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建立

隋是继北周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朝代。

北周末年，皇帝、贵族荒淫无度，政治十分腐败。如周宣帝宇文赟（yun）只顾坐享安乐，不管人民死活，为了建筑洛阳宫，竟把原来农民每年服役一个月的规定，改为四十五天。在位两年后，宇文赟死去。儿子宇文阐继位（周静帝），年仅八岁，年幼无知，外戚（帝王的母族或妻族）杨坚辅政，这样就给杨坚制造了夺取北周政权的大好机会。

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主要将领“十二大将军”之一，北周时被封为隋国公。杨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的妻子独孤氏是鲜卑大贵族独孤信的女儿，他自己的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他凭借着杨家的社会声望、个人的政治才能和外戚身份，总揽朝政，官至“大丞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辅政不久，他就积极谋划，部署力量，准备夺取北周政权。北周地方大臣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十堰市郧阳区）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相继起兵，为挽救北周的统治做最后的挣扎。但是都无济于事，结果被杨坚先后派兵讨平。581年，杨坚迫使周静帝让位，自立为皇帝，国号隋，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后迁大兴城，仍在长安附近），改元开皇。他就是隋文帝。

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派兵灭掉了南朝最后的一个王朝——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东晋以来二百七十多年长期分裂的局面。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实现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统一，隋文帝在灭陈以前和以后一个时期内，实行了一系列安定社会、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其中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1.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规定农民所受土地，分为露田和永业田两种，露田要归还，永业田不归还。一个成年男子受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当时人口稀少，荒芜的土地很多，所以规定受田较多，但实际并未能在所有地区都按规定受田），妇女只受露田四十亩。奴婢按照一般的成年人受田，一头牛按规定也可受田六十亩。官僚地主所受的田要比农民多得多。隋朝“均田”的土地，是无主荒地或由政府直接掌握的官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一部分土地，对恢复社会生产是有利的。

2.减轻农民赋役负担：北周政府原规定，已娶妻的男子每年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石，未娶妻的男丁减半。男子自十八岁到五十九岁每年都要服劳役一个月，周宣帝时因修治洛阳宫一度增为四十五天。隋初规定农民缴纳租调，以床（一夫一妇）为计算单位，丁男一床，缴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四丈）或布一端（五丈），绵三两或麻三斤；单丁和奴婢只需缴纳一床租调的一半。随着政权的日益稳定，开皇三年（583），隋政府把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每年服役日期由一个月减为二十天，调绢一匹由原来的四丈减为二丈。开皇十年（590），又规定五十岁以上一律免役收庸（用布帛代替力役）。租调徭役减轻，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3.整理户籍：从汉末以来，大族豪强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农民，他们隐匿户口，逃税漏税的很多。隋文帝即位后，为了直接控制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以便增加税收，打击豪强大族的势力，命令州县编制乡党闾保，整顿户籍，清查户口，凡属堂兄弟以下都要分别立户，不准隐瞒。河北、山东一带，隐匿户口的现象特别严重。隋政府整顿户籍首先便以这一地区为对象。583年，隋政府下令在全国实行户口大检查，结果有四十多万壮丁，一百六十多万人口，新编入户籍。这一措施，对于巩固中央集权，限制逃税漏税，加强农业生产发展，都是有利的。

此外，隋政府还在革除弊政、划一制度、打击大族豪强地主等方面，做了许多其他有益的工作。例如，南北朝时，郡县的设置既滥且多，冗员充斥，大量官吏的薪俸开支，是农民的沉重负担。隋政府合并了许多州县，裁汰了一些冗官，从而节省了一些开支，在客观上多少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隋文帝很注重提倡节俭，他个人的生活也比一般帝王较为简朴，这虽然不能直接增加生产，但提倡节俭，对于社会财富的积累，是有好处的。

据记载，隋朝初年，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出现了“人庶殷繁”（百姓多而且富有）的景象。显然，这与当时全国统一以及隋政府采取各项有效措施是有一定关系的。

（张习孔）

隋朝的崩溃

604年，隋文帝死，他的儿子杨广继承皇位，这就是隋炀帝。

隋炀帝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继位的第二年（大业元年，605），他便下令强迫人民给他营造显仁宫（在洛阳附近）和西苑（也在洛阳附近）。为修筑、布置显仁宫，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各种奇材异石，以及全国各地的各种珍禽奇兽等，都被强征到洛阳。西苑的规模异常宏大：周围有两百里，苑内挖有人工海和渠，海中堆有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面一百多尺，山上筑有台、观、殿、阁，十分华丽；沿渠有十六院，院中树木秋冬凋落时，则用各色绫罗剪成花叶，缀在枝上，水池内也用彩色绫绢做成荷、芰（jì，菱的一种）、菱、芡（qiàn，一年生水草），表示四季常青。据记载，隋炀帝在位，“无日不治宫室”，自长安至江都（今江苏扬州），便有离宫（皇帝经常所住宫殿以外的宫室）四十余处。

从大业元年到大业十二年，隋炀帝曾三次巡游江都。巡游的目的，主要是想凭借皇帝的威力，在政治上对江南地区人民的反抗起镇服作用，但是也带有很大程度的游玩享乐成分在内。每次出游，耗费的财力物力，实在无法计算。以第一次巡游为例：早在好几个月前，隋炀帝就派人往江南监造龙舟及各式杂船，以备应用。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分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都饰以金玉锦绣；下层为内侍所住。其他船只虽较龙舟为小，装饰也极为豪华。605年秋天，隋炀帝带着皇后、妃嫔、文武百官以及大批和尚、尼姑、道士、侍役、卫队，从显仁宫出发，分别乘坐小船自漕渠出洛口（洛水入黄河之口），然后改乘龙舟及其他各类船只，前往江都。大河中，船队相接，首尾二百余里，共用挽船夫八万余人。两岸有骑兵随行护卫，蹄声动地，旌旗蔽野。巡游队伍所过之地，五百里内的百姓都得贡献食物。

隋炀帝做皇帝十四年，经常巡游在外，留在京城的时间，总共加起来还不足一年；而每次巡游，跟随的妃嫔、宫娥等人，“常十万人”，需用的食物用品，都要地方州县供给，实际的负担都落到人民头上。广大人民在这种繁苛的征敛和役使下，苦不堪言。

隋炀帝在位期间，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方便搜刮江南财富，隋政府曾先后役使数百万民夫，利用前人经营的基础，开掘了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永济渠等人工河道，完成了贯通祖国南北的大运河工程。这条运河的开掘，隋朝人民以及隋以前和以后历朝的人民，都贡献了力量。尽管隋朝统治者下令开掘运河的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然而从客观上的效果来讲，在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这条运河对祖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易惠中）

隋末农民起义

隋朝末年，隋炀帝的统治更加残暴，广大人民不堪痛苦，纷纷举行起义。大业七年（611），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举起了反隋的旗帜。不少农民响应了王薄的号召，跟随他一道起义。他们占领了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东南），到处攻打官军。不久，各地农民也接着起义，农民战争的大风暴迅速席卷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

自611年到618年，隋末农民战争共历时八年。这八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611年到614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民军由于缺乏训练和装备，加上各支队伍分散作战，彼此未能很好联系，以致在对敌斗争中，暂时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另一方面被推进穷困深渊的农民大批参加起义军，因此农民起义的队伍反而在局部失败中一天天更加壮大起来。从614年到616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民军不仅在山东、河北一带巩固了自己的据点，夺取了一些重要的城市，并且还在江淮地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隋朝封建统治者由于不断受到农民军的沉重打击，这时已无法再维持其原有的军事优势，起义军的力量已逐渐发展到了和隋军接近平衡的地步。从616年到618年，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隋军的力量日益微弱，农民起义军在军事上完全转入了主动地位，隋政权日益走向崩溃，以致最后覆灭。

根据史书的记载，隋末农民起义大约有一百二十余处。各路起义军逐渐汇合，后来形成了三个最强大、最著名的军队，这就是河南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和江淮之间的杜伏威军。

瓦岗（在今河南省滑县南）军的最初领导人是河南人翟让。后来，单雄信、徐世勣（jì）等人都来参加起义。616年，李密也投奔到瓦岗军来。李密很有才干，他加入瓦岗军后，一面劝翟让明确地提出反抗隋朝暴政的口号，一面亲自去劝说各地起义领袖加入瓦岗军。瓦岗军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武装力量。

616年，瓦岗军攻下了金堤关（在今河南滑县东）和荥阳（今河南荥阳）附近各县，隋炀帝派大将张须陀率兵前往镇压，瓦岗军埋伏在荥阳大海寺北面的树林里，隋军中了埋伏，被杀得大败，张须陀自杀。617年，瓦岗军一举攻下今河南巩义附近隋的著名粮仓——洛口仓，并且开仓放粮，赈济百姓。附近人民扶老携幼前来领粮，他们对瓦岗军一致表示感戴。瓦岗军发展到几十万人，河南的郡县大多被他们占领。

瓦岗军攻占洛口仓后，隋朝大为震恐，派刘长恭、裴仁基领兵前来堵击，两军在石子河（今巩义东南）会战，隋军大败，裴仁基率领部下秦琼、罗士信投降瓦岗军。经过这几次胜利，李密被翟让等推为瓦岗军的领袖。617年年底至618年年初，瓦岗军大败隋将王世充军。东都（今河南洛阳，是隋炀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建立的一个新都）几乎被瓦岗军围困住。在推翻隋朝统治的过程中，瓦岗军起了重大的作用。《隋唐演义》和《说唐》两部小说中所写的瓦岗寨故事，就是以瓦岗军历史素材作为依据的。不过，小说又进行了许多渲染和虚构，因此和历史真实情况有很多地方不同。

窦建德领导的起义军，活动于河北一带。616年，他曾以七千人大破隋军郭绚部，“杀略数千人，获马千余匹”。617年，当瓦岗军进迫东都时，隋炀帝命薛世雄率领河北三万精锐援救东都，窦建德侦知消息，在河间大败薛世雄军，河北郡县大部被窦建德乘胜攻下。

在江淮一带，杜伏威领导的起义军，势力最大。617年，杜伏威率军打败了隋将陈稜的军队，占领了江北广大地区，又占据了历阳（今安徽和县）作为根据地。江淮之间的小支起义军，大多聚集在杜伏威的周围。隋的军事重镇江都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以上几支起义军的打击下，隋军只能困守长安、洛阳、江都几座孤城，号称“甲兵强盛”的隋朝统治，实际上已经土崩瓦解。

（曹增祥）

贞观之治

617年，关中大地主李渊利用农民起义蓬勃发展、隋政权走向崩溃的形势，在太原起兵。关中的地主纷纷起来反隋，响应李渊，他们的武装队伍配合李渊的军队，包围了长安城。接着，李渊的军队攻占了长安。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李渊在长安做了皇帝，国号唐。

在八九年的时间里，唐军先后消灭了各地的起义军和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626年，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次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从贞观元年（627）到贞观二十三年（649），是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这种经济上的恢复和政治上的相对安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出现，根本原因是由于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吸取了隋末农民起义的严重教训。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一个好皇帝，必须让老百姓能够活下去。”曾经参加过瓦岗军的大臣魏徵也曾对唐太宗分析过隋朝灭亡的原因，说：“隋炀帝无止境地役使人民，人民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起来反抗，隋政权就土崩瓦解了。”

基于这种认识，唐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就实行了一系列对农民让步的措施。624年，唐政府下令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规定：在地多人少的地方，每个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受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在年老或死后要归还政府，二十亩不需归还。受田的农民从二十一岁到六十岁，每年要向政府缴纳米二石（叫作“租”），绢二丈、绵三两（叫作“调”），服劳役二十天。不服役的要用绢代替（叫作“庸”）。这些措施，使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耕地。政府按照规定征收租庸调，又注意不在农忙季节征发，这就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贞观时期，吏治也比较清明。在精简机构方面，如对中央官员的裁减和对地方州县的归并，唐政府都做了很多工作。唐太宗很注意地方官吏的人选，他曾经把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名字写在屏风上，谁做了善事或恶事，就在他们的名下记上一笔，以便作为升降职位的参考。贞观八年（634），唐太宗又派李靖等大臣到全国各地去巡察，升迁廉吏，惩罚贪官。唐太宗还很注意提拔人才，他重用了一批出身于较低阶层的人，如魏徵、戴胄、张玄素等。这些人都敢于说话，经常纠正太宗的过失，并且经常拿隋朝灭亡的教训来提醒太宗不要重蹈隋亡的覆辙。此外，唐太宗时的著名贤相房玄龄、杜如晦，在订立制度、整顿吏治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封建剥削较前减轻，政治比较清明，贞观年间，社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贞观初年，全国户数为二百多万户，到太宗死后不久，便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牲畜也繁殖起来，甚至是“牛马布野”。

贞观年间，由于国家政权日渐稳固，唐朝的国防也比较巩固。当时北方的东突厥很强盛，东突厥的骑兵经常侵入唐的北方边境，破坏生产，抢掠人口和牲畜。贞观四年（630），唐军打败了东突厥，解除了唐朝北方边境的威胁，使人民能够在这些地方进行正常生产。

（张习孔）

魏徵

魏徵是我国历史上的名臣，在唐太宗时，当过侍中（宰相）等官。他曾先后规劝唐太宗二百多事，对巩固唐朝的封建统治，起到过重要作用。

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在群臣的怂恿下，准备到泰山进行所谓“封禅”（祭祀天地）大典。这个大典是从秦始皇以来许多帝王最喜欢玩弄的一套把戏，统治者企图用这个迷信的活动来麻痹人民，达到加强封建统治的目的。魏徵进谏说：“自从隋末以来，山东州县残破得很厉害，皇帝车驾出行，必然要跟随大批官吏和卫队，这样不仅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并且要给沿途州县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他坚决劝阻唐太宗东封泰山。魏徵的话，引起了太宗对隋朝灭亡的回忆，他因而取消了这个计划。

贞观八年（634），唐太宗下令修复洛阳宫殿。陕县令皇甫德参上书，认为太宗大兴土木，是劳民伤财。同时，皇甫德参还劝阻唐太宗不要苛敛百姓，并且指出，当时妇女流行梳很高的发髻，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这是宫中传出来的。唐太宗认为皇甫德参有意诽谤自己，恼怒地说：“这人要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取一文租，宫女都没有头发，才称心满意呢！”魏徵知道了，谏阻太宗说：“自古以来，做臣下的上书，言语激切是不可免的；因为不这样，便不能打动皇帝的心意。”太宗听了，很是感悟，不但没有责罚皇甫德参，反而赏赐给他绢帛二十匹。

魏徵曾告诉太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希望太宗处理问题时倾听多方面的意见，不要只听一面之词。他不断劝太宗“居安思危，慎终如始”。贞观十三年（639），他非常激切而诚恳地写了一个书面意见给太宗，说他不像贞观初年那样能够坚持俭约朴素，那样体恤百姓，那样孜孜求治，那样虚心听取意见了。唐太宗读了魏徵的意见以后立即说：“我现在知道我的错误了，我愿意改正。”

