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不立于朝，则昌明学术，以待后之学者。而与其著书，不若订正前人之书，为免无知妄作之嫌也。文公为程门私淑弟子，于其遗书，殆无一字不精熟，知其中颇为后人窜易，非程子之本意。乃反复参订，以复其真。乾道四年书成，九年，又成外书。
横渠张子，关中大儒，士子宗师。尝于学堂双牖，左书《砭愚》，右书《订顽》。伊川改曰《东铭》、《西铭》，尝言《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游其门者，必令看《大学》《西铭》。文公发明其义，成《西铭解义》。
濂溪周子，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世误以图为书之卒章，使周子立象尽意之微指，暗而不明。文公厘正其失，作《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义》《太极图说》二书，至晚年始出以授学者，盖慎之至也。
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所载宋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其始终表里之会，而又汨于虚浮诡诞之说。于是采取其要，撰《名臣言行录》，盖与《伊洛渊源录》相表里云。
居母氏丧，则撰家礼，以复古制。顾吾人于朱子之书，所最不可一日废者，其《小学》《近思录》乎。《近思录》掇取周程张四子之言，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作后学入门之阶梯，总六百二十二条。助成之者，东莱吕子也。《小学》一书，做人样子，最为切要，自序云：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之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今其全书虽不可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读者往往直以古今异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无古今之异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颇搜辑以为此书，授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淳熙丁未三月朝旦晦庵题。
盖文公既发挥《大学》，以开悟学者，又惧其失序无本，而不能以有进也，乃辑此书，以训蒙士，使培其根以达其支。内篇四：曰立教，曰明伦，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修身之事，此略备焉。
司马温公受诏编集《资治通鉴》，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至绍兴初，南阳胡文定公始复因公遗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朱子犹病其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乃别为义例，增损隐括，而成《资治通鉴纲目》。法《春秋》，寓褒贬于书法之中，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
【批评】
世之汲汲求仕者，莫不曰为欲行所学也。使其果有实学，则吾身即不用，而讲学著书，亦未尝不可以行道。观朱子身虽在野，其学说足定一世之耳目，其遗书可正万代之人心，吾道岂非已大行乎？今人一出学堂，即想利禄，操教科报章之学，谓即可以治天下，学堂愈多而学风愈坏，学生日多而学人日少，言之慨然。
理学始于宋，而周程张四子为之魁，朱子于周子则解其《通书》与《太极图说》，于二程子则订其遗书，于张子则注其《西铭》，不愧集大成者也。
《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皆朱子撰。五朝为开国至英宗，三朝则英宗以后至徽宗也。朋溪李士英又撰《皇朝名臣言行续录》八卷，《四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六卷，《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十七卷。今有合刻本。
《近思录》有江永注本，《小学》注者不一家，近通行高愈本。同治间，湘乡罗忠节公泽南因朱子之书，撰《小学韵语》，简明易诵，有子弟者，不可不置一本也。有苏州书局刻本。
温公《资治通鉴》，上起战国，是明示人以继春秋之后矣，而不敢于书法寓褒贬，则温公之谦也。朱子改为纲目，与蔡季通书云，“通鉴节本，只名纲目，取一纲举众目张之义。”其实纲即拟经，目即拟传，最足正温公之书者，于三国之帝刘黜魏是也。
士子如果不在朝廷中做官那就研究阐述学问，以等待后来的学者。与其自己写书，不如修订矫正前人所写的书，以避免出现无知而任意胡为的嫌疑。朱熹对程氏敬仰而不能从学，自以为其弟子，对程氏的著书，没有一个字不研习精熟，知道这其中有一些被后人私自篡改，不是程氏的本来意思，于是多次修订他们的书，恢复其真实面貌。乾道四年修订完成《程氏遗书》，乾道九年补修成《程氏外书》。
横渠先生张载是关中地区的大儒、士子们的宗师，曾经在学堂的两个窗户上左边写《砭愚》一文，右边写《订顽》一文。伊川先生改称为《东铭》、《西铭》，曾说《西铭》是明确了理学根本是一样的但发散开来却各有不同，拓展了以前圣贤没有阐述的内容，和孟子的人性本善、保养元气的观点有同样的效果。对随他求学的人，一定会让其看《大学》、《西铭》两篇文章。朱熹阐述其中的义理编写成《西铭解义》。
