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自天台、章安二代而后，气势不扬；传智威（法华）、慧威（天宫）、玄朗（左溪）三代，其间凡百年［自章安贞观六年（632年）入寂，以迄玄宗末年］。天台宗颇衰微。及玄朗之弟子荆溪尊者（即湛然亦称妙乐大师）出，宗风为之一振，著作等身，天台遗风，大为显扬；盖在肃宗代宗时也。

湛然，晋陵荆溪之儒家子也；年二十，入左溪玄朗之门；三十二岁始出家。据《佛祖统纪》所载：湛然“谓门弟子曰：道之难行也，我知之矣；古之至人，静以观其复；动以应其物；二俱不住，乃蹈乎大方；今之人，或荡于空，或着于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将欲取正，舍子谁归。”遂慨然以天台再兴自任。

当时禅宗盛行一方对于其不双传教观，单偏于观法，称教外别传，为轻视智慧，加以非难，斥为阁禅；一方排玄奘所传之法相权教，辟一乘之幽旨；及华严之清凉大师，大为华严吐气时；又取对抗华严之态度；盖荆溪著述甚多，皆恪遵天台之遗旨，发挥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之玄理，可谓毫发无遗憾矣。

今将荆溪著述之重要者列下：

《法华玄义释签》二十卷

《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四十卷

《止观大意》一卷

《维摩广疏记》六卷

《始终心要》一卷

《三观义》一卷

《方等补阙仪》一卷

《法华文句记》三十卷

《摩诃止观义例》二卷

《维摩略疏》十卷

《金刚錍论》一卷

《摩诃止观搜要记》十卷

《法华补助仪》一卷

《五百问论》三卷

此外有《涅槃后分疏》（一卷）、《观心弥经记》（一卷），《授菩萨戒文》（一卷）、《止观文句》（一卷）、《华严骨目》（一卷）诸书，今不存。尚有《维摩略疏记》（三卷），又再治《章安涅槃经疏》十五卷，文句、止观之科各六卷。

荆溪大师，为天台重要之人；但天台大师创始，荆溪祖述，故其地位，当在天台大师之次。同时华严宗之清凉大师出，大振宗风；荆溪因与之对抗，遂加入天台宗从来所无之分子；如清凉盛引起信论，供说明华严教义之用；荆溪亦引起信论，借以解释天台一念三千之理。其应用缘起的起信论之最著者。即金刚錍是也。金刚錍明涅槃佛性之义，其说无情有性之理曰：

子应知万法是真如，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子信无情无佛性者，岂非万法无真如耶？故万法之称，宁隔于纤尘；真如之体，何专于彼我；是则无有无波之水；未有不湿之波；在湿讵间于混澄；为波自分于清浊；虽有清有浊，而一性无殊；纵造正造依，依理终无异辙；若许随缘不变，后云无情有无，岂非自语相违耶？故知果地依正融通，并依众生理本故也；此乃事理相对以说；若惟从理，只可云水本无波，必不得云波中无水；如迷东为西，只可云东处无西，终不得云西处无东；若惟从迷说，则波无水名，西失东称；情性合譬，思之可知；无情有无，例之可见。

此说可视为结论之文：即取起信论之真如不变、随缘二方面之说，以论无情物之有佛性与否者。若依不变随缘之理；得以常住之真如，与变化无极之差别万法为一体；则一纤尘亦不得谓为非万法；然则以真如在我为有，在彼为无，决无是理；例取起信论水波之譬，水与波为一体，波有清浊之别，而其湿性则断然无别。更就事理别论之：随理而言，真如本体之上，元无情与非情之别；反之随迷情而说，则有情与非情，区别历然，于非情则疑为无佛性；故从理则水原无波；从迷则波无水名；陡见万波相起伏而已；以上为其论旨大要。

（兹所言“子应知”云云，及“子信无情无佛性者”云云；子者暗指华严之学者而言。）

观以上论调，足知荆溪之用起信论，盖为对敌论者便宜上而设；此为起信论适用于天台宗之始，然其与后世天台宗之影响，殊不少也。

（荆溪之前，天台大师之小止观，及观音别行玄义中。虽有引用起信论之处，但不甚重要。）

华严之清凉大师澄观，与荆溪虽属同时；以其年考之，则澄观为其后辈；盖荆溪以德宗建中三年入寂，年七十二岁；澄观年才四十六岁也。澄观殁于宪宗元和年间，寿七十岁；此可谓为唐代佛教振兴之最后期也。

