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中国演示的田野方法_安阳(李济)

第三章　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中国演示的田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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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将扼要说明西方学术怎样与中国传统的古物研究思想相结合而产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

人们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传统悠久，一般的学术及其特殊的分支古物研究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史，但对古代的研究从未超出阅读书本和对古物猎奇的范围呢？这的确值得认真讨论。但要详尽地探讨此问题，我们可能要谈许多关于传统的学习方法，包括认识论、哲学、价值观等问题。这些虽在某些方面和上面提出的问题有联系，但这里显然不是讨论这一重要问题的场所。有一个较简单的答案，不仅能扼要说明中国人对待学问的传统态度，而且对那些寻找对此问题实质予以详细解释的人也会有所补益。让我们引用孟子在《滕文公》一章中的一段话：“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信奉此类准则，导致以下后果：

（1）从宋朝开始，每个学生的心智都被自己所牢记的孔孟说教所束缚。

（2）一旦定型，越出旧轨是极难的。

（3）所有的脑力劳动者在上引的孟子的格言中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满足——只有现代心理学家能对之作出适当解释的利己主义。

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结果必然是使孟子的话不仅成为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普遍准则，而且也成了知识分子一心追逐的目标。特别是印刷术发明后（大家都知道，印刷术的发明晚不过北宋以前），脑力劳动逐渐限制在啃书本上。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看西方考古学的发展，就会发现19世纪末人类学已发展成为专门研究的学科；在其影响下，考古学也在高度专门化的史前研究中占有了一定地位。史前研究的创始人是法国学者布歇（1788—1868）。早在1830年，他在索姆河畔开始探寻人类制造业的痕迹(2)，这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几乎早三十年。然而直到1899年，雅典的不列颠学院主任霍迦斯仍坚信物质证据的考古仅是“小考古学”，当时时髦的看法是只有那些被文献所阐明的发现物，如玛利特、雷雅德、牛顿或施利曼发现的，才是“大考古学”。(3)

从本世纪初开始，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的田野工作者遍布于世界各地，因而田野资料的重要性迅速提高。几个世纪以来，作为欧洲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旧中国，被迫为一切“高等白人势力”的为所欲为大开门户，其中也包括科学方面的田野工作。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以及淘金者们都拥向远东，尤其是中国。在他们当中，通常总有一些是名副其实的工作人员，其中不少是真正的科学家，但是他们就像那些来去自由的政治冒险家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除了某些传教士外，其他人什么也不关心。

1911年革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像欧洲一样，“田野方法”作为一种治学手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产生了影响。把人类劳动分为“劳心”与“劳力”的孔孟思想和必读物《四书》一起“随风而去”了。(4)

革命不仅在亚洲东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引起了根本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上，革命使这些人逐渐改变了世界观。

民国初期的1916年，农商部奉政府之命在北京组织了“地质调查所”。这个所开始的领导人是丁文江，他是在英国受过教育的著名地质学家；他思想开放又有科学组织天才，更重要的是他一心一意在祖国提倡西方科学。他的英文名字是v．k．ting(5)。

地质调查所是丁的科学活动中心。自然由于政治和实际的需要，他的首要任务是寻找铁、煤矿床及其他重要金属。为完成此项任务，这新立的机构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谈谈调查工作逐渐扩大到古生物学，以及后来扩展到史前考古的情况。此时大学的课程已开设地理学和古生物学，大学生也知道了“田野工作”是获得第一手科学知识的方法。王国维教授应邀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中国古文字课时（1925—1926年），他把讲授的内容分“书本资料”和“地下资料”两大部分。这充分说明了地质学使用的“田野方法”已影响到受传统教育的学者。

西方科学的“田野方法”发展了近一个世纪后才影响到中国，在此期间研究问题的特点和使用的手段都发生了变革。实际上在西方“进化”的概念作为一个科学术语仅在这个世纪里才变得明确；但历史地看，这个基本概念通过严复的翻译，比其他科学概念更早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比任何企图向中国介绍西方的传教士的影响都大的深刻影响。(6)

