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年时代喜欢谈论军事，以致想交结客人取得洮西的地盘。二十一岁那年，以书信拜谒范仲淹，范仲淹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于是告诫他说：“儒学之士自有名教感到可乐，为什么要谈论兵事呢？”因此，劝告他读《中庸》。张载读了这本书，还以为不满足，于是又访寻学习佛教、道家之书，长年累月探究这种说教的深刻含意，无所收获，便反过来求之于《六经》。曾经坐在虎皮讲席上在京师讲解《易》经，跟随他听讲的人很多。一天傍晚，程颢、程颐二兄弟来了，与他讨论《易》经，第二天告诉别人说：“近来见到二程，研究了解《易》中道义很高深，是我所达不到的，你们可拜他为老师。”于是撤掉师座，停止讲学。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义，精神焕发地、很自信地说“：我求得的道义已满足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值得追求的了。”于是全部抛弃了其他的学说，淳朴诚信学道。

考取进士，任命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治理政事以敦厚根本完善民俗为首先要办的事务，每个月的吉日，准备酒菜食物，召集乡间年龄很大的老人会聚在县衙署，亲自为他们劝酒应酬，使人们都知道奉养老人侍奉年长的人的道义，于是询问民间的疾苦，以及告知所以教训、劝告子弟的目的。

熙宁初年，御史中丞吕公著说他有深厚的儒学基础，神宗刚刚即位之初，更新政治，想得到有才能的博学之士帮助谋划治理国家，召他问治理方法，回答说“：治理政事不效法三代的人，终究是苟且于治道。”皇帝听后感到高兴，任命他为崇文院校书。有一天他见到了王安石，王安石问他新政如何，张载回答说：“您与人为善，那么别人也以善道报答您；如果像教导玉工雕琢玉器那样，则应该有不接受听从命令的。”明州苗振狱事兴起，张载去审理这件狱事，最后因为苗振的罪行杀了他。

回到朝廷，随即因病迁移隐居在南山脚下，整天端端正正地坐在一间房子里，座位左右都是书籍，俯身读书，仰坐思考，有所心得就记载下来，有时半夜起床坐着思考、学习，点上蜡烛照着写作。他的志向道义，精于思考，从没有一会儿停止过，也从没有一会儿忘记过。他穿的是破旧衣服，吃的是蔬菜粗食，给他的学生讲习学业，每次都教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理，学业一定要像圣人才罢休。他认为，了解人而不了解天道，要求做贤人而不要求做圣人，这是秦、汉以来学者的一大弊端。所以他的学问是尊崇礼教，以德为贵，乐天安命，以《易》经为学的宗旨，以《中庸》为本体，以《孔子》、《孟子》为效法的对象，黜除怪诞妖妄，辨清鬼神妖怪。他的家里婚、丧、葬、祭之礼，大概都用先王的本意，而附之以现在的礼节。又议论考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的礼法，都想编排条理成书籍，使之可以成就于他的学术事业。

吕大防推荐他说：“张载自始至终，善于发现圣人遗留下来的旨意，他所谈论的政治是稍可复行古制。应当恢复他原来的官职，以备咨询探访。”于是召他知太常礼院。因与太常礼院官员议论礼仪不一致，又以生病辞归，到半路上病得很厉害，晚上洗澡换衣后去睡觉，第二天清晨去世。因贫穷没有财物办理丧事，他的门生合起来买棺材办理丧事。翰林学士许将等人说他不热衷于官职的升迁，请求追加赠赐优恤，皇帝诏令赏赐馆职俸禄的一半。

张载博学古代，努力实践，成为关中士大夫们的一代宗师，社会上的人都称之为“横渠先生”。所著书名是《正蒙》，又写有《西铭》，说：

“乾称为父亲，而坤称为母亲，我从这里来到人间，于是混然处于人间。所以天地的交合构成了我的身体，天地的运行造就了我的性格，民众是我的同胞，万物我与他们共有。

“皇上君主，是我天地父母的宗子；他的大臣们，是天地父母宗子的家人。尊敬年老人，以长辈的礼仪对待长者，爱护关心孤独幼儿，以爱幼的善心对待幼儿，圣人要具备各种美好的道德，以俊秀的人才为贤能。凡是天下老弱病残、鳏寡孤独，都是我应以兄弟之间的联系去对待而无须要别人相告的人。‘按时去保护他们’，是子孙们的道德义务。‘快乐而不忧愁’，纯粹是尽孝的责任。违背就是背离道德；损害仁义就是贼，帮助恶狠的人是不才的表现，在行动上遵守常道是相似于有孝道的人。

“融会贯通了就善于阐述事情的道理，穷尽精微大义就善于继承圣贤的大志，不因为屋漏而感到惭愧为无辱，立志修身养性在于不懈。厌恶美酒，是崇伯子善于顾养的方法；培育英材，是颖封人的赏赐的类型。不弛于操劳而善始善终，是舜的功绩；没有逃脱的出路而静待烹煮，是申生恭顺的表现。身体所接受的而归于一个人的，是曾参吗？勇敢地顺从而服从命令的人，是伯奇。富贵福运恩泽，将使我的生存更加有利；贫贱忧愁痛苦，是父母天地对他们的考验和成全。存活时，我顺其自然；死了，我也得到安息。”

程颐曾经说“：《西铭》阐明理一而分殊，发展了从前圣贤们所没有讲到的道理，与孟子的人性本善、修养气质的论点是同一个道理，自从孟子以后大概再没有见到过。”学者们到现在仍然尊崇这本书。

嘉定十三年(1220)，宋宁宗诏令赐给谥号叫作明公。淳..元年(1241)，追封为..伯，可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他的弟弟叫张晋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