（但此殁年及年寿，系据《高僧传·三集》，在《佛祖统记》、《佛祖通载》、《编年通论》所载，则澄观殁为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寿百有二岁。）

据《高僧传·三集》所载：澄观于“干元中，依润州栖霞寺醴律师学相部律；本州依昙一隶习南山律，诣金陵玄壁法师传关河三论，三论之盛于江表，观之力也。大历中，就瓦棺寺传起信、涅槃；又于淮南法藏受海东起信疏义；却复天竺说法师门，温习华严大经。七年，往剡溪；从成都慧量法师，覆寻三论。十年，就苏州，从湛然法师，习天台止观、法华、维摩等经疏。……又谒牛头山忠师、径山钦师、洛阳无名师，咨决南宗禅法；复见慧云禅师，了北宗玄理。”律则南山、相部；禅则南北二宗；其他三论、天台、起信、涅槃，无不通晓；又曰：“解从上智，性自天然。”实非虚誉也。又曰：“习经、传、子、史、小学、苍雅；天竺、悉昙、诸部异执；四围、五明、秘咒仪轨；至于篇头笔语书踪，一皆博综；多能之性，自天纵之。”由此观之：其博习多才可知矣。至其本宗华严，则受自钱塘天竺寺之法说；所著四百余卷；兹举其重要者列下：

《华严经疏》六十卷

《华严经疏演义钞》三十卷

《普贤行愿品别行疏》一卷

《大华严经略策》一卷

《入法界品十八问答》一卷

《三圣圆融观门》一卷

《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九十卷

《华严法界玄镜》二卷

《华严经纲要》三卷

《新译华严经七处九会颂》一卷

《华严心要》一卷

《华严玄谈》九卷

此外尚著有法华、楞伽、中观论等疏。清凉亦如贤首之参与《八十华严》之翻译，曾列般若三藏四十华严译场。般若三藏，梵名般剌若，华言智慧，北天竺境迦毕试国人；游学中天竺、南天竺；以德宗建中四年来华。贞元十一年（795年），乌荼国（今阿利萨地方）王献《华严经》；（此当前译六十、八十二经之给孤独园会之入法界品；华严全部梵本，凡六夹十万偈。《八十华严》为第二夹终。此《四十华严》为第三夹。凡一万六千七百偈。见《贞元释教录》）。般若三藏奉诏翻译，宣梵文；天官寺广济为译语；西明寺圆照充笔受之任；保寿寺智柔、智通、回缀；正觉寺道弘、章敬寺鉴灵润文；大觉寺道章证义：千礼寺大道证禅义；千福寺灵邃及清凉为之详定。

般若三藏所译《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十卷，乃般若三藏与景净所合译者；景净者，大秦寺僧，即来华传景教（耶稣教）之人也。初般若来华，遇其亲戚罗好心，好心大喜，请译经；般若不明华语及波斯语；景净不知梵文，亦不解佛教；自难成完全之译本。译成，献于朝廷；德宗见其不全，不许流行；命就西明寺重译：般若三藏宣释梵本；沙门利言译语；圆照（西明寺）笔受；道液、良秀、圆照（庄严寺）并润文；应真、超悟、道岸、空，并同证义。佛耶二教之僧，共译佛经，堪发一噱。今举《贞元录》之文于下：其文曰：“好心既信重三宝，请译佛经；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蜜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娴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浚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辞疏；且夫释氏伽蓝，大秦僧寺；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天人攸仰，四众知归。”又曰：“就西明寺，重更翻译讫，闻奏。”按文中弥尸诃教，即耶稣教；弥尸诃原文为messiah。

华严宗自法藏灭后，以迄澄观，凡六七十年间；除慧苑背师说立异议外，无可观者；实为华严之暗黑时代。澄观在华严宗之位置，与荆溪之在天台相似；其以一宗再兴，祖述师说为已任；二人亦相似。惟澄观于振兴本宗之外，兼排慧苑之异义，力复法藏本旨；颇受当时禅宗之影响；终至其弟子宗密，倡为教禅一致论；其意虽谋发挥法藏之说，而与法藏本旨大异矣。

