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婢视军机

文宗第六弟恭亲王，同治初执政，其时主少国虞，赞助太后致中兴，厥功甚伟。但爱金钱，爱古玩、法帖，外官入都非此则难望升调。勒公少仲，由福建巡抚陛见，不得已购唐人真迹一通，值数千金，遗六王。而仆隶但听得一王字，遂误送大军机王文韶，勒公不知也。王得而甚喜，明日见六王曰：“勒抚治闽，政声甚著，今东河总督无人，论黜陟之公，非与勒抚不可。”六王颔之。勒公旋知误送，复费五千金，急购一名帖，补贻六王，大骂其仆，斥遂之。

其仆乃投王处，虚辞谗搆，王闻而怀恨，入见六王曰：“昨访问闽人，均言勒抚劣迹甚多。前实误听，此人非独不可升迁，且宜降凋。”六王默然。时左文襄在军机，闻而大怒曰：“王某可杀。前誉勒抚者，想欲得其贿赂；今毁勒抚者，想未满其所欲。心肠反复，惟利是视。此人在政府，安得不坏天下事？”即拟奏杀之，王急甚。六王极力劝解，怒犹未已。旋请太后逐出王文韶，不得在军机，以平左心。数日得旨，则命左侯为两江总督矣。

时政府诸公，谨慎缄默，无措置大才。左侯视之蔑如，遇事断以己见，他人不能参末议，颇有颐指气使之意。翁叔平尚书心不平，私语同列曰：“左三先生功诚高，然我辈岂绝无赞助之力？使当日奏请天下军饷，政府不时调发，事未有不掣肘者。不闻『权臣在内，大将不能成功于外』乎？何其呼使我辈，如彼之营官、哨官、百长也？”潘伯寅尚书曰：“所比太高，直以奴婢视我辈也。”及其出也，莫不喜形于色云。

*丁日昌

通商以来，最屈心于外洋者，惟丁中丞日昌。平日议论，谓秦桧为宋朝第一忠臣，若无桧主和议，安得有南渡百五十年？郭嵩焘言与之同。

丁又谓开辟以来，能窥天地之秘奥者，惟耶稣一人，学问实在孔子之上，愿世人但学耶稣，不必学孔子。李合肥相国亦云：极数学之精微，穷天下之根窟，虽古圣人，未之能及也。予素不谙历算，但就目前所易见易晓者论之，则西法之谬，万不如中法也。何也？以闰月一事知之也。自尧定闰以来，三年一闰，五年再闰，十九年七闰。无闰之年，则月圆十二次，有闰之年，则月圆十三次，此天象之示，一定不易。古圣算出后，数千年少有差错者。而西法无闰，月大三十一日，月小三十日，天道三年三十七月，月圆三十七次，今西法只三十六月，则三年中必有一月逢两次月圆者，必有初十前二十后月反圆、十五十六月反晦反缺者。是显然之天象，尚算不出，而至与之背，何论其馀？

乃自明万历时，西法入中国以来，人人惊为绝学，即我朝精天文算学诸公，亦多推重之，不解何故。吁！予知之矣，大抵历算之家，每欺人不能识，往往隐约其义，颠倒其法，艰深其辞，虽甚粗浅之端，亦必令人茫然而莫辨。而又尊崇西人，以高吾学。谓吾不独通中法，兼能通西法，遂藉此以显著作，以博声誉，以愚天下后世。不然，岂真不知西法之不及中法哉？昔之算天文者，以闰易失，每争岁差之法，谓算不精。七十年后，或差一时，或差一日。予谓七十年后，如差一时，八百四十年，方差一日。七十年后，如差一日，二千一百年方差一月，尚不至如西法三年中便差一月也。此自汉以来，未闻无闰之年，月圆十三次，有闰之年，月圆十二次。算差至如是者，则又何取不识算闰之西法哉？抑又思之，土圭测量之法，原为算闰而设，恐算闰不确，则不能定时成岁。若如西法无闰，但依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算去，则死呆之法，何人不知？何人不能？又何必设日官？非独西法无取，即中法亦可谓矣。甚矣!举世为西人所愚也。

左侯最恶丁尊信夷人，在政府与人言，每称之为“鬼奴”。李文正闻而止之，恐传入丁耳，恨及于己，但低声向左语曰：“小人之尤也。”