魏徵经常积极地给唐太宗提意见，要唐太宗吸取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不要过重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唐太宗把魏徵比做一面镜子，认为通过他可以发现自己身上的缺点。魏徵死后，太宗对大臣们说：“我从此失去一面镜子了！”

（张习孔）

文成公主

7世纪初，青藏高原上兴起了一个强盛的吐蕃王朝。这个王朝的赞普（藏语称国王为“赞普”）松赞干布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他统一了高原上的许多部落，把都城迁到逻些（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励精图治，为吐蕃的多方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唐太宗即皇帝位以后，松赞干布为了加强和唐朝的友好关系，曾经几次派遣使臣，带着贵重的礼物到长安向唐王室请婚。唐太宗最后接受了他的请求，答应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他。直到今天，藏族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请婚和许婚的动人故事。有这样一则流传比较广的“五难婚使”的传说。

吐蕃派到长安来请婚的正使是聪明机智、很有才干的大相噶·东赞，唐太宗向噶·东赞提出了五件难做的事，并且把做好这五件难事作为迎娶文成公主的条件。这五件难事中的第一件便是要把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马驹的母子关系，分别地寻认出来。噶·东赞灵活地运用了吐蕃人民在牧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他先把母马和马驹分别圈起来，并且暂时断绝了马驹的草料和饮水供应，过了一天之后，再把母马和马驹同时放了出来，一百匹马驹很快地认出了自己的母亲，偎依不离，难题被顺利地解决了。第二件难事是要把一条绵软的丝线穿过一个孔道很细的九曲明珠。聪明的噶·东赞先将一条马尾鬃拴在一只蚂蚁的腰部，再把蚂蚁放进九曲明珠的孔内，然后，用嘴不断向孔道里吹气，一会儿，这只蚂蚁便拖着细细的马尾鬃从明珠另一端的孔中钻了出来；这时，再把丝线接在作为引线的马尾鬃上，只轻轻一拉，丝线便穿过了九曲明珠。难题又被顺利地解决了。就像这样，接连的五件难事都被噶·东赞分别解决，唐太宗非常高兴，允许把美丽、智慧的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这个传说虽然不一定是历史事实，但是它生动地反映了汉藏两族人民在历史上的亲密关系。

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由唐朝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西行。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在今青海境内）去迎接，并以女婿的礼节和李道宗相见。文成公主到逻些时，吐蕃人民穿着节日的盛装，热情洋溢地迎接了这位远道而来的联络汉藏民族友谊的赞蒙（藏语称王后为“赞蒙”）。为了尊重汉族的风俗习惯，松赞干布还特地在逻些为文成公主修筑了居住的宫室。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以后，吐蕃和唐朝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有了很大的增进。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又以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松赞干布为了表示对唐太宗逝世的哀悼，还遣使来朝，向太宗的陵墓备礼致祭，同时还上书表示效忠唐室。

文成公主嫁到吐蕃的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农具制造、纺织、缫丝、建筑、造纸、酿酒、制陶、碾磨、冶金等生产技术，和历算、医药等科学知识也传入了吐蕃。藏族人民传说，文成公主带到吐蕃去的粮食、蔬菜的种子有成百上千种，随行工匠的人数是五千五百名，带去的牲畜数是五千五百头。这些传说的数字虽然不见得确实，但却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大量传入吐蕃的历史事实。应该说，这种先进文化的传入，对当时吐蕃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对以后藏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文成公主在唐高宗永隆元年（680）逝世，她在吐蕃生活了近四十年。由于文成公主对吐蕃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她的事迹在广大的藏族地区是家喻户晓的。今天，藏族人民还能根据先辈口传，指出文成公主曾在哪些地方教过藏族妇女纺织，在哪些地方刺绣过佛像。藏族妇女都说她们的纺织技术是文成公主传授下来的。她们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对文成公主很是感激、怀念。藏族人民对于文成公主是十分崇敬的。她经过的地方，一直被认作圣洁的所在。而且，藏族人民还特地规定了两个节日来纪念她。藏族的历史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载她的事迹。直到现在，拉萨市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内，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布达拉宫里，还保存着她和松赞干布结婚时的洞房遗迹。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联姻，说明了早在7世纪时，汉藏两族人民就已经建立了血肉相连的亲戚关系，以及极其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频繁往来关系。

（王辅仁）

武则天

武则天，名曌（zhào），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高宗（唐太宗的儿子）即位不久，她做了皇后。高宗病死后，她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执政。690年，她六十七岁，改国号唐为周，加尊号称“圣神皇帝”。从三十二岁做皇后时开始参决政事起，到八十二岁病逝止，她前后掌握政权达五十年。由于她晚年的尊号称“则天大圣皇帝”，所以历史上叫她武则天。

武则天从开始临朝执政时起，就遭到了许多皇室贵族的反对。为了压制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培植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的政权，她发展了科举制，增加了每次考取的名额数；除考选文官外，还考选武官。这样，就为一般地主阶级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政权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唐高宗还活着的时候，武则天曾经向高宗提出减轻赋税、振兴农桑、消除兵灾、节省徭役、广开言路等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议。684年，她下令各地方官奖励农桑，如果做到“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就可以受到奖励、提升官位。如果“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就要受到贬降处分。

为了广泛延揽人才，武则天常常要求各级官吏把有才能的人推举出来，并且还允许有才能的人自荐，而加以破格任用。例如，她听说王及善有才干，便决定让他出来担任地方官。当召见时，她发现王及善果然有很好的政治见解，便又改变主意，把他留在中央，参与朝廷大计。

武则天在政治上很重视接受臣下的意见，她命令大臣们对朝政得失大胆地提出批评。在她所铸造的四个铜匦（gui，就是铜匣）中有“招谏”一匦，就是专门为了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而设的。狄仁杰是武则天时的宰相，也是当时最有胆识的政治家，他曾对武则天提出过许多建议和批评，诸如有关宽减刑狱，减轻徭役，惩办不法的大臣等，都被武则天欣然接受。

武则天统治时期，政治是比较清明的，社会经济是继续向上发展的。不过在这里，也应该指出：武则天大造佛像、佛寺，也给生产带来了一定损失。她的破格用人，总的来讲，意义很大，但她信任像薛怀义那样“用财如粪土”的人，也在政治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一千多年来，由于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人们一直存在着对武则天不正确的看法，甚至极力诬蔑她。武则天敢于冲破种种阻挠，宣布自己是皇帝，不愧是我国封建社会女性中杰出的人物。

（张习孔）

唐代的长安

唐朝在公元7世纪初至8世纪中这一时期，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唐的首都长安，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当时国际性的大都市之一。

唐代的长安城，位居全城北面正中的是“宫城”；宫城的南面是“皇城”；从宫城北缘东西两端向外延展，并从东、西、南三面把宫城和皇城包围起来的是“外郭城”，也叫“京城”。

宫城分三部分：当中为殿阁，是皇帝和大臣们议事及国家举行大典的地方；西部为掖庭宫，是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地方；东部是东宫，是太子居住和会见东宫官属的地方。这座宫城是隋朝原有的建筑。唐朝初年扩大宫殿，在城的东北面加建了一个大明宫。唐玄宗时，又兴建了兴庆宫。

皇城内南北有七条街，东西有五条街，唐朝中央政权组织各机关就分布在这一带。管理官营手工业的各个专门机构，也设在这里。唐代官营手工业是很发达的。在长安，官营手工业作坊很多，并且分类也很细。例如“少府监”的“织染署”就掌管十个织染作坊、五个组绶（贵族官吏用来承受佩玉的一种宽丝带子）作坊、四个绸线作坊、六个练染作坊（一说“织染署”只掌管做帽子的作坊）。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工匠，是从各地征调来的。作坊的产品，只供皇室贵族用，不供一般平民用。

外郭城周围有六十七里。城中有南北十一条街，东西十四条街，一百零八“坊”。正对皇城南面的朱雀门有一条宽阔的大街，叫朱雀门街，这条街恰好把外郭城分成了东西两部，街东五十四坊，街西五十四坊。这里是老百姓和一般官吏的住宅区，也是商业区。

长安有两个著名的市场，一个是“东市”，一个是“西市”。东市在朱雀门街以东，西市在朱雀门街以西。东市南北占地二坊，有东、西、南、北四条街。街市上有各类私营手工业作坊和出售各种货物的店铺，也有专门卖饮食的酒肆和饭店。市的四周还有许多官僚豪富开设的“邸店”，邸店是供外地的转运商客居住和存放货物的地方；直接经营邸店的人被称为“居停主人”或“牙人”，他们也替商客买卖货物，从中取利，抽取佣钱。西市的规模和交易的情况，大体和东市相同，但比东市要更加热闹。长安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街道修建得很整齐，布置得很有计划。城里有许多清池小溪，种有不少的梧桐、槐树、白杨和垂柳。特别是城东春明门至曲江一带，楼阁参差，水流曲折，景色格外艳丽；每年百花盛开的季节，这里终日有游人川流不息。

长安是当时全国人才集聚的地方，许多著名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都在这里长期居住过，他们在这里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诗人李白和杜甫，就都在长安居住过。

唐代长安，外国商人、外侨和外国留学生很多，充分反映了长安作为一个国际性都市的特点。外商大多数集中在西市，他们有的来自今伊朗和中亚，有的来自今阿拉伯半岛，有的来自今东南亚各国。他们从远方带来香料、珠宝等货物，来长安换取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唐朝政府允许他们开展正当的贸易，给他们创造了许多方便的条件，并且还允许他们在中国开设店铺。派遣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的，主要有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新罗等国。留学生来到长安，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经典、文艺和科学。不少外侨和留学生，在长安一住几十年；也有许多留学生学成归国，带走大量中国的古籍经典。

通过各国商人到长安进行贸易往来，通过各国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各种文化，唐朝的文化随之远传到国外。同时，唐朝也从中吸取了各国文化的长处和优点。

（易惠中）

安史之乱

唐朝高宗（649—683在位）以来，边疆一直有重兵屯戍；从睿宗年间（710—712）开始，唐政府又陆续在边境设置了节度使；到玄宗（712—756在位）时期，节度使已增加到十个。节度使起初只管军事，后来日渐发展成为全面掌握一个地区的军事、财政和行政大权的封建割据势力。

唐玄宗统治的后期，朝政先后被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操持。他们骄纵跋扈，排斥异己，贪污腐化，残虐百姓，唐朝的政治日趋败坏。

天宝十四年（755）冬，兼领平卢（治所在营州，今辽宁朝阳）、范阳（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市）、河东（治所在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利用唐政权腐朽的机会，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所部兵十五万人，从范阳长驱南下。安禄山的军队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很快地就渡过黄河。攻陷了洛阳。唐政府临时招募起来的军队一战即溃，安禄山军逼近了潼关。唐朝朔方（治所在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节度使郭子仪、新任河东节度使李光弼进兵攻打河北；常山郡（在今河北省正定县一带）太守颜杲（gǎo）卿和平原郡（今山东省平原县东北）太守颜真卿也在河北起兵，袭击安禄山的后方，安禄山军的军心动摇。安禄山怕后路被切断，一度打算放弃洛阳，回军河北。但是唐政府没有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进行有效的抵御。756年夏，安禄山的军队攻下了潼关，唐玄宗闻讯后，偷偷从长安逃往四川，走到马嵬（wéi）驿（在今陕西兴平市）时，军士们愤恨杨国忠祸国殃民，就杀死了杨国忠，连玄宗的宠妃杨贵妃也被逼缢死。此后，玄宗逃到四川，太子李亨逃到灵武，即皇帝位，就是唐肃宗。

安禄山的军队进入长安以后，大肆烧杀抢掠，遭到人民的强烈反抗，无法继续西进。安禄山在攻陷长安以前，曾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肃宗至德二年（757），安禄山军的内部发生分裂，安禄山在洛阳被他的大儿子安庆绪杀死。唐军趁机反攻，并且凭借回纥（hé）兵的帮助，于这年秋季先后收复了长安、洛阳。

肃宗乾元二年（759），洛阳再度失陷。安禄山的旧部史思明进入洛阳，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

肃宗上元二年（761），史思明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所杀，史军势力渐衰。次年，唐政府再次依靠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逃往河北，他的许多部将都投降了唐朝。

代宗广德元年（763），史朝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杀。这场使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的“安史之乱”才宣告结束。从此，唐朝由兴盛进入了衰落时期。

（张习孔）

黄巢起义

唐朝末年，政治异常腐败，皇帝、官吏、藩镇、僧侣、地主、富商霸占了绝大多数的土地，挥霍掉大量人民以血汗创造的财富，过着荒淫腐化的生活。农民终日劳苦，仍然是“健儿无粮百姓饥”。尽管这样，官府还是拼命催征租税，农民忍受不住，只好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宣宗大中十三年（859），裘甫领导农民在浙东起义；懿宗咸通九年（868），屯戍桂州（今广西桂林）的戍卒因久戍在外不得归家，共同推举庞勋领导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是此后不久，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爆发了。

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底，王仙芝带领数千人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县东北）起义。起义军发布文告，痛斥唐政府官吏贪污、赋税繁重、赏罚不平，并且打出“天补平均大将军”的旗帜。“天补平均大将军”的意思是说，受天之命为大将军来消灭人间的不平。农民纷纷响应，加入起义军。875年夏天，黄巢率领数千人在山东冤句（yuān qú，在今山东曹县北）起义，响应王仙芝。起义军的势力更加壮大，几个月里发展到几万人。起义军从山东转战到河南、湖北、安徽一带，到处打击政府军，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和支持。878年，王仙芝战败牺牲，起义军由黄巢统一指挥。黄巢带领起义军在淮河流域活动了一个时期之后，为了在战略上“避实击虚”，于是横渡长江，进入江西和浙江一带；接着又在很短的时间里，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开辟了一条七百里长的山路，进入福建。第二年夏天，起义军又攻下了广州。

黄巢到达广州后，一面休整，一面准备向北进攻。在出兵北征之前，黄巢以“义军百万都统”的名义发布文告，宣布要进攻长安，推翻唐朝的黑暗统治。广明元年（880），黄巢的起义军打到潼关，军威极盛。长安城内的统治阶级又慌又怕，百官分路逃窜躲藏，宦官田令孜仓皇地挟着皇帝逃往四川。当起义军的先锋进入长安时，唐金吾大将军（负责京都治安的最高长官）张直方率领文武官数十人到霸上投降黄巢。起义军“甲骑如流，辎重（指军用器械粮草等）塞途，千里络绎不绝”。人民夹道欢迎，起义军对他们说：“黄王起兵，本来为的是百姓，不像李家那样不爱你们，你们安居乐业好了，一点不用害怕。”起义军一方面拿出财物赠给贫苦的人民，安抚百姓；另一方面对那些富豪、宗室和不肯投降的官吏，恨之切骨，抓到的全都杀掉，并且焚毁他们的房屋，剥夺他们的财产。黄巢在群众的拥戴下做了皇帝，国号大齐，任命百官，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一直流动作战，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进长安以后，又没有彻底消灭唐政府的军事力量。后来，唐政府收买了起义军的叛徒，又勾结了沙陀人，对起义军进行内外夹攻。起义军抵挡不住，为了保存力量，退出长安。又经过一年多的战斗，起义军最终失败了。