所以，当地质调查所初建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已一般接受了科学观念，进化的理论已深入他们的意识中。因而，地质调查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是现实政治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地质调查所在早期取得了几项重要的行政效果。其中最主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田野调查人员，他们除学到了地质学及有关的基本科学知识外，还掌握了进行田野调查的现代方法。每个调查人员必须具有携带仪器和无论多远的旅程都要步行的体力。这当然完全打破了旧中国仅从事脑力劳动的学者的传统训练方法。

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了初期的任务。第一次调查训练结束后，他将这些人分派到田野开展实际工作。笔者认识的几个首批人员都是训练有素而工作勤奋的人，后来他们都被分配到特定地区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调查中，大部分成员都为国家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对这批开拓者，不仅地质学界，而且现代中国懂得西方科学的学者都要感谢他们。

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丁文江获得了一批外国科学家的实际帮助。有些就来到中国参加此项工作。笔者拟提出五位有国际声誉的，在中国北方工作的，并在地质调查所创建时期直接或间接给予帮助的科学家：葛利普（美国人）、安特生（瑞典人）、步达生（加拿大人）、魏敦瑞（德国人）、德日进（法国人）。

前两位直接参加了调查所的科学工作，步达生和魏敦瑞是新生代研究室的主任，也与地质调查所有关联。德日进神甫在中国一个天主教会工作，这个机关与其说是关心宗教，不如说是关心科学。所以，德日进在中国人心目中不是以一个传教士出名，而是以一位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著称。

民国初期，特别是1915至1925年期间，北京是个在政治、社会和科学方面新思想很活跃的城市。上面提到的科学家大部分在北京从事科学研究。当时公认葛利普教授是中国科学家及外国学术团体的领导者。他的职责是协助地质调查所出版科学论著，特别是《中国古生物志》。他的正式工作是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同时也是地质调查所的首席古生物学家。(7)

《中国古生物志》的出版为中国首都提供了一个新学科和获得这种知识的新方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是个全新的事物。

《中国古生物志》由地质调查所主办，大部分文章用欧洲语主要是英文出版，基本思想是使科学上的各种发现引起专家和科学界注意。中国的知识界只有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由此获益，但也应从另一角度看这刊物的影响。它是科学资料的介绍、收集和保存方法的榜样，有准确的说明和慎重的推论，所有这些对科学家读者当然是很熟悉的。这期间中国青年一代掌握了一种欧洲语言，初步接受了现代科学教育，他们逐渐把这些出版物作为衡量许多相关学科的各种研究活动的科学价值的标准，在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尤其如此。从历史观点看，这种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的传统教育中从来没有这种样板。但问题是怎样将这些文章译成汉语使对此感兴趣的普通中国人容易看懂和得到所需要的资料。

让我们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想通过对上面提到的五位著名科学家取得的成就的影响来说明此问题的实质。

五人中的第一个是葛利普，他在中国工作的时间最长，最后死于北京。他在大学任教并编纂《中国古生物志》。

我没有资格评论葛利普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科学贡献。据说他提出了著名的终碛形成论、中新世时期喜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隆起的理论。他认为这一地壳运动现象对人类起源的发展是重要的和决定性的。现在大家几乎把这些都忘记了，但那时在科学界却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美国纽约市自然历史博物馆派了几个探险队到中亚和蒙古寻找人类的祖先。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却获得了不少没料到而又有趣的附带的成果。例如发现了恐龙蛋。在此同时，从事自然科学的另几批人，在中国古都附近有了惊人的发现，即北京人。