濂溪先生周敦颐作《太极图》，明晰天理的根本，寻究世间万物的始终，又写了《通书》四十篇，阐述太极的内涵，语言简练而道理博大，文章朴实而义理精微，得到了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根本宗旨，对学习的人非常有利。世人误认为《太极图》是整本书的结尾末节，使得周敦颐通过取法万物形象来表达思想的精深微妙的意旨，变得晦暗不明。朱熹纠正了这种错误，写了《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太极图说》这两本书等到朱熹晚年的时候才拿出来传授给别人，由此可见朱熹治学谨慎到极致。
他阅读近代的文集和记事的书，觉得记载宋代著名大臣言语行为的事迹，对社会教育很有补充作用。然而因为这些书籍出自不同人之手，没有统一整理。既无法追究其始终表里的来龙去脉，又陷于虚伪浮夸荒诞的学说。于是选取其中的纲要，撰写了《名臣言行录》，这与《伊洛渊源录》互相配合印证。
朱熹为母亲守丧期间，撰写了《家礼》，来恢复古代礼制。细数我们对于朱熹的著作之中，一天也不能荒废的就是《小学》和《近思录》。《近思录》摘取周敦颐、二程、张载四家的言论，主要是关乎圣贤大道且跟平时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作为后来学习之人入门的阶梯，一共有六百二十二条。帮助他写成此书的，是吕东莱。《小学》一书中，强调立身处世的规矩最为重要，朱熹自己作序说：
古代小学教导人洒水扫地、沟通交流、行为举止的节度，以及爱戴亲人、尊敬长辈、尊崇老师、亲近朋友的道理，这都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一定要在孩子小的时候进行讲解练习，让孩子学习与智力一同增长，感化于善行并根植于内心，而不会产生抵触情绪和格格不入的隐患。现在前人所做的《小学》一书全文虽然看不到了，但在不同的传记中体现出的内容也很多，读者往往因为固执于古今礼法制度不同而不愿意学习，竟然不知道那些没有古今差异的，也未必不能够实行。现在搜集整理到一些内容编辑成此书，传授给儿童，作为给老师讲授之用，或许可以对风俗教育起到一点补充教育的作用吧。淳熙丁未三月朝旦，晦庵题。
朱熹把《大学》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以使学习之人开智悟理后，又担心失去常规没有参照，不能找到进步的载体，于是编辑这本书，来教导幼童学者，使他们能够扎好根基以通达其枝节，内篇一共有四章，分别叫做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有两章，分别为嘉言和善行。修身的事，这里基本说的比较完备了。
司马光接受诏令编纂《资治通鉴》，完成以后又摘取其中精粹切要的内容，另行编写目录三十卷。晚年他不满《资治通鉴》原书太过于详细，目录太过于简练，又计划编写《举要》共八十卷，以符合中正之道，可惜没有完成。等到绍兴初年，南阳胡文定开始在司马光遗稿的基础上，修编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其文笔更加简约而叙事更加完备。朱熹仍然不满其见识不强，不能够领会原文的要旨、探及其详细含义，于是另外撰写阐明义理的事例，增加删减，矫正规范，著成《资治通鉴纲目》。该书效法《春秋》写作风格，将对人物的褒贬寄托在文章之中，文章上下横跨一千多年历史，乱臣贼子的所作所为都被记录下来，无法再隐匿其恶行。
【评论】
世上热衷于追求官职的人，无不说想要践行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假如他们果真有真才实学，那么即使我自己得不到任用，而去传道讲学写书，也未尝不能践行大道。看朱熹虽然身在民间，但他的学说足以决定一代人的见识，留下的著作可以端正万代人的心性，圣贤之道岂不是已经盛行起来了吗？现在的人刚迈出学校，就想着功名利禄，拿着教科书里文章的那点知识，就说可以治理天下了，学校越多学习风气反而越坏，学生日益增多但能踏实学习的人日益减少，说到这里不禁让人为之感慨啊。
理学研究开始于宋朝，周敦颐、二程、张载四位学者作为其中的魁首，对于周敦颐，朱熹解析了他写的《通书》和《太极图说》；对于二程，则修订了《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对于张载，则注解他写的《西铭》，朱熹不愧是理学集大成的学者。
《五朝名臣言行录》共十卷，《三朝名臣言行录》共十四卷，都是朱熹撰写的。五朝为宋朝开国以来到宋英宗，三朝是从宋英宗以后到宋徽宗。朋溪人李士英（李幼武）又撰写了《皇朝名臣言行续录》共八卷、《四朝名臣言行录》共二十六卷、《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共十七卷，现在有合订本。
《近思录》有江永注解的版本，注解《小学》的不止一家，近年通行的版本是高愈注解本。清朝同治年间，湘乡罗忠节公（罗泽南）根据朱熹的《小学》，撰写了《小学韵语》，简单明了，容易朗诵，家中有上学的孩子的，不能不买一本使用。有苏州书局翻刻的版本。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事最早到战国时期，明确告诉世人这本书接着《春秋》记事时代之后的，不敢在《春秋》已经记载的事情上再做褒贬，这体现出司马光的谦虚。朱熹著书时改为《资治通鉴纲目》，在与蔡季通的书信中说“通鉴的节选版本，只取名叫做纲目，是取抓住事物的关键就可以带动其他环节的意思”。实际上“纲”就好比是简练的“经”，“目”就好比是内容丰富的“传”，最能够订正司马光这本书的，是在撰写三国时尊奉刘备为正统而贬低魏武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