*魂兮归来

穆宗宾天，皇后以死殉，事为千古所未有。都中有才者，争撰祭文以祭之。万公青藜，为礼部尚书，凡祭文必由礼部阅过而后进。张公之洞，陈公宝琛在翰林，同拟一篇献焉。尚书读而叹其典赡古拗，但谓内有“魂兮归来”四字，语近轻佻，不庄重。张公博学奇才，推为天下第一。而陈公文藻亦负一时之望。经尚书摘出此瑕疵，皆失色无辞，然胸中不无蒂芥。论者谓张尝参尚书，而陈弹之尤力者，皆因此四字之故，借公以泄其私，未可知也。

*焚毁教堂洋行诸案

外夷通商后，各直省创立天主堂，行耶稣教者甚多。独吾省章门，光绪二十年以前尚无之。自与倭奴讲和，中国示弱已极，诸夷遂愈猖獗，而耶稣教遂愈盛行，无有敢出而阻之者。近三四年，章门进纷纷建天主教堂、耶稣教堂矣。

盖法夷主天主教，入教者不敬祖宗，归必毁其神主。且一人入教，举家皆从，无得有异。英夷主耶稣教，则仍敬祖宗，或一人入教，父母兄弟妻子俱不愿者，亦听之。

其初，天主即耶稣，本一教。传之既久，遂分门别户，各祖其说，以惑世诬民矣。

先是同治年间，章门亦建有大天主教堂一，小教堂二，愚昧之徒与无赖之流皆入其教，迹甚诡秘。堂中不许人窥探，尝诱人拐童子至，以重价买之，或云杀取童睛以熬银，或云杀取童肾以配药，究莫知何用。而到处遗失小孩颇多，有探知在教堂内者。

吾省向有三大书院，曰豫章、友教、经训。有三小书院，曰洪都、东湖、西昌。肄业者殆千数百人，闻知此事，人人愤怒，遂约杀洋夷，毁教堂，以某日为期，并造诛夷安民旗帜数十。

时沈文肃抚吾省，亦痛恨此事，私喜江西士人义烈，恐其不胜，阴谕南昌县，以勇二十名，冒士人衣，当先入堂。是日，士人号召百姓数万至，围住三堂，毁为平地。杀夷目二人，一真夷，一假夷，馀早逃匿。寻至内室，果得孩骨无数。夷受此创，即至总理衙门，要挟皇上，勅江西巡抚严拿首从，赔修教堂。

奉旨后，文肃伪出火签数十，遍处拘拿，仍阴令士人召百姓数万围衙署，声言：如敢拿人，先杀官，后再至九江杀尽洋人。皇上许其通商，我百姓不准存留江西界内，存者即杀，其如我何？文肃即命巡捕官出，假意劝曰：“请大众退，立即收回火签，不敢再拿，如何？”众曰：“诺。”遂散。文肃因据此情形入奏，夷人果惧，模糊了事，仅赔修教堂银七万两，然亦不敢再修矣。

逾数年，九江数夷目乘大船至章江，谓欲创立教堂。刘公蚬庄为巡抚，亦授意于六书院人，召百姓数万至河干，抚、藩、臬及合城文武大小官员故意示尊礼洋酋，齐至河岸迎接。而士民一面拆毁巡抚及各大宪轿，极口肆骂官长，一面挥大石至夷船，齐喊曰：“杀！”其声如雷。夷人魂魄已失，又见岸上官为士民所困，狼狈已极，无有为作主者，立刻舟回九江。故法夷最畏江西人，省垣二十馀年无天主堂。为此，沈文肃督两江时，建德毁教堂二十二所，杀夷二男二女。闻赖文肃之力，建民不至十分受累。其如何结局，当时记甚清，今忘之矣。

某年，有外夷十九人至长沙，欲立天主堂。忽一夜被土人杀尽。巡抚王公文韶闻而惧甚，时曾九帅、刘制军、杨制军诸巨公俱在家。王公请至，曰：“此事若不办，必启衅端，乞访拿为首数十人，杀以抵之，何如？”诸公答之即出。而满城已张贴讨夷檄文并传至九江、上海等处。大意谓：“皇上畏汝，我百姓不畏汝，如来报仇，即与汝战，决不宽饶云云。”

