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奇（benedetto croce）是当代意大利有名的哲学家；他关于史学的一本名著是《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一章为历史与记事，是全书的总论。我根据douglas ainslie的英译本把它译出来，聊为介绍。克氏的议论虽不免有过度处，但以大体言之，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
克氏的文字非常艰涩（据说原文比英文译本还厉害）；他的大意虽很明显，然而往往一句或数句的意义并不十分清楚。这也许是因为我对于哲学或史学或西洋文字的了解能力太低。若有高明肯为赐教，我是非常感谢的。
译者识
“现代史”普通是指最近过去一段时间的历史而言——也许是最近五十年，或是十年，或一年、一月、一日，甚至最近一小时或最近一分钟。但若严格的想起来，“现代史”一词只能应用于一件事情方才过去之后我们对于那事所发生的意识。例如，我现在正在写这本书；我对于方才过去的写作工作，必有一番思索；这段思索就是“现代史”。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用“现代”一词才算恰当；因为这点思索与人心其他的工作一样，是超时间的，是与那件事实同时产生的。这个思索与它思索的事实之间的分别不是时间的，而是概念的，反而言之，“非现代史”或“过去史”就是一段已经完成的历史，就是我们对于已经完成的历史的批评——无论那是几千年前的事或一小时以前的事。
但我们若详细研究起来，连这段所谓“非现代史”或“过去史”——如果它是有意义的，而非空虚的回声——也是现代的，与我们方才所说的那段“现代史”毫无分别。它存在的必需条件与前者一样，就是它所述的那件事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活泼生动；正如专门史家所言，“我所读的这段史料是有意识的”。一件事而有一种或数种记载来叙述它，并不是说那件事已失去现代性，只是说它的内容愈加丰富。以前的记载或批判，到现在已成事实，已成了我们必须解释批判的“史料”。历史的著作并非由于记载，而是由于史料，或是由于已经变成史料的记载。故此，如果现代史是直接由现实生活而来，所谓“非现代史”的来源也是一样；很明显的，只有对于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足以引起我们对于过去事实的研究。所以这个过去事实是与现在生活的志趣相连贯，与以往的志趣无关。这个道理不知有多少历史家已经翻来覆去地指明过；只因如此，“历史是生活的主宰”一句老生常谈才被人引用不厌。……我提出这些史法的方式，为的是叫我们不要认“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一条原理为谬论。这条原理由以往史学的著作可得充分的证实，假设我们不走错了路，去把所有史学的著作或胡乱把史学一部分的著作拿来应用在一个抽象的人类身上而问何种现代的志趣会引人著作或读习那些历史。例如我们可问希腊罗马史上的几次大战的历史，或墨西哥美术史，或阿拉伯哲学史与我们现在的志趣有什么关系。对于此时此刻的我，这些历史都是毫无兴趣的，所以由我看来它们并不是历史，最多也不过是几种历史著作的名称。它们在已往或是在将来对于思索它们的人就是历史；假使我因着我精神上的需要在已往曾思索过它们，或在将来要思索它们，它们就对我曾是过或将要是历史。反言之，假使我们只讲真正的历史，只讲我们正在思索的历史，我们就可看出这个历史与我们个人即刻的历史毫无分别。如果我史识的修养与发展叫我去研究希腊文化或柏拉图哲学或雅典某种风俗的问题，那问题与我的人格的关系就与我正在经营的一种商业或正在进行的恋爱事件或现在目前的危险与我的关系一样。在没有解决之先，我对于前者的担忧挂念与对于后者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希腊的生活对于我就是现实的；它引我入胜，且又叫我感觉痛苦，就与情敌或爱子引我入胜，又叫我痛苦一样。以此类推，以上所举的古代战争或墨西哥美术或其他的问题也可同样的变成现代的历史。
我们既已证明“现代”不是一种特别历史的特征（但为方便起见，在日常习惯的分类上我们不妨仍沿用这种传统的分类方法），而是一切历史的主要特征，我们就可明白历史与生活是一体的——并不是说抽象的完全一物，而是说综合的一体。换言之，生活与历史是同而异异而同的。故此，我们若说一件无史料证实的事实有历史，那就等于说一个缺乏存在的主要条件的东西有存在。一段与史料无关的历史是无从证实的历史。只因历史的真伪是在乎能否证实，只因历史实现化的叙述必须是对于史料的批评解释（直觉与臆想，意识与自识……），那种无史料的历史是无意义的，无真理的，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一个没有看见过没有赏鉴过绘画品的人，怎能去作一本溯源批评的绘画史呢？一个没有美术经验的人怎能明白美术品呢？若哲学的著作一点也没有传留下来，我们怎能写一本哲学史呢？我们若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重新实现已经过去的一种情绪或习惯——例如古代基督徒的谦虚心理或中古武士的侠义心肠——我们怎能写那种情绪或习惯的历史呢？
