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并不是由开天辟地以迄今日演变的种种。历史的时间以最近五千年为限。前此的发展是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与人类学的园地，与正当的历史学无关。旧石器时代的各种人类，与今日的人类，属于生物学上不同的物种，我们虽也承认他们为“人”，但他们究竟“非我族类”，他们的活动与我们的活动在根本上大异其趣，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进到新石器时代，有了一种新的人类，那就是我们今日世界上已开化与未开化的各种民族的祖先。但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以前，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文化，仍然一脉相通，北非与东亚之间，或西欧与中亚之间的新石器文化，并无显著的分别。所以此一阶段也仍属于人类学的范围。
但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或略前，最早或可追溯到三千五百年左右，不知由于何种外来的影响或内发的力量，在清一色的新石器世界中，有两个地方发生了变质的作用，就是埃及与巴比伦。自此以后，地面各处或先或后的都脱离了石器的阶段而进入历史文化的阶段。据今日所能确知，五千年来的高等文化区域共有七个：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
直到百年之前，大家都认历史为一元的。虽至今日，文化一元说仍然相当的盛行。这种观点甚为自然。各民族无不保有唯我独尊的态度，视四方为夷狄，认文化为以我为中心而一系相传的发展。在交通不便的时代，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心理形态，前代的中国，古代的印度，古典的希腊罗马，以及远古的埃及或巴比伦，无不自视为天之骄子，无不自命为文化至宝的唯一创造者与维系者。直到如今，在欧美各国，连许多以客观自诩的学者，有意无意间仍不免以欧西文化为起发点而衡量古往今来的一切。但交通的大开，与考古学的空前收获，使心胸宽大眼光锐利的一些学者，把前此的文化一元论完全放弃，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域各个独自产生与自由发展的。考古的发掘，使我们知道有许多被后人忘记的伟大文化；交通的便利，使我们发现远方有许多前所未闻的异样民族。这许许多多时间与空间都不相同的历史单位，经过多人与多方的探讨，虽无人否认他们各有特殊点，然而历史进展大步骤的共同点，现在已逐渐成为学者所公认的现象。这种共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
在一个文化的发展上，第一个阶段就是封建时代，前后约六百年。此时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现象都很特殊。政治上的主权是分化的。在整个文化区域之上，有一个最高的政治元首，但这个元首并不能统治天下的土地与人民。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当时不过一种理论与理想而已。元首所直辖的，只有天下土地一小部分的王畿：并且在王畿内，也有许多卿大夫的采邑维持半独立的状态。至于天下大部分的土地，都分封给很多诸侯，诸侯实际各自为政，只在理论上承认共主的元首。但诸侯在封疆之内也没有支配一切的权力，他只自留国土的一小部分，大部土地要封与许多卿大夫，分别治理。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之上，也非绝对的主人，采邑的大部又要分散于一批家臣的手中，家臣之下，可有再小的家臣，以此类推，在理论上封建贵族的等级可以多至无限，政治的主权也可一层一层的分化，以至无穷。实际的人生虽然不似数学的理论，但封建政治之与“近代国家”正正相反，是非常显明的事实。