翌日，诸公复王公命，呈册一本，曰：“册中二十二万人，皆为首者，请中丞发火签拿之。”王公榜徨无计，谓“拿则必激变，不拿则必获戾。”忽飞书至政府求内用。既去，后继之者亦不敢办。而洋夷见檄文甚惧，兼知中兴名将，大半湖南人，皆精于兵法，且隔洞庭湖，铁甲船不能至，无如之何，作为罢论，但戒诸夷以后不必往湖南也。

又光绪十馀年间，镇江有一卖粉团者，偶在洋街便溺。向来洋街设人分巡，曰巡捕，首戴一无缨凉帽，帽上安一兰结，身穿号衣，手执鞭箠，见有高声叫骂及两人斗打与挑秽物而过者，则以箠乱鞭之，虽头破身伤，在所不顾。见有便溺者，则执至洋行内，囚一房中，四围黑暗，下复秽湿，曰坐水牢，往往受其蒸郁之气而死。必与钱赎，或十元、八元、四元、二元，方放出去。巡捕见卖粉团人必无钱，始则鞭挞，继则拳挥脚踢，其人受伤重，倒在地，气息奄奄。见者皆不服，遂追巡捕，巡捕逃入洋行。须臾，聚至数万人，围其行。内一洋人放洋枪，众愈怒。有一十五六岁人，武艺甚精，身轻如鸟，带火种纵上洋屋，揭开屋瓦，放火而下，立时焚毁。凡镇江洋行，一齐围住，肆意焚毁。幸道府闻而即出，极力劝阻，仅焚去六七行。然而所失已百万，英领事衙门亦在内，所失较多。而镇江人恨犹未已，明日人数愈聚逾众，声言当烧尽洋行，杀尽洋人。自今不许在镇江开码头。内颇有能者主谋，知必报复，已预备战事。诸夷惧甚，初犹要挟通商衙门勅两江总督曾国荃赔银数百万，杀为首数十人，不从则调兵船至开战。九帅笑曰：“无故伤我华人，咎有所在，欲战则战，赔银则不能。”九帅威望素重，闻而愈惧。初，九帅阴命常镇道相机行事，可了则了之。而遇事往答赔银四万，诸夷遂借此允诺。幸其人未死，镇江人亦遂解散。自此诸夷约束巡捕，不敢如前猖獗矣。

大抵外夷敢挟制皇上官府，不敢得罪百姓。盖彼兵船不能长驻中国，又不能杀尽百姓，倘深其怨毒，则容存无地，交易无人，而且祸起仓卒，难以测度。故每逢百姓滋事，彼必退怯，不敢与较。沈公、刘公窥知此意，故皆借百姓以挟制外夷。独王公在湖南，一己之利害祸福太明，致畏避而去；其实彼时能坚然不动，终归无事，兼可得名矣。

又四川大足县教民猖獗已极，有余蛮子者，任侠之徒也，好平里党中不平之事。近村近县，遇事必推之为首，惟其言是听。余某遂倡议杀教民，一呼而起者数万人，皆苗蛮杂类，亡命之流。凡邻近教堂，尽行焚毁，入教之家，无男女尽杀之，并擒教头一名，乃法国贵官。法夷急甚，挟四川总督发兵前剿，救出此人。余某云：“官兵若来，先杀此教头祭旗，然后开仗。”法夷愈急，无计可施，即得托人往说和，愿出银赎回。余某云：“须立议字，以后不得复仇，并不得在此处行教，赎资须二万两方可。”法夷一一依从。于是，赎银议宇及教头，两面经通事交割清楚。教头放出，行至数十里外，忽有他党，若强盗者数百人，至曰：“此奇货可居也。”一拥擒去。法夷大怒，要挟官兵前进，志在杀尽此辈，以泄其愤。而此辈缚教头于旗竿上，立阵前，谓战则先杀之。法夷见而慄慄，官兵亦不敢动。闻现尚鹬蚌相持，未知将来如何了结，此亦一大快事也。

予观外夷与乡勇战必败，如广东榕树头一役，全军几覆，若无汉奸，则巴酋就擒。又如某一役亦败，某一役再败。叶名琛惟不许百姓与夷战，故被执辱。何制军惟不许福民与法战，故一败涂地。林文忠惟能鼓民助威，故英夷屡战屡败。然则百姓之义愤，固大可用也，患在大吏不善用之耳。最怪天津毁教堂一事，曾文正太无胆识，太示懦弱，末路声名，因之大损。