反言之，生活与思索一发生不解的关系之后，我们对于历史的正确或功用问题的一切怀疑就立刻消灭了。我们精神的一种现实发展怎会不正确呢？一种能解决精神生活问题的知识怎会无用呢？
一
然而史料与叙述，生活与历史的关系有时能够打破么？关于无史料的历史，或更确切地说，其史料已不存在人心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它们与生活已经断绝关系。我们每人对于历史的某一部都有这种感觉。希腊绘画史是一段无史料的历史。一切活动地域已不可考，思想情绪已不可知，文化产品已不可见的民族的历史；一切文学史与哲学史，其内容已不可知，或其遗迹虽然存在，而我们因无旁证，或因禀性关系，或因心被他事扰乱而不能领会其真正精神——这些历史也可说是与生活断绝了关系。
在这种情形之下生活与历史的关系既已断绝，所余下的东西就不能算作历史（因为历史正是那种关系）。我们若仍称它为历史，那也不过就与称一个人的尸体为“人”一样。所余下那点东西并不是“虚无”，因为连尸体也不是“虚无”。如果它是“虚无的”，那就等于说生活与历史的关系是永远不能打破的，因为“虚无”是不会产生任何的效果的。（译者按此段意义非常不清楚；克氏的意思似乎是说，史料既能产生历史，所以史料本身必非“虚无”，因为“虚无”是不会产生东西的。换言之，未产生历史的史料，虽非历史，但同时又非虚无。）
希腊绘画史——无论是古代传下来的或是近代学者写作出来的——若严格讲起来，都不过一串以掌故为点缀的绘画家的空名与解释挂一漏万的绘画题目而已；再不然，它就是对于希腊绘画家凭空褒贬的批评，其中或者略以时代先后而列述绘画家姓名、掌故、画题、批评等等。那些掌故都是空洞的，那些画题的叙述与批评以及循时代先后的排列也都是空洞的，因为它们所讲的只是数学统计，不是真正的发展。我们心中不能想象它们，因为叫我们能够想象它们的元素已不存在。如果那些纸上空谈居然有点意义，那点意义也是由古代绘画的少许残缺遗存，或由后代模仿画品，或由别种美术的同类产品，或由诗词中而来。除此之外，所谓希腊美术史不过一片空话而已。
我们可以说这段美术史缺乏“固定的内容”，因为我们承认当我们口里说出一个绘画家的姓名时，我们心里是在想到一个绘画家，并且是一个雅典人；因为我们也承认当我们口里说出“战争”或“希伦”（helen）时（译者按两者皆希腊绘画家常用题目），我们心里是在想到一场战争，并且是一场重甲步兵的战争，或是在想到一个美女，正如希腊雕刻中的战争或美女一样。但是我们对于这些题目可以随便乱想而无害。所以它们的内容是不固定的，不固定就是空洞。
一切无史料的历史都是如此，都是空话；因为是空话，所以不是真的。从前某位画家曾画过某幅名画，是否真的呢？有人要说“是真的”，因为当时有人认得那位画家，曾看见那幅名画，并又将他们所见的记录下来，传于后世。但是我们可以回答说，画与画家只对于那些人才是真的；对于我们就也不真，也不假；换言之，它们的真实完全靠那些人的证明——那就是说，靠外物的原因；而真理的存在却是完全靠内因的。它们既不真（不真不假），就也无用；因为无土地无人民则君王无所谓威权；一个问题的元素若不存在，我们就没有解决它的意志与需要，也更没有解决它的能力。所以依样画葫芦地去抄袭古人的几句判语，对于我们实际的生活是毫无裨益的。生活是现在的，一片空话的历史已经成了过去的；它已成了不可挽回的过去，即或不是绝对的不可挽回，但在现时的确是不可挽回的。
空话的遗迹仍然存在，但它们不过是一些无意义的声音，或代表音声之符号。它们的存在并不靠我们的思索，而是靠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相信它们无论如何空虚，或者总有点用处。所以空的叙事只是人类意志所承认的一团空话。
这个定义的结果，是使我们能明了历史与记事的真正分别。这个分别，从前总没有找出来，因为从前的人总以为这个分别在乎两者所含的事实的性质。例如有人说记事是记个别的事实的，历史是记普遍的事实的；记事是记私事的，历史是记公事的。殊不知个别的同时也是普遍的，普遍的同时也是个别的；私的同时也是公的，公的同时也是私的。又有人以为重要的事属于历史，不重要的事属于记事。殊不知某事之重要与否是随各时的情势而变迁的：对于一个被蚊虫吮食的人，那个幺麽小物的演化史就比古代帝王的战争还要重要。当然我们承认以上这些分别法不无可取之处；它们都是看那分别在乎事实的有价值与否（普遍的较个别的为有价值，重大的较微小的为有价值）。