慧苑之刊定记谓澄观五教，不过在天台之四教中，加以顿教而已。其言曰：

此五，大都影响天台，惟加顿教今别尔；然以天台呼小乘三藏教，名谬滥故，直目名小乘教；通教但被初根，故名初教；别教被于熟机，故名终教圆教之名依旧也。

其意以为小乘、大乘始教、终教、圆教，与大台之三藏教、大乘通教、别教、圆教、相同；法藏不过加顿教为五教；此举殊乏意义。何则？法藏之顿教，乃指口不得言心不得虑之绝对真理，实是理而非教；不可与能说之教小、始、终、圆，视同一律；若亦得谓之教？则大乘佛教之极致，皆不得不谓为顿教；此慧苑所以不满于五教，而别立四种教之判释也。

慧苑与其师法藏意见相歧之处，以四种教之判释，及两重十玄缘起说，为最重要。澄观斥为异论，而回复法藏之说；以示绝对之理为顿教，非常神妙；成立五教之判释；至于天台四教与法藏五教相同之处，澄观亦与慧苑同其意见；其相异之处，唯在立顿教与否之点耳。登观华严玄谈曰：“若全同天台，何以别立？有少异故，所以加之。天台四教，皆有绝言；四教分之，故不立顿。贤首意云：天台四教绝言，并令亡诠会旨；今欲顿诠言绝之理，别为一类之机。”其所主张，以为华严之五教，大体同天台之四教；所以于天台外为此说者，因天台不别说顿教，而法藏则为一类离念之机而说之也。至澄观部以禅宗当此顿教；故以五教为合理。实际上顿教今尚流行也（证观对于两重十玄之意见，若欲详叙，恐近繁琐，今略之）。

法藏所言顿教为何？应略加说明；盖当法藏时代，尚未置禅宗于眼中；故禅为顿教，未及考虑。及澄观标出禅为顿教，华严与禅，始相接近。澄观论同、别、二教，以配五教；兹示之于下：

别教小乘（《四阿含经》等）——小乘

同教三乘（《解深密经》等）——大乘始教

同教一乘（《法华经》等——大乘终教

大乘顿教（禅宗）

别教一乘（《华严经》）——大乘圆教

此以禅宗为同致一乘之极致；反之则降天台宗为终教之位置；即为对抗荆溪所唱之天台也。

加之澄观仿天台亦唱性恶不断之说，性恶不断说，虽为天台之特色；然善恶之体非二：一方见为善，则他方见为恶；虽佛亦非能断性恶习；阐提亦非失性善。澄观借天台立说：乃据起信论之平等差别一而二二而一之性相融会论，谓真如与万法，真妄合一；故一方见之为真，他方见之为妄，真妄二者，根本相同；离真无妄，故真不可断，则妄亦无尽；此即《六十华严经》所谓“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八十华严经》所谓“应如佛与心，体性皆无尽；”是也（证观参照此六十、八十两译之文，合而详言之。可谓为“心佛与众生，体性皆无尽”也）。谓心佛众生之体性无尽，则如来亦可谓为性恶不断也。于是澄观一方扬禅以抑天台，一方又用天台之理，以与天台对抗。

真谛所译大乘起信论，本为示阿赖耶缘起说一派之论。因与玄奘所传之说违异；故法藏大师，却称扬起信论以对抗玄奘。谓玄奘所传之说，仅大乘始教，说真如与万法一体不离之关系，未为彻底；起信论论平等差别一体不二，大乘教之真理，至是始尽其底蕴；故以之为大乘终教，而置于玄奘所传法相宗之上。盖法藏虽以华严自立，而三论宗或真谛宗，凡可为玄奘法相宗对抗之武器者，皆助势力，而置之法相宗之上，以期压抑法相宗；面以华严居最高位置，以示自己之立足地位。故法藏著《起信论义记》，全与著《三论宗之十二门宗致义记》，用意相同，凡以为对抗法相宗之具耳。法藏著《义记》以前，虽有注起信论者；但法藏注解，备极周详；使前此不为人所重之起信论，促起学者之研究。至荆溪澄观时代；澄观更盛用之，以性相融会差别平等不二一体之说，为性恶不断论之一依据。终更扬法藏所判大乘终教之起信论，使跻于圆教之列，遂为证明教禅一致之根据；至宗密而达乎其极。荆溪则用起信论以说明自家之教义。于是起信论位置，在佛教教义史上，大为重要；但此与起信论自身之教义无关也。