我认为葛利普的一生在知识界所起的科学影响是很重要的。他具备极好的富有魅力的个性，吸引了当时聚集在北京的所有科学家。不管你是否喜欢他的理论，对每个人来说与这位可敬的老人谈话是一种愉快和荣幸。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和他密切合作。年轻一代许多人是他的学生，都爱戴和尊敬他。笔者本人原是接受人类学训练的，通过偶然的机会才成为考古学者，与葛利普最多见过十几次面，但这位老人的人品给我的印象至今不能忘怀。这点很重要，因为它与中国科学形成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成长密切关联。他的中国朋友和学生接受这种影响并把它传播到广大的知识界，一时使科学大受欢迎。

安特生在民国初年来到中国。他受政府聘请来作调查中国矿藏的顾问。据说那时凡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的大国都力图把他们的科学家派到中国，以获取中国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列强之间为此竞争很激烈。但中国政府决定不从他们中间选择专家顾问，而任用了瑞典人安特生。瑞典被认为是欧洲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这个决策大概是根据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建议。

这的确是个极好的决策。安特生比葛利普先到中国。开始他的工作完全是在估计有矿藏的中国北部进行野外考察。但安特生不是一个目光狭窄的专家，他知识渊博，旅行时关注任何科学现象。因此在初期他的发现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黄土的儿女》在1934年是流行的书籍，他在前言中说：

一系列幸运的环境使我几次成为开拓者。1914年我是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石矿石的有机起源的人。1918年我发现了聚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联系。同年我们在中国发现了第一个三趾马区，在科学界很有名。1919年在蒙古的额尔登特发现了海狸群。1921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发现仰韶村新石器时代居民遗址及黄河边的始新世哺乳动物，奉天沙锅屯洞穴堆积和在周口店发现更著名洞穴，后者的闻名于世是由继我们之后的人工作的结果。(8)

安特生的发现还包括许多其他项目。虽然其中大部分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但最吸引他的似乎是考古学的发现。

这些考古学方面的发现无疑是很重要的。笔者在此需指出的是，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些科学调查中，伴随他的常是训练有素的青年助手和一批虽未经过训练但却很有才智的工人。他的学生忠实地追随着他，自然也学到了他的工作方法。

安特生的科学工作开始于1916年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前。这个新机构在丁文江的领导下开始田野工作后，安特生的田野收集自然受到鼓励，且更引起科学界的注意。在经费上他也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并有了更多受过训练的助手。这个扩大了的专业队的成员能欣赏他的各类发现的特点，并能评估安特生经常思考的抽象理论问题。

这位杰出的瑞典地质学家的各种科学成就中，大概在华北的考古发现最为人知。他有充足的理由荣获这不寻常的声誉，当然他也应该获得这声誉。1921年他在仰韶村发掘的史前遗址是很出名的，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发现。在此以前，对上古中国的盛世仅是推测，或出自古代传说的记载，或出自怪诞的想象。第二，仰韶文化出土的资料表明这个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关系到传说中的记载，而且完全新奇的是关系到中亚和西亚的史前史。第三，仰韶村遗址的位置几乎位于黄河平原的中心，这是中国历史早期发展之处。因此，这个发现立刻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包括许多保守的中国历史学家。安特生的第一本著作，即《中华远古之文化》是用中文和英文写的。这部著作甚至引起了对考古学没有研究的人的注意。(9)普遍注意此发现的另一个原因与1898至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相似：1921年的北京在时间上和学术环境上为接受这个发现作了准备。虽然当时大学里没有考古学这门课，但传统的古物研究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创中国思想现代化的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已有所改变，学者们对研究中国古代需要田野资料已有了充分的认知。

中国史前史首次发现的详细情况，安特生在《黄土的儿女》一书中“我们发现了第一个史前村落”一章专门作了叙述。在这一章里，有几个要点是专门涉及用田野方法研究中国古物的：

（1）1920年安特生派刘长山去洛阳一带收集脊椎动物化石。刘于12月返回，带的收集物除化石外，还有一大包石器，包括几百个石斧、石刀和其他遗物。刘告诉安特生，这些石器都是从“一个村的居民”那里买来的，此村即仰韶村。这促使安特生亲自到现场调查。