（张习孔）

刘知幾 杜佑

刘知幾（661—721）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他钻研过许多史书，阅读过大量史料。710年，他写成了一部在我国文化史上有巨大贡献的历史批评著作——《史通》。

在《史通》里，刘知幾提出了进步的历史观，阐述了他关于编写历史书的见解和主张，并对过去的史书做出了总结性的分析和批判。

首先，刘知幾反对命定论的历史观，认为那种把历史看作不是由人创造的而是由什么天神来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正确地提出，历史是人创造的，不能用命定或命运来解释。他大胆地对《春秋》和《史记》中的命定论的倾向进行了批判。

其次，刘知幾反对复古主义的历史观，认为一切把古代社会描写成为理想世界，想把历史拉向后退、恢复古代社会制度的看法和想法，都是错误的。他列举了很多材料，说明尧、舜时代并不是人类最美好的时代。有关尧、舜“盛世”的一些传说，实际都是不可信的奇谈。

最后，刘知幾反对曲解历史，主张要以大胆批判的精神来写历史，记事要直言不讳。他大胆地指出传统说法的不可信，指明了《春秋》的许多缺点。

此外，刘知幾还主张在编写历史时，要参考大量史料，并且要辨明真假，采用真实的史料。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博采”“善择”。他主张写历史的文字要朴素生动，并力求简练。

总之，刘知幾揭露传统的历史观的某些虚伪性，主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历史，这是进步的观点。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他对历史学能有这样卓越的认识，是很可贵的。他这种主张，对开阔历史学家的眼界，推动史学的发展，是有很大功劳的。

杜佑（735—812）在唐朝曾做过宰相，是著名的理财家。他是一个好学不倦的人，掌握了丰富的历史史料。他以多年从政的经验，结合历代的史事来分析当时的政治，认为要挽救政府的危机，首要的事是安民，要安民就必须薄赋税，要薄赋税就必须节省开支，要节省开支就必须精选人才、裁减官吏。为了阐明这个论点，他用了三十年的时光，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写成了《通典》这部有名的著作。

《通典》共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这部书对上自古代、下至唐玄宗天宝末年的经济财政制度、政治制度、典章文物制度、兵法、地理沿革、边疆民族及外国的风土习俗，都做了系统的、追源溯本的叙述和考证。杜佑极其重视经济财政措施，在“食货典”的最后，他特别对这方面做了总括性的叙述。《通典》开创了历史书的新体裁，它不但为我国制度史的编纂开了先例，而且保存了我国古代的大量文献资料。

（曹增祥）

李白 杜甫

唐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就现在所知，仅见于《全唐诗》一书中的诗人就有两千三百多位，流传到后世的诗篇近五万首。在这样大量的诗人群中，还出现了像李白、杜甫这样享有世界声誉的大诗人。

李白（701—762），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生长于绵州彰明县青莲乡（在今四川省绵阳市北二十多里）。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常以诸葛亮等人自比。他曾因别人的推荐受到唐玄宗的征召，但唐玄宗召请他，只不过是希望他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诗人，并没有使他得到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他鄙视那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因此经常遭到谗言和诽谤的打击。李白在这样的境况下，在长安生活了三年，就愤然离去了。他的一生有不少时光是在漫游、漂泊中度过的，他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

李白的诗，自然、豪放、雄峻、壮美，具有真挚的感情和强烈的艺术魅力。他写了许多描写祖国山河壮丽的诗章。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这是一首描写庐山瀑布的名诗。大意讲：太阳照着香炉峰，升起了一层紫色的云雾。远远看见一道瀑布挂下来，从几千尺的两山之间飞流直下，就像天上的银河把全部的水倾注下来一般。这是多么丰富的想象力！把庐山瀑布比作从天上落下的银河，既说明了瀑布的磅礴气势，也形容了瀑布的美丽姿态。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这些诗，是李白对黄河千古绝唱的赞歌。诗中只用了少量的字词，就使这条波涛汹涌、曾经孕育过祖国古代文明的伟大河流，呈现在人们眼前，令人读后深深感到祖国的伟大、可爱。

李白还有许多抒发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同情的光辉诗篇。他是亲身遭逢过“安史之乱”的人，国家的残破使他忧心如焚，他想起了晋朝祖逖“渡江击楫”的史事，慷慨激昂地唱出了这样的诗句：

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

他对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

李白的诗，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当然，他有些诗有时也流露出一些消极、落后的情绪，不过这绝不是主导方面），对唐代和后代的诗歌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唐代的著名文人贺知章，惊赏李白的诗，把他比作天上下凡的“仙人”。因此，后世人便把李白称为“诗仙”。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

他在二十岁到二十九岁的十年里，曾两次到江浙、山东一带进行长期的漫游。这是他平生最快意的一个时期。这期间，他所写的诗留传下来的不多。描写泰山景色的《望岳》，是其中著名的一首。

744年，他在洛阳见到了李白。从此，这两位诗人结下了亲如兄弟般的友谊。

746年，杜甫怀着一颗追求功名的心，来到了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他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十年，经常处在饥寒穷困的威胁中。长安的一切，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使诗人不得不对现实有所认识。诗人的思想感情逐渐靠近了人民，诗人的笔触开始从个人的忧愤感伤中伸向了广阔的现实世界。

755年冬天，他从长安出发到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县）去探望家属。路上经过骊山，他不禁万分感慨。这时，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骊山的华清宫过冬，尽情地歌舞欢乐，可是长安街头和其他地方此刻不知有多少人受冻受饿，同样是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区别呢？他刚走进家门，便听见一片哭声，原来他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邻居都为之呜咽，做父亲的哪能不悲哀？他根据这次回家探亲的所见、所闻与所感，写了一首题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诗。在诗里，诗人写出了这样的名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有钱人家酒肉堆得发臭，而穷人无衣无食，冻饿死去，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的写照。诗人的这两句诗，揭示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

诗人不只是想到个人的不幸，他还想到那些穷苦无归、失业的老百姓，对他们怀着深厚的同情，把他们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在这同一首诗里，他写道：

穷年忧黎元（百姓），叹息肠内热。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个人的经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饱尝了逃亡的滋味，受尽了穷困的折磨，并且在战乱中，还曾被一支军队俘虏过。后来，他虽然先后又做了两年的小官，但不久即离开了官场，再次开始了漂泊流离的生活。759年，是他一生中最艰困的一年，也是他的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他的代表杰作“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与“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都是在这一年完成的。通过“三吏”“三别”这六首诗，他描绘了凶狠的官吏抓丁服役，逼得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痛情景，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贪残暴虐，代表人民呼喊出了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深沉哀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危难深刻忧虑的心情，他劝那些防关的武将不要在敌人面前临阵脱逃，还劝那些新婚的青年暂时抛弃个人幸福，为了国家的安危赶快穿上军装，“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由兴盛走向衰落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社会面貌，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把唐代诗歌在思想上的成就发展到了顶点。

760年，杜甫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四川成都，在朋友和亲戚的帮助下，在成都浣花溪畔筑起了一座草堂，暂时得到了一个栖身的处所。在这里，他和许多农民做了朋友，和他们建立真实的感情。大约是第二年秋天，有一次刮大风，把他草堂顶上的茅草都给卷去了，风定后接着又下起雨来，床头屋漏没有一块干处，杜甫一夜不能眠，他由自己的灾难想到了天下流离失所的人们，写下了一首动人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这首诗里，诗人唱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怎么能得到千万间宽广的大厦，使天下的寒士在刮风下雨的日子，能住得安稳如山，个个欢欢喜喜！唉，我眼前什么时候能出现这样高耸的大厦，即使我个人的草堂独破，我个人受冻而死，也很甘心！这就是杜甫的愿望。这愿望，表明了诗人开阔的胸怀和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

从760年到765年，这五年的时间里，杜甫在成都草堂实际只住了三年多，中间一度由于成都发生兵乱，他在外过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流亡生活。765年夏天，他离开了心爱的成都草堂。此后数年，他辗转流离到各地。最后，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饥饿、疾病、衰老的折磨下，在流离途中——湘江水上的一条小船里，停止了呼吸。

杜甫的诗，自然、朴实、气势雄浑、绚丽含蓄，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给后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的人们，包括许多杰出的诗人在内，都把他的诗奉为学习的典范。人们都尊称他为“诗圣”，对他表示永远的纪念。

（易惠中）

白居易 元稹

在李白、杜甫之后的8世纪到9世纪期间，又出现了两位著名诗人，就是元稹和白居易。由于他们两人的文学主张完全一致，诗的风格又很接近，文学史上把他们两人合在一起，称作“元白”。

元稹（779—831）和白居易（772—846）认为，文学应该为政治服务，文学是一种社会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应该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白居易在他写给元稹的信（《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应当）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思是说，文学必须反映时代，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他们还强调诗歌的战斗作用，强调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白居易在同一封信里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和“义”就是内容，而“苗”和“华”就是形式。白居易最能表现这个主张的诗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

比如，《秦中吟》中的《重赋》诗，描写“两税法”实行以后，贪官污吏借机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向人民逼税，逼得“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可是官库的缯帛和丝絮却堆积如山。《买花》诗描写京城的富贵人家争买牡丹，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他的《新乐府》中的许多篇，也是有意讽刺和反映现实的作品。其中，著名的如《杜陵叟》，指斥在灾荒年月里“急敛暴征”的官吏，简直如同豺狼。在《卖炭翁》里，诗人刻画了一个“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老头，穿着单衣冒着寒风，饿着肚子，驾着牛车在长安大街上卖炭，结果他的一千多斤重的一车炭竟被宦官用“半匹红绡一丈绫”强买去了。

白居易的诗因为能够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道出人民的痛苦，再加上文字平易浅近，老妪能解，所以具有很大的感人力量。

元稹在文学理论上，和白居易的主张完全一致。他在做谏官时，和白居易一样写了很多讽喻诗。他非常推崇大诗人杜甫，在创作上有意识地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元稹在诗中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有揭露社会黑暗、讽刺横征暴敛、贪污强暴的，有反映人民疾苦、揭发阶级矛盾的，有反对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以及刻画商人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形象的，等等。他的《田家词》反映了在藩镇割据情况下，频繁的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织妇词》写出了当时民间严重患苦的丝织贡赋：“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估客乐》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商人贪财求利的本质。在诗歌的艺术性上，元稹的某些作品，往往结构比较松弛，形象不够鲜明，这一点是不能和白居易相比的。

（张习孔）

唐代著名书法家

唐代出现了很多书法家，其中著名的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临湘）人。他的字的特点是“骨气劲峭，法度严整”，人们认为绝妙。代表作有《化度寺塔铭》等。不少人搜集他的字迹，作为临摹的范本。传说高丽人很喜爱他的字迹，曾经有人专门来中国搜寻欧阳询的字。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他的书法主要是吸取王羲之书法的优点，再加上自己的功力，而独成一体。特点是用笔圆润，写的字结构疏朗，气韵秀健。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杭州钱塘人，长于楷书、隶书。他曾经下过很大工夫摹拟王羲之的《兰亭帖》（真本今已失传）笔意，对欧阳询、虞世南的书法，也有很深钻研。他的字的特点是用笔方圆俱备，写的字瘦劲秀润，气势清远。代表作有《三藏圣教序》等。唐太宗很爱好书法，收集王羲之的字帖甚多，但不能辨别真假，因而慨叹说：“自从虞世南死后，再没有人能够和我谈论书法了。”魏徵听到后，就把褚遂良推荐给唐太宗。唐太宗叫褚遂良鉴别所存的王羲之帖，真假立刻辨出。可见，褚遂良对于书法的研究是多么精到。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西）人。他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的字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风格面貌，其特点是把篆书的中锋和隶书的侧锋结合起来，运用到楷书书法上。用笔匀而藏锋，内刚劲而外温润，字的曲折处圆而有力。代表作有《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等。很多人写字喜欢学颜真卿，南宋时陆游就说过，学字应该先从学颜入手，可见世人对颜字多么重视。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他的字汲取了欧、颜之长而自成一体。下笔斩钉截铁、干净利落，写的字谨严而又有开阔疏朗的神致。代表作有《玄秘塔碑》等。

（曹增祥）

唐代著名画家

初唐时期，最有名的画家是阎立德、阎立本弟兄。他们俩都擅长写生和画人物。阎立本画过《秦府十八学士图》和《凌烟阁功臣图》，此外，还画过《唐太宗御容图》和《历代帝王图》。其中，《历代帝王图》至今尚留存。后人对他的画评价很高。

盛唐时期的著名画家有吴道玄（字道子）、李思训（字建见）和王维（字摩诘）等。

吴道子年轻时绘画就有盛名。他少年时期，曾向张旭、贺知章学过书法，学书没有成就，后来才改学绘画。他早期的作品行笔纤细，中年以后行笔磊落。他画的人物、神鬼画，都非常生动传神。

吴道子除人物画外，还擅长山水画。据说，唐明皇（唐玄宗）在天宝年间（742—755），忽然思念起蜀道嘉陵江山水，就叫吴道子来画。仅仅用了一天工夫，他就把嘉陵江三百里山水全部画完，笔法洒脱秀拔，构成一种写意派的风格。

李思训是唐朝的宗室，是初唐、盛唐之际的人，开元（713—741）中曾做过右武卫大将军，人们都称他为“大李将军”（李思训的儿子李昭道也是画家，人们称之为“小李将军”）。传说天宝年间，他曾和吴道子一起被唐玄宗召到大同殿画嘉陵江山水图。吴道子只画了一天就完成，而他却画了几个月才画好。两个人所画的都是真实景物，吴是用概括的画法，从画中只令人得到一个概念，而李画具体细致，风格属于工笔类。据有关记载，李思训死于开元八年（720）以前，故绝不可能在天宝年间作画。传说他和吴道子一起在大同殿画嘉陵江山水，是不可靠的。但这个传说反映了他们两人画风的不同，就这点来论，传说的本身是有意义的。

吴道子画的特点，在于有大胆革新的精神。他的画运用了凹凸法，有立体感。他作画，不但要求形似，而且要求神似，因此他抛弃了工笔的画法，采用了疏笔的画法。李思训的画是以大青绿钩金线绘成，带有富贵气象。他的画派是代表贵族的，这是他画风的特色。

王维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画家，诗画都非常好。他的诗富有浓厚的画意，叫人一读起就能联想出一幅美丽的画面，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句，即是例子。