封建时代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阶级的法定地位。有史以来，阶级的分别是一个永恒的事实。但大半的时期，这种阶级的分别，只是实际的，而不是法律所承认并且清清楚楚规定的。只是在封建时代，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等级、业务、权利、责任，下至衣食住行一般日常生活的方式，都是由公认的法则所分派的，并且阶级的地位是世袭的。贵族的子孙，世世代代永为贵族，平民的子孙，世世代代永为平民。同一贵族或平民的阶级之内，往往又有许多小的等级或职务的分别，小分别之间的界限往往也是相当严格的。
封建时代的第三个特征是经济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土地都是采地，而非私产。自由买卖，至少在理论上不可能，实际上也是不多见的。所有的土地都是一层一层的向下分封，分封的土地就是采地。土地最后的用处，当然是食粮的生产，生产食粮是庶民农夫的责任，各级的贵族，由最高的王公以至最微的士子，都各把他们直接支配的一部土地，分给农夫耕种。由这种农业经济立场看，土地称为“井田”或其他类似的名称。此中也有“封”的意味，绝无自由买卖的办法。井田可说是一种授给农夫的“采”，不过在当时“封”或“采”一类的名词，只应用于贵族间的关系上，对平民不肯援用此种高尚的文字而已。
在精神方面，封建时代是宗教的天下。国家的每种大典，婚丧生育的人生大事，以至团体或个人的许多例行事务，几乎都为宗教的规则所围范。宇宙间充满了神力，大小的神祇可以多至不可胜数。一般人对于神灵既然恐惧，又须依赖，有时敬爱的心理也能发生。无论是恐惧，或依赖，或敬爱，一概都要由崇拜的外仪来表现。
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可称为贵族国家时代，前后约三百年，是一个以贵族为中心的列国并立时代。封建的晚期，当初本不太强的中央共主渐渐全成傀儡，有时甚至整个消灭。各国内部的卿大夫以及各级的小贵族也趋于失败。夺上御下，占尽一切利益的，是中间的一级，就是当初封建各国的国君。最后他们各把封疆之内完全统一，使全体的贵族都听他们指挥，同时他们自己却彻底脱离了天下共主的羁绊。天下的共主至此失位或者完全消灭，或者名存实亡。主权分化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整个的天下虽未统一，但列国的内部却是主权集中的。社会上的士庶之分，在理论上仍然维持，在政治各部门辅助国君的也是贵族居多。但平民升为贵族，实际已非不可能，并且也不太难。在经济方面，井田一类的授田制尚未正式推翻，但自由买卖的风气已相当的流行。各国内部已统一，小的纷乱当然减少到最低的限度；至此只有国际间的战争，而少见封建时代普遍流行的地方战乱。贵族阶级在封建时代已经开始修养的侠义精神与斯文仪式，至此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在不与国家的利益冲突的条件之下，他们对待国界之外的人也是尽量的侠义有礼。国际的战争大致仍很公开，以正面的攻击为主，奇谋诡计是例外的情形。战时的死伤并不甚多，战场之上也有不可轻易破坏的礼仪。战争的目的只求维持国际的均势，没有人想要并吞天下。国际的战争虽然难免，但天下的大局是大致稳定的。
在精神方面，宗教仍占重要的地位。但唯理的思想已经开始，渐盛，最后发展到极峰。一个文化对于宇宙人生问题的伟大解释与伟大答案，都产生于此时。伟大的哲人与诗圣，也都是此时的人物。
文化的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二百五十年。第二第三两期之际，必发生惊天动地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大革命。革命的结果，贵族阶级被推翻，过去日渐得势的平民阶级，至此夺得政权。临时在表面上实现了一个全民平等的社会，最初的一百年间，政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往往可谓大体美满，但社会的骚动与国际的大战很快地就把这种美满的境界毁灭。阶级既然取消，全民既然平等，大家就都有效命疆场的义务。当兵，在封建时代是贵族的权利，贵族国家时代的军队仍以贵族为主，平民的小兵完全要受贵族将官的指挥。进到帝国主义时代之后，全民皆兵的征兵制成立，大规模的战争，残酷无情的歼灭战，成了国际野心家所专研的战争方法。战场以大量的屠杀为最高的目的，以便消灭对方的实力，最后占据对方的领土，灭掉对方的国家。前一时代的斯文战争，至此已不再见，列国的数目，尤其是强国的数目，日渐减少，最后只剩三两个大国，各自率领附属的小国，互作死拼的决战。