（2）仰韶村在渑池县。1921年安特生去该地进一步调查。他4月18日抵县城后，随即去城北6英里的仰韶村。下面是安特生关于发现仰韶村遗址的记录：

在村南约1公里处，我要过一道沟，一个真正的小峡谷。这道沟在后来我们对此处地形调查中具有显著特征。我到沟北边后，在一条渠边上看到有一段非常有意思。沟底红色的第三纪泥土显露着，它清晰地被一层满含灰土和陶片的特有的松土覆盖着，可以肯定这是石器时代的堆积。搜索了几分钟，于堆积最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陶片，其美丽磨光的表面上为黑色的彩绘……我感到这类陶器会与石工具在一起发现是不可思议的。

我感到有点失望，认为走的这条路把我引入了歧途，我想还是回到地质古生物研究上较为稳妥。……

夜里我躺在床上还思考着仰韶村这个谜。……

我决定用一天的时间去探索那个沟壁。……考查了几个小时后，我从没有动过的灰土中得到一件精致的石斧——。这天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物品，很快就清楚了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些非同寻常的重要堆积，有丰富的遗物，特别是容器碎片，包括我上面提到的美丽的磨光彩陶。……(10)

（3）安特生有幸偶然发现仰韶史前遗址时，他并未立即认识到其真正的意义。只是后来他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在那里看了彭北莱写的1903至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在俄国土耳其斯坦安诺的考察报告(11)后，安特生才认识到彩陶可能存在于原史时代，于是他对这个令人迷惘的发现大大提高了热情。在地质调查所长的大力支持下，又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和一些训练有素的地质学家的帮助，他在1921年秋组织了一个发掘队，10月底开始田野发掘。通过各种专业性和通俗性的报导，发掘成果得到广泛传播。

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它大约比法国人类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晚半个世纪。但西方的历史学家一贯认为东亚是印欧文明的界外；这些发现物再次提醒历史学家，东西方并不像大多数人想的那样是分开的。

再看一下安特生在仰韶村史前遗址发掘的遗物。出土的遗物可分几组，但陶器的发现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注意。在这组陶片中最吸引人的是上面提到的彩陶。后来，这些物品被送到瑞典进行专门研究。1925年，地质调查所出版了阿尔纳编纂的关于这方面研究的专题报告(12)。在阿尔纳的报告中，所有的彩陶片都附有漂亮的彩色图版；有些器物被复原，彩绘图案和其他技术细节都经过精心的分析。必要时，还把这些陶片和从其他地区出土的相类似的，特别是和俄国土耳其斯坦安诺的陶片进行比较。也许没有必要提醒读者，m. de摩尔冈在苏萨的著名发现之为西方考古学家获悉，此时已有三十余年了。(13)

就中国考古学来说，另一类仰韶陶片从中国古代历史的角度来看甚至更重要，更激动人心。当然我指的是那些被认为一般的灰色粗陶。在这一组，发现不少鼎、鬲形三足陶器可以复原，其形状和构造与两千多年前周朝文献中记载和描述的古代中国的青铜器相一致。出土的土制鼎、鬲，使中国历史学家和古物学家中的守旧派认识到田野考古的确是研究中国古物的关键。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再来讨论仰韶发现物以及它的影响。在这里，更重要的是继续介绍这个时期在中国工作的其他几位外国科学家的有益影响。

下面我谈谈步达生教授。他是加拿大人。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时，他被聘为解剖学教授。步达生的科学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协和的解剖系与其他医学院一样，课程开始就积累被解剖的人体骸骨资料，并堆放在系属的仓库里。当安特生得到允许于仰韶村发掘时，他把掘墓的工作交给另一位地质学家兼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同时他也邀请步达生参观发掘。据安特生说，步达生“在墓地调查中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帮助”。