当同治庚午年，江南屡有控失小孩案，梅方伯重悬赏格，拿一匪者，赏银百两。某日，城外百姓数人，见二人在前，小孩数人随从，可离一二丈，其人行，孩子亦行，其人止，孩子亦止，颇疑之。遂喝曰：“拐子。”其人即走，因人多被擒，交官领赏。问官分开研鞫，其一五毒备施，不招；其一新入党者，供曰：“彼前日诱我为此，谓可得厚礼，拐一童，卖教堂内，可得银二十两。”问：“买去何用？”曰：“不知。”“用何法拐？”曰：“以药成饼，路中见孩子，绐之食。其药香烈异常，孩子无不爱食，食后自然随来，不用捆缚。”问竟定案，一正法，一充军。

到处都有失去孩子者，而天津尤甚，百姓俱探知在教堂内。一日聚众千，焚其堂，杀洋男二人，洋女二人，皆寸割其肉而食。搜出孩骨无算。时陈国瑞在此主令，喝焚喝杀，其实无陈亦势所必为。而法夷受此伤，即调兵船至大沽口，谓不杀陈国瑞与为首数十人及赔修教堂，即开炮攻天津，再攻都城。直督崇厚闻而惧甚，朝右诸巨公亦皆忧惶无策。天津人独不畏，已聚数万人，预备与之战矣。适曾文正入朝，法夷畏其声望，不敢动。朝廷上下皆喜甚，谓可倚赖之以伸国威，天津人亦谓必能如林文忠，助百姓以制服法夷矣。孰知文正志怯气馁，恐一战不胜，则罪归一人，遂阴主和议。又不敢遽出诸口，知苏抚丁日昌多谲诈，奏调至天津办此事。丁遂扬言：“今日惟有和耳，万万不可战。”许法夷杀为首十八人抵偿，赔银八十万。惟力言陈不在内，不能杀；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只可充黑龙江军，亦不能杀。盖太守颇右百姓，法夷初欲杀之故也。所杀十八人，皆死犯，许每人给银五百两，安养其家，买其认供。而十八人皆谓此乃义事，怡然就戮。自丁倡此议，文正力主其说，人无敢违之者，朝野大失所望。天津人初恨曾，后尤恨丁，出一讣状曰：“不孝男丁日昌，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某公。”下备列十八人姓名，云：“痛于某年某月某日，舍身殉难而亡，凡属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士哀此讣闻。孤哀子丁日昌泣血稽颡，期服侄崇厚泣稽颡，护丧功服弟曾国藩拭泪拜。”张贴都中。天津殆遍。和成后，值文正生日，朝贵皆幸无事，在湖南会馆公开庆筵，召优伶演剧。湖南人颇不悦文正此事，作一诗曰：“笙歌嘹亮寿筵开，丞相登场亦快哉。知否黑龙江上路，满天风雪逐臣来。”用白纸写寸楷，伺文正将至，高贴戏台上。文正入见，满面羞惭，即出归，满座亦旋散。

论者谓文正功业虽高，而韬略不及林文忠远甚。夫法夷借行教以诱杀小儿，渺视中国，残虐吾民已极，斯时正曲在彼而直在我，声罪致讨，为有辞矣。倘文忠当此，必激励士卒之气，大张燮伐之威，使彼痛受创戳而去，以后不敢复如此猖獗也。或谓彼时夷船夷炮，俱不及今日之坚利，恐文忠当之，未必能操必胜之权。予曰：然则彼时夷人不甚强，文忠故能胜之，顾何以夷攻定海，攻乍浦，攻镇江，攻江南，势如破竹，无一敢抵御之者？岂非事在人为乎？况敌技虽精而益精，善兵者自更有别法以制之，断不致束手无策也。当文忠时，承平已久，人不知兵，然且以新练之卒，抗倔强之虏；今文正经百战之后，兵皆熟于行阵，名将又复如林。而卒以畏懦退缩示弱外夷。此一役也，实关华夷盛衰之大局，岂天欲荼毒中原，故不牖文正之衷耶？夫当咸丰末、同治初，东南有粤寇，西北有捻匪，有回匪，其和也，实无可如何也。若同治六七年以后，群寇俱平，正可乘百战兵威，并力外夷，使文忠膺兹重任，岂肯一日纵敌，为数世之患哉？然此皆焚毁教堂洋行之事也。

