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宗教之酝酿

南北朝二百余年间是佛教渐渐酝酿成为中国的新宗教的时期。西僧开始有系统地介绍佛经，中国僧人也开始远去印度研究佛理，并大批地运回佛经。

来自西域的鸠摩罗什是当时闻名遐迩的高僧，影响很大。他译出约三百卷佛经，“辞义通明，至今沙门共所祖习”（《魏书·释老志》）。法显是中国僧人西行的代表。后秦时，法显从长安出发，经敦煌，渡流沙，逾葱岭，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天竺。他克服种种困难，学习梵语梵文，抄写佛教经律，又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求经。历时十五年，他才从海路回到祖国，译出所获经典百余万言，并且把自己的见闻写成《佛国记》一书。

中印文化交流最盛的时期，除佛教之外，各种所谓外道也间或流传到中国。

佛教地位日高，因而时常与政治势力发生冲突。但政治的势力并不能阻止佛教的发展，释子中也不乏不顾性命而护法的人。

二 辩教

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总有一个鬼影紧紧随着它，这就是道教。道教对佛教一方面摹仿，一方面攻击，它自己始终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灵魂。

这个怪现象可说是中国对外来文化势力所起的一种自然反应。佛教当初势力微弱，中国的态度几乎完全是放任的。但到南北朝时佛教已发展到一个不可侮的程度，至此传统文化方才感到威胁，因而开始反攻。反攻最厉的就是道家，同时自王充以后大盛的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也加入排外的阵营。

生活在魏晋时期的杨泉用他的元气说解释人的形神关系，他说：“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死犹澌也，灭也。譬如火焉，薪尽而火灭，则无光矣。故灭火之余无遗炎矣，人死之后无余魂矣。”刘宋时，范晔也认为死者神灭，天下绝无佛鬼。数学家何承天针对宗炳所写的，指出：“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弘明集》卷四）

中国传统文化的势力在江南较大，因而这种冲突也比较热烈，但在北朝也有相当的接触。

佛教对一切的攻击都针锋相对的抗战，并且到南北朝末年可说已得了最后的胜利。

三 佛教之成熟

南北朝时中国对佛教已超越摹仿盲从的阶段，少数人已能自悟新理，创造中国本位的佛教。如慧远传布佛教宣扬佛法，他的思想就和玄学家“以无为本”的思想是接近的。慧远早年曾研究过儒学和老庄玄学。他在庐山讲过儒家的经典。他讲《丧服经》，也讲《诗经》。他在讲《般若经》时，为了使听众容易听懂并接受，常引用《庄子》的话来作说明，使听众晓然。慧远讲儒家经典，用玄学比附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使得佛教在上层知识界得以广泛传布。南北朝末年天台宗的成立与《大乘起信论》的产生可以象征这种新宗教的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