澄观之弟子宗密，本传菏泽禅，后乃随澄观学华严；著述甚多，比于澄观，更进一步，而唱禅与华严一致之说；于其所著中，发挥尽致；其专说禅教一致论者，《禅源诸诠集》是也。今将其著述之重要者，列之于下：

《新华严合经论》四十卷

《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二卷

《禅源诸诠集都序》四卷

《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九卷

《圆觉经大疏钞》二十六卷

《四分律疏》五卷

《盂兰盆经疏》二卷

《注华严法界观门》一卷

《原人论》一卷

《圆觉经大疏》十二卷

《华严心要注》一卷

《钞悬谈》二卷

《高僧传·三集》载其著书“凡二百许卷，图六面，”今多不传。

今由《禅源诸诠集》以述其禅教一致论之要旨；盖宗密立禅，区分三种：（此三种禅，已述于禅宗项下。）而谓舆之相应之教，亦有三种：兹将禅教之配置述之于下。

种：兹将禅教之配置述之于下。

教：

一、密意依性说相教：一、人天因果教（人天教）

二、说断惑灭苦乐致（小乘教）

三、将识破境教（唯识宗）…一、息妄修心宗

二、密意破相显性教（三论宗）………………………二、泯绝无寄宗

三、显示真心即性教（实大乘教）……………………三、真显心性宗

宗密之唱禅教一致也，以起信论为根本；取起信论众生心、迷悟、染净、世间出世间之法皆由此一心而生之说，而谓禅宗目的，亦在显心；教之目的，亦在一心；其说盖悉奉诸澄观者也。

世传华严五祖：以杜顺和尚为初祖，华云和尚（智俨）为二祖，贤首国师为三祖，澄观国师为四祖；圭峰（宗密）大师即五祖也，自华云至圭峰，皆名震朝野；唐太宗以至文宗，咸赐封号焉。

华严宗自宗密以后，继承其绪者，比诸天台宗，著名之人较少；天台则荆溪以后，有道邃、行满诸师。日本之传教大师，即受教于道邃、行满，实为日本天台宗之始。未几，遭唐武会昌之难，除禅宗外，诸宗殆皆废灭；此所谓三武法难之一也。

兹就《店武宗会昌法难略》述之：以示唐代佛教之归结；并言唐代道佛二教之关系。唐初佛教，已臻隆盛；但道教受朝廷保护尤笃；且太宗以降，领土扩张，远通异域，外国诸教，向未传入中国者，如景致（耶稣教之一派）、回教、波斯袄教、（火教）、未尼教等，皆相继而入，称为新宗教，当是时，本国儒教，深入人心、自无待言；道教见异教纷至沓来，常以该教为产自中土，时与外来佛教争衡；加之唐帝李姓，谓老子为其先祖，故累代极护道教，终唐之世二百余年间，二教冲突，未之或息。

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道士太史令傅奕，上书十一条；论寺塔僧尼之多，为国家害：请减省之。又著《高识传》，详列古来排斥佛教诸人，自武德之初，迄贞观十四年（640年），凡二十余年间，极力排佛者，皆认为道教之功臣。自是道士中持排佛论者绩出；高祖吋，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辅翼傅奕，从事排佛。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洛阳道士与僧侣辩论结果；道十奏之天子；天子下诏，改儒佛道三教席次，凡有仪式，道士、女道士列于僧尼之前。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至命玄奘三藏、与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余人，集《五通观》；译《老子》为梵语，以弘西域。