外尚有吾民与夷人互相争斗者。如同治十三年三月间，有宁波某在上海法洋行中供役，主人虐使之，身毙。宁波人不服，遂兴问罪之师，凡同乡糊口洋行者，概限二日辞去主人，会集某处。一呼十万人至，法夷颇惧。英夷恐激变，则各洋行必受焚毁之祸，勒令法夷，以凶手偿命，尽礼赔服，并厚恤死者家，如不允，即助宁波人与之战。凡夷人殴毙华人者，向为夷官袒护，不抵命，止圈禁九月，便释出，官府亦无奈之何。今法夷畏宁波人，复畏英夷助之，遂不敢复庇，真凶交出，杀以抵偿，馀亦一一如英夷所言，宁波人方许罢兵。盖自外夷扰中国以来，汉奸多广东人，次则宁波人。而一切交易通事与洋行洋船服役，皆赖此二处人之力。且平日伎俩若何，又早为所窥破。宁波人生心，必勾引广东人亦生心，便在中国立脚不住。故外夷最惧怕此二处人，不得不屈服也。

又宁波府有一会馆，曰四明公所，近法夷租界，法夷拟出银五十万两买之。今年三月间，托上海道蔡和甫玉成其事，以一月为期，蔡往向宁波首士说，不允，愠甚。私谓今日外夷势强，要挟皇上，索某某地方，即不敢不畀，何论此一府人，有何力量？到彼时，令法夷强据为己有可也。届期，法夷未得回音，以为事已说妥，即率人往拆其屋。宁波人骇然，邀数十人往阻之，法夷不问来由，即开洋枪击毙十二人，宁波人大怒，谓有业不能自主，动辄恃强伤人，尚复成何世界？遂如前法，招回各行乡人，并通知广东帮。广东人亦大怒，谓今日恃强拆宁波会馆，明日必恃强拆我广东会馆，此风万不可长，亦招回各行粤人。一呼而聚者十数万，预备洋枪大炮，攻击其洋行，与之对垒。凡法夷电线、电灯及各机器，尽行毁坏。一面围上海道署，声言先杀蔡道，再杀法夷。于是闭市六七日，轮船到岸，无人起货，岸上之货，无人送上船。诸夷慌乱，英人尤甚，遂出而极力讲和。宁波人谓非交出真凶十二人抵命，断乎不能和。苏抚闻之，恐酿成大祸，亟命聂方伯至上海劝解。聂初欲以官势压宁波人，法夷又恫喝总理衙门发电至上海，谓四明公所宜归法夷，所杀十二人即作罢论，以免启衅用兵。宁波人愈怒，谓皇上畏外洋，我辈不畏。今日无论政府不能强我，即皇上亲临，亦须与法夷生死一决，看其能胜我否。于是诸夷及官吏俱束手无策。而英国贸易最巨，尤恐开战后上海必踏为平地，一切资本俱化为乌有，则所失何止万万两之数？复百端向宁波人婉转劝导，谓所毁法人电器各项，实值银数十万，似足抵十二人之命，则此事可两作罢论。至于四明公所，法人不得再占，所拆毁处，令其赔修，处罚银一万二千两，分赡死者之家。而方伯亦存畏外夷之心，再从旁尽力劝解。宁波人见如此了结，尚不至十分无体统，且又却情不过，即得允答罢兵寝事。是役也，实由蔡道误成此祸，幸而和释，不然，战事一开，蔡首其先授矣。

蔡本洋行一买办，报捐道员，以善媚洋人，要挟朝廷指授此美缺。自抵任后，惟外夷之言是听，不敢一语牴牾，且恒恃其声势，抗衡上官。如春间江浙一带饥荒，米价骤涨，遂禁止不得贩买出洋。而蔡道胆敢私代倭夷购米一百五六十万石，运往其国。后经大吏查出，方奏参革职治罪。诸夷忽出面抗拒曰：“数十年来，为上海道者，无一人能通达中外情形，独蔡某智识高深知之。此人匪惟不可革治，并不可更动。如或更动，我辈即开兵端。”大廷闻而畏惧，竟不敢更动。然则黜陟之柄，亦为外夷所操，不能自主，此复成何政体哉!

