的路程，只占到我的路程的一半模样，所以我要预先打算过了明尼爱普利斯之后，另有伴侣一同到旧金山去。事有凑巧，在纽约时就另有一位美国朋友叫做纪因的，他已约了一位好友同乘汽车旅行，旧金山是他的最后目的地，而且说汽车里还有一个空位可让给我用，不过他的动身日期比我和保柏的略前，所以他先走，约我们在芝加哥相会。纪因也是参加过美国全国学生同盟到苏联去视察的，我在莫斯科和他认识，我们同在莫斯科暑期学校听讲过。他所学的虽是医学，（在当时还有一年毕业，）但是对于新社会运动也具有异常高的热忱；他虽不是美国最前进政党的党员，却是一个道地十足的同情者。有他接下去做旅伴，那是再好没有的事情，所以我在纽约的时候便和他约好。不料我们到芝加哥以后，按照原约的旅馆地址去找他，却找不着。大概是因为他等候我们过久，先往明尼爱普利斯去了。我们既遇不着他，便先在芝加哥进行我们自己的程序。

我们到芝加哥停车的时候，天刚刚亮。我们找着一个小旅馆，先由我定下了一个房间，把零物放置之后，即匆匆出门访友。保柏是美国最前进政党的青年党员，他先要到党部去看看。我也陪他一同去，因为调查劳工的情形，这往往是一个最好的地方。他和他们虽也不相熟，但是因为同志的关系，晤见倾谈之下，便一点没有什么拘束，和久交的好朋友一样。尤其有趣的是那里有一位黑同志（黑人，美国只有在最前进政党的各机关里，黑白两种人才有平等服务的机会），非常殷勤地对保柏说，他的家里可以让他住一夜，无须再住客栈。特别会打算盘的保柏对于这位黑同志的热心招待，完全接受。所以那天夜里，我住原来定好的那个旅馆里，他却欣欣然跑到那位黑同志的家里去享受他的招待。不料第二晨他跑回旅馆来看我的时候，竟叫苦连天！原来那位黑同志家里破烂不堪，床铺上东破一个洞，西缺一块板，尤其难受的是臭虫彻夜“操演”不绝，以致他不但没有睡着，而且他的那两个臂膊也特别膨胀了起来！我仔细看看，他的有一边眼皮上似乎也出了毛病！保柏当然不肯埋怨那位热心招待的黑同志，他只是同情于那位黑同志的艰苦生活，愈感觉到革新运动的必要。

连日看了美国的最大的瀑布，最大的工厂，到芝加哥后，又看了美国最大的报纸，它的大名也许是诸君所耳熟的，就是《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这个报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报”（“the world's greatest newspaper”），这自称是否正确，虽还待考，但是它在美国可算是最大的报！而且是最富的报，那是无疑的，虽则它同时也是美国一个最最反动的报！

《芝加哥论坛报》在英文又简称为《论坛报》（tribune），它的四百五十六尺高的三十六层摩天高楼巍然建立于芝加哥的密歇根路（michigan avenue）。在地面之下还有七层，专备印刷，藏纸，发电机等等之用。这所雄伟的建筑用了九千余吨的钢铁，一万三千余吨的石头。每日在这个大厦里工作的有三千五百人，其中有三千人是专为《论坛报》工作的，其余的五百人是房客和房客的雇员。所以这个报馆简直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城市。这个小小的城市有一个图书馆，一所邮政局，两所电报局，此外还有许多店铺。这报馆里面的工作完全电机化，印刷机固然是用电，就是五十二镑重的铸成的铅版由铸版机装上印刷机，也都是用电机运送的。几百吨重的纸，也是用电机运送。此外他们并且利用电机把新鲜空气输入各部分的办公处或工场里面去。报纸印好之后，也是用电机自动地运送到邮包间或发报处。每星期出版五百万份。

这个报的附属事业很广大。它在加拿大有三千方英里的森林，备造纸的用。有自备的轮船把斩下的木头运到翁塔利奥省的索罗德（thorold），利用奈哥拉大瀑布的水力，在自备的造纸厂里把木料制成报纸，然后用轮船或火车运到芝加哥。我们去参观该报馆的时候，他们先请看一小时的电影，就是表演由森林而木头，由木头而报纸的种种制造过程。在那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所有的森林的广大，造纸厂的宏伟。（这个影片曾在上海开演过，想上海报界同人也有不少人看过。）看完电影之后，该馆有穿着讲究制服的招待员引导你到各部门去参观。那天我们遇着的招待员刚巧是美国某大学的毕业生。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青年，毕业未久，还有多少朝气，被我和保柏渐渐探得他的话语，知道该报馆最忌有新思想的青年，凡是比较前进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决不录用；比较有一点新思想的青年，他们也避若蛇蝎。