在不断的大战与大乱之中，文物开始遭受浩劫。战乱时无意的破坏，当然古今难免，但此时因战争的特别激烈，所以摧残尤厉。并且在无意的破坏外，还有由于各国政策所产生的故意的文化摧残。经过短期间思想自由的阶段之后，焚书坑儒一类的办法渐渐成为常事。与国家政策不合的文字，对于当权者不利的文人学士，轻则被弃，重则被毁，被逐，或被戮。在思想方面，这是一个回光返照的时代。短期之间，百家争鸣，在表面上似乎非常热闹。但思想趋于派别化，伟大的创造思想家并不多见。最后连派别化的思想也趋于消沉，只剩下毫无中心见解的杂家，东拼西凑的去写许多杂乱无章的大书。
文化的第四个阶段是大一统时代，前后约三百年。长期的酷战与大乱之后，一国独强，并吞天下，实现了封建时代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就是整个文化区的大一统局面。至此，无论名义如何，政治必然是专制独裁的。此时人心已感疲倦，精神渐渐不支，不能再过从前那种紧张悲壮的生活，不能继续维持过去那种丰富复杂的文化。专制的皇帝与他的左右，现在替天下的人解决一切的问题，个人无需再过分的努力自苦。天下大致是太平的。内乱当然难免，边患也不能却除，但兵荒马乱的事，的确较前大为减少，一般人的物质生活大致安逸。但这只是更加增进心理的松懈与精神的涣散。社会的颓风日愈明显，最后一泻千里，不可收拾。尚武的精神急速的衰退，文弱的习气风靡一世，征兵制不能维持，只得开始募兵，最后连募兵都感困难，只得强征囚犯奴隶，或召募边疆归化的夷狄来当兵。但在最后的崩溃尚未来临之前，帝国疆域往往可以扩展到空前的程度。许多边外的夷狄，或因慕化，或因畏威，都归顺投降。帝国也自动的征服许多新土。但表面的庞大，并非内在伟大。毁灭的命运很快的必然来临。
思想学术与文艺，都急剧的退步。思想趋单调。政府受了潮流的影响，往往也推进思想一尊的趋势。或因政见的不同，或因文人的偏激，政府时常与思想界发生冲突，大规模的焚书坑儒都是此时所演的惨剧。局面稳定之后，思想学术定于一尊，真正的哲学消灭，文人全失创造的能力，只能对过去的思想与学术作一番解释、研究与探讨的工夫，并且其中时常夹杂许多附会、误会与望文生义的现象。一言以蔽之，文化至此已经前途若非很快的死亡，就是长期的凝结。
第五个文化阶段，最后的时代，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可长可短。这是三百年大一统时代后无从幸免的一个结局。政治日愈专制，日愈腐败，日愈野蛮。社会的机构，一代不如一代；最后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主义，变成社会生活的主要原动力。内乱迭起。外患也因而日愈严重。当初灿烂的文明帝国，往往被边疆的蛮夷侵占征服。古老的文化，从此可以一蹶不振，以致死亡。有时外族被同化，文化临时又有短期的生气，但同化的外族，不久也腐化，又被其他的外族征服。传统的政治文化，最后总有完全毁灭的一天。
这些是一般文化历程的梗概。现在让我们提出具体的例证。
一、埃及文化
埃及文化是世界上最古的文化之一，只有巴比伦可与它比拟。因典籍亡佚，哲学的发达无从稽考，但古老埃及的政治社会演变，从我们今日所能知的约略情形，可见其也不出历史形态的范围。
埃及的封建时代，普通称为旧王国时代，又称金字塔时代（公元前二八〇〇至前二一五〇年）。王室为政治文化的中心，诸侯分立各地。王权有限，“法老”只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埃及的贵族国家时代，普通称为中期王国时代（公元前二一五〇至前一八五〇年）。王室衰微，诸侯独立，许多小国相互争衡。这就是许多西洋史学家所误认的“封建时代”。真的封建时代已经过去，此时最多不过只保留一些封建的痕迹而已。
帝国主义时代，称希克索斯（hyksos）时代（公元前一八五〇至前一六〇〇年）。希克索斯人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外族。他们入侵埃及，很快的埃及化，临时成了埃及内部最强的势力，与旧日的埃及列国争胜。此时战事日烈，俨然一个具体而微的战国局面。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埃及帝国成立。大一统时代普通称为新王国时代，或新帝国时代（公元前一六〇〇至前一二五〇年）。此时埃及大拓疆土，西至今日利比亚的沙漠，南达阿比西尼亚，东抵巴比伦之地。