夫以一府之人，齐心攻夷，夷尚畏而降服。若以天下之大，兵将之众，鼓励忠义，与之对敌，彼安得不畏者哉？甚矣！中国如此之弱，外夷如此之强，而自余观之，弱者岂真弱，强者岂真强？特执政诸臣之怯懦，有以酿成之耳，可慨也夫！

*孙楫

户部尚书孙瑞珍之孙楫，富史籍，工文藻，尤精八法，自恃才华，蔑视一切，壬于恩榜捷南宫，殿试毕，自始至终，无一字草率，无一笔遗误。自谓三年第一人，舍我其谁？人亦以状元许之。及胪唱无名，阅二甲复无名，直至三甲后，始见姓字。怪甚，遍访阅卷官八人，七人皆言未阅。有侍郎朱兰，曰：“是我阅。”人问有何疵，曰：“无。”“胡置三甲末，不几翰林亦难望？”曰：“其人太狂，予故抑之，使知敛束，他日或可成大材。君谓翰林难望乎？但在磕头而已。”故事：庶吉士必皇上阅人亲点，世家子跪阶下，必高声唱为某官某人之子若孙，连磕数头。皇上见有年少貌扬，祖父官又大者，虽名次在后，多加恩改为庶吉士。楫果以尚书得入翰林，而其狂如故。

癸丑散馆，赋题为《龙见而雩》，楫自谓熟于本朝掌故，用大雩字三抬头。阅卷官五人，祁寿阳相国总其成，拟列第三。文宗览之，大批曰：“我朝列祖有常，雩无大雩。孙楫世家子，何冒昧引用，不识掌故如是？”着降附二等末，改为主事。

诸卷旋发下军机处，相国见批大恐，入请罪。出，惧尚有错误，拟再倩人遍阅。胡总宪家玉时为军机章京，即使阅之，色变不答。尚书麟奎问故，曰：“予以探花散为部署，乃生平第一伤心事，章京八人，何独使我阅此卷也？”尚书曰：“满州传胪，自予一人始，予亦改为主事，则此恨非独君有矣。”总宪散馆题，为《拟司马相如子虚赋》。赋成，斑驳陆离，动人心目，惟“乌有先生”误写成“乌有先王”，倘遇爱才者，则“王”字出头一撇，加之甚易。而总宪素负才名，书法尤冠一时，忌之者众，故特摘其疵累，皆不肯援笔以保全之也。

*张南皮相国本朝重务，胥归军机，有宰相不入军机者，则不与闻。张南皮为相国，预军机，军机凡六人，礼王为首，皆古所谓伴食者。遇国家大事，礼王则委之五人，五人则委之礼王。偶有献一议者，礼王曰：“好，好，可从。”又有谓其议之非者，礼王曰：“好、好，诚非。”再有谓后议非，前议是者，礼王曰：“好，好，从前议。”俄夷阴欲图高丽，志在于中国启衅，贻书政府，肆其要挟。六人者漫无主见，不敢回答。俄书复至，曰：“观君辈上下相蒙，泄泄沓沓，后再如此，恐大清天下难保不危”云云，六人者仍若罔闻知。

而置国事于不问者，尤莫如南皮相国。往戏园观剧，是其日日功课，谓某伶色佳，某伶技佳，某旦昆曲佳，某生二簧佳，是其日日议论。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二，都中忽大雨如注，无日不如是，直至七月初旬方休。城内有水深一丈或五六尺者，城外有深数丈或一丈者，为百年未有之奇灾。皇上发银数十万救济，司事者议施赈之地，有谓在此城外设局者，有谓在彼城外设局者，十数日尚未决。而灾黎死者已十数万，其命悬旦夕者又十数万。有举以告南皮者，南皮掩耳不听，曰：“不过灾耳，何用如此张皇？”观剧如故。六月为其八十生辰，大开筵宴，广召声乐，十数日夜不休。有谄媚相国者，献六字联语云：“绥万邦，屡丰年。”真可谓对症发药矣。而南皮居之不疑。时都中官绅，颇有助赈银者，南皮不得已助银千两，然犹为其父奏请一匾额，以为夸耀云。