后来安特生请步达生教授准备一篇他曾热情予以合作的有关研究这些骸骨资料的专题报告(14)。步达生用他的职业方法比较史前骨架与系里收集的中国华北人的骨架，还与一些非中国人的骨架做了比较。他大量应用了伦敦卡尔·皮尔逊实验室创造的生物统计学技术。对可用的和有关的材料进行仔细分析研究后，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这些新石器时代史前居民的人体总特征，除某些史前甘肃人骨架显示了微小差别外，与现代中国华北人基本相同。

步达生关于华北人遗骸的体质特征的研究，至今仍是常被引用的关于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论文之一，因为它的质量高，而且因为通常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类学家比较少。

步达生的声誉不仅仅是在这个专论上，大家都知道他还是研究中国猿人遗骸的第一位科学家。1934年3月15日，他在实验室里研究周口店的人类化石时去世了。

北京人，是中国猿人的通俗称呼，是在北京市附近的周口店发现的，这也是安特生在化石收集方面的广泛兴趣产生的结果。让我们再读一下安特生写的周口店考察的前一部分：

1918年2月的一天，我在北京遇见那时一所矫称首都大学的教会学校（大概指燕京大学——编者）的化学教授吉布。他知道我对化石感兴趣，所以他对我讲他刚从北京西南五十公里的周口店回来。这一地点我在几个地方已叙述过。……吉布教授几次去周口店并且带回北京各种带泥土的碎骨。……

吉布的叙述太诱人了，所以我在同年的3月22日、23日去参观这个地方。(15)

参观过周口店后，安特生拟定了一个系统的考察计划。八年后即1926年，当现在的瑞典国王的祖父以王储的身份访问中国首都时，中国猿人的发现就第一次象征性地公布了。在为王室访问举行的学者招待会上，许多人欢聚一堂，宣读他们撰写的主要关于考古方面的论文。著名的学者梁启超应邀参加了这个会，其余的不是外国学者，就是懂英语的中国教授。就在这一天，安特生代表书曼（c. wiman）教授，发表了关于师丹斯基研究周口店化石收集品时所得的最新成果，作为“瑞典人在中国全部工作的最重要成果”(16)，即几颗荷谟形牙齿。这个招待会是1926年10月22日举行的。

接着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事业计划。实际上对中国最重要的是，当科学家同意合作时，取得累累的硕果似乎已是当然的事情了。周口店发掘是一个国际合作的实例，参加发掘的除中国人外还有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典、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许多著名科学家。这个组织在有经验有创造力的丁文江的领导下工作，他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任，主任是步达生教授。协助步达生的科学工作的是瑞典一个科学家步林（birger bohlin）。周口店开始发掘时步林被邀请来参加，主要目标是寻找荷谟形科即人形科的化石。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经费，筹划这项事业。

周口店开始的科学工作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一浩大工程给中国的年轻一代科学家上了若干有实际意义的课。当丁文江建立新生代研究室的最初阶段，全仗这个研究室主任步达生教授的才能。他负责两方面的工作，即指导发掘周口店岩洞的艰巨工作和有计划地把收集物分给合适的专家进行专门研究。最重要的是步达生教授亲自担任从周口店石灰岩洞中堆积的化石中寻找荷谟形科化石的繁重研究工作。

凿开和移动洞穴内3000立方公尺的堆积后，瑞典人韦曼教授训练的学生步林博士，于1927年10月16日发现了一颗荷谟形牙齿，他在三天后将这一珍贵物品亲手交给在协和医学院工作的步达生教授。它被鉴定是左侧下臼齿，虽有些损坏，但保存完好并带有牙根。在对此研究的基础上，步达生不仅证实了韦曼的鉴定，而且进一步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的推论，提出了一个被命名为中国猿人的新的人属，类名为北京人。(17)

