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民六（1917年）秋，于役南昌，和鲁迅别开三年。在这中间，鲁迅的生活起了大变化，前后可以划分为两段：前者是摩挲古碑，后者是发表创作。这个变化即发表创作，是《呐喊》序文所谓“老朋友金心异”——按即玄同——的催促怂恿与有力的。创作的开始在民七（1918年）四月，发表在同年五月号的《新青年》，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其第一篇《狂人日记》（《呐喊》），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来猛烈地掊击过去传统和礼教的弊害，开始用“鲁迅”作笔名。我说过：“这是鲁迅生活上的一个大发展，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章。因为从此，文学革命才有了永不磨灭的伟绩，国语文学才有了不朽的划时代的杰作，而且使他成为我们中国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战士。”我当时在南昌，读到这篇《狂人日记》，所说他和人们没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又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说穿了吃人的历史，于绝望中寓着希望，我大为感动。

……觉得这很像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天下岂有第二个豫才乎？于是写信去问他，果然回信来说确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册里有署名唐俟的新诗也是他做的。到了九年的年底，我们见面谈到这事，他说：“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至于唐俟呢？”他答道，“哦！因为陈师会（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对他说，‘你叫作槐堂，我就叫俟堂罢。’”

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涵义，那时部里的长官某颇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把“俟堂”两个字颠倒过来，堂和唐这两个字同声可以互易，于是成名曰“唐俟”。周、鲁、唐又都是同姓之国也。可见他无论何时没有忘记破坏偶像的意思。（拙著《鲁迅的生活》）

这样用母姓的事，以后就很多。不是蔡孑民先生晚年署名曰“周子余”吗？有一个蔡先生的熟人，不明这个底细，便向蔡先生开玩笑，说“你现在也姓了周吗？哈哈。”因为他只知道蔡夫人是姓周，而不知其母夫人姓什么。蔡先生乃正色答道：“这因为先母姓周……”那位熟人听了，立刻肃然道歉而退。

因为鲁迅只是笔名，所以鲁迅不愿意别人把鲁迅上面再冠一个周字的。而且他自己的署名总是仍用树人，凡有给我的信署名都是如此；但是自从十九年（1930年）三月以后，则不得已而用种种化名，如“索士”“树”“迅”“飞”……这是为免除收信者横受嫌疑计，用意是很周到的。

说到鲁迅笔名，我还记起一件小小的故事：十八年（1929年）夏，鲁迅至北平省亲回来，对我说：“我为了要看旧小说，至孔德学校访隅卿，玄同忽然进来，唠叨如故，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张我的名片，便高声说：‘你的名字还是三个字吗？’我便简截地答道：‘我的名片从来不用两个字，或四个字的。’他大概觉得话不投机，便出去了……”所谓用两个字或四个字，乃是微微刺着玄同的名片，时而作“钱夏”，时而作“玄同”，时而作“疑古玄同”。《两地书（一二六）》有云：“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便是指玄同而言。直到鲁迅去世了，玄同作文追悼，还提及这件小小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