王维所画的水墨山水画，山色平远，别有风致。他画的《辋（wǎng）川图》最有名。《辋川图》中山谷错综，云水飞动，笔调清新洒脱，妙趣横生。王维所绘的画，多从自然景物方面取材，他的画题多是“雪景”“晓行”“捕鱼”“雪渡”“村墟”等，充满了抒情的田园恬淡和林谷幽深的情调。他的画风和诗风是和谐一致的。他喜欢画泼墨山水画，这种画在色彩上、风格上与内容都很和谐。看了他的画，就像读了一首清新俊逸的诗一样。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实在是很中肯的。

盛唐（唐代兴盛时期）、中唐（唐代中期）之际的重要画家有张萱。他的仕女画造诣很高。他画的《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都有宋徽宗的摹本传世。

稍晚于张萱的另一重要画家周昉，也是盛唐、中唐之际的人。他的画是张萱画的发展，代表作有《簪花仕女图》。他的画的特点是设色浓艳而不俗，线条干净而有力。所画的妇女，披的轻纱，叫人看了有薄如蝉翼、玲珑剔透的感觉。

（曹增祥）

唐代著名的雕塑家、音乐家、舞蹈家

唐代的雕塑以人物像为主。洛阳的龙门石窟，今天还保留着不少唐代人物造像。西安的华塔寺也有不少唐代的石像。

唐朝最著名的塑像大师首推杨惠之。杨惠之是玄宗时人，曾跟随吴道子学过画。他塑造的人像线条分明，轮廓清楚，仪态大方，栩栩如生。传说他曾经塑造过一个艺人像，放在长安大街上，塑像脸朝里，背对着行人，行人竟以为是真人，有的还跑了过去想和塑像讲话。

音乐在唐代也很盛行。唐时音乐人才辈出，其中有中原内地的音乐家，也有来自新疆等边区地方的音乐家。

在长安城里居住的曹保一家人，都是弹琵琶的能手。不但曹保本人能弹一手幽雅动人的琵琶，他的儿子曹善才、孙子曹纲，也都以弹琵琶出名。他们教了很多徒弟，在长安很受人们欢迎。

从新疆来长安的著名音乐家有裴神符和白明达。裴神符是疏勒（今新疆疏勒一带）人，贞观年间（627—649）曾在长安充当乐工。他会弹奏各种乐器，尤以弹奏琵琶最出名。

白明达是龟兹（今新疆库车）人，他擅长演奏龟兹乐器，唐高宗时，曾把他请到宫廷中表演过，他的技艺博得了大臣们的赞赏。

在唐朝的音乐家中，还有不少是善于吹觱篥（bì lì，龟兹乐器，近似唢呐）和笛子的。有一个名叫安万善的乐人，砍伐了南山的竹子做成觱篥，吹奏起来，各种音调并发，非常和谐。还有一个叫李謩（mó）的乐人，善于吹笛，他吹奏的《凉州曲》很出名。传说他有一次吹《凉州曲》，曲终时，一位叫独孤生的听众，跑来问他：“你吹的笛子真好听，但声调中夹杂有龟兹的音调，你一定有龟兹朋友吧？”李謩告诉他，他的师父就是龟兹人。在唐代，兄弟民族的音乐对汉族音乐的影响真是巨大啊！

长于舞蹈的人在唐代原来很多，但传名至今的却很少。有一个女舞蹈家名叫公孙大娘，舞得最出色，尤善于舞剑器。她跳起舞来，姿态非常优美，她的舞技高出古时一般表演的人。长安有钱人家在举行宴会时，都少不了约她来舞蹈。杜甫在少年时就曾观看过她的舞剑，认为她舞的剑非常美妙，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在大历年间（766—779），他又观看过一次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舞剑，很欣赏她的高妙技艺，经过询问，才知道她的本领是从公孙大娘那里学习来的。

（曹增祥）

孙思邈

孙思邈是隋唐时代杰出的医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州）人，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死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活了一百零二岁。他著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有名的医学巨著。在这两部书中，他不但吸收采纳了前人医学著作的精华，同时，自己还有重要的发明，提出了不少新的医学理论和医病方法。

孙思邈特别注意发扬我国古代医师行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强调指出：给病人治病，不可有贪求财物和顾虑声名的杂念；不论昼夜寒暑、饥渴疲劳，都要一心一意地替病人诊治病症。

孙思邈在医药学上的重大贡献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在医疗营养不良的病症方面，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方法。人们都知道缺乏维生素a要患夜盲病，缺乏维生素b会引起脚气病，缺乏碘质甲状腺就要肿大，造成所谓的“大脖子病”。但是人们了解这些知识，只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欧洲人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是在1642年。孙思邈由于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并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早在7世纪时，就说：患夜盲和脚气病，是由于饮食中缺乏必要的营养，患大脖子病是由于长期饮用山区里一种不好的水造成的。对于夜盲病，他用富含维生素a的动物肝脏，如羊肝、牛肝、猪肝等去治疗。对于脚气病，他主张人们用谷白皮（椿树皮）煮粥吃来预防，或用杏仁、防风、蜀椒给病人治病，这些都是含有维生素b的东西。治疗大脖子病，他常用羊或鹿的甲状腺作药物，或用含碘质丰富的海藻、昆布（海带）来医疗，效果十分显著。当时孙思邈虽然还不懂得什么是碘、维生素等这些物质，但他能采取正确的医疗方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次，他很注重疾病的预防工作和妇幼卫生。他主张人们应以防病保健为主，平时要注意卫生，不要随地吐痰。要常劳动，但不要过分疲劳。要吃熟东西，吃时要细嚼缓咽，而且不能吃得过饱。睡眠时不要蒙被子，饭后要漱口，以保身体健康。这种以预防保健为主的医学主张，是十分先进的。

他很重视妇女和小儿的疾病，主张把小孩病和妇女病分科。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提出对孕妇的健康要注意，不要使她受惊，临产时要使孕妇安静，接生的人和家人都不应有忧愁惊慌的表现。婴儿生下要立刻除去口中污物，刚出生的婴儿如果不哭，要用葱白轻轻敲打，或对口吹气，或用温水给他沐浴，直到哭出了声为止。他主张要让小孩时常晒太阳，吸收新鲜空气。这些主张都很合乎科学原理。对于难产病、产后并发症，他也有独到的医疗方法。

此外，孙思邈在医治一些疑难重症方面，以及积累针灸治疗经验等方面，也有不少的贡献。

由于孙思邈在医药学方面有杰出的贡献，又富于救死扶伤的精神，所以他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的崇敬。后世人都尊称他为“药王”。直到今天，陕西耀州还有孙思邈的祠堂，祠里有他和他父母的塑像。

（曹增祥）

玄奘取经

玄奘，俗姓陈，河南缑（gou）氏（今河南偃师）人。他在青年时，读过很多佛经译本，并且到过长安、成都等许多地方，向著名的法师问过道。但是他感到许多佛教的理论问题还不能很好地解决，于是决心出国到印度等地去游学。

当时是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唐朝和西突厥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唐政府禁止人民从西北地区出境，玄奘一再申请到印度，都没有得到批准。他志向坚决，就独自一人西走。在过玉门关后经过大沙漠时，几乎因缺水死去。到高昌时，高昌王麴（qu）文泰留他讲经，想让他住下去。他拒绝了，继续往西走。他战胜了沿途的高山峻岭、飞沙走石、荒坡野林、毒虫猛兽、暴客侦卒、关卡国界等困难、障碍和危险，穿过了现在我国的新疆、中亚地区、阿富汗、巴基斯坦，到达了印度。

当时印度最主要的佛教学术中心是那烂陀寺（今印度比哈尔邦伽雅城西北），玄奘在那里跟随庙中地位最高、学问最好的戒贤法师学习。此后，他继续到各处游历求学。所有印度著名的学者，他几乎都请教过。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一次，他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雷利城）学术辩论大会上宣读论文，进行论辩，这个大会有十八国的国王和无数的各派学者参加，大家都很佩服玄奘学问的精深。玄奘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不仅以自己的学说丰富了佛教哲理，同时也将我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带给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他回国后，又把中国古代的重要哲学著作——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梵文（印度古文字），介绍给印度。

贞观十七年（643），玄奘携带了他历年寻访所得的佛经、佛像等，离开印度回国。贞观十九年（645）正月，玄奘回到长安。从这年春天起，他便专心一意地开始进行佛经的翻译工作。经过将近二十年的辛勤劳动，玄奘把梵文佛经七十五部（总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译成了汉文。此外，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还翔实地记载了当时唐朝国境以西的一些国家的历史本末、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山脉河流、生产情况等。这部书成为研究这些地方和国家的古代历史以及当时的中西交流的宝贵资料。

（张习孔）

敦煌艺术

在现在甘肃省敦煌市东南四十多里的地方，耸立着一座陡壁悬崖，崖壁上分三四层排列着像蜂窝一样的洞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也叫千佛洞。

敦煌很早就是我国跟中亚、西亚文化交流的要地。大约从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多年间，人们在这个长约三里的莫高窟开凿了一千多个洞窟。现在完好保存的有四百八十多个，其中十分之七是隋唐五代时开凿的。洞窟里保存到现在的塑像有两千多个。如果把那里面的壁画一一连接起来，长度可达五六十里。

敦煌莫高窟里面的彩塑，最大的高达三十三米，和北京的前门楼高度一样。这些巨大彩塑都是石胎泥塑的，在凿窟时就把佛像的体形轮廓凿出，然后在外面再加泥塑。一般小的彩塑则是用泥做胎的。

彩塑一般都是佛、菩萨、弥勒的塑像，也有力士的塑像。这些塑像栩栩如生，精神焕发，如第194窟里的菩萨塑像，面庞圆润，眼睑低垂，嘴微微张开，露出妩媚的微笑，与其说它是神像，不如说是我国美丽妇女的造像。同窟的力士像，则昂头张嘴，肌肉紧张，青筋暴露，活现出威严勇猛的性格。在这大量的塑像中，包罗有极为丰富多彩的艺术典型。有的塑像秀骨清神，有的丰肌腴颊，有的体态玲珑，有的气魄雄壮；所用的色彩也明暗不一，有的朴素，有的华丽。它们不但显示出了我国古代彩塑匠师们的高度智慧和卓越的创造才能，同时也表现出了各时代的不同艺术风格。

莫高窟的壁画，是先用泥掺杂碎麦草或麻筋涂平窟面，然后涂上一层薄石灰，再在上面着色绘制的。这些壁画大多色彩绚烂，构图宏伟，线条流畅，所画的内容主要是佛教故事。

壁画中有一部分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来描绘西方极乐世界的（佛经说人死升天堂，天堂在西方，那里是极乐世界）。画面中的西方乐土是殿阁嵯峨、池水清丽的地方。那里有释迦牟尼佛端坐在中央的莲花宝座上，环绕在他周围的有许多罗汉、菩萨和护法。上面祥云缭绕，并有“飞天”和神鸟翱翔上下。

壁画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各种姿势的菩萨像。其中，唐代的菩萨像最为优美并且富于变化。

另外，有些壁画根据佛经，绘出释迦牟尼在他无数世以前舍身行善的故事。有些壁画画的是佛讲经说法的故事。

壁画中的许多“飞天”——美丽地飞在天空中的小菩萨，拖着轻软的飘带，在空中上下回旋，神采奕奕，姿态动人，最为人们所喜爱。

敦煌的壁画、彩塑和藻井（彩绘的窟顶），美妙瑰丽，是祖国优秀的艺术遗产，也是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艺术宝藏之一。帝国主义分子，在旧日反动政府的纵容和包庇下，从莫高窟盗走了不少珍贵的壁画、彩塑和藏在窟中的经卷。

（曹增祥）

五代十国

黄巢起义失败后，唐政府名存实亡，许多新起的藩镇互相攻伐，割地称雄。当时盘踞在黄河流域的主要势力有山西的李克用和河南的朱温（全忠）。李克用是靠镇压农民军壮大起自己力量的沙陀族首领，朱温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904年，朱全忠挟持唐朝皇帝到洛阳，操纵了中央政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改国号为梁，史称后梁。后梁以汴（今河南开封）为都城。历时二百九十年的唐朝正式结束，从此开始了“五代十国”的历史。

923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xù）在魏州称帝，建国号叫唐，史称后唐。不久，李存勖消灭了后梁，把都城迁到洛阳。

936年，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借契丹（后改号为辽）兵灭掉后唐。石敬瑭被契丹统治者册立为“大晋皇帝”，建立起后晋。从此，幽云十六州（在今河北与山西北部）被割让给契丹，那里的汉族人民长期处于契丹贵族的统治之下。

石敬瑭对幽云十六州土地和人民的出卖，并不能满足契丹贵族无止境的贪欲。946年，辽军攻入后晋都城开封，活捉了后晋皇帝石重贵（石敬瑭之侄），河北地区完全为契丹贵族所占领。契丹统治者派兵马轮流到各处劫掠，称之为“打草谷”。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开封即位称帝，并改穿汉人服装，以麻痹汉族人民。北方人民对于契丹军队的残暴行为，非常痛恨，到处组织义军，起来反抗。耶律德光看见形势不妙，在侵入中原后两个月，就托名避暑，率军北逃。后晋将领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建立政权，趁机领兵进入开封，宣布自己为汉皇帝，史称后汉。后汉政权建立仅仅四年，就被其部将郭威所灭。

郭威杀死后汉的皇帝（刘知远养子），建国号周，史称后周，仍都开封。

这就是北方先后建立的五个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历史上称为“五代”。五代统治的地区，仅是黄河流域一带（有时也包括四川在内）。至于淮水以南至广东的广大地区，则先后为九个小国所分据。它们是：

1.前蜀：王建所建，在今四川。

2.后蜀：孟知祥所建，在今四川。

3.吴：杨行密所建，在今淮河以南和长江中下游两岸地区。

4.南唐：吴的大臣李昪（biàn，徐知诰）夺取吴的政权自立为王。

5.吴越：钱鏐（liú）所建，在今太湖流域和浙江一带。

6.闽：王潮、王审知兄弟所建，在今福建。

7.楚：马殷所建，在今湖南。

8.荆南（南平）：高季兴所建，在今湖北江陵一带，是最小的一个政权。

9.南汉：刘隐所建，在今两广一带。

除南方九国外，还有一个割据太原的北汉。北汉是郭威灭后汉的时候，河东节度使刘崇（后改名刘旻，“旻”音mín）建立的，在今山西一带。

以上就是所谓的“十国”。

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梁、唐、晋、汉等朝长期进行割据战争，给人民带来许多灾难。除田赋外，统治者还野蛮地向农民征收名目繁多的杂税。农民的牛死了，政府出很少的钱硬把牛皮买来做军用品，后来要了牛皮不给钱，最后还不管牛死没死，也不管有没有牛，都强迫农民出钱给政府，取名“牛皮钱”。农民有农具要纳税，过桥要纳税，吃盐要纳税，不管喝酒不喝酒也要纳税。田赋每一斛（当时以十斗为一斛）要加收两斗，叫作“雀鼠耗”，说是要补偿粮食存入粮仓后被麻雀和老鼠吃掉而造成的损耗。地方官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横征暴敛，方法更是多种多样，如后晋归德节度使赵在礼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的行为很是残暴，当他调职的时候，老百姓高兴地说：“这回可拔去了眼中钉。”不久，他又调回来，便明目张胆地要宋州老百姓每人交纳“拔钉钱”一千文。吴、越、楚、闽、南汉等国还有所谓“身丁钱”（人口税），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张习孔）

