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中国重心之欧亚大帝国

这里所讲元朝的疆域，是指元朝直辖地区，不包括后来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又译伊儿）汗国。史载，元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一》）。史称汉唐为盛，但“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元史·地理志一》）唐朝时期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县，在元朝几乎都同于内地，以往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地区，也正式划入了元朝的版图。

大元是横亘欧亚的大帝国，并不以中国为重心。这是与前此外族统治中国大不相同的一点。政治中心原在上都，全在中国本部的范围之外。后来虽迁都燕京，但这是事实的问题：中国虽无意间成为大元帝国的主要部分，在蒙古人心目中他们仍是以外族入主中国，始终不肯与中国同心同德。国家用人并不限于汉族，更不限于儒生，例如元朝的著名宰相耶律楚材便是原契丹贵族。由于李璮之乱牵涉到忽必烈倚信的王文统，使忽必烈极为震动，以致他对许多藩府旧臣和汉人军阀产生很大的猜忌。平灭李璮之乱后的一系列措施，既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同时也是出于对汉人的防范之心。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转而重用出身回族的察必皇后宫帐侍臣阿合马，把他“超擢”为中书平章政事。凡是帝国以内甚至帝国以外的人都可擢用。所以蒙古人多不习汉文。他们不只不想汉化，甚至鼓励汉人蒙古化。汉族中为荣利心所趋使也确有不少与蒙古同化的人。

二 种族与阶级

因为蒙古人始终以征服者自居，所以种族间有很严的阶级分别。在官制上，总是蒙古人为长；在刑法上，蒙、汉两族的待遇也不相同。忽必烈把各地的人分成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这种区划，便于忽必烈的分而治之，但是它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各民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很不平等。在政府机构中，重大权力为蒙古和色目人的贵族所掌握，高级官员主要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汉人的地位次一等。而南人在南宋灭亡后的一个时期内几乎没有在中央担任要职。地方上，也主要是蒙古人掌握大权。按规定，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同知由色目人担任，汉人做总管。

元朝法律明显地反映出民族压迫的性质。蒙古人因争斗或者醉酒杀汉人者不处死刑，只是罚凶犯出征，征烧埋银。法律还规定汉人和南人不能收藏兵器。土地的占有状况同样反映了阶级压迫剥削和民族上的差异与不平等。蒙古贵族在消灭南宋的过程中，没收各种官田，占有大量的无主荒田，侵夺民产。元朝皇帝赐给皇亲、贵戚、勋臣、大将以及各种寺观田产的数量相当惊人。如忽必烈赐给撒吉思益都田达一千顷，元文宗以平江的三百顷田赐给安西王阿刺忒纳失里。

三 兵制与驻军

蒙古自己行征兵制，对汉人也行半征兵制，兵的数目一定很大。但元对汉人始终歧视，军机重务汉人不得参预，所以元兵的数目至今无从稽考。驻军各地，镇压汉人，以便永久维持蒙古族的统治地位；蒙古人虽不肯汉化，却不能避免腐化，统治中国的时期比金朝更为短促。元朝末年，天下纷乱，很多蒙古军人在镇压各地起义中，总是诛杀无辜百姓以邀功，当真正的起义军出现时，他们却又作鸟兽散。

四 财政与纸币

元的财政政策，目的并不在压迫人民。只因不能量入为出，结果也成了暴政之一。财政困难，于是就大规模地推行钞法，以致物价腾贵，公私的生活都受损害。至元二十二、二十三年（1285年—1286年），元政府发行的交钞分别高达三百万锭。这表明由于国家财政陷入崩溃，迫使政府靠多印钞票来平衡收支。后来虽想改革，也未收效，最后交钞成为废纸，社会临时又返回到以货易货的停顿状态。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初，为挽救财政的恶化，忽必烈复置尚书省，以藏人桑哥为平章政事，主持财政。桑哥执政后，发行至元钞以救钞制之混乱，开浚会通河以利漕粮北运，增加盐茶酒醋的税额，遍行钩考追征逋负偷漏。他的理财措施在稳定国家财政方面是有收效的。桑哥时规定的总税额，此后维持数十年之久，说明没有过分超出当时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不过到了元末，由于社会混乱，元朝的财政总崩溃，百姓于绝望之中纷纷加入起义军反抗元朝统治。

五 喇嘛教

喇嘛教至少是导致元代财政困难的主因之一。蒙古诸帝，或出于政策，或由于半开化民族的宗教热忱，或兼由于两种原因，对喇嘛教极力推崇。喇嘛教，最少八思巴个人，对蒙古文化确有很大的贡献。只因宗教的热狂程度太深，喇嘛对国家财政成了一种危险的寄生虫，对人民成了一种强暴的压力。元朝在各地大肆兴建吐蕃佛教寺院，这些寺院拥有大面积的良田，很多番僧招摇过市、欺男霸女，十分嚣张。元朝法律规定凡是与番僧斗殴者砍断手指，争吵者割断舌头。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元之天下，半亡于僧”。

六 元亡

元为整个的中国初次陷于外族，又是唯一不肯与中国同化且想同化中国的外族，所以中国人对其反抗也最烈。同时蒙古本身并不十分健全，帝位承继的问题始终未得解决，当继位的人很少得立。此种情形，加以种种有意无意的暴政，再逢严重的天灾，就很自然地引起民变。

元成宗以后，继位的是海山，即元武宗。武宗以后，是爱育黎拔力八达，也就是元仁宗。武宗是依靠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拥立而登上帝位的，他精通军事，而昧于政事。他一登位，立即任用亲信，遥授官职，排斥世祖忽必烈时代的旧臣，造成朝政紊乱。由于滥封滥赏和无节制地建佛寺、崇佛事，财政危机加深。武宗即位后四个月，就已开支银四百二十万锭。连年灾荒，农民破产，流离失所。武宗即位的第二年正月，绍兴、台州、庆州等六路，发生饥荒，死者甚众，饥户达四十六万。六月，山东、河南大饥，有父食其子者。第三年蝗灾遍及南北各地，黄河在归德府决口。他在位期间，灾害没有间断过。自至正二年（1342年）后，黄河连年泛滥成灾。脱脱复相后，贾鲁被任命治河。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决口。元政府修河，发动民工十五万，另外还有在庐州各地的军队两万人。命贾鲁以工部尚书充河防使，开凿新河道二百八十里引黄河汇合淮河入海。经过五个多月，“河复故道”。但由于连年的灾荒，人民流离失所，修河的官吏从中舞弊，政治上的危机加深，所以黄河开凿之日，成了大起义爆发之时。

最初起事的人一方面利用历代必有的妖言，一方面利用深入人心的排外复国的心理。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和栾城（今河北栾城西）人韩山童等以白莲教积极组织起义。他们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同时，散布民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并且把凿好的一个独眼石人，埋在黄陵岗（山东曹县西南）附近黄河的河道上。民工开河道时掘出这个石人，远近的百姓都轰动了。至正十一年（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等于颍州的颍上（今安徽颍上）聚集三千多人，准备起义。起义者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发布文告说，要“重开大宋之天”。此后，起义的烽火点燃元朝各地，最后由朱元璋创建了二百五十年来所未有的汉人自治的一统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