芝加哥除了一个最大的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屠场，叫做union stock yards。据说这屠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这里的大量屠杀也是尽量利用机械。最龌龊和最艰苦的工作也多由黑人做。杀起猪来是几千只一杀。由黑人继续不断地把一只一只猪的两后腿挂起来，由自动机把这个挂着的猪运送到第二处，另有黑人手上拿好一把尖刀向溜过来的猪喉一刺，那只猪再由自动机向前送，按着次序，去毛的去毛，挖肚的挖肚，肢解的肢解，都是利用着各种的机械，加上极狭窄的分工的人力，不到两三小时，一只活泼泼的猪，已可装好罐头或用其他方式运上火车了！那个拿着尖刀刺喉的黑朋友，我看他一生恐怕就只学得那一刺的技能！未刺以前，猪好像自动地溜过来就他；既刺以后，猪又好像自动地溜开他。我觉得在这个屠场里面，也用了福特汽车厂里所用的“皮带运送”机的“赶快”法，虽则一方面是把汽车的各部分用机械和极细的分工逐部造成拼好，一方面却是把一只畜生的各部分用相类的法子逐部割开或拆散。这屠场的剥削工人，和有组织的工人团体对于这屠场的抗争，也是美国劳工运动中时被提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在这屠场里看到杀牛，先把巨大的锤在牛脑上猛击，把牛打昏倒下，然后再进行其他部分的手续。这“打倒”的手续也是用着很迅速的方法，排着队伍的牛继续不断的在一个狭弄似的黑暗中向前跑，跑到一段，旁有一门，在那门口就有个巨锤，把它打昏，从这个门边跌出来，便立刻有自动机把倒下的牛运走，以备继续进行其他部分的工作。猪的后脚被挂上时还知道急叫几声，像牛的这样死法，更是死在糊里糊涂中！

在芝加哥看过了两“大”，我们便于十三日的下午三点钟和它告别了。我在临走前，从旅馆的楼上乘电梯下去，准备到帐房间去结帐的时候，开电梯的那个美国人还不知道我就要走，轻声问我要不要女子！我问他什么女子，他笑着答说是“良家妇女”（“family girl”）。我虽无意于“欣赏”什么“良家妇女”，却因好奇心，问他多少代价，他再笑着答说：“只要五块钱”。我说我不想要，因为我立刻就要动身。我下去之后，刚巧保柏来了，我把这段“新闻”告诉他，他摇头叹息。这在他当然又是一种不胜愤慨的材料。

我们十三日离开了芝加哥后，沿着威斯康辛州（wisconsin）的东部向北进发，经该州的密尔瓦基（milwaukee）折而西，穿过该州，至十四日的下午八点钟才到明尼爱普利斯。这个时候天暗得迟，才近傍晚。保柏原得有介绍信，可住在参加农民运动的同志的家里去，并劝我和他一同去住。我这次西游，对于美国农民运动的调查，原是我此行的程序里一个重要的项目，能得到机会和参加农民运动的人们接触，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便欣然接受了保柏的建议。我现在很愉快地回想着，当时这个机会的确给我很大的益处，因为我藉此能够碰到美国农民运动的几个最前进的健将和领袖，由此获得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可贵的材料。

保柏所找的那位同志是一位女的，名叫麦夏尔（bertha marshall），是一个已结婚的青年女子；她虽有了一个孩子，还在襁褓之中，但是她对于农民运动却非常出力，是美国最前进的农民集团名叫联合农民同盟（united farmers league）的健将之一。我们到她的家里之后，由她殷勤招待，亲密得简直好像是家人姊弟一样。保柏和她也是第一次见面，不过有可靠的同志作恳切的介绍而已，可是因为思想上的共鸣，志趣上的相应，精神上的融洽，一见面就那样亲密殷勤，看着令人歆羡感动。我因为是保柏的好友，也承她以同志看待我。她看见我们两人长途风尘，面孔和衣服都蒙着尘土，赶紧到橱里拿出雪白的大毛巾，新的香皂，备好热水，叫我们盥洗一番，再三叫我们不要拘束。洗好了之后，她又忙于留我们同吃晚饭，同时还忙着告诉我们关于农民运动的情形。她那样精明干练和热烈的情绪，一和她接近就完全感觉得到；我简直不觉得她是一个初见面的陌生的朋友，却好像和她相处了好几年似的！我们同用晚餐的时候，同座的还有三个青年女子，都是热心于美国的革新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同志。