周世宗柴荣

五代十国时期，各地割据势力纷纷称帝称王，互相战争，契丹贵族不断南侵，烧杀抢掠，人民受尽剥削和压迫，生活非常痛苦。到了后周时期，社会情况有了改变。周太祖郭威即位后，进行了一些减轻人民痛苦的改革。户口增加了，北方的经济情况渐渐好转。

954年，郭威病死，柴荣（郭威的养子）继位，他就是周世宗。在经过长期混战以后，广大的人民急切要求恢复社会经济，结束分裂割据局面，解除契丹侵扰的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柴荣采取了各种措施，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并在稳定内部的基础上，进行了统一南北的工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社会经济方面：柴荣即位后，进一步减轻了对人民的剥削，把部分官田和全部无主荒田分给农民耕种，来恢复农业生产。他还下令裁减境内的寺院，把原有的三万三千多所寺院，裁减成两千多所，从寺院收回了不少田产，解放了不少劳动力。在抑制寺院势力以后，他又下令把民间的佛像、铜器一齐收集起来，由政府付给一定代价，然后把这些佛像、铜器销熔铸钱。为了使农业增产，柴荣前后几次下令兴修水利工程，尤其是对黄河下游的各处决口，更加注意及时修补。长期淤塞的汴水，经过疏导以后，江淮的粮食货物，都可以由这条水路集中运到京城开封。

2.政治军事方面：柴荣在位期间，屡次下诏求贤，提倡节俭，停止地方上贡，严惩贪官污吏，调整州县行政机构，裁并乡村，整顿里甲，清查户口。同时，他还进行了整顿军队的工作，严惩临阵逃跑的将校，精选禁卫军，整肃了军纪，加强了中央的军事力量。

3.统一战争方面：柴荣在内部局势取得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事业。955年，他派凤翔节度使王景领兵进攻后蜀，连克秦（今甘肃天水）、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等州。第二年，柴荣亲自率军攻打南唐，前后花了将近两年半的时间，打到长江边，迫近南唐的都城金陵（今南京）。958年，取得南唐的江北十四州，在战略上取得了绝对优势。这时柴荣考虑到，要渡江南下，必须先解除北方辽的威胁。959年，柴荣率大军北伐。所过之地，辽的守将望风归降。出师仅四十多天，就连下三关——益津（今河北霸州）、瓦桥（今河北雄县）、淤口（今河北霸州东），并收取了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易（今河北易县）三州十七县。正当后周军队继续向北挺进，准备收取幽州（今北京市）之际，柴荣突然患病，全军只得停止前进，退回开封。不久，柴荣就病死了。

柴荣虽然没有能够亲身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在他在位的短短五年多的时间里，他能够致力于革新政治、恢复生产、整顿军队等工作，使社会秩序得到安定，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国家实力得到增强。他在结束“五代十国”长期纷扰割据的社会局面、使中国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是很有功绩的。

（张习孔）

陈桥兵变

周世宗柴荣死后，他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柴宗训这时年方七岁，他的母亲符太后掌管政权。

这时，殿前都点检（皇帝亲军的最高长官）赵匡胤，看到后周孤儿寡妇当政，就暗地里和其他禁军将领石守信等结拜为十兄弟，阴谋夺取后周的政权。

柴宗训即位的第二年（960）正月初一，当后周的君臣们正在大排筵宴、欢庆新年的时候，突然接到了紧急边报，说北汉和辽合兵，大举南犯。符太后和执政大臣们不辨真假，仓促派遣赵匡胤等率领禁军前往抵御。初三晚上，赵匡胤带领大军在陈桥驿（开封东北四十里）宿营。这天深夜，军中一部分将官，在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谋士赵普的策划鼓动下，发动兵变，声言要拥立赵匡胤做皇帝。这时，赵匡胤假装酒醉不醒。第二天天明，诸将直接拥进赵匡胤的寝所，把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都向他跪拜，高呼万岁。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立即回师开封，废掉了后周的皇帝，自己正式做了天子，改国号为宋，定都开封（称为东京），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后世所称的宋太祖。

（刘占文）

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做了皇帝以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这是因为，从五代以来，武人跋扈专权，将士拥立主帅做皇帝的风气很盛，如果不加强中央集权，新建立的政权就很难巩固。事实上，宋政权建立不久，就先后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叛乱。叛乱虽然很快就被平定，但是武将仍旧操纵着国家的军事大权，这点正是让赵匡胤寝食不安的大患。

为了加强中央的军事实力，消灭可能叛变的地方武装力量，赵匡胤采纳了大臣赵普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逐步削夺节度使军权和财权的措施。

在集中军权方面：建隆元年（960），赵匡胤命令各州长官把地方的精壮士兵选拔出来，送到京师，补作禁军（禁军是当时全国最主要、最精锐的军队）。同时，还创立“更戍法”。命令禁军经常轮流到各地去守卫，表面上说是让士兵“习勤苦，均劳逸”，实际上是利用这种办法，以达到“兵不谙将，将不专兵”的目的。

建隆二年（961）秋天，某日，赵匡胤举行宴会，邀请掌管禁军的节度使石守信、王审琦等一块儿喝酒。在大家酒兴正酣的时候，赵匡胤屏退左右，对这些将领们说：“我若没有你们的帮助，不会有今天。可是，做皇帝实在没有做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听了，忙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定，谁还敢有异心？”赵匡胤说：“哪个节度使不想做皇帝？就算你们不想，有一天部下逼着你们做，硬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那时就不容你们不做了。”石守信等说：“我们断不敢有这种梦想。”赵匡胤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求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积金钱，好自己享乐，使子孙免于贫穷。你们何不交出兵权，到地方上去，多买些田地房产，为子孙长久打算；你们也可以多蓄养歌儿舞女，尽情享受，以终天年！如果能够这样，我可以和你们结为姻亲，君臣之间，两无猜疑，岂不是好！”石守信等听了赵匡胤的话，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第二天都自动告病，并请求朝廷解除自己的军职。赵匡胤都一一批准。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在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后，不再设置殿前都点检和殿前副都点检的兵职，而把禁军交给“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统率，并且任命自己比较容易驾驭的人来做禁军的将领。

这样，宋中央政府就直接掌握了禁军，中央集权就大大地加强了。

在集中政权方面：乾德元年（963），北宋政府命令各节度使所领的“支郡”都直属中央政府，不再受节度使管辖。中央选派文臣去做各州县的长官。同时，又在诸州设立通判，名义上是帮助地方官办事，其实是监视地方官。凡是州内有关兵民、钱谷、赋役、狱讼等政令，如果没有通判的签署，就不生任何效力。这样，北宋朝廷就可以利用地方官和通判之间的相互牵制，收到中央控制地方的实效。

在集中财权方面：北宋政府为了纠正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全归节度使支配的积弊，命令各州，今后税收金帛财物，都要上缴中央，地方官只可以酌情留一部分作为地方经费开支。

北宋政府在施行了上述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后，严重地削弱了地方的武装势力，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地方藩镇势力强大，中央不能指挥调度的局面。这些措施，对于安定当时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以及抵御外侮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张习孔）

杨家将

北宋建国以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到宋太宗（赵匡义）太平兴国四年（979）灭掉北汉，最后才完成统一全国的事业。但是，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贵族的幽、云诸州，这时仍然没有收复。

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一直是北宋北边最大的威胁。辽统治者经常派遣军队大规模南侵，烧杀抢掠，使中原一带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中原地区的人民，再接再厉，英勇不屈，长期和入侵的辽军展开激烈的斗争。杨家将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杨家将中最主要的人物是杨业（又名杨继业），他作战英勇，当时人们给他一个很好的别号，叫作“杨无敌”。

雍熙三年（986），宋太宗下令分东、西、中三路出兵攻辽。潘美为西路主将，杨业为副将。在北伐中，杨业屡立战功。出兵仅仅两个月，就收复了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马邑）、朔（今山西朔州）四州。可是，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在岐沟（今河北涿州西北）吃了败仗。宋太宗下令新收复的四州官民撤退，由潘美、杨业掩护。

辽统治者看见宋军后退，迅速集中了十万精兵，乘势攻进寰州。杨业对潘美说：“现在敌人的实力很强，应当暂避锋锐，不能冒险进攻，最好还是按照朝廷的命令，迅速掩护老百姓撤退，以免遭受巨大损失。”可是潘美坚持要杨业出兵雁门，收复寰州。杨业无奈，只得率领本部人马去和辽军交战。临行前，他和潘美约好，预先把一千名弓弩手埋伏在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州南）两侧，等他把辽军引到谷口时，前后夹击，予辽军以歼灭性打击。

杨业率领少数军队和辽军从拂晓战至黄昏，果然把辽兵引到了谷口。但是，这时潘美早已离开了陈家谷。杨业身陷重围，仍然奋不顾身，继续与辽军战斗。最后由于双方兵力过于悬殊，宋军伤亡很重，杨业的儿子杨延玉和七十三岁的老将王贵都壮烈牺牲，杨业本人身带数十处重伤，不能行动，被辽军俘虏。被俘后，他不吃不喝，不屈而死。

根据史书记载，杨业有七个儿子，除杨延玉外，在历史上有事迹可考的是杨延昭，就是戏曲小说中的杨六郎。杨延昭在今河北一带抗辽守边二十多年。因为他智勇双全，常常打胜仗，辽军都很怕他。

杨六郎的儿子杨文广，也是宋朝一位名将。他曾先后防守过陕西、河北等处，使西夏和契丹不敢大举进攻。

有关杨家将的历史记载虽然不多，但在戏曲传说中，人们却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愿望，丰富了杨家将的故事。《潘杨讼》《清官册》等戏剧，就是这样编演出来的。

（张习孔）

澶渊之盟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政权的皇帝和他的母亲萧太后，趁秋高马肥的时候，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侵宋。

当辽军南下，告急文书不断传到开封时，北宋君臣议论不一。大臣们有的主张迁都至金陵，有的主张避敌到成都。宰相寇准则坚决主张抵抗，并且要求宋真宗亲自出征督战。

南侵的辽军，遭到了各地宋军坚决抵抗。同年冬天，辽军深入离开封以北不远的澶（chán）州（今河南濮阳市）。怯懦动摇的宋真宗，在寇准和广大军民积极要求抗战的压力下，勉强亲自出征；车骑刚到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在主和派的怂恿下，他又想往南逃了。寇准对宋真宗说：“现在敌人已经迫近国都，全国人心惶惶。陛下只可前进，不可后退。如果陛下的车子后退几步，就会使前线受到影响。那时，敌人乘势进攻，就是想保持江南半壁江山，也办不到了。”

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旁，也说：“寇准说得对。愿陛下赶快到澶州，臣等愿以死报国，敌人并不难破。”宋真宗只好下令前进。

这时，孤军深入的辽军，到处受到宋军和民兵的英勇反击，他们的后方和军事供应受到严重威胁。集结在澶州附近的宋军逐渐增加到几十万，士气非常旺盛。辽军先锋萧挞凛窥察澶州地势，被宋军用伏弩射死，辽军的疯狂气焰，受到了很大打击。辽贵族估计到胜利已无希望，转而向北宋议和。

宋真宗本来没有抗敌决心，见到辽有意议和，自然求之不得。抗战派代表寇准主张拒绝和议，乘胜进军，宋真宗却拒绝采纳抗战派的意见。主和派极力打击寇准等，诬蔑他们主张抵抗是别有企图。在主和派的策划下，北宋政府终于在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年1月）和辽国达成和议，订立“澶渊之盟”。和议规定，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从此以后，宋朝政府年年向辽输纳银、绢，使得人民又平添了一笔巨大的负担。

（刘占文）

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时代的著名学者、政治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至今仍被人们传诵的名言，就出自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这两句话，充分表明了范仲淹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开阔胸怀。

范仲淹在年轻的时候，由于家境贫寒，上不起学，一个人跑到一间僧舍中去读书。他每天晚上，用糙米煮好一盆稀粥，等到第二天粥凝成了冻以后，就用刀划成四块，每天早晚各取两块来吃；没有菜，就把用盐水浸过的野菜茎，切成几十段作为副食。

范仲淹二十三岁的时候，辞别母亲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的一个乡学里去学习。在学舍中，他昼夜苦读，从不浪费一分一秒。冬天夜里，当读书读得疲倦时，他就用冷水洗一洗脸，让头脑清醒过来，然后再继续读下去，一直到深夜。一连好几年，他从来没有吃过饱饭，也没有脱下衣服好好地睡一次舒服觉。他常常对别人说：“一个人如果不能读书，立大志，即使能吃饱喝足，生活舒适，也没有多大意义。”

在范仲淹的同学中，有一个是南京（当时的应天府）留守（管理、守卫京城的官）的儿子，他看见范仲淹每天吃两顿稀粥充饥，很是感动，有一天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父亲。他父亲就叫他带些酒肉饭菜去送给范仲淹。但是范仲淹并没有吃，过了几天，这些食物都放坏了。留守的儿子很奇怪，便去问范仲淹。范仲淹答谢说：“我并不是不感激令尊的厚意，只是因为我平常吃稀饭已经成为习惯，并不觉得苦；现在如果贪图吃好的，将来怎么能再吃苦呢？”

后来，范仲淹担任过陕西经略副使。他在任期间，积极改革军制，巩固防务，对于防御西夏的进攻，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以后，他被调到中央，任参知政事，曾经向宋仁宗（1023—1063在位）提出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择长官等改革方案；但因遭到大官僚地主的反对，没有实行。

范仲淹的诗、词、散文，都写得很好。《岳阳楼记》就是他描写洞庭湖风光的一篇很著名的文章。他的著作有《范文正公集》。

（张习孔）

包公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他在做官期间，替负屈的老百姓伸冤，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他曾做过龙图阁直学士，因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

嘉祐元年（1056），包拯升任开封知府。根据旧日的惯例，百姓告状，不能把状纸直接递上公堂，须由衙役代转。这样，衙役就可以从中勒索，收受贿赂。包拯到任以后，下令废除这项陋规，允许老百姓直接到公堂上辩理诉冤，受到开封老百姓的热烈拥护。

有一年，开封惠民河涨水，京师受到严重威胁。经过调查，包拯找出涨水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京师有权势的豪门，争着在惠民河上修筑园亭，影响了河道，以致年深月久，河水淤塞。为了全城人民的安全，包拯下令把惠民河上的建筑全部拆毁，疏浚河道。因为这件事情，包拯得罪了不少权贵。有的权贵借着包拯要他们呈验地契的机会，伪改地契步数，包拯派人丈量属实，上奏仁宗，请求依法处理。

