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帝国首都的翰林院是中国的牛津，整个帝国的知识分子精英都在那里，此地因而堪称知识精英荟萃的宝地。这个翰林院，正是我所说的“中国牛津运动”的策源地和总部。对于那些参与、坚持这场运动的年轻翰林们，我们称之为“清流党”，或曰“民族净化党”。这场席卷整个中国的民族净化运动，就像当年英国的牛津运动一样，可以被看作为儒林中保守的高教会派的复兴。至于运动的目的，则是反对那些为李鸿章和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所热衷并大肆引进的外国制度和理念，保守的“清流党”极力呼吁中国国民更严格地信守几千年来为儒家所遵奉的基本原则，以图净化本民族之心灵，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了让民众更清楚地了解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详细地谈谈目前中国社会的本质以及社会秩序。

马修·阿诺德先生曾将英国国民划分成三大阶层——野蛮人、中产阶级和民众。同样，中国人也可以依照这种划分法分为三类：野蛮人或曰“蛮族”，是满洲人——大清江山定鼎后，他们（旗人）生来就是贵族了，这是基本的事实；中产阶级则是饱读诗书的儒生阶层，文人学士就是从这个阶层中产生的；民众则是中下层市民和劳工们。在民众阶层中，从中派生出的富裕商人和买办们凭借其勤劳与钻营的本领，也有可能跻身贵族之列。

满洲贵族的特长，在于他们的英雄气概或曰高贵品德；以儒生们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特长，则在于他们的智识；而民众阶层的特长，则在于他们的勤劳，或者说是辛勤工作的能力。孔子曾说：“力行近乎仁”，而马修·阿诺德先生则将这种生生不息的勤劳精神称为“希伯莱精神”，这就是中国民众或劳工阶级的勤劳力量；孔子又说过：“好学近乎智”，马修·阿诺德相应地将中产阶级的特点称为“希腊精神”，这就是中国的儒生的知识力量；最后，孔子的另一句话——“知耻近乎勇”，描述出满洲贵族的高尚气节与高贵品格：作为中国惟一的军事部族的后裔，不客气地说，满洲人远比汉人有气节，因为他们的祖先是英勇而无所畏惧的战士，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尚武更能养成高尚的气节与高贵的个人品德。一个真正的战士，总是不断地以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来激励自己，而自我牺牲正是所有高尚气节和高贵品格的来源。“满洲之根本为骑射。”这一满洲人的祖训是他们英雄传统的最好诠释。

中国社会如果想实现健康、正常的运转，必须首先依靠民众或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去生产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保证整个社会物质的充裕和人民生活的康乐；其次，还必须依靠中国儒生的知识能力去教化民众，管理并正确使用他们身上所具备的勤劳力量，并适当地供应知识成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须依靠满洲贵族的高贵品格来指导民众，将他们的勤劳力量引导到一个高尚目的之上。

总而言之，在中国，民众的勤劳力量主导生产，儒生的知识能力主导教化；满洲贵族的高贵品格则主宰民众的力量，以使整个国家的国民都足以过上充裕的生活，享有高尚的文明成果。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他（她）曾经在中国内地旅行过，曾看到那些保存完好的旧时桥梁和运河，将会理解我所说的对于人民生活的高尚指导会是什么样的。总之，这个阶层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引导民众的勤劳力量在物质方面趋向一个高尚目的而不至于无所归依。至于精神方面，像编篡《康熙字典》那样的宏伟著作，就充分地证明清朝早期的皇帝所具备的高尚品格以及他们如何指导精神生产也趋向同一个高尚目的。

然而，在外来势力侵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承平日久，也就自然产生了这样一种必然的结果：由于缺乏积极的军事活动的刺激，满洲贵族的高尚品格不免会出现退化、萎缩；至于中国的儒生们，他们为了在各级科举考试脱颖而出，还必须苦心孤诣，在这一过程中其知识能力仍然可以得到磨炼。不过，这也是有限的：清朝开国时伴随着满洲贵族入关而带来的那种激人奋发的精神及其影响，到眼下这个时候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相应地，儒生们的智识也大大衰退，尽管读书人为数不少，但是他们失去了“魂”。如果我们把康熙年间中国文人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和那些在满洲贵族的奋发精神及影响削弱后由文人们作出的诗歌加以比较，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了。实际上，中国儒生的智识，在失去了强力的满洲贵族高贵精神之哺乳后，也就逐渐失去了优雅，从而日渐变得鄙陋和粗俗。