步林再次进行田野工作，协助他的是杨钟健和裴文中，他们二人在周口店的发掘中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在周口店和北京新生代研究室进行的科学工作，给中国年轻一代的科学研究者以极大的鼓舞。不久，在步林离开后，杨和裴负责周口店的田野工作。他们是1929年12月2日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许多人认为这个发现代表了最高成就，也充分证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巨额投资是值得的。

步达生对这一重要发现的研究持续了六年，后来因劳累过度死在协和医学院他自己的实验室里。选择接替者一时成了难题。有人告诉我，经丁文江建议，一个国际委员会成立了，艾略特·史密斯教授任主席，目的是选择步达生的接替者。最后国际委员会一致同意由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担任，于是魏被任命为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继续进行这一重要的研究。

如果说步达生在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中，通过他的洞察力显示出他的卓越成就，那末，他的称职的继承者魏敦瑞则表现了一个德国人的精确精神，这在受到训练的东方科学家看来，别国的科学家很少能与他相提并论。连续出版的《中国古生物志》丁种充分表明了德国科学的这种特征。魏敦瑞关于北京人的科学报告不仅是人类学论著的杰作，而且也是结构严谨、文笔流畅的典范，对考察叙述得既完全又准确。对中国学者来说，没有任何用欧洲语言写的关于人类化石的研究报告可与北京人的专著相比。

众所周知，珍贵的北京人化石的收集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失了，为寻回这些重要的科学标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幸运的是，步达生和魏敦瑞撰写的完整的报告在世界上大多数图书馆里都有，可供研究荷谟形科的早期历史参考。

周口店发掘在中国的影响极大。尽管有许多政治变化，但对现在的科学工作者来说，周口店的发掘仍有重要意义。

最后一位，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位，是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他的科学工作向年轻一代受过西方训练的中国科学家表明了法国人智力活动中许多有代表性的特征。世所公认，法国科学对人类远古的专门研究成就极高。在近一个世纪中，法国考古学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当20世纪30年代初德日进神甫来中国时，他在西欧已有了不少经验。实际上他和被证明为伪造的声名狼藉的晓人的倒霉工作有些牵连*。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1926年10月22日当安特生宣读关于周口店的荷谟形牙齿研究的论文时，德日进是听众中唯一提出质疑并认为幻灯片显示的化石标本可能是某种“食肉类动物”的牙齿的人；他给安特生写了个条子，说明他对韦曼鉴别的怀疑。

后来的发现证明德日进判断错了——他自己当然也表示同意，这只能表明这位第一流的科学家是多么心怀坦荡！

德日进在中国主要科学工作的内容和地区都是广泛的。他的田野工作和科学研究，涵盖古生物学、史前考古学、地质层理学和冰川学等许多学科。

德日进应天津北疆博物馆创始人桑志华神甫（father emilelicent）的邀请来到远东。1920年桑志华在对中国西北考察时于甘肃省东部庆阳府发现了三趾马属动物群（hipparion fauna）的丰富堆积。清理了覆盖它的黄土，桑志华在黄土层底部发现了被人类加工过的石英片。1922年，桑志华按照在蒙古工作的其他天主教会的通知，去萨拉乌苏河，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骨骸堆积。他认为这很有研究价值，于是决定邀请巴黎的德日进参加中国西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区堆积的科学调查。

这两位天主教神甫在宁夏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河进行考古调查，在此他们发现了旧石器文化堆积，其中含有与炭混合的几百公斤石器。欧洲的史前学家对此很熟悉，因为发掘的成果是用法文发表的。在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大部分是红色石英岩和含有矽的石灰石制的，据说在文化层的碎石堆中常可找到这些遗物。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石器——刮削器、钻、石片——相当大，有长达17厘米的。