公元前十三世纪中期以下，埃及一方面内乱迭起，一方面又屡次被野蛮的外族征服。但因这些征服者文化幼稚，先后都为埃及所同化。公元前五二五年，波斯入主，这是埃及初次遭受一个已经开化民族的征服，埃及文化染上了不少的波斯色彩。公元前三三二年，亚历山大成了埃及的主人，埃及于是又与希腊同化。到公元前三〇年埃及变成罗马帝国一个行省的时候，在文化上已经完全是希腊的附庸了。不仅旧的制度文物荡然无存，连传统的语言文字也趋消灭，除了少数偏僻区域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只说希腊语，读书的人也只读希腊书。埃及民族与埃及文化至此可说已经绝迹于天地间了。六七百年之后，公元六三九至六四一年间，埃及又被回教徒征服，就又毫无困难的阿拉伯化。今日所谓埃及人，无论血统如何，由宗教、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上言，其实大都是阿拉伯人了。
二、希腊罗马文化
希腊罗马文化的封建时代，历史上称为王制时代（公元前一二〇〇至前六五〇年）。小国林立，各有国王；但王下有贵族，限制王权的行使。在众王之上，有一时期曾有一个最高的共主；关于此点，荷马的诗中仍留有痕迹，可惜史实已完全失传了。宗教盛行，后世流行的神话都是此时的产物。
贵族国家时代（公元前六五〇至前三二三年）的历史，大致以雅典、斯巴达与罗马三国为中心，就是历来史书中所称道的希腊文化的极盛时代。内部统一的列国，罗布在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外交的关系甚为复杂，国际的战争也时常发生。但各国的内部，除罗马外，始终不甚稳定。天下的共主早已消灭，多数的国内已把王推翻，同时又无固定的新制替代。王制最少可说是一种安定力，王制破裂，各国的政局时常都在动荡中。但无论如何的变化，各国的政治可说是贵族性的，因为多数人或为奴隶，或为没有政权的农奴。所谓民主政治，或全民政治，也不过是全体人口中少数自由人的政治而已。哲学由兴起而渐盛，晚期出了三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
帝国主义时代，普通称为后期希腊与罗马时代（公元前三二三至前八二年）。此时地中海沿岸只余五大强国，就是希腊化的埃及，希腊化的叙利亚，马其顿，罗马，与制度罗马化的迦太基。此外尚有一些缓冲小国，以希腊半岛上为最多。五国中罗马最强，最少可说罗马的政策最为高明。它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毁灭了比较强劲的迦太基，然后并吞东方各国。迦太基之灭，甚为凄惨，不只国破，并且民族也全部被歼，仅剩下极少数的遗民，也遭流放异地的命运。至公元前八二年苏拉（sulla）独裁，可说是地中海世界第一任的实际皇帝。此时的哲学只有旧日思想的演述，与几种时髦一时的人生观。斯多亚派、伊比鸠鲁派、怀疑主义派、犬儒派，算是比较新颖的人生学说，此外则有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主义的信徒。最后调和一切的，也可说毁坏一切的，杂家出现，而古典的希腊哲学遂告结束。
大一统时代就是罗马帝国的盛期（公元前八二至公元一八〇年）。罗马的疆土不只扩展到整个地中海沿岸，并且在许多方面深入内地。今日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比利时与瑞士的全部，德意志的西境，荷兰、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的大部，伊拉克与高加索的一部，埃及与沙漠以北的整个北非之地，都是帝国的疆域。此外并在海外征服了今日的英格兰、威尔斯与苏格兰的南境。但希腊罗马人的颓风日甚，公民渐都不肯当兵。起初还有内地的游民入伍，最后就只剩边地的日耳曼人与其他的外族还有执干戈的能力。颓废的人心，除物质的享乐外，往往又向东方传人的许多厌世宗教去求安慰。思想知识，只有以雅典与亚历山大利亚两城为中心的古代经典的研究。
盛世一个最后的伟大皇帝死于公元一八〇年，帝国逐渐瓦解。不婚，婚而不育的现象，相当的普通。人口减少，品质似乎也退步。怠工与游手好闲成了社会的风气，许多人宁受国家的救济，而不肯从事正当的工作以自养。田地荒废，无人经营。整个的社会，呈显一种坐以待毙的征象。日耳曼人入侵，不过是用手指弹倒一个行尸走肉的帝国而已。传统所谓公元四七六年罗马帝国的灭亡，实际不能由日耳曼人负责。罗马民族与文化的消灭，更与日耳曼人无关。