包拯对那些残害老百姓的贪官污吏，一向主张严厉惩办。他做右谏议大夫时，三次上书皇帝，奏请罢免宣徽南院使张尧佐。两个违法的三司使（理财的官）因为他的纠举被撤掉。他竭力主张节省公私开支，坚决反对奢侈浪费。他个人的日常生活非常节俭，自己虽然已做到开封知府，可是衣服、器用、饮食都和刚做官时一样。他曾经向仁宗皇帝建议：停止修建一切不急需的大工程，废除所有正税以外的苛捐杂税。开封上清寺失火被焚，仁宗准备动工重建。包拯立即上奏谏阻，认为国库不充，边境未宁，不应当首先办理这样无关紧要的事情。包拯还常常反对仁宗任意赏赐大臣和内臣钱帛，反对臣僚们乱用公款、铺张浪费，等等。

包拯这种不避权贵，甚至敢于对皇帝直谏的正直作风，在小说、戏曲中，经过人们的想象、发挥，被编成许多动人的故事。人们最熟悉的《铡美案》《打龙袍》等剧，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至于有些旧小说、戏曲中，说他还到所谓“阴间”去审案，则是封建迷信的、完全虚构的。

包拯做官三十多年，一直以刚严的态度来执行封建国家的法纪，对于强宗豪族的专横不法，按公处断，丝毫不留情面，弹劾和压制豪门贵族，深受人民的爱戴。

（张习孔）

王安石

北宋统治者设置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尽量吸收地主阶级分子参加。官僚们除领取国家优厚的俸禄外，还享有减免赋税、徭役的特权。职责不清，人员庞杂，这不仅大大削弱了行政的效率，而且严重地增加了国库的开支。

北宋时期，除北方的辽不断对宋侵扰外，西北党项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西夏，也经常对宋进攻。在辽和西夏的威胁下，北宋政府不断地扩充兵额。宋仁宗时期，军队的数目已经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多人，养兵的费用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

此外，加上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以及每年送给辽和西夏大批的绢帛和白银，使北宋政府的财政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北宋统治者为了摆脱危机，拼命地向农民榨取赋税。据记载，仁宗时就已形成“凡百赋率，增至数倍”“下至果菜，亦皆加税”的局面。

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统治阶级恐慌起来。一些比较有远见的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等，针对当时的局势，先后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但是由于顽固派的反对，他们的主张都未能得到实行。宋神宗在位（1068—1085）时，北宋社会的危机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做宰相，来实行变法。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出身地主家庭。他早年在浙江做过地方官，很有政治才能。仁宗时，他上过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没有被采纳。神宗熙宁二年（1069），他被任为参知政事，次年被任命为宰相，积极展开变法活动。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为了变法，他先在中央政府设立了一个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来制定新法的各项条例。

新法主要有下列几项：

1.农田水利法——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五六年之内，兴修了水利工程一万多处，灌田三十六万多顷。

2.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按土地的数量、肥瘠等情况征收赋税。实行方田均税法后，前后丈量出地主官僚隐瞒的土地二百多万顷，迫使豪强地主不能不缴纳赋税，并且不许他们将赋税转嫁给农民。这样，既增加了国家赋税的收入，也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3.均输法——过去地方“上供”物品，都由各地分散购置，富商大贾往往趁机操纵物价，囤积居奇。均输法改为由朝廷设“发运使”统一购置，一方面既免去了富商大贾从中操纵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收到了“便转输，省劳费”的效果。

4.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以较低的利息贷现款或实物给农民，收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叫作“青苗钱”。青苗法的实行，限制了高利贷者盘剥农民的行为。

5.免役法——北宋时差役繁重，服役人受苦不堪。免役法规定：凡服役人户按等第出“免役钱”，就可以不再充役；享受免役特权的官僚地主，也要按财产多少出“助役钱”；由国家用免役钱和助役钱雇人充役。实行免役法，减轻了人民服役的痛苦，同时也使大地主官僚的特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6.市易法——政府设“市易司”，平衡物价，小商贩也可向市易司借贷资金或赊购货物，年息二分。这样就使大商人不能垄断市场，并且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7.保甲法——组织民户，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五百家为一都保。一家有壮丁两人的，出一人为保丁。保丁在农闲时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平时担任巡逻、放哨，维持地方治安，战时保卫疆土。诸路（“路”是行政区域的名称，当时全国分二十三路）保甲后来还代官府养马，以备战争之用。保甲法的实施，加强了国防的力量。

由于新法触及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变法一开始就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大臣们的反对。新法的实行，从熙宁二年（1069）到元丰八年（1085），前后共十七年。神宗死后，新法被完全推翻。

（刘占文）

梁山好汉

《水浒传》是一部著名的长篇古典小说，它着重描写了北宋末年农民反抗地主官僚的英勇斗争，塑造了一百零八条梁山好汉的形象。书中提到的英雄人物的名字，虽然不完全见于正史，但是书中叙述的这一斗争，在历史上却是有根据的。

北宋徽宗时（1101—1126），蔡京、王黼（fu）、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六人专擅朝政，结党营私，卖官鬻（yù）爵，荼毒百姓，当时被人们称为“六贼”。宋徽宗在蔡京等大官僚的怂恿下，大动土木，还在江南搜寻名花异石，用船运到京师（运送花石的船队叫作“花石纲”）。在各地官府的大规模搜刮下，中等以下的人家，很多都因此破产。人民没法生活，不断起来反抗。

徽宗政和（1111—1117）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以梁山泊（在今山东梁山县境内）为根据地，领导农民起义，反抗统治阶级的暴政。宣和元年（1119），北宋政府采取欺骗办法，下诏“招抚”起义军，没有达到目的。宋江等三十六人领导着起义队伍，同几万官军搏斗，屡次把官军打得大败。宣和二年（1120）冬，起义军的声势愈益壮大，他们转战于山东、河北、河南、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严重地打击了各地的官僚、地主。当宋江等领导的起义军在北方活动时，方腊领导的起义军在今浙江也展开了斗争。宋朝的官僚侯蒙向宋徽宗献计，要朝廷“招抚”宋江，让宋江去进攻方腊，阴谋使起义军彼此残杀。宋徽宗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任命侯蒙为东平知府，去办理这件事情。可是侯蒙没等到任就死去，所以这次招抚诡计又没有实现。宣和三年（1121），宋江进攻淮阳军（今江苏邳州市东），进入楚（今江苏淮安）、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二州交界的地方。据史书说，宋江“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ying，触犯）其锋”。宋朝统治者慌忙命令海州知府张叔夜来对付起义军。

张叔夜先以敢死队一千人，埋伏在海州城附近，又以一部分壮卒隐伏在大海边，接着派出轻兵一支向宋江等诱战。等到宋江领军前来时，伏兵趁机而起，四面合围。在战斗中，宋江的副将被俘。起义军死伤很重，宋江失败，时间约在宣和三年（1121）夏秋之交。

（张习孔）

方腊起义

方腊，青溪（今浙江淳安县）人，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宣和二年（1120）冬，他在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利用明教，动员、组织群众，领导农民起义。明教是一种民间宗教，北宋时，在我国东南一带流行。教徒崇拜光明之神，提倡素食、戒酒，讲究团结互助，主张平等。这些信条，反映了农民刻苦朴素的精神和反抗压迫、要求平等的意志。

起义开始时，方腊向一千多个贫困不堪的农民，无情地揭露了北宋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腐朽无能，号召农民武装起来，进行斗争。他的讲话，激发了受尽剥削压迫的农民群众的强烈的阶级仇恨。

起义爆发后，方腊自号“圣公”，建年号为“永乐”。起义军砍伐了大量毛竹，削尖了作为武器；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破青溪、睦州、杭州等地。警报传至开封，北宋政府非常惊惶。宋徽宗命令童贯等统率十五万大军，前往镇压。

第二年（1121）春，起义军又连续攻占婺（wù）州（今浙江金华）、衢州（今浙江衢州市）、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童贯到东南后，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面下令把办理“花石纲”的“苏杭应奉局”撤销，并且请求宋徽宗把主办“花石纲”的朱勔父子免职，以缓和人民的斗争情绪；一面迅速调集军队，水陆并进，向起义军大举进攻。

起义军在杭州和官军展开激战，方腊为了保存力量，从杭州撤退，回到根据地睦州。接着，双方又在睦州附近的桐庐展开激战，起义军失败。官军加紧进攻睦州，坚守睦州的起义军由于军粮不足，武器缺乏，最后退守青溪的帮源洞和梓桐洞。童贯率军进逼，重重围困起义军，断绝起义军的一切接济。1121年夏，方腊等起义军首领五十多人在苦斗中被俘；起义军七万余人，英勇战斗，粮尽援绝，全部壮烈牺牲。这年秋天，方腊在东京（开封）被宋统治者杀害。

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遭到失败，但起义军坚持了将近一年，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张习孔）

契丹

契丹族最初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境辽河上游西喇木伦河（辽代称为潢河），是一个游牧兼渔猎的民族。4世纪中，迁往今河北省围场县北到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一带。4世纪末，其中一部分仍返回西喇木伦河、老哈河的北面，分大贺氏等八部。八部各有首长，叫作“大人”，共推选一名“大人”为首领。从6世纪末年开始到10世纪初（隋到唐末），契丹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财产制逐步得到确立。大贺氏、遥辇氏、耶律氏等八部“大人”，不断为争夺八部首领的地位而斗争。

五代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耶律阿保机取代遥辇氏的地位，成为契丹各部的首领。从907年至916年，阿保机逐步地统一了契丹各部落。五代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阿保机正式称帝（后世称为辽太祖），建立了契丹政权。这个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契丹族的社会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契丹族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在契丹政权建立以后，更加有了发展。

契丹政权统治的范围，在它最强盛时期，今天我国东北、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北部及山西省的一部分，都包括在内。契丹全国行政区，以五“京”辖五个“道”，即上京（今内蒙古林西县）、东京（今辽宁辽阳县）、中京（今河北平泉市）、南京（又名燕京，即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以及同一名称的“道”。每“道”下又分“府”“州”“县”各级。

926年，耶律阿保机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继位（后世称为辽太宗）。946年，契丹出兵攻灭后晋。灭后晋的次年，契丹政权改号为“辽”。耶律德光死后，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势力日弱，但到11世纪初时，辽势又复振，成为北宋北方最大的威胁。

11世纪末，居住在松花江流域一带的女真族日益兴盛起来。女真族长期受辽的压迫和剥削。12世纪初，女真族建立金政权以后，起兵抗辽，屡次打败辽兵。北宋政府采取联金攻辽的政策，和金共同出兵攻辽。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辽为金攻灭。

辽的贵族耶律大石在辽亡后率领一部分人西迁，在今新疆及中亚一带，建立了西辽国（又称黑契丹）。（程溯洛）

女真

女真本是黑水靺鞨（mò hé，古族名）的后人。“女真”这个名称是10世纪初才出现的。当时，女真受辽的压迫和剥削，辽国统治者为了削弱女真族，把其中一小部分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的人迁徙到辽阳以南，编入辽的户籍，称作“熟女真”；其余大部分女真人则仍留居在粟末江（今松花江）之北及宁江州（今吉林扶余市）之东，不入辽户籍，称作“生女真”。生女真散居在河流沿岸或山谷之中，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尚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的阶段。

大约11世纪初，生女真中的完颜部已定居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学会种植五谷，并且还能刳（ku，挖空）木为器，制造舟车，修建房屋。以后，生女真便以按出虎水的完颜部为核心，迅速发展起来。

11世纪中期，完颜部酋长乌古乃兼并了周围许多部落，形成了女真人的部落联盟。这时，女真社会已有贫富不同和自由民与奴隶的区别，氏族制度正在崩溃瓦解。11世纪末，乌古乃的儿子盈歌和孙子阿骨打进一步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女真族内部统一以后，女真的社会经济更加有了发展，财富增加，兵源充裕，力量一天天壮大。1114年，女真族在他们雄才大略的领袖阿骨打的率领下，起兵抗辽。军队所向，势如破竹，辽军节节溃退。第二年，阿骨打便正式建立女真政权，号为“金”（因按出虎水而得名，“按出虎”是女真话“金”的意思）。此后，金与汉族封建文化的接触日益频繁，它的社会性质也迅速地向封建社会转化。北宋朝廷看见金的势力日益增强，几次派遣使者和金联系，相约夹攻辽。约定灭辽后，原被契丹侵占的幽云十六州由北宋收复，北宋则将原来每年送给辽的“岁币”转送给金。1125年，辽在宋、金的联合进攻下灭亡。但灭辽以后，金却不肯归还幽云十六州，并且借故向宋挑衅，兴师南侵。

在金兵深入进扰的情况下，宋政府内部分成了抗战、主和两派。抗战派以李纲、宗泽、种（chóng）师道等为代表，主和派以李邦彦、张邦昌等为代表。广大的人民和士兵，坚决支持和拥护李纲等抗战派，誓死抵抗金的进犯。但是，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却一味只知苟且偷安，害怕人民的力量，甘心情愿向金妥协。

1126年春，金兵进逼北宋首都开封，李纲等率领开封军民坚决抵抗。各地人民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四处袭击金兵，金兵北退。不久，李纲被主和派排挤出开封，种师道的实际兵权被解除。这年秋天，金兵再度南侵，主和派压制人民的抗战活动，只顾向金求和。

1127年1月（钦宗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兵侵占开封。因为各地义军纷纷起兵抗金，金兵在开封不敢久留，最后被迫退走。临走时，将徽宗、钦宗及赵氏宗室、后妃、公主等一并俘虏北去，北宋政权灭亡。同年6月，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今河南商丘）即位，他就是宋高宗。从此宋政权开始南迁，历史上称为南宋（1127—1279）。

1153年，金迁都燕京（今北京）。迁都以后，女真贵族迅速学会了历朝汉人的统治经验，大体仿照宋朝制度建立了一套剥削管理机构，同时还大量吸收汉族和契丹族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加入金的统治集团。

女真贵族对他们统治下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对汉族人民，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并且不断大举兴兵南犯，因此激起了各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南宋统治区域的汉族人民，在抗战派的岳飞、韩世忠等人的领导下，也展开了坚决的抗金斗争，给了金统治者沉重打击。

蒙古族强大以后，金在蒙古族的铁骑的进攻下开始衰落。1234年，金在南宋和蒙古的联合进攻下灭亡。

（之明）

宋代临安

宋高宗即位后，把国都迁移到临安（今浙江杭州）。从此临安作为南宋的首都有一百五十多年。

随着宋高宗的南渡，皇室贵族和大小官僚也纷纷逃到南方。南宋统治者把临安作为偏安一隅的“乐园”，把中原的失地和人民忘得干干净净。

临安在北宋时就是一个大都市，人口有四十多万。南宋在这里建都后，人口很快就增加到七八十万（有的说有一百多万），市面显出了空前的繁荣。城内，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如油作、木作、砖瓦作、玉作、翠作、腰带作等，产品种类极多，质量也很好。特别是郊区凤凰山下所烧的瓷器，精致莹澈，驰名全国。大街上，有卖金银珠宝的商店，有卖彩帛布匹的商店，也有卖饮食的、卖铁器的、卖杂货的，各种店铺，应有尽有。并且还有许多官僚开设“长生店”（当铺），用高利贷来盘剥城市贫民。