当是时：护持佛教与道士抗辩者，以慧净、法琳、智实三人，为最著名；傅奕上书十一条吋，朝廷召僧徒诘问；法琳进而辩之、高祖不仅欲限制僧尼，兼欲淘汰道士等，傅奕不为屈，频传其说于民间。法琳遂著《破邪论》（二卷）驳奕，门下李师政著《内德论》；同时绵州振音寺之明（傅不明）对于傅奕，亦著《决破八条》，奏之朝廷。迨其后李仲卿刘进喜等之十异九迷论、显正论出；法琳遂著《辩正论》（八卷）。高祖武德八年（625年），国学行释奠礼时，论三宗三座，定席次为老、孔、释；故慧净舆李仲卿以下之道士等大论战，终使闭口而退。太宗下席次之诏敕时；智实舆法常、慧净、法琳等，随骂上表谏之；谕以背命者处罪；智实独进言，甘伏罪于万刃之下，断不能伏其理；于是杖之，命还俗，处以流罪。贞观十四年（640年）道士泰世英奏，法琳之辩正论为诽谤朝廷；至有捕琳推勘之谕；因琳之辩解，能称帝意，故减罪配益州；琳遂终于蜀地。其他二教争论尚多，兹略之。

唐累代尊敬老子；玄宗崇奉道教愈甚，几以老子教为国教；称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诏诸州建玄元皇帝庙；使州学生习《道德经》；并道派之庄子、列子、文子、庚桑子等书，亦令习之；置博士、助教，以教授学生；由是行之科举，登庸官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且以内亲王为女道士。视佛教若普通之祠庙；而以道教为宗正寺。

道教元为下等宗教，颇多迷信；特唐之诸帝，信之深笃；惑于道士之妖言，类皆服丹药、或黄金、水银，以求长生不死之术；有因是得病以死者。以此教理浅薄之道士，何能与佛教徒辩论；故二教争理，道士恒败；如高宗麟德年间，使二教徒论化胡经之真伪；僧法明出问老子往印度成佛，用华语耶？抑胡语耶？道士皆瞠然莫知所答；当时二教徒争论之情状，由此可推而知也。

此时高宗命将道教书中所记老子化胡之语削除；中宗之世亦命将道观中之老子化胡成佛图，及佛寺所画老子像悉毁之；用《化胡经》、或书化胡者，皆准违敕以处罚。

唐之诸帝，如是祟道抑佛，而佛教不为之少衰；流行民间，势力伟大，非道教可比。于是僧尼之数日增，寺院之设日广，朝廷为佛教费金钱益多，国家经济颇受影响，势必施行淘汰僧尼政策；傅奕在高祖时，既有此请；高祖欲将二教教徒，共行淘汰，即此意也。则天时代，武后欲造佛大家，宰相狄仁杰、纳言李峤，先后上书谏之：狄仁杰之疏曰：“今之伽蓝，制过宫室；穷奢极壮，刻绘尽功；宝技殚于缀严，环材极于轮奂；工不役鬼，物不天来，既皆出于民，将何以堪之？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念之，实切悲痛；”李峤之疏曰：“今造像钱已有一十七万缗；若以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尚济一十七万户；极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广入主亭毒之意；”由此观之：当时佛教盛极之弊，与夫忧世之士之衷情，可以考见也。

后百余年；韩退之著《原道》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亦不外乎就排佛之意而引伸之耳。

玄宗即位之初，紫薇令姚崇上淘汰僧尼之奏，使一万二千人还俗。命百官禁建寺，铸佛像，写经典。是时又行度牒制；凡僧尼出家，必经有司考验合格，乃给以凭，谓之度牒；有牒者，得度为僧尼，免其地税徭役；此因当时贵戚富豪，往往借僧尼以避徭役，实为防弊而设。其立说也，或谓此举与佛之慈悲，深相契合；或谓学佛在心不在形；而于佛教无少加以反对者。但道教之徒，因天子之迷信，遂从而附和之，以唐室祖先教为口实，排击佛教，不留余地；终至有武宗破佛之举。

然玄宗虽崇道教，决非轻视佛教；盖当是时，即善无畏、金刚智来弘密教之时代也。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敕天下诸郡，郡各建开元、龙兴二寺：定国忌在龙兴寺行礼；千秋节在开元寺祝寿；此二端足为玄宗兼重佛教之证。及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而破佛令行矣。