三、欧西文化
欧西文化的封建时代就是普通所误称的西洋中古时代的大部（公元九一一至一五一七年）。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有两人争夺，就是罗马的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各国分立，国王无权，各级贵族分据国内各地。农业集中于佃庄，与中国古代的井田相类。精神生活全由基督教笼罩。每人由出生，直至临死，甚至死后，无不受教会的指导与约束。
贵族国家时代，历史上称旧制度时代（公元一五一七至一八一五年）。内部统一的列国成立，中央的共主失位。教皇只余宗教的地位，政权尽失；皇帝仅拥虚名，但他的傀儡权位直到时代末期才被拿破仑废掉。旧日独立的封建贵族，至此成为辅助王政的特权阶级。国际之间时起战争，普遍天下的大战，由十七世纪起，平均每五十年一次。三十年战争（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一七〇一至一七一三年），七年战争（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年），拿破仑战争（一七九九至一八一五年），除末期的拿破仑战争外，所有的国际冲突可说都是以维持均势为目的的。十七与十八两世纪间，伟大的思想家辈出，末期的康德与诗哲歌德可说是集大成的哲学家。
一八一五年以下，欧西文化进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北美合众国的地位日趋重要，所以我们可称此期为欧美文明时代。这个时代至今方逾百年，尚未结束，无从见其全貌，但大战国的景象已经非常明显。由大革命的法国开端，征兵制普遍于欧美的世界。英美因地理形势的安全，久想逃避现实，但今日也已被迫实行征兵。百余年来的战争中，歼灭战与屠杀战的形式，一次比一次的显著。纳粹所谓闪电战不过是最后为此种趋势找到一个动听的名词而已。炮炸弹火的威力，不分前方与后方。伤亡与俘虏数目的庞大，在人类史上真是空前。德国攻马奇诺防线后，法军被俘虏的在一百五十万人以上，除少数老弱残兵外，一般青壮的军士至今尚未解放。他们目前所遭的摧残，可以意度。至于他们将来的命运，谁敢设想！白起对付赵国降卒的手段，虽未必不折不扣的重演在今日，但虽生犹死的遭遇，安知不会发生？纳粹在占领各国，因一二德人被暗杀而竟大批屠戮“人质”的惨剧，这岂非新野蛮时代已经来临的明证？这一切不过是开端而已，欧美世界未来的大流血与大悲剧，恐非今日仍未忘情于十九世纪比较斯文的景象的人类所能想象！
文物的破坏，在欧美也已见端倪。相生相克的道理，在文物破坏中最为明显。欧美钢骨水泥的各种伟大建筑，甚至中世纪所传下的纯石块的大礼拜堂，都非一般的“刀兵水火”所能破坏。但欧美的人类又精心地制造猛烈无比的炮火与炸弹，数十世代千辛万苦所积累而成的文化标识，多在狂战中惨遭毁灭与损伤。到了大破坏的时代，文物的遭劫似为不可避免的命运。至于比较微弱的孤本古书，名贵雕绘，稀世乐器，无论如何的善为保藏，或大或小的损害更难逃脱。除了这种虽非故意而却似有命运存乎其间的文物浩劫外，焚书坑儒的事件也已由德国作俑。犹太人的著作或与国社主义相违的作品，都被有系统地焚毁。犹太学者与非犹太而反纳粹的文人哲士，重则丧命轻则被囚，幸运者得遭放逐或逃亡国外。此种焚书坑儒的风气，将来恐怕也有日趋猖獗之势。十九世纪百年间比较自由的思想与学术，恐怕只是暂时的现象。目前宣传已经取代思想的地位，不久的未来欧美人士或将不知精神为何物。伟大的思想家已少出现，思想已开始派别化：康德派，黑格尔派，唯实派，实际派，以及各种巧立名目的派别。新的宗教精神也已萌芽，奇形怪状的各种新宗教，流行在欧美的各大都市中。一种新的巫术，所谓灵学，虽有少数人用科学的方法与态度去研究，但对大多数问津的人却成了自我慰藉与逃避现实的一服精神麻醉剂。
所以，无论由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言，或由精神情况言，今日的欧美很显然的是正在另一种作风之下，重演商鞅变法以下的战国历史或罗马与迦太基第二次大战以下的地中海历史。欧美在人类史上若非例外，最后的归宿也必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这或者仍为百年以后的事。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节奏与时限，速成班之类的办法在历史上是轻易不见的。时机未到，野心大于希特勒十倍的怪杰，也不能使大一统的局面稳定地实现。
