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仲举字德言，彭城武原人。祖父到坦，齐中书侍郎。父到洽，梁侍中。

仲举没有什么学业可言，然而为人处事刚强正直。初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出任为长城令，为政号称廉明公正。文帝居于乡里，曾到到仲举处，时值天陰下雨，仲举独坐于斋内，听见城外有箫鼓声，不一会文帝到了，仲举十分惊奇，便着意结交依托。文帝又曾因饮酒过度夜里睡在仲举帐中，忽然间有五色神光照于屋内，从此仲举专心侍奉，更为恭谨。侯景之乱发，仲举依附于文帝。等到侯景乱平，文帝为吴兴郡守，以仲举为郡丞，与颍川人庾持同为文帝宾客。文帝为宣毅将军，以仲举为长史，不久兼任山陰县令。文帝继位，授为侍中，参掌选事。天嘉元年(560)，暂摄都官尚书，封宝安县侯，食邑五百户。天嘉三年任都官尚书。同年，迁任尚书右仆射、丹陽尹，参掌均如故。不久改封建昌县侯。仲举既然没什么学识，处理朝廷典章并非他的特长，铨选辟吏、引荐任用之事的处理，均出自袁枢。仲举生性随便，不干涉事务，与朝臣不曾过分亲近，只是聚敛财物、饮酒取乐而已。天嘉六年，任职期满，解去丹陽尹职。

这时期，文帝长年卧病，不亲自处理政务，尚书省中大事，都让到仲举自己断决。天康元年(566)迁任侍中、尚书仆射，参掌职如故。文帝病重，入内侍候医药。等到文帝崩，高宗受遗诏为尚书令入辅，仲举与左丞王暹、中书舍人刘师知、殷不佞等，借口朝廷之人望有所归依，使派殷不佞矫诏宣旨遣送高宗还东府。事发，刘师知下北狱赐死，王暹、殷不佞一并交有司治罪，却以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当初，仲举之子到郁娶了文帝妹信义长公主，官至中书侍郎，出任宣城太守，文帝拨给他一些兵马。同年迁为南康内史，因国哀未赴任。仲举既已遭罢黜住在自己家中，与到郁两人心中惴惴不安。当时韩子高在都中，兵马向称强盛，到郁常常乘小车蒙妇人之衣与韩子高议事。子高军中主帅将其事告发，高宗收捕韩子高、到仲举及到郁一并交付廷尉论处。诏曰：“到仲举平庸下劣，才能低微，徒然忝居显贵之位，受先帝之重任，恩宠备至，隆兴显赫，为父的参予国家大政，为子的占据大邦藩国，礼遇超越皇亲，权势不逊外戚。然而放肆地骄横迷蔽，侵凌倨傲百官，国哀之初，擅自摆布朝政，排斥皇亲，欺侮蔑视台辅。韩子高渺小低微，从卑位提升上来，让他入宫，派他掌握禁卫军，把他当作心腹之人加以委任，谁知恶物虽小，也能害人，胆敢背叛朝廷。仲举与子高互相呼应，暗中拟定奸邪之计谋，秘密地策划不轨之图谋。安成王乃朕之叔父，再没有比他更亲的人了，受遗命加以启发引导，禀承先帝之旨，为顾命大臣，以朕年当幼弱，正须护卫佑助。家国之安危，大事归属于宰辅，伊尹、周公之位重，众人皆无异议，将相旧臣，都知道推崇景仰。然而到、韩二人，聚集凶恶之徒众，想要加以突袭，占据东城，进逼崇礼寺。推戴到仲举，以执掌国政。欺凌指斥司徒，意在专擅朝政；暗结党羽，将要危及社稷。仰赖祖宗之神灵，奸谋终于败露了。前上虞县令陆日方等人详细呈告其事，实情都得到了验证。并预定本月初七，实施其凶险之谋划。领军将军吴明彻，左卫将军、卫尉卿周宝安及诸公等人，也尽知其事。有几多罪恶之迹象，于朝野暴露无遗。违反正道，背弃恩德，所作所为真是骇人听闻。现下首恶伏诛，罪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可一并收捕交付廷尉处理，以端正刑法之治。追究犯罪只及到仲举父子及韩子高三人，其余一概从宽论处，全都不再追问。”到仲举及到郁均于狱中赐死，仲举时年五十一岁。到郁之子女，均因身为帝甥而得到宽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