中国在承平日久之后，正如时局所显示的那样，惟一没有受到削弱的民族力量，便是劳工阶层了。他们身上那种勤奋劳动、努力工作的精神力量，还存在于这个社会中。然而，中国普通民众身上这种以勤劳刻苦为本质的精神力量，即便没有受到削弱，但是，由于他们接受不到儒生们有效的教化和管理，不仅性情逐渐变得粗俗，而且工作效率也降低了。更为糟糕的是，民众们与儒生们一样还失去了高尚的指导——没有满洲贵族以高尚的品格去引导他们为一高尚目的而辛勤工作，中国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就被卑劣的目的浪费了。也就是说，眼下劳工的力量不是被用来生产那些能促进国民身心健康的生活必需品，而是生产一些供人摆阔、满足其骄奢淫逸之欲望的器物。总之，现在的劳工只是在为了满足庸人的感官愉悦和虚荣心而劳动罢了。

罗斯金曾以其毕生的精力想使人们认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伦理学，其目的是教会人民乃至国家如何花钱，而非如何挣钱。确实，眼下中国的财政状况不景气，世界经济也呈现出一派萧条。究其原因，不是说整个社会缺乏足够的生产能力，也不是说人们缺乏工业制品和铁路，真正的问题乃是在于那种可耻的“浪费性消费”正大行其道。这种可耻的浪费性消费——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都是由于缺乏高贵精神的引导而产生的。如果民众身上那种以勤劳刻苦为本质的生产力量缺乏高贵精神的引导，那么所谓“浪费性消费”也自然而然地会出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人们有一高尚品格引导，将懂得怎样花钱——怎样为一高尚的目的而花钱。而当人们懂得怎样为一高尚目的而花钱的时候，他们将不再在乎自己拥有什么，而会在乎自己怎么去做——不是一味去追求宏大、豪奢，也不是要去跟别人炫耀什么，而是追求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所处环境的优美。如果说某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品德达到一定的高度，他们除了高雅的生活情趣和优美的生活环境之外别无所求，就不再会把民众的生产力量浪费在修建这些东西上面了——他们绝不会去建造庞大、丑陋的楼宇，也不会去修筑冗长、无用的公路。总之，一旦某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生产力量得到一高尚目的的引导而不至于被浪费掉，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富裕之邦了——它不是因为有足够多的财物或拥有庞大、丑陋的楼宇而称富，而是因人民身体健康、心灵优美而称富。

歌德说：“每一种天赋之物都有自身的价值，都应该得到发展，有人只鼓励生产‘美’的东西，也有人只鼓励生产‘有用’的东西，实际上，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建设好一个国家。‘有用’的东西不必主动追求，因为这些东西是人人不可或缺的，大众自然会生产它们；而‘美’的东西则必须被追求，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主动展示它——但许多人又确实需要它。”因此，袁世凯先生和莫理循博士认为中国最需要这样的东西：诸如煤、铁、廉价的肥皂、便宜的电车以及无线电报——即歌德称之为“有用的东西”。其实，我认为对于这些东西的生产倒不必过于鼓励。然而，已故的皇太后陛下则认为中国需要这样的东西：诸如她的颐和园的美、《论语》之美，中国诗之美，乃至于八股文的美——即歌德所谓的“美好而必须加以追求的东西”。一方面，很少有人能够主动展示它；另一方面，不仅是许多人而且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它。

如果我们的国家、社会缺少了这些歌德称之为“美”的东西，便不会有高尚的品格；而如果没有高尚的品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民身上那种以勤劳刻苦为本质的生产力量就会被可耻地浪费掉。紧接着，那里的人民在生活中所享有的舒适、奢靡与豪华，就会像死海南岸罪恶之都俄摩拉的苹果那样，落得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下场。19世纪初，在列强用枪炮轰开中国大门的前夜，那个时候的中国承平日久，苏州、杭州等城市的富豪显贵们正过着安逸的纸醉金迷的豪奢生活，彼时出现的种种征兆都已明显地显示出，古老中国的社会肌体上已经产生“浪费性消费”的癌变。至于其原因，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是由于中国失去了满洲贵族高贵品格的引导，人民身上固有的勤劳的生产力量也缺乏一高尚目的的引导。事实上，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不仅浪费了人民的生产力量，而且使他们的劳动果实也难以得到公平的分配。长此以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也就顺理成章了。