值得注意的是，临安的海运交通非常发达。宋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司，专门管理海舶出入登记，发给公据、公凭，征收货税及收买舶货等事。钱塘江口经常有装载各种货物的船只往来出入。外国商人以珍宝、香料来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手工艺品。据说，那时和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不难想见，到临安来的外国商人一定不少。

南宋统治阶级，一方面向金屈辱讲和，来换取苟安局面；一方面加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来维持自己豪华享乐的生活。宋高宗在临安城大修宫殿，在宫内修建假西湖，用金银制成水禽和鱼类放在湖里观赏。宁宗时，大臣韩侂胄（tuo zhòu）在临安长桥南修盖了华丽的楼台亭园。理宗时，大臣贾似道在西湖葛岭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别墅——半闲堂。他们穷奢极欲，醉心淫乐，置国家于不顾。无怪诗人林昇愤慨地说：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指开封）！”（曹增祥）

八字军

南宋政权在建立初期，一直处在漂泊移徙、动荡不定的情况下。为了取得人民对新政权的信任，宋高宗起用了坚持抗战的李纲做宰相。李纲坚决反对议和，向宋高宗提出了施政的十项建议，积极准备北伐。李纲能够看到当时北方人民抗金的伟大力量，主张联合各地的义军来夹击金军。为了收复中原，他派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分别在大名（今河北大名县南）、陕州（今河南陕县）设立招抚司，专门办理招集义军的工作。

女真统治者在灭辽以后，进一步对黄河南北各族劳动人民——特别是对汉族人民，加紧武装掠夺和民族压迫。黄河两岸各地的人民，纷纷团结起来，展开自卫的战争。靠山的结为山寨，傍水的结为水寨，其中最著名的是太行山区的“八字军”。

八字军为了表示他们抗金的决心，每个人脸上都刺着“赤心报国”等八个字，所以人们称他们为八字军。八字军的首领王彦，原来是宋朝的都统制，曾经隶属于张所的部下。1127年秋天，张所派王彦率领部将岳飞等部众七千人渡过黄河，抗击金兵，收复了新乡。后来不幸被金兵包围，八字军部众溃散，王彦便率领余部退到太行山。从此，王彦便领导了八字军。由于八字军英勇顽强的斗争，各地的忠义民兵，如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十九寨义军，都自愿接受王彦的领导。他们的声势不断扩大，由七百余人迅速发展到十万余人。他们在太行山上，建成绵亘数百里的山寨，寻找机会，邀击金兵；等到金兵大举进攻时，他们就“且战且行”，转移阵地。他们和金军打了一百多次仗，给了金军沉重的打击。

有一次，金军统帅命令他的部将们一起向八字军进攻，这些部将们都跪下哀告，说：“王都统（王彦）的营垒像铁石一样坚强，根本没有办法攻克，如果你一定要逼着我们去，就请你把我们处死吧，我们是没有胆量去进攻的。”金军统帅没有办法，只得改变策略，派遣骑兵去截断义军的粮道。王彦听到了这一军报，亲自率领义军在中途邀击，大败金军。八字军的声势从此更加盛大，成为金军后方一支非常活跃的抗金力量。

（张习孔）

黄天荡之役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春天，金军大举南侵，直逼扬州，宋高宗从扬州逃往江南。1130年1月，南宋防守长江防线的杜充兵溃投降，金兵渡过长江，占领了建康，攻陷了临安。宋高宗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定海，最后被逼乘船逃到海上，在浙江沿海漂泊了三四个月。

当金兵南侵时，南宋的人民，纷纷奋起抵抗，到处袭击敌人，截断敌人的粮道。金兵统帅兀术（wu zhú）感到自己留在江南的兵力太单薄，害怕腹背受敌，不得不于1130年春天从江南往北撤退。

当时，韩世忠正驻防在今上海松江一带，他探知金兵有北撤的企图，随即带领八千人马移驻镇江，在长江的金山（山在江中）一带险要地方布防，准备截江阻击金兵。

金兀术调动全部兵力，打算强渡长江。韩世忠和他的夫人梁氏指挥宋军在镇江附近的黄天荡严密戒备，截断金兵归路。金军到来以后，宋军奋勇杀敌，梁氏擂鼓助战，士气异常高涨。金兀术无法渡江，被韩世忠的部队严密地封锁在黄天荡。

金兀术觉得渡江不得，战又不利，派人来向韩世忠求和，表示愿把掠夺的财物全数留下，希望宋军让他们渡江北归，韩世忠不许。金兀术无计可施，要求和韩世忠当面谈判。韩世忠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归还金军侵占的全部土地；二是把掳去的宋朝皇帝徽宗、钦宗立刻送还。

金兀术看到求和不成，于是在黄天荡一带抢劫了一千多条民船，准备趁黑夜突围，结果遭到了宋军的坚强反击。金兵在黄天荡被韩世忠军阻截了四十八天，后来，金兵偷偷地开凿了一条通往长江的大渠，在一个夜晚，驾着小船，一面纵火，一面放箭，在宋军防守薄弱的地方突出重围，仓皇逃去。

（张习孔）

岳家军

宋代民族英雄岳飞（1103—1142）的抗金事迹，数百年来在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129年至1130年，金兀术率领大兵南下，长驱直入长江以南沿海地区，原想一举消灭南宋政权，但是遭到了各地人民的英勇抵抗，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岳飞率领的部队，在广德（今安徽东南）一带，屡次挫败金兵，取得很大胜利。1130年，“岳家军”在常州（今江苏南部）一带打了好几次胜仗，金兵被迫退到镇江以东地方。在各地人民的沉重打击下，占领建康（今江苏南京）的金兵打算从静安镇（今江苏江宁西北）渡江逃跑。岳飞探明敌人撤退的情况后，随即率领部众直趋静安，在清水亭，又把金兵打得大败，并且乘胜收复了建康城。

“岳家军”转战各地，纪律严明，即使在粮草接济不到的时候，也不侵犯民间一草一木。他们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劫夺）掠。”“岳家军”对人民秋毫无犯，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爱戴。

“岳家军”是南宋初年抗金的一面旗帜。在长期战斗中，他们在敌人面前，充分表现了有进无退的精神；即使敌兵常常使用排山倒海之力，也不能把他们的阵营稍稍动摇，因而在敌人军营中对“岳家军”也有了这样的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张习孔）

郾城大捷

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夏天，金兀术再次兴兵南侵，战线东起淮河下游，西到陕西。南宋政府派岳飞带兵到河南去抵抗。这时，在东路，南宋将领刘锜在顺昌（今安徽阜阳市）大败金兵主力；在西路，另一南宋将领吴璘，坚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县），金兵屡攻不下；北方的民兵，在金兵后方异常活跃。

岳飞北上以后，把大本营屯驻在郾城（今河南郾城）。在大举进攻之前，岳飞一面派遣部将牛皋（gāo）、张宪等人，分路收复河南各地；一面又派遣义军首领梁兴等人重返太行山区，组织和领导河北地区的民兵，策应北上的军队。在很短的时期里，宋军先后收复了颍昌（今河南许昌）、郑州、洛阳等地。宋军的声势震动了中原。

金兀术为了阻止岳飞的进攻，亲率精锐的“铁塔兵”和“拐子马”一万五千余骑，从开封南下，向郾城反扑。“铁塔兵”是兀术的侍卫亲军，士兵“皆重铠全装”，看起来好像铁塔一般。“拐子马”指的是左右翼骑兵。兀术每次作战，照例以“铁塔兵”列在正面，“拐子马”布列两侧，一齐冲锋。岳飞看见兀术亲自率兵来攻，于是命令自己的士兵，和敌人骑兵交战时，各人都手持麻扎刀、大斧，上砍敌人，下砍马腿。双方自申时（指下午三点到五点）鏖（áo）战到天色昏黑，金兵大败而逃，“岳家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郾城大捷，鼓舞了北方人民抗金的勇气。中原地区的广大人民，争先恐后地给“岳家军”运粮食，做向导，送情报。在人民的支持下，“岳家军”乘胜攻下了朱仙镇（在开封附近）。岳飞看到汴京快要收复，兴奋地对战士们说：“我们很快就要直捣敌人的老巢——黄龙府，到那时，为了庆祝胜利，我要同大家痛饮一场！”

（张习孔）

秦桧

为了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人们在杭州西湖风景秀丽的栖霞岭南麓，特意营建了一座岳王墓；墓前，还有一对用生铁铸成的秦桧夫妇跪像。

秦桧是陷害岳飞的奸臣。北宋末年，金兵第一次南侵时，宋统治集团中的主和派主张与金谋和，秦桧自告奋勇当了求和“使者”。后来秦桧被金兵俘虏，他就和金贵族拉上了关系。1129年，金大将挞懒带兵由山东向南侵犯，秦桧被派作他的军事参谋，一同随军南下。金兵围攻楚州（今江苏淮安市）时，所发布的劝说楚州军民投降的文告，便是秦桧写的。1130年，秦桧携带全家大小从金占领区回到南宋。当时有很多正直的官员都纷纷议论，说秦桧是奸细；可是由于秦桧的卖国活动和宋高宗的投降意图正相吻合，因此他得到了宋高宗的信任，在回到南宋后的第二年就当上了宰相。

当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兵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秦桧认为这对自己的投降政策很不利，便急忙下令要岳飞迅速班师。岳飞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坚请进军北伐。秦桧就下令先将其他各路军撤退，然后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借口，迫令岳飞退兵。在这种情况下，岳飞不得不忍痛撤兵。他愤慨地高叫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中原一带的老百姓都拦住岳飞的马痛哭留阻。岳飞拿出诏书给百姓看，说：“我不能违抗命令！……”

一年以后，岳飞遭到秦桧的诬陷，被逮捕下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末（1142年1月），审理岳飞案件的官吏遵照秦桧的指示，硬诬陷岳飞有谋叛朝廷的罪名，将他毒死。岳飞临死前，什么话也没有说，只在奸臣们事先拟好的“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他的部将张宪和长子岳云同时被害。

在岳飞被害前不久，南宋统治者和金人订立了屈辱的和约。和约规定：宋对金称臣，并将东自淮河西到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以北的土地划归给金；每年宋给金二十五万两银和二十五万匹绢。

和议告成后，秦桧愈加专横无忌。凡是主张抗金或同情岳飞的人，无不遭到他的陷害。有一个保卫商州十年之久，名叫邵隆的军官，在州城割让给金以后，常常秘密派兵化装出外袭击金兵。秦桧知道了以后，把他调到内地，用毒酒害死。岳飞的爱将牛皋年已六十一岁，秦桧还是对他放心不下，竟指使自己的党羽利用宴会机会把他毒死。

绍兴二十年（1150），有一个名叫施全的军士，趁秦桧上朝的机会向他行刺，没有刺中，施全被捕。秦桧亲自审问，施全慷慨激昂地说：“全国人民都想杀金兵，只有你一个人偏偏不肯，所以我就要刺死你！”

（张习孔）

唐宋八大家

唐宋时代，在我国散文领域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产生了许多有名的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有：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文学史上把他们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魏晋南北朝时，文风日益趋向绮靡华艳，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骈体文，只注重声韵和谐、对偶整齐和辞藻的华丽，不注重内容。一些比较进步的文人，相继起来反对这种浮艳的文风。到了唐代，韩愈等人更加大力从事“古文”（指先秦两汉时候的散文）的宣传和写作。于是，古文的写作，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韩愈（768—824），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古文家。他提倡古文，反对骈文，要求文学有思想内容。他所写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气势磅礴，说理透辟。在语言运用上，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推陈出新，句法灵活，有很强的表现力。尤其是他的杂文，短小精悍，感情充沛，对许多社会现象进行了大胆辛辣的讽刺。他的著作有《韩昌黎集》四十八卷。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是古文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的寓言、讽刺散文和山水游记，最富有创造性。他的文章充满了强烈的爱憎感情。比如，在《黔之驴》一文中，他辛辣地讽刺了官僚社会中那些徒有其表、虚张声势之徒，其蠢如驴，他们恃宠而骄、得意忘形，结果遭到自取灭亡的下场。再如，在《捕蛇者说》一文中，他深刻地揭露了赋税的毒胜过蛇毒，具体地描写了人民在封建剥削下的无比痛苦。他的山水游记，文字清新秀美，内容不仅仅是纯客观地描绘自然，而且也渗透着自己痛苦的感受和对丑恶现实的不满情怀。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永州八记》。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的文章明畅简洁，丰满生动；无论写人、写事、写景，都能以简练的笔墨，渲染出十分浓郁的抒情气氛。他的《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文，最能表现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还写过许多结构谨严、语言明快的政论性文章，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等。

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担任过宰相。他不但是一位大政治家，也是一位大文学家，他的文章，以政治和学术的论说文居多。尤其是他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最突出的。他的文章的特点是：结构谨严，论辩透辟，语言简练有力，概括性强。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答司马谏议书》等一类为变法服务的作品，不但表达了作者的进步思想，而且也显示了作者在政论文方面的优异才能。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被合称“三苏”。苏轼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古文、诗、词都写得很好。由于他在政治上不得意，大部分时间被贬谪，有机会接触人民的生活，因此写出了许多具有一定现实内容的作品。他的笔记文《志林》，文字简练，情趣生动，在艺术上具有很显著的特色；他写的亭台记，如《喜雨亭记》等文，笔触轻松，明朗流畅。苏洵和苏辙在文学方面也有相当贡献，但都不如苏轼的成就大，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他的政治态度比较保守，曾在神宗面前批评过王安石；不过在文学见解上，却和王安石很接近，也反对形式主义的文章。他的散文结构谨严，风格朴实，语言简洁犀利，曾给后代以相当影响。他的著作有《元丰类稿》。

（张习孔）

宋初四大类书

类书，就是摘取群书，分门别类编排而成的书籍。宋初编修的四部大型类书是《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

《太平御览》是太平兴国二年（977）春，宋太宗命令大臣李昉等编撰的。到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984年1月）完成，前后历时近七年。这部书初名《太平总类》，书成后，宋太宗每天阅读三卷，一年的工夫全部读完，于是改名为《太平御览》（简称《御览》）。全书共分“天”“地”“州郡”“封建”“治道”“时序”“人事”“刑法”“服用”“疾病”“工艺”等五十五门，共一千卷，征引古书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种。

《太平广记》专门收集自汉代至宋朝初年的野史、小说。因为成书于太平兴国年间，又和《太平御览》同时编纂，所以名为《太平广记》。这部书也是李昉等人奉宋太宗的命令集体编纂的。从太平兴国二年（977）春天开始，到第二年秋天完成，共五百卷，目录十卷。全书按题材分为九十二大类，一百五十余细目。《太平广记》给了后世研究戏曲、小说史的人很大帮助。据记载，南宋时的“说话人”（就是后来的说书人），从小都得学习《太平广记》；宋元时人编的话本、杂剧，就经常以《太平广记》中的故事为题材；明清时人写的小说、戏曲，也有很多取材于这部书。

