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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京报琐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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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李荆荪兄枉过,谈及前清时代北方报纸的情形。按彼时的新闻事业,确有几种,于我也有点关系,例如光绪二十几年,杭辛斋、彭翼仲二人,在北平所创的《京话日报》,我是常去的,且也常写点稿子。后彭翼仲得罪政府,充军到新疆,民国成立,才得回来。又如王法勤兄,在保定府办的地方白话报,我也曾参与,但不甚久,就都前后停办了。但那些报纸,若与彼时的南方上海报比较起来,那就很微小,值不得一谈了。按中国之报纸,最早的,当然要数从前北平《京报》了,据几种笔记记载说,是始自宋朝,但我记不清,手下又没有书可查,只好不谈,只把我所能记忆的,来谈一谈。

第一,先谈谈他们的组织及工作。这种机构,完全是商业性质,且通通都是山东人所经营的,名曰京报房,亦写报坊。从前共有五六家,光绪庚子,都被抢歇业。平定后,又有开者,不过剩了两三家了。我所最熟的一家,名曰聚兴报房,印刷都用活字板,但所有的字,都是用胶泥烧成,字体自然很粗。按物质说,胶泥一经火烧,便成陶器性质,本可刻得相当精致,但他们不肯在这里下功夫,所以每一个字,总是歪斜不正。印刷时,即用平常锅煤烟子,加胶水,其臭难闻;看报之家,每日把报送到,放于屋中,则满屋都可闻到臭味。但也都习惯了,也没有人说闲话。我因为跟永兴报房相熟,我曾给他们出主意,让他在墨里边,放上一些冰片,则臭味可免,从前墨盒或墨水,有了臭味便放一些冰片,便可毫无臭味,但他们不肯,嫌费钱。其实冰片中之泥片,相当贵,而西片一种,并不算贵。所用的纸,是一种极薄的纸,俗语叫做薄川连,至于真正的名词,我忘了。因为从前小孩念的书籍,大多数都是用这种纸印刷,所以又叫印书纸。总之,是在这面,就看得见那一面。但印书纸虽薄,而尚较细,这种报纸,则较粗,大概除了印报之外,没什么别的用处。报的形式,各报馆一样都是长七八寸,宽三寸余之小本,都是单篇,皮上近首印红色《京报》二字,下边写某某报房,都是黄色纸皮,所以又名曰黄皮报。

他们也有副业,就是带印小唱本,并偶印短篇的小说。旧日短篇小说,大多数都是猥亵不堪的,故生意亦颇发达。后经印小说的书铺,记得是打磨厂路北,老二酉堂领衔告了他们,说他们侵占书铺的生意,后来就都不印了,于是这种印本的小说,后来因为难得,也颇有价值,我还收藏着三种。在前清时代,北方乡间,尚容易见到,因为他们自从诉讼之后,虽然明着不印,而暗着还不断的印刷,有些贩卖小唱本的小贩,专跟报房共营此种生意,由报房印好,不印字号,交与小贩运到乡间去卖,在山里县市中,更容易见到。

尤其到乡会试的年头,这种报房,买卖更为发达。各省应考的士子,进京之后,都要看《京报》,因为这于中进士后,殿试对策的时候,有相当的关系,大致对策问题中,恒道及时事也。这还是小节,最要紧的,是应考的士子,多数都要看看书,正经正史之外,连别的印刷品,自然也就销的多;小唱本等等,也在其中。专印小唱本之书铺,也特别忙,新刊的物品,自然很多,且都是现刻,用的木板很多;再加上中举中进士之后,都要刻印朱卷,用木板更多。这种板,是非杜木不可,即《诗经》中“有林之杜”的杜字,北方通称杜木,又名梨木,因此树所结之果,即名杜梨,大如纽扣,然实非梨。盖中国最初产梨树,都是由杜树接成,亦如苹果沙果之于柰,柿子之于羊枣,欲养梨树,必须先种此,以便长成后,用梨树之码接为梨。因此种杜梨,可算不能吃,只小儿食之,故种者绝少,于是此种木,亦不易得。当乡会试之年,此木因用的多,一定涨价,小书铺刻板印刷较贵,而报房印刷,不用现刻板,故小书贩们,必更多与报房接洽多印,故报房在斯时,生意总较兴旺。