宪宗元和十四年（619年），韩愈上表，谏迎佛骨，排斥佛教。时在荆溪、澄观殁后，会昌破佛前二十余年。

先宗览奏大怒；流愈潮州。愈赴潮州后，颇亲大颠和尚，似少闻佛法。然一般佛教者言，愈遇大颠后，深悔前非，则不尽可信。惟愈慨叹当时奉迎佛骨，谓三十年一开，其年必丰，近乎迷信；故云：“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以绝根本；”愈亦不得谓非痛快男子。柳子厚文章，与愈齐名，而颇信佛；白居易亦然；晚年禁止一切肉食。

会昌法难之起，山于武宗信道教之故。会昌元年（841年），召赵归真等八十一道上入宫，亲受法箓；衡山刘元靖，亦深博帝之信仰，为光禄大夫，任崇玄馆学士；二人共在宫中修法。有谏帝者。赵归真更招罗浮山邓元超入都，互相结纳，以厚其势当时宰相李德裕亦助之。遂应道士之请，对于佛教，除长安洛阳各四寺、地方诸州各一寺外，悉毁坏之；僧徒则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而外，悉令归俗；毁寺之材木，以造廨驿；金银则总交度支之财政官；铁像造农具；铜像铜器铸钱。武宗诏曰：“其天下所拆寺，还俗僧尼，收充税户；于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游惰不业之徒五十万，废丹艧无用之室凡六万区；”由此观之：此举在当时备极纷扰，诚非细故也。

当是时：非独禁佛教也，景教、祆教、末尼教、回教等，亦被其厄。景教为耶稣教一派，西历五世纪顷，希利亚之涅司特儿始行之。此人唱基督非神子说，故为一般耶稣教徒所排斥；在四百三十一年小亚细亚耶匪耶司之宗教会议被捕，流于阿儿美尼亚；其书悉被焚弃。但此教行于西亚细亚地方，渐经波斯来中国。在中国始传此教者力阿罗本；（四亚细亚人）贞观九年（635年）来长安，迎于宫中译经。京都造大秦寺；各州建景教寺以弘其教：拜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其后有景净等僧。最教流传中国之次第，记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之景，碑文曰：“功用照彰，强称景教；”盖谓有照暗黑之功用曰景也。祆教为波斯之昨罗阿司特所开之拜火教；太宗贞观五年（631年），何禄传入长安。当高祖时，长安已有建祆神祠之说；唐设祆正、祆祝之官，其盛可知矣。末尼教，亦波斯宗教；乃末尼（一作摩尼）氏所开；以祆教为本，而调和佛耶二教者；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拂多诞传入中国。回教为谟罕默德所开伊斯兰教；来中国年代不明，似在贞观前后。经会昌之难，请教皆潜，惟回教复行。

武宗十九年崩；宣宗立；废破佛令。时值唐之末叶，宦官擅权，任意废立天子；加以牛李之争，朝廷纷扰不止（李德裕、牛僧儒争拥政树党，互相轧轹，谓之“牛李之争”）。且藩镇骄横，不肯用命；经懿宗、僖宗、昭宗、至昭宣帝，唐遂亡于朱全忠；经五代之乱世，佛教终不能大发展；经典既失，人才亦稀，益陷于衰微矣。历五十余年，至后周世不宗时，又下破佛令；显德二年（955年），禁止私自出家；废寺院之无敕额者三万百三十六所，存二千七百寺。民间之铜器、佛像，限五十日以内，由官司收买铸钱；私藏铜五斤以上，不纳官者处死。此即世称“三武一宗之厄”之一宗也。五代诸帝中，周世宗较有力，领土较大；其它各地，为群雄所割据；故此厄仅其一部分耳。至如南方之吴越王，累代奉佛颇厚，其域内佛教甚盛。

吴越王始自钱镠；后唐庄宗于同光三年（925年）赐玉册金印，称吴越王。钱传瓘、钱佐、钱琮、钱俶，累代相承；钱俶之时，值赵宋之兴，终归于宋。吴越王领土之内，有天台山者，历史上有名之大寺也；当吴越王建国时，适值天台十四祖清竦时代；镠加以保护。俶尤崇佛，值天台义寂时代；俶子钱惟怡，与义通同时；此二人者；与佛教关系颇深。吴越王与天台之关系，俟后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