他们对这些重要发现及有关动物遗骸的研究结论是，这文化属于黄土堆积形成时期的更新世。

这些法国科学家独立工作，仅与在巴黎的同事联系，而他们的论著仅以法文出版。笔者有幸于1924—1925年在丁文江家里结识了德日进。后来这位天主教科学家加入了新组织的中国地质学会，我们常见面。那时，德日进在京、津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界已经闻名，被称为“中国北方最年轻最有才干的‘古生物学家’”——这是德日进接受葛利普奖章时，葛利普对他的评语。

德日进应邀为新生代研究室的正式成员，在周口店发掘中经常到那里去。杨钟健是他在中国最密切的合作者。比如他们曾合作进行对安阳发掘出土的动物遗骸的研究。除对史前遗物作的出色研究外，德日进的主要兴趣似是专注于“中国原人”，他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角度进行此项研究。1941年在北平时，他还以此为题写了一个研究专集，由北平的地质生物学研究所出版。

德日进在中国传播科学的影响确实是多方面的。他讲话少，在科学研究中他的态度是堪为楷模的。当笔者负责安阳发掘时，德日进和杨钟健曾来看望过我们。他们在工地上停留了几个小时，仔细检查我们的工作方法和记录。他碰巧拾到一块绿色的动物牙齿，说“这是个虎牙，明显和青铜器埋在一起”。接着又看了出土的石器。他默默地对“所谓的绿石斧”的标本注视了好大一会儿。当问他对此的看法时，他说：“这类石斧好像在华北分布很广，无论在华北什么地方发现它，都是同一类岩石和同样的形状。”德日进是位田野科学家，虽然他沉默寡言，但可爱而又威严。他无论何时说话，都表现出渊博的知识。他思路敏捷，最重要的是他总使人受到鼓舞，有时也很诙谐和幽默。

他的人品深深地打动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但只有少数几个人了解他。他的《中国原人》确实是这期间中国出版的所有科学名著中的经典之作。

我较详细地叙述了五位杰出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几个亲密助手。这并不是说当中国开始接受西方学术、特别是西方科学，开始认识到把科学教育列入中国教育制度时，没有别的科学家在此工作了。如地质学方面有像师丹斯基和谷兰阶（walter granger）那样的人；在地理学方面有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考古学方面有尼尔逊（n. c. nelson）、步日耶（henri breuil）等等。他们也都为建立中国现代科学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因为葛利普、安特生、步达生、魏敦瑞和德日进与中国知识界有更多的接触，所以他们的工作与其他人相比较是卓越的。这种接触当然比写成的报告的感染力大得多。因此，这种频繁接触的结果，不久就成为势不可挡的和不可压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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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子·滕文公上》。

(2) 雅各·布歇·佩尔忒：载《创世论》（五卷本，巴黎1839—1841年版）。另参看《考古学手册》（巴黎1924年版）。

(3) 大卫·霍迦斯：《权威与考古》（1899年）。

(4) 义和团运动以后，官方正式采用了近代的学校教育制度。笔者十岁时就读于家乡湖北钟祥县立一小，当时旧的考试制度已经废除。

(5) 关于这位名人的一生，可参看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中央研究院”1956年版。丁氏于1936年逝世。

(6) 赫胥黎阐述“进化”论的文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特别是在伦敦引起了激烈的学术界争论。严复于1896年首次以中国古文将此书翻译过来，冠以《天演论》的名称于1899年出版。此书获得极大成功，被视为中国文学的佳作。

(7) 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找到葛利普的传记，这个人在向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强烈反对翁文灏接受官方任命的职务，特别是担任行政院秘书长。他逢人便率直地说：有许多能人可以胜任行政院秘书长的工作，但在丁文江之后再也没有别人能（像翁文灏那样）熟练地领导地质调查所了。他的话可说是不幸而言中。

(8) 安特生的《黄土的儿女》一书部分曾以瑞典文出版，全书于1934年出版英文本。

(9)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载《地质汇报》第五期（1923年）。

(10) 安特生：《黄土的儿女》，第164—165页。

(11) 拉菲尔·彭北莱：《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华盛顿卡内基学院19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