我常给他们出主意,使他们把武英殿中所存的活字模,买出来应用。武英殿旧藏有活字模,乃乾隆年间所创,其中有朝鲜人金某出的主意很多(偶忘其名),有枣木的,闻有铜的,但知不甚清。武英殿所印之书,都是用此排列印成,原名曰活字板,乾隆改为聚珍版。明朝公家所印之书,名曰监板,亦分南监北监。清朝公家所印之书,名曰殿板,此殿字,即武英殿之殿,实名则为武英殿聚珍版。这种字模,倘文人或商家,欲用以印书,可自备纸墨,呈请代印,此见过乾隆上谕的,但也没有人印过,因与官场交涉事件,太麻烦也。日久便损失了不少,因为管此事的一位官员的儿子,跟我同学,所以我曾替永兴报房问过此事,但因其他报房嫉妒阻挠,未能成为事实。其实就是他们不阻挠,也不会买成,因为绝对没有一位官员,敢负这种责任也。不过因为我彼时年幼,尚不知官场的情形,故有此轻举妄动,这可以说完全是小孩子干的勾当。总之,官场的事情,是丢喽毁喽都没人过问,若要出卖是不会有人敢负责任的。

第二,再谈报的内容。按这种报的宗旨情形,和现在的新闻纸,是有些不同的。现在的新闻纸,是要把政府的事,全国社会中的事,甚至世界各国的事,写出来,使全国上下,及国民通通都要知道,他的宗旨,很阔大。从前《京报》的宗旨,不过是把朝廷的事情,使官员们知道而已,至于百姓知道与否,那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他的内容极简单,大约只分两个部分,一是宫门钞,一是奏摺。看报的人,可以看全份,便是连奏摺在内;倘为省钱省事,也可以光看宫门钞,因为有许多人,没有看奏摺的必要也。

甲,先说说宫门钞的内容,虽然不过都是朝廷的政事,但是有天天见的,有不常见的,兹分述如下。

召见军机:朝中平常说话,管召见曰叫起见儿,每日必叫,但有全体及独叫一人之分,除有极要的外官重臣之外,每日上朝,第一起,总是军机大臣,因自雍正以后,所有政事,都由军机处经过也。

召见某臣:这种官员,阶级不一样,例如某部有重要的公事,则该部尚书,必蒙召见。各省大员督抚将军等等晋京请安,也必蒙召见,或下级官员,有特别封奏,亦可召见。

某部带领引见若干人:这也是差不多每天必有的事情,盖高级官员,或有特别情形的小官员,方有被召见的资格,若平常小官员,则由部中派员带领引见。某种公事,即归某部带领。

某人预备召见:凡此都是皇上有话问他,怕他不在朝中,所以前一日便下上谕,使他次日必到,此与召见之人同一情形。

某人请训:凡此都是新放的外官,或特派的大员,出京之前,必须上奏摺请训,就是请皇帝训诲,这种当然也都得召见。

某人到京请安:凡京外的大员进京,一定有事,到京先上一摺,给皇上请安,也就是报到的意思,好预备皇上召见。

某人回京请安:凡长期的外官进京,曰到京,特别派出临时短期之大员,事毕进京曰回京。

派某人任何职:这当然是要见上谕的,但也都是大员,若中下级的职员,就归各部院衙门办理了。

换季:换季者,换穿衣服也。夏初,冬初,换戴凉帽暖帽,这自然是要有公事规定的,否则此戴暖帽,彼戴凉帽,那还像公事吗?不但如此,一年四季之中,换穿大毛,换穿灰鼠,换穿葛纱亮纱等等,都要见宫门钞的。例如穿大毛时,则上朝之人,就都穿天马出风毛了。尤其是花衣一种。花衣者,蟒袍也,俗语称蟒袍,公事文都写作花衣二字。每逢皇上皇太后万寿,皇后千秋,前后几天都要穿花衣,这也是要见宫门钞的。因为花衣期内,不许行刑,所以特别重要。无论京外各省,遇有应斩之犯,亦必须过花衣期后,才许行刑,此定例也。