我们的谈话材料都集中于农民运动的概况。据说关于美国农民的组织，较重要的有所谓庄园协会（grange），农民组合（farmers union），农民假期会（farmers holiday association），联合农民同盟。庄园协会偏重在改良农业方法。农民组合偏重于提倡合作社事业。农民假期会的工作一向重在设法延请律师和巨商替农民和保险公司及银行之间任仲裁之责。这两个组织的性质偏于改良主义。只有联合农民同盟是最富于抗战性的。一九三二年由各地农民组织的代表会议选出全国农民行动委员会（farmers national committee for action），旨在促成各种农业组织的联合战线，对于当前的切身问题作积极的斗争。她们还谈到经济恐慌尖锐化之后，农民所受到的种种痛苦的事实。有人平常想到美国的青年女子，也许以为不过讲究舒适奢华的个人主义的生活，但是听到这些妙龄女子对于农民问题讲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判断正确，主张切实而适合于当前的需要，竟使人觉得那样的认识和思考简直不像能出自这样天真烂漫而稚嫩的青年女子的口里！美国青年心理的转变，在这种地方也很可以见微知著了。

晚饭吃完了，话也谈了不少，麦夏尔女士又忙着替我们设法住宿的地方。上面提及的三个女子当中，有一个名叫玛利，她的父亲名叫柯勒尔（harry j. correll），他原来也是联合农民同盟的健将，而且是更重要的人物，他就是这同盟的干事（或译称书记），这时正因公在外埠奔走。玛利自告奋勇说她可和她的母亲同睡，把她自己的卧室让出来给保柏和我住宿。她的好意，不待我的思索，保柏已很迅速地接受了下来。我们在明尼爱普利斯的住宿的问题便这样解决了。

我们到了玛利的家里，不客气地占用了她的卧室。她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听说还在高中求学，但是在她的卧室里，随处可以看见不少的前进的书报，虽则女子的性格总是特别爱美的，那里面也夹着不少美的图画和相片，有的悬在墙上，有的排在桌上或橱上。不但她是一个热情可敬和蔼可亲的富于革命性的青年女子，后来知道她的老母也是一个异常同情于革命的妇女。她的全家简直是一个革命的家庭！我和保柏都赞叹不置。她们总是很殷勤地留我们用早餐，虽则午餐和晚餐我们都在外面吃，因为我们白天总是在外面奔走着。

我们第二天上午跑到联合农民同盟的办公处去看看。在那里固然碰着麦夏尔和她的共同努力着的几个同志，但是尤其使我们惊喜的是我们竟在那里无意中碰着纪因！大概这种地方是前进的人们所喜到的，所以十分同情于革新运动的纪因踏进了明尼爱普利斯，也跑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不但碰着了他，还承他介绍了从纽约同来的好友赛意。原来联合农民同盟正在筹备开一个大会，有数千个的信封待写，纪因和赛意都自动地在那里帮他们写信封。我和保柏也留下来加入他们的工作，各人很起劲地大写其信封。我固然是一个偶然的客串，没有多大意义，虽则我有机会替这种新运动做一点事情是很愉快的。至于这些自动尽义务的青年们，却含着很重要的意义。我以前曾经谈过，在纽约可以看见有不少男女青年自动尽义务推销前进的报纸《每日工人》，以及其他为革命集团干着种种尽义务的事情。这些青年们虽在旅行的途中，遇着工作的机会，—替新运动干些任何工作的机会—他们就自愿地抽出一些时候，欣欣然来干一下；虽机械的工作像写写信封，他们也很高兴地干着。我觉得这种自动的精神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我被他们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居然也随着保柏在那里尽了一整天的义务。

夜里回到寓所，知道柯勒尔先生回来了。纪因和赛意也来访问我们了，我们便和柯勒尔围着倾谈。除了我和纪因外，他们都是党同志。柯勒尔有五六十岁了，头发已斑白，诚恳而热烈，和他的爱女及爱妻一样。我实在觉得他的可敬可爱。他殷殷问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形，表现着十分深切的同情和希望。他还指示我和纪因西行的途径，并替我们写了好几封得力的介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