*耆英

林文忠赦入关时，人以英夷事问之，谓其害直无所底止。文忠曰：“英夷何足深虑，其志不过以鸦片及奇巧之物劫取中国钱帛已耳。予观俄国，势日强大，所规划布置，志实不小。英夷由海道犯中国实难，但善守海口，则无如我何。俄夷则西北包我边境，南可由滇入，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将来必为大患，是则重可忧也。”

文忠由陕甘总督告病归，路出章门，爱百花洲静雅，暂寓此养病。勒公少仲见之，问及广东事，谓皆误于琦公一人。文忠曰：“余向在江苏，与琦某同僚，知其明达吏治，虽不谙夷务，尚未至于极甚。所可惜者耆某耳。余在粤，自省垣至澳门，节节布置严密，任外夷船坚炮利，无所施其技。自耆某至，则尽毁坏余规制，夷船可直达城下，不能拦阻矣，谓非可惜乎？”盖沿海炮台，琦相受贿，已拆去一半。耆制军英至，复受英夷重贿，则尽毁坏无馀矣。斯时英夷极趋媚制军，至以其头目之子，名巴夏哩者，拜之为义父，于是制军惟英言是听矣。

*许振礽

翰苑故事，最重前后辈，后辈称一科以上为前辈，七科以上为老前辈，十三科以上为大前辈。新入词馆者，遍拜各前辈，用白帖。书晚生某顿首拜，字可七八分大，用红纸大名片，直可七寸，横可三寸，书姓名三字或二字，以满纸为度，小则为狂傲，大则为谦恭。白帖贵重之至，非见前辈不用。往拜名公巨卿，非翰林而用此帖者，谓之卑污谄媚。大片则不论拜何人，皆可用。惟留馆后则渐小，开坊后则愈小。自是官随品大，片随品小矣。白帖则三年散馆，无论留与不留，不得复施。

昔年羹尧在陕西时，有某状元往拜。年曰：“一状元六品，便用如此大片，则大将军当何如？”遂命蔑匠以篾织成如屏风，直可八尺，横可五尺，书“年羹尧”三字，往答拜。道旁观者，莫不惊异。至门，仆从呼司阍者曰：“接大将军名片。”司阍者曰：“名片何在？”曰：“在此。”遂扛至中庭。某状元见而失色，谢罪而已。盖某状元名片过大，直几一尺，横几六寸，年故以此戏辱之也。不然年曾入翰林，曾用大片，何乃出于是乎？

近奉新许振礽，初入词馆，循例用白帖大片，拜毕，旗员鄂顺安者，以陕抚入觐，许往拜，备白帖，称世侄。旗人忌讳最重，见而惊，惊而怒，掷之地，拒不见。明日入朝房，遍语人曰：“此次入都，气运大不好。”争问故，曰：“予祖父以武起家，从无得科名者。昨有一翰林来拜，称世侄已奇。且余家无丧事，而用白帖，岂非凶兆乎？”问何人？曰：“许振乃。”盖不识“礽”字，而读其半边也。闻者莫不匿笑。

又旗员德兴抚吾省时，袁州小有盗警，忧形于色，见乡绅必曰：“盗贼充斤。”如何如何。盖《左传》本“盗贼充斥”，今少读一点为“斤”，与读“礽”为“乃”，真可谓鲁卫之政矣。

*曾文正妾

曾文正遍身若鳞，每夜须女人搔抑，体方舒畅。旦视满床，如疮痴脱落者，其相甚奇。时无婢妾，平江南后，拟买一姬侍奉，提督某遂进程姓妇，湖北人，美甚，能诗善画，工琴棋，乃逆酋洪秀全妃，文正不知也。彭刚直为文正门生，闻而提刀入，谓此是贼妇，宜急牵出杀却，以全我师令名，文正默然不言。又遍问是何人所进，文正无奈何，谬指守备某，暗易一犯人，交刚直斩之。程氏在洪逆处，骄侈淫佚已惯，今每夜搔抑不休，已觉苦甚，且文正俭朴，而服饰簪珥无一如意者，遂郁郁不乐，未半年卒。文正甚悼惜之，非洪逆妃，乃一名娼，用数百金购来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