以上不过大略写一写,其余事情还多,例如皇帝驻园,还宫之期,也都是要见宫门钞的(此事当另详谈之)。一二品大员死后递遗摺;大旱之年,顺天府奏京师得雨几寸,或各旗派大员看箭等等,也都是宫门钞上常有的事情。此外就是上谕。

上谕:此种约分两类,一类是特下的谕旨,一类是批奏摺的谕旨。特降的谕旨,自然种类很多,不必尽述,但当然也都要见宫门钞的。第二类是批奏摺的谕旨,这类大致又分几种。在同治光绪年间,皇帝多不亲笔写字,只是用指甲,在奏摺上划记号,他所划的记号有五样,划好之后,把原奏摺发交批本处,批本处的官员,再照皇帝所划的记号书写,例如:

一是朕安:这种当然都是外官大员专为请安的奏摺,皇上在摺尾,用指甲划一横线,批本处官员见此横线,即用朱笔写上朕安,或只一安字,批好后,仍发回原官观看。

二是知道了:这种都是因为该奏摺里头,只有报告的情节,没有请教的情节,故只批“知道了”三字。但皇帝亦不亲写,只用手指甲划一直印,批本处见此,即用朱笔书“知道了钦此”五字。

三是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凡此都是官员请办某种政事,或公事等等,拟定办法,请皇上定夺,皇帝答应了,便如此批法。该部知道者,即经手这种事情之部也,或写该衙门知道。但皇帝亦不亲写,只用指甲划两道直印,批本处见此便批此八个字,外加钦此二字。

四是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单并发:这种与前一种一样,不过随着奏摺,另外有拟定的做法,或章程等等的单子,而这种单子皇帝往往留看,不一定发钞,如果发钞,便在批中多加三字,如此则用指甲多划一印,为三道线,批本处便照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光绪年间,因此闹过一回笑话,皇上在该摺内划了三道印,批本处当然如此批法,迨该部把奏摺领回,而摺内并没有单子,问领摺的官员,他接摺子的时候,向来是夜间,他又未细查看,暗中抓了瞎了,想把接摺官治罪,而又不知是他接摺子之前已经失去,或接后才失的,想奏明请旨,又怕担罪名,正在全部堂官司员扰攘之际,忽有人细看该奏摺,原无单子,只是皇帝多划了一条印,批本处也未查看,就照该印多批了此三宇,一场扰乱,才算完事。

五是另有旨:这种都是皇上于该奏摺之外,另有意见,另下上谕,所以只批此三字。遇到这种奏摺,是皇帝在摺尾用指甲划上一个x,批本处官员,便照批另有旨钦此五字。

以上皇帝所批奏摺,不过略举数种,此外还有著勿庸议及该部议奏等等简单的批法;惟用指甲所画指印,因为我记不十分清楚,容或有错,然情形大致如此。这些种之中的朱批,都不录于宫门钞内,只附在该奏摺之后披露;惟末一种特别所降之谕旨,及不是因为奏摺而特下的上谕,都要提前于宫门钞中刊布,以便大家观览。以上所谈之宫门钞,其中当然包罗的事情还很多,但不必尽举了。