四、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
除欧美的历史尚未结束外，一切过去的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最后灭亡。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国。
中国的文化独具二周。由殷商西周至五胡乱华为第一周。由五胡乱华以至最近为第二周。
（甲）第一周的形态
中国的封建时代，就是殷商西周，由盘庚迁殷至平王东迁，前后五百余年（公元前一三〇〇至前七七一年）。中央有一个王，又称天子，当初是殷，后改周室。天子之下，各地有许多诸侯。诸侯之下，有卿大夫与各级的家臣。这是标准的封建金字塔。贵族与平民之间，界线森严。一切的农田，井田，都由贵族支配，分与平民耕种经营。殷周的宗教，虽多失传，但由甲骨文，铭刻，与仅存的一点古代文献，我们还可看出当时精神生活的中心就是宗教。
中国的贵族国家时代称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一至前四七三年）。诸侯多已统一境内，列国并立的国际局面成立。贵族阶级仍然存在。但只能在诸侯统制下操持国政，不似封建时代的随便自行其是。国际间列国争衡，天子已成了傀儡，只能承认最强的诸侯为霸主。齐晋秦楚是四方的四强，它们大致只求维持国际的均势，即或一国特强，也仅要做中原小国的盟主，并无吞并天下的野心，天下在理论上仍由天子统治。国际的战争虽多，然而并不酷烈，大家都服膺“适可而止”的道理。战场之上，有谦让客气的种种礼教，侠义之士无不遵守。战争并不是一种拼命的死争，而是一种有章有则的竞赛。在精神方面，宗教的形式仍然维持。但少数的哲士对宇宙人生的问题探索甚深。可惜早期或有的作品都已失传，我们今日所知的最早思想家是春秋末期的孔子与孔子早时的一些哲人。孔子是保守派，认为旧制破裂，人心不古，是一切困难的根源。若能恢复封建时代的先王之道，天下就可太平无事。与孔子相反的一派，可以邓析为代表。他是革命思想家，认为封建时代与春秋时代的旧制都已陈腐不堪，必须彻底扫除，代以全新的一套办法，方可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与国际之间的纷争。这种说法当然要遭在位者的恨恶，所以他终究被郑国的执政借故杀掉。第三派是消极的隐士。他们认为世事已不可为，不如一了百了，遁世埋名，独善其身，最少还可赚得一心的清净。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不少这种的人，如长沮、桀溺、楚狂接舆、晨门、荷蒉、荷蓧丈人等，都属于此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学派。
春秋末期思想界的矛盾与复杂，预示帝国主义新时代的来临，就是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七三至前二二一年）。初期百年间，发生了政治社会的大革命。贵族阶级被推翻，国君独裁，最后都正式否认天子的地位，各自称王。战事日愈激烈，全民平等之后，各国都行征兵制。军队的数目扩大，战事的性质愈加残忍，在战场上奖励戮杀，对降卒与俘虏也时常加以不人道的大批屠杀，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是最惨的此种事例。许多古代的文献，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恐怕都毁于此时的大战中。秦国已开始焚毁当政者所不赞同的书籍，别国有否同样的情事，可惜史籍失载。思想曾经盛极一时。杨墨庄孟，诸子百家争鸣当世。中期以下，阴阳五行与神仙的信仰兴起，是文化开始退步的明证。思想趋于派别化，成了后世所谓六家。最后杂家出现，《吕氏春秋》象征先秦思想的总结束。