此外尚有很多说法，也都有它们相当的价值：例如说历史中的事实是连贯的，记事中的事实是杂乱的；前者的次序是合乎逻辑的，后者的次序只是合乎年代的；前者探求事实的内容真相，后者只顾事实的外表。但这些分别的说法都是根据隐意的比喻，而非根据思想；只靠隐喻而无思索，我们的知识必不能持久。记事与历史并不是两种互相补益或一正一副的史类，而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历史是活的记事，记事是死的历史；历史是现代史，记事是过去史；历史是一件思索的事象，记事是一件意志的事象。一段历史若已不被人思索，而只是抽象文字的叙述，它就变成了记事。连哲学史都是记事，假设它的著者或读者不明了哲学。历史往往会变成记事。例如卡西诺山寺（mont cassino）僧人曾记录：“西历一〇〇一，僧人多明尼死。一〇〇二，回教人占据加朴亚城。一〇〇四，地震山崩”；这些记录都是历史，因为对于那个僧人这些事是现实的：他正在为死去的僧人哀哭，上帝所降与地方的灾难正在使他惊慌恐惧。但这些历史写出来之后往往变成记事，因为那位记录的僧人只轻描淡写地记下几条冷酷的语句，并未加以若何的思索；他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后来的人不要忘记这些事。这个历史与记事真分别的发现（这分别是形式的，那就说是真的），不只使我们不再枉费力气去寻物质的分别（换言之，就是假的或幻想的分别），并且也使我们否认一个极普遍的成见——就是说，记事先于历史。“先有记事，然后才有历史”，这是文法学家维脱瑞诺（mario vittorino）的话；这句话后人并且时常引用，以致现在已成为大家公认的真理。但我们若溯本求源，实际的情形与此正正相反——先有历史，然后才有记事。先有活人，后有死尸；若说历史由记事而来，就等于说活人是由死人而生。死尸只是生命的残灰；正如记事是历史的残灰一样。
二
历史若离开活的史料，就不是一件精神事象，而只是一件物质，一团音声与符号。同时史料若离开现实的生活，就也成了一件物质，一团音声与符号——例如前代一条法律所遗留至今日的音声与文字；一块大理石中所雕刻的神像；前代某人或禽兽所遗留至今日的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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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为生活的发展，死的历史会复活起来，已往的历史会又变成现在的，罗马人与希腊人在坟墓中不知已沉睡多久，然而成熟的欧洲精神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会又把他们唤醒。原始时代粗鲁野蛮的文化少人过问，然而浪漫主义的潮流一起，就忽然向它表起同情来——就是说承认它为浪漫主义者现实志趣的目标。以此类推，许多我们今日看为空洞呆板的史料将来也必有再赋生气的一天。
这些往史的复兴，其原动力完全在乎人心；史料本身无论如何丰富，也不能产生这类的复兴运动。寻找史料的是人心；若无人心，史料仍是散落沉死的。我们若要真正明白历史，就必须知道人类的精神就是历史，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就是一切以往历史的产儿。所以心灵中包含一切历史，历史与心灵并无分别。只因心灵发展是有节奏的，所以我们总是忘却历史的这一部，而记得历史的那一部。心灵的活动随时决定自己实现的方式，而湮没已往曾经决定的实现方式，心灵会把自己的往史重新经验一番，史料不过是它的工具。人类的心灵极力地保存古迹古典，就是因为它知道它将来要用它们作这种的工具。
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常常记在日记簿上，也常把丝带或枯花夹在日记簿里，这就是我们私人历史的记录。广而言之，一些所谓好古的学者，也是同样的替全社会做同类的工作。这种人如果广搜考证，我们就称他为“博学之士”；如果搜集史料，我们就称他为“档案保管者”；如果搜集金石，我们就称他为“考古学家”；正如存储这些材料的地方我们称为图书馆、档案处或博物馆。我们对这些尽一种必需之责的人万不可有任何的恶感。往往有人看他们可怜，并且取笑他们（译者按此乃西洋情形，中国尚无此种现象；这或者也正是中国真正史学不发达的主因）。当然这些学者自己本来也很好笑；因为他们居然天真烂漫地相信在他们的宝囊中收藏着历史的秘密，相信他们能够满足人类求知的欲望。但是我们知道历史并不在那里，而在我们各个人的心中。只有经过人心的化炼之后，确定的事实才变成生活的真理；考据学与哲学相熔化才产生出历史。
（原载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编《史学》1930年第1期，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