乙,再谈谈奏摺,其中只是京中各衙门,及外边各省督抚将军河督等等的奏摺。至各处的海关监督,如粤海、沪海、津海等等的奏摺,及各织造的奏摺,则向来多不发表,因为清朝认为这是宫中的私事,不够国家大事,所以多不发钞。然有关国事者,也有发钞的时候。在《京报》上发表的为数更少,所以整份之报,又分两类,一类是只印最要紧的奏摺,一类连次要的也都印上。至于极普通的例行奏摺,就不印了,看报的人,可以光看宫门钞,也可以带看要紧的奏摺,也可以全份都看。

北京城内的官员,多数都是看全份,若下级人员,当小差使的,及商家住户,则大多数都是只看官门钞,京外各处官员,及留心政治的读书人,则都是看全份的。

第三,再谈他发行的情形。北京城内,所有送报的人,都是山东人,都是背着一个用蓝色布做成,五尺多长,五寸多宽,两头有兜的报囊,囊上钉有白布写黑字的“京报”二字。这种送报人,从前还有由报馆雇妥,直接送报的,后来就不多见了。因为他们替报馆送报,不肯大卖气力,不能张罗招揽生意或至不正经送,所以后来都是归他们自己买了报自己送,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同一报馆之送报人,不许越界送报,例如卖聚兴房报的人,在此胡同送报,则其他卖此报之人,便不许再送。然若卖洪兴报房之送报人尚可,但也常打架,重者聚殴。他们都是穿一长稍过膝的蓝布大褂,外系一条布褡包(腰带),因为从前若穿小衣服裤褂,或散着腰(不系褡包)进人家,是大不规矩的事情。他们送报,必须进门,所以都穿长褂,系褡包。从前进人家穿短衣者,只有挑水及掏粪之人,其他行道,则甚少见。所以至今北平饭馆茶房听差人等,还都是穿一短大褂。他们送报的道路,非常重要,自己老了,可以传给儿子,若外人想接送,则须出钱买这条道,亦曰倒道,价值说好之后,旧人领着新人去送报,有时还要跟看报之家说一句,换了新人了。这个名词,叫做对道,这种行道,在粗鲁人中,本是一种很好的营业,除送报有余利外,一年三节,都讨节钱,你要给他一个大个钱,那是不成的,给两个便足,若给五个,那他高兴极了。彼时一两银子,可以买八百个大制钱,如此区区小费,所以人都愿给。

这种送报人,都有公会,人心极齐,本会中人,如越界送报等事,是不易见到的。例如挑水掏粪之人,虽也各有道路,但时有偷着送水、偷着取粪之人,而此行则可说是没有。对于外界,他们的团结力更大,兹有一事,可以附带着说:

北京每年到八月节前,各街上总添出许多兔儿摊子,都是用泥做成,俗名兔儿爷。最初当然都是小儿玩物的性质,但也有许多人家买回去作为神像供奉的,所以特备有神像的兔儿,且有高两三尺的,其余则都是玩物,虽然都是兔儿的相貌,但五行八作,各种小买卖人,无不齐备,大家看着,也就是取乐而已。一年(大致是光绪十八九年),各摊子上,添了许多送报人,虽然是兔儿像,但肩上都背着报囊,上书京报字样,被送报人见到,回去报告公会,于是约定,把全城兔儿摊子,尽行砸毁,大家凑钱打官司。果然次日全城中,凡有送报人兔儿之摊,无一幸免,风潮自然很大。若按平常大家的思想来说,这不过是一种玩物,供人取乐而已,制造者也不见得有什么大的罪过,如此则砸毁者,均须要赔偿。但是若认真来说,则从前两男性相交,被动者,北方都骂他为兔子,如此则也算是很大的一种侮辱,所以该场风波,虽然打了官司,也未经判断,就马马虎虎算了事。但从此以后绝对没有人再敢做这样的兔儿爷了。由此足见其团体之坚固,其人数之众多。但是有一样,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团体坚固,但对于工作买卖,则相当规矩,像现在每日送报,偶尔或晚,或偶尔将该报外卖,或要挟报馆等等的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