中国的大一统时代，是秦，西汉，新，与东汉中兴的三百年（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公元八八年）。外表甚为辉煌，武功极盛，秦皇汉武奠定了二千年来中国疆域的规模，东北吞朝鲜，西北通西域，南达安南，西南并滇。天下太平，民生安乐，文景，宣元，明章之世尤为后世所称道。但征兵的制度到汉武帝时已不能维持，武帝的武功是靠募兵，囚犯兵，与外族兵完成的；真正的征兵，反处次要的地位。东汉中兴，对外作战时已到了几乎只有胡兵可用的地步。独立的思想消灭，先秦的思想学术真能明了的人可说无有。泛滥无归的经学训诂是当时学界唯一可能的工作。秦始皇大规模的焚书坑儒，必非文化退步的主因，只是时代作风与文化退步的一种自然表现而已。一种消极的宗教精神大盛，阴阳五行，黄老神仙，宗教化的儒学，与东汉初传入的佛教，是当世的主要精神食粮。
东汉中兴过去之后（公元八十九年以下），大汉帝国渐趋破裂，古代文化渐趋灭亡。接踵而起的内乱或边患、羌乱、党锢、黄巾贼、十常侍之乱、董卓之乱，使帝国的机构全部瓦解。三国的群雄割据与西晋的粉饰太平，都不能挽回已去的大势。最后五胡乱华，中原沦陷，中国面对全部覆亡的严重危机！
（乙）第二周与未来
中国发展到五胡乱华时，若按人类史的通例，可说已到灭亡时期。当时中国也确有灭亡的危险。但中国当亡不亡，经过几百年的酝酿后，竟又创出一个新的文化，可称为第二周的中国文化。
在政治上并无新的进展，大致只能墨守秦汉所定下的规模，但在思想文艺上，却各代都有新的活动，并且可与第一周的文化相比。
为清楚起见，可列表比较如下：
表中所列各项，可以自解，无须再加赘述。讲到目前，我们这处在第二周末期的当代中国人士，一方面要面对欧美世界的现实，一方面要觉察中国文化的实况，才能明了我们今日所达的阶段与明日可走的途程。我们若能不自矜，也不自馁，平心静气地观察现局，大概对今日的中国以及与世界的关系，可得如下的几种认识：
（一）西洋世界今日正处战国的中间阶段。今日的大战虽然已够惊人，将来的战争恐怕只有更加酷烈，其程度、规模与情景必有吾人所不能想象的。
（二）中国文化的第二周诚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现在已发展到末期，它的前途是结束旧的局面，创造新的世界，实现一个第三周的中国文化。过去的文化为何一定都要毁灭，我们不知道。中国为何能够独存，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强为解释，虽不太难，但目前可撇开不谈。若勉强作一个比喻，我们可说文化如花，其他的文化都是草本，花一度开放，即告凋死；中国似为木本花，今年开放，明年可再重开，若善自培植，可以无限地延长生命。第二周的文化虽在人类史上已为例外，但既有第二周，也就可有第三周。
（三）但由实力言，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欧美重心的世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摆脱欧美的影响与欧美的势力而独创自己满意的新世界与文化。此后日愈残酷的战争中，任何一次中国也无完全处身局外的可能。
（四）但由文化大势言，欧美已至开始下落的时期。目前西洋任何一种思想、主义或学术的潮流，虽在中国都不免引起波动，但对我们的同化力恐将日渐降低。欧美的实力，在较近的未来我们虽仍不能漠视，但欧美思想信仰对我们的主动力或将日趋薄弱，我们对西洋文化中的一切可不至再似过去的崇拜盲从，而是自动自主地选择学习。然而这绝不是说我们将来可以松懈对于欧美的研究。盲从时可以不深知而不害事，选择学习时却非认真研究与彻底了解不可。我们将来需要更多更通的西洋学艺专家。
若对未来勉强拟定一个比较具体的方案，我们似乎可说：在实力方面，我们必须努力建起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机构，将来在欧美重心的国际上我们最少可不至完全被动，而能取得动不动由我而不由人的自由。此点如果能够做到，思想学术方面的前途就很可乐观。只要能有相当可靠的实力，政治上可以完全自由，则在国际上自由自主的空气中，相信我们此代与今后几代的中华儿女必能建起第三周的中国文化！
（原载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1942年2月4日、25日，3月4日。转录自林同济、雷海宗合著《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18～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