上述这些，就是西方人最初带着他们的商品和鸦片来中国时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的状况。西方人通过黑白两手——做正常生意和贩卖鸦片来向中国沿海一带的商人和买办们公开传授那种赚钱快且容易学的生财之道。于是，中国社会肌体上那种原有的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之癌便急剧恶化。这样，公平分配人民的劳动成果不仅变得困难，而且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长此以往，城里的富人们和寄生阶层变得越来越富有，而那些不能靠寄生来营生的乡下人，则不仅越来越贫穷，甚至被甩到破产的边缘，无以为生。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除了富人以及寄生阶层之外——发现他们尽管已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但仍无法养活自己，那么留给他们的惟一出路，就只有投入到一场疯狂的叛乱中去了，以此来彻底根除国家的癌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有关这一国家的癌症，症候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苏、杭这样的商业城市。在中国，旨在根除这种可耻的“浪费性消费”之癌变的，便是著名的太平天国叛乱。

太平天国叛乱发生后，满洲贵族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至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说满洲贵族已完全丧失了以勇武精神为特质的高尚品格——值得一提的是，1860年，当英法联军进攻北塘时，就遇到了满洲军人的英勇抵抗。外国人从关于北塘战役的战况报导中可以看到，那种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满洲贵族身上依然存在。那么，为什么他们在身为叛乱者的太平军面前却一筹莫展，战场上也陷入狼狈不堪的局面呢？我想，真正的原因在于，虽然满洲贵族们有他们的勇武的高贵品格，但在太平军方面，他们身上却有着一种特殊的狂热。

什么是狂热？狂热就是陷入疯狂之中的高贵人性。虽然太平天国叛乱分子在起事前只是普通民众，但是出于对社会弊病所持的强烈义愤，在他们那麻木迟钝的本性中也被激发出了勇武的高贵品质。因此，面对太平天国叛乱分子身上所体现出的狂热精神，或曰“高贵的疯狂”，满洲贵族身上的英雄气概就无法奏效了。在此，笔者顺便指出一点，欧洲列国那些具有崇高精神和其他杰出道德品质的旧式贵族，之所以对革命者以及他们所发动的革命始终、至今仍然是束手无策，原因也正在这里。

一个贵族的傲慢，也许能使由愚蠢的学徒和庸俗的店主组成的乌合之众产生敬畏感，但是，一个不能或不愿正视社会错误与民众欲求的贵族，他身上所有的英雄气概和他所具备的最优秀的战斗素质，即便在所谓的“上帝的正义”面前，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所谓“上帝的正义”，总会是我国革命的最终根源。正确与谬误，正义与非正义，在形形色色的骚乱和革命中鱼龙混杂，是那样的难以分辨，这就要求一个人既要具备蓄势待发的拳头，又要有洞察一切的双眼。否则，即便你在紧握的拳头外包上最坚固的克虏伯钢甲，若胆敢向“上帝的正义”出手，最终会使自己受到上帝的惩罚，那表面上坚固无比的拳头也会化为齑粉。总之，要想有效地对付狂热或那种陷入疯狂的高贵人性，或者干脆说要想对付疯子，我们最需要的一点，乃是才智——知识就是力量。因此，当太平天国叛乱发生后，在满洲贵族面对狂热的叛乱者而束手无策时，皇太后陛下便不得不求助于汉族儒生身上所具备的知识力量，指示他们回乡组办团练，要完全依靠他们去镇压叛乱了。于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统治权”或“政权”，即统治中国的真正的主动权和指导权，从满洲贵族的手里转入汉族儒生的手里了。满洲贵族的权力中心或曰指挥总部在北京，而汉族儒生的权力中心则在地方各省。因此，从满洲贵族到中国儒生的权力转移，也就意味着中国政府的实际统治权从帝国的首都转移到地方各省了。对于这一点，许多西方人已经观察到，中国政府的权力开始呈现分散状态，至于这种局面形成的真正原因，就是太平天国叛乱。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这种可能使中国陷入地方分裂局面的隐患，被一个伟大的汉族儒生消弭了，他就是已故的曾国藩侯爵（前任驻英公使曾纪泽之父）。这位伟大的侯爵乃是近代中国儒生的领袖。在整个太平天国叛乱时期，皇太后陛下授予他“便宜行事”的绝对权力，因此，当时他可以说是中国事实上的独裁者。在他的统率之下，汉族儒生响应皇太后陛下的号召，毅然脱下身上的长衫，纷纷投笔从戎。战争初期，虽然儒生们对战争韬略一窍不通，对行军打仗的辛劳也极不习惯，但他们仍然奋发努力，克服了他们遇到的一切困难。开始，他们先是以超人的智识及时抑制住太平军的疯狂进攻；接着，在实战中他们逐渐掌握了战争的艺术；最后，历时十数年，他们终于扑灭了这场叛乱的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