《文苑英华》也是宋太宗时命令李昉等人编修的，这是一部诗文总集。南北朝时，梁昭明太子萧统曾编选过《昭明文选》。《文苑英华》就是继《昭明文选》以后，包括从梁到唐的另一部诗文汇编。这部书从太平兴国七年（982）修起，到雍熙四年（987）修成，前后共费时五年。全书共一千卷，书中保存了大量古代诗文，为以后明代编成的《古诗纪》、清代编成的《全唐诗》《全唐文》等重要总集所取材。南宋彭叔夏考订了书中的错乱重复，写成《文苑英华辨证》十卷，可以作为使用这部大书时的参考。

《册府元龟》共一千卷，约九百万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下诏令王钦若、杨亿等编修一部有关历代君臣事迹的书。大中祥符六年（1013）书成，真宗亲自题名为《册府元龟》。

“册府”意思是书册的府库，“元龟”就是大龟。按照古人迷信的说法，龟卜可以知未来，所以凡是可以作为借鉴的事，就称为“龟鉴”。《册府元龟》的意思就是：这书是一部古籍的汇编，可以作为君臣的鉴戒。

《册府元龟》可以算一部大型的史料分类汇编，从上古到五代，按人事、人物，共分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书中对于唐、五代各朝史事，记载尤为详备，不但可以校史，而且可以补史。

（张习孔）

《资治通鉴》

北宋司马光（1019—1086）领导编撰的《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书之一。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录及考异各三十卷，上起战国，下迄五代，所载史实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这书编修目的，从书名就可以知道：“资”是“为”，“治”是“统治”，“通”是“从古到今”，“鉴”是一面“镜子”；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供给统治阶级从中吸取统治人民、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出于这个目的，所以这部书对于历代“治乱兴衰”的重大史实叙述得很详细。

参加编撰这部书的人，除司马光外，还有刘攽（bān）、刘恕、范祖禹等人。刘攽担任两汉部分的撰写任务，刘恕担任魏、晋、南北朝部分的撰写任务，范祖禹担任唐、五代部分的撰写任务，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开始编写，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修成，前后共历时十九年。

在《通鉴》的编修过程中，司马光付出了最大的劳动。据范祖禹说，司马光每天很早起床开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才就寝。他每天修改的稿纸就有一丈多长，而且上边没有一个草字；等到《通鉴》修完，在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司马光在他的进书表上说，“平生精力，尽于此书”，看来并不是虚语。

《资治通鉴》的编修共分两个时期：从1066年至1070年在开封编撰，为一个时期。这五年中，编完了周、秦、汉、魏几朝的历史，共七十八卷。从1071年至1084年在洛阳编撰，为另一个时期。这十四年中，编完了晋至后周几朝的历史，共二百一十六卷。

《通鉴》这部书自宋朝以来就为历史学者所推崇，并且有很多人模仿它，写成同样体裁的史书，如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

司马光等人在编撰《通鉴》时，除取材“正史”外，还采用了“杂史”三百二十余种。为了考辨异同真伪，一件事往往采用三四种书，要求做到求真求是。书中所记内容，大体平实可信。

《通鉴》一书在编写上，按年代顺序，排比史实（这种体裁叫作“编年体”），叙事简明扼要，文字精练生动；不但可以作为历史著作读，而且也可以当作古典文学作品读。

（张习孔）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的作者为北宋时人沈括，他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仁宗天圣九年（1031），死于哲宗绍圣二年（1095）。

沈括做过沭（shù）阳（今江苏沭阳）县的主簿（主管文书簿籍的官），在“昭文馆”担任过编校书籍的任务，也做过专门管理天文、历法的工作。1075年，他一度充当划定宋、辽边界的外交使者。后来，他做鄜（fu）延路经略安抚使，成为一方的军政长官，在抵抗西夏入侵的斗争中，为国家立了很大功劳。

沈括在政治上一贯支持王安石的新法，因而遭到守旧官僚的痛恨。王安石罢相以后，那些顽固官僚们，不断借机攻击、排挤沈括，使他对官场生活感到十分厌倦。1088年，他到润州（今江苏镇江）隐居。在这里，他埋头研究学术，专心从事《梦溪笔谈》的著述。

《梦溪笔谈》共二十六卷，另有《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是用笔记体裁写的，总计六百零九条。这部书的价值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

1.对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沈括曾用三个月的时间，来观测北极星的位置，并绘制了二百幅图，结果证实北极星和北极相距三度多。他对虹的成因，做了科学的解释，他认为虹是由于日光照射雨点发生折射现象产生的。他在历法方面，主张取消闰月，定一年为十二个月，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这个办法可以避免计算和安排闰月的麻烦。在《梦溪笔谈》中，还记载了用木料制作立体模型地图和用比例尺绘制天下郡县图的方法。在地质学方面，沈括发现太行山的崖壁上有许多蚌壳，因而提出了这一带在古代可能是海岸的推理。

2.对历史学方面的贡献。《梦溪笔谈》中有很多对于重要历史事件的记载，可以补史书之不足。比如，有关宋代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事实，书中就有很详细的叙述。特别是对993年四川王小波、李顺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一事，记载尤为翔实。据该书讲：王小波等起义失败后，李顺在民间隐藏了三十多年。这个记载和一般官书所说不同，它揭穿了官修史书上所称李顺被官兵捕获的谎言。

3.对文学、艺术方面的贡献。《梦溪笔谈》内容丰富，包括有遗文旧典、小说家言，后人可以从中取得丰富的材料。书中还有专门讨论音乐和美术的篇章，议论都很精辟，反映了作者的独到见解。

《梦溪笔谈》记录了沈括的科学研究成果，它是我国古代一部很重要的学术著作。

（张习孔 曹增祥）

李清照

北宋末年，词坛上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女词人，她就是李清照。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她的父亲李格非，是学者兼散文作家；母亲也长于写文章。李清照自幼受家庭的教养，年轻时就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她的丈夫是太学生赵明诚，夫妇两人都喜欢收藏金石书画，他们合著的《金石录》，对考古学有一定贡献。

金兵南下，先后占领了河北、山东一带，李清照夫妇逃难到江南。在混乱的局势中，赵明诚病死在建康。此后，李清照便一个人漂泊于台、越、衢、杭诸州（均在今浙江省），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了寂寞困苦的晚年。

李清照是个多才多艺的女作家，她的诗和文都写得很好，尤其精于填词。她的作品里，描绘的形象很生动具体，富于感情，语言也很精练。她在南渡以前，过的是比较安逸宁静的生活，这时她的词的主要内容是描写对爱情的要求和对自然的喜爱。在风格上，她的词的特点是婉约清新。

南渡以后，李清照面对着苦难的现实遭遇，所填的词感情极为沉痛，风格上也渐趋向苍凉凄楚。例如，她的《声声慢》一词，一开始就运用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七对叠字，来抒写自己悲愁寂寞无法排遣的痛苦。末尾两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更反映出作者愁绪的错综复杂。这种愁苦的情感，是由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它所包含的内容，不光是个人的不幸，而是带有时代和社会的因素的。

李清照生平著作，据《宋史·艺文志》所载，有《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易安词》六卷，可惜这些集子后来都散佚了。现在还保存的《漱玉词》是后人辑录的，收有五十首左右的词，仅仅是李清照作品的一小部分。

（张习孔）

辛弃疾 陆游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人。他出生的年代正是北宋亡后的第十三年。他二十一岁时，组织了一支抗金的队伍，第二年，他带着这支队伍参加了耿京领导的抗金义军。后来耿京为叛徒所杀，辛弃疾亲自率领五十多人袭入金军营中，将叛徒活捉，缚送到建康。他这种英勇的爱国行为，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赞扬。辛弃疾投归南宋后，屡次向朝廷提出收复失土的主张，都未被接受。

他对南宋统治阶级的庸弱表示愤慨，对沦陷在金贵族统治下的人民表示关怀；他时刻不忘失土的收复，希图根本改变宋朝衰弱的处境。他把自己这种愤激、壮烈的感情，写进了许多词里：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

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

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他责问南宋君臣，有几个真正是治理国家的能手？他指出，国土沦丧，山川风景固然依旧，可是却无人关心受难的北方父老。半夜风起，挂在屋檐下的“铁马”（薄铁片，有风吹动，就相互碰击出声，人们用来测风）铮铮作响，不禁激发起一个具有爱国心肠的人的万千感慨。美丽的山河，“南共北，正分裂”，难道可以允许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下去吗？“看试手，补天裂”，作者满怀着雄心壮志，发出了多么豪迈的声音！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móu，“兜鍪”为头盔），坐断（占据）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首词借古喻今，表达了作者晚年时对国事深刻关怀的悲愤心情。作者通过对孙权这样一个奋发有为的历史人物的思慕，间接地对南宋最高统治者那种屈辱妥协的行为进行了抨击。

辛弃疾流传下来的词，共有六百多首。他的许多词，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造诣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比辛弃疾大十五岁，但比辛弃疾晚死三年。陆游留下了近万首诗，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很多诗篇，充满了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如“汴洛我旧都，燕赵我旧疆”“幅员万里宋乾坤，五十一年仇未报”等类句子，在他的诗集里，举不胜举。陆游痛恨残暴的金贵族统治者，深刻同情处于苦难中的人民，热切渴望宋朝已失国土的收复。在一首诗里，他这样写道：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古时以八尺或七尺为一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这诗的大意是：祖国的山河无比雄伟壮丽，在金贵族占领的地区，人民正遭受着无尽的痛苦。可是南宋政府却从来没有收复失地的打算。人们年年“南望王师”，年年感到失望。

陆游为祖国歌唱了一生，直到临死的前夕，他还念念不忘收复失地的事业，写出了一首感人至深的《示儿》，诗道：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张习孔）

宋朝四大书法家

我国的书法艺术，到宋朝有了很大发展。宋代书法家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fú）、蔡襄四人，他们被称为宋代的“四大书法家”。

苏轼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成就，在书法方面也有很高成就。他的书法艺术风格的特点是潇洒丰润，豪放活泼。他长于行书，他的字受到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和五代时书法家杨凝式书法的影响。他为了精研书法，曾下过苦功。他揣摩古人的笔意，推陈出新，突破了晋、唐以来书法的传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存世的苏字真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祭黄几道文》等。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他的楷书、行书、草书都好，风格雄健秀美。他学习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唐代大书法家张旭的笔意，加以变化，自成一格。存世的黄字真迹，碑刻有《狄梁公碑》，墨迹有《松风阁诗》《王长者史诗老墓志铭》《华严疏》等。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海岳外史。因为他长期住在湖北襄阳，所以人们又称他“米襄阳”。他曾做过礼部员外郎的官，古时把礼部的郎官称为“南宫舍人”，所以人们又称他“米南宫”。他的行书、草书都自成一家。他对书法艺术的看法，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造，既不墨守成规，也不否定传统。他认为书法贵乎天真自然，流露个性，反对矫揉造作，装腔作态。米芾学习书法十分刻苦认真，据说他没有一天不专心临摹所藏的唐人真迹。他除了是一位大书法家外，还是一位名画家，他惯用大小墨点，画云山雨树。米芾的画，人们称之为“米家云山”，是山水画中的一个新流派。米芾的墨迹，存世的有《蜀素帖》《米芾二帖册》《法书三种》等。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仙游人。他的书法学习唐颜真卿，兼取法晋人。他的草书参用“飞白法”，写得非常精妙。所谓“飞白”，是写出来的字笔画中露出一丝一丝白道，像枯笔写成的一样。他传世的真迹，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墨迹有《谢赐御书诗》等。

（蒋震）

宋朝著名的画家

绘画到了宋朝，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时山水、花鸟画由于比较正确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已经可以和人物画分庭抗礼了。更重要的是，写生画和水墨画受到了足够的重视。至于绘画的题材，也比过去更为广阔得多。

宋朝开国便设有“翰林图画院”（封建帝王御用的绘画机构），罗致了全国的画家，按照他们才艺的高下，分别给以不同的职衔，这对专业画家的培养起到一定的作用。翰林图画院的画家，现在有名可考的有一百七十多人，其中著名的有李成、范宽、李唐、刘松年、马远和夏珪。此外，还有以画人物著名的李公麟和擅长界画（用界尺作线，画成宫室楼台，谓之“界画”）的张择端等人。

李成（919—967），字咸熙，先世为唐宗室。他的山水画，最初师法唐末画家荆浩，后来加以发展变化，创出与荆浩不同的风格。他落笔简练，墨法精微，能“扫千里于咫尺，写万趣于指下”。他的作品有宋代摹本《读碑窠石图》。

范宽（950—1032），名中正，字中立。画山水初学荆浩、李成，后来感到“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意思是说不如向真实的大自然学习），于是迁居终南山，对景造意，写山真貌，自成一家。存世作品有《溪山行旅图》《雪山萧寺图》等。

李唐（1066—1150），字晞古。他的画风对整个画院中的山水画派，有很大影响。他的存世作品有《晋文公复国》《江山小景》《万壑松风》《清溪渔隐》等图。

刘松年（约1155—1218），南宋杰出画家，钱塘人。他的山水画，笔墨精严，设色妍丽，善于表现山明水秀的江南景色。存世作品有《四景山水》《溪亭客话》等。

马远（约1140—约1225），原籍河中（今山西永济市），生长于钱塘。他的山水、人物、花鸟画，在宋画院中负有盛名。他生长的时代是宋室南渡以后，所以他画山水多作残山剩水，具有深刻的含意，世人称之为“马一角”。他存世的作品有《踏歌图》《水图》等。

夏珪（生卒年不详），字禹玉，钱塘人。他的山水画，笔力遒（刚健、有力）劲，墨气淋漓。构图多突出近景一角，风格与马远相近，后人并称“马夏”。存世作品有《溪山清远》《西湖柳艇》等。

以画人物著名的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山人，舒州（今安徽舒城县）人。他画人物、佛像，广取前人之长，发展了东晋画家顾恺之、唐代画家吴道子等各家的特长，运笔如云行水流，自成风格。他画的白描罗汉非常有名。“白描”是用墨勾线条，不着色，他是这种画法的创始者。存世作品有《维摩演教图》等。

开始重视现实习俗生活的描绘，打破过去画家专画历史人物与贵族生活的局限，这是宋代绘画的一个很大变化。北宋杰出画家张择端（生卒年不详）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种新题材的代表。张择端选择清明日汴京东门外一段繁盛地区的街景为题材来作画。在画中，可以看到汴河里船只往来、虹桥上车马不绝、街道上店铺林立的景象。可贵的是，画中突出了各业劳动人民各种劳动生活的场面。这幅画至今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保存着，它是我国绘画史上不朽的杰作。

（蒋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