不过从前《京报》有两种情形,是与现在大不同的,也是大家所梦想不到的,一是报价,一是质量。

报房的规矩,每天价若干,每月价若干,当然有确定的数目,但看报的人花钱,则不一样,看路之远近定。所有报房,都设在前门左右,故内城东西四牌楼以南,及整个的外城之价,差不了多少。若安定门德胜门内,已须稍高。至安定门外之黄寺,西直门外之海淀,以及齐化门外(从前齐化门外地面相当大),彰仪门外,则价更高。但此可与送报人当面议价,然亦有普通大致的价格,不能相去太远。

再说报的质量,也与现在不同,现在是每天准出几张纸,且必须印满,从前《京报》不然,要紧的奏摺多,则每本可到百余页,都是单页;若要紧的奏摺少,则每本可几十页。宫门钞,虽然永远是一单篇,但多少也不同,有时候一天有几十行字,有时候只两三行字,不过一张一寸多宽的纸条也算一日之报,但每月报费,则是一致的。可是报房也万没有故意少登的毛病,有时因奏摺多,或字太多,一天登不完,则改由次日再登的时候。但一份奏摺,一天必须登完,不许今天登一半,明天登一半,果如此,即大家要问罪的。

以上说的是北京城内送报的情形,现在再谈谈北京以外送报的情形。京外送报,与京内完全不同,近州县如通州、良乡等县,则可以两天送一次。再远如天津等处,则五天一次。如保定府等处,则大约须十天一次,最远的每月一次。辽远的边省,就更不同了。这种送报人,若专靠送报是不能生活的,因为一个府城,城中看报的不过几十份,稍僻远之府城,尚无此数,若县城则每县不过几份,怎能养得活一个送报人呢?那么他怎么办呢?全靠副业,副业的种类相当多,一是代人寄信,二是代人寄包裹,三是代人购买物件,四是也往往代人捎送银两。

代人寄信:是光给钱,但数亦不大,每封信约合现大洋半角,但如果附带小包货样等等,他就白给带去,不加费用。他的办法跟从前未创立邮局以前之信局子,大致相同,不过各商家之信,多由信局子送;而官场及官宦人家之信,则多由送报人寄,因为官场人多看报,故多与送报人相熟也。

代人寄包裹:从前没有代人寄包裹的机关和买卖,所有包裹都由自己认识的亲友替带,倘无亲友来往之便,则专靠送报人,价亦不大,但此非有多年资格,大家相信之人,才能有此生意。

代人购买物件:这是送报人极大的一种营业,凡纸笔砚墨、信封书籍等等,文人用的东西,都可代买,连靴帽衣料家常日用刀剪等,亦可代购。买到了要钱,并不多要,只照铺中价目单算帐,因为铺中已经打出扣头也。所以他也常替商家出广告,带着各商号的仿单价目单,到各处代为散放,并代张罗招揽生意。我从前就常托他,由北京詹大有、胡魁章等家代买笔墨,都很可靠,于是托他代买物品的人很多。所以一个送报人,最初不过自己背着一个小褥套,内装报纸外,便是自己的行李,慢慢生意越来越发达,物品自然越多,一人背不了,就雇驴,再多就雇车,甚至有特别用一伙计,作为帮手的。

代人捎送银两:从前除大城池或大商埠,有汇票庄外,其余小城镇,多没有汇兑的机关,凡有钱财,都是求相熟的商号或亲友代为拨兑,倘亲友不便,则大拨的便托镖局子代送,若小数之款,如三二两银子,则都托送报人代捎,当然也得大家相信之人。

不过看以上这几件事情,于报无涉,可也很有关系,也可以说是有联互的关系。因为看报的人,不是官场,便是文人,此外便是大商家,送报人常跟这样的人来往,都相熟,所以才有这样事情发生,若只认识农人或小工商,则不会有这样的买卖了。再反过来说,倘没有这些副业,则全靠送报,便养不活一个送报人,就不会有人送报,于是报便不能远销,则报房或者也要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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