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以“资治”为名，释老之事，载者较少，故严衍《通鉴补·凡例》有“补二氏”一条，言：“《通鉴》如佛图澄、寇谦之等，亦既因事而见矣，馀皆弗录。然二氏之教，流传既久，即不足垂训，亦何必不存其说也。”又康熙间仁和张星曜撰《通鉴纪事本末补後编》五十卷，以袁氏《本末》未有专纪释老乱国之篇，乃引正史所载，附以稗官杂记，及诸儒明辨之语，集为一书，其稿本见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其所辑尚有《天教明辨》，写本二十厚册，吾尝得之马相伯先生。张盖天主教徒，其书名补袁氏，实以佛老也。然信仰贵自由，佛老不当，犹之天主不当也。且孟子尝距杨墨矣，杨墨何尝熄，杨墨而熄，亦其有以自致，非由孟子之距之也。韩昌黎佛亦然，唐末五代禅宗之盛，反在昌黎佛以後，其效可睹矣。况隋唐以来，外来宗教如火祆、摩尼、回回、也里可温之属，皆尝盛极一时，其或衰灭，亦其教本身之不振，非人力有以摧残之。吾国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教争虽微，牵涉民族，则足以动摇国本，谋国者岂可不顾虑及此。孔子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使孔子而知有异教，必以为西方之圣而尊敬之。故吾人当法孔子之问礼老聃，不当法孟子之距杨墨也。胡身之注《通鉴》，于释老掌故，类能疏通疑滞，间有所讥切，亦只就事论事，无异端习气，与胡明仲《读史管见》之攘臂而争者不同，足觇其学养之粹，识量之宏也。兹特撮其语为一篇以示概。

汉献帝初平二年，沛人张鲁，自祖父陵以来，世为五斗米道。

注曰：陵即今所谓天师者也。后魏寇谦之祖其道。（卷六〇）

读此注第一句，当时天师之喧赫，可于言外见之矣。所谓天师，指张宗演也。《元史·释老传》云：“正一天师三十六代宗演，当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至，命廷臣郊劳，待以客礼。语之曰：‘昔岁己未，朕次鄂渚，尝令王一清往访卿父，卿父使报朕曰：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神仙之言验矣。’”据《世祖纪》，遣使召嗣汉四十代天师张宗演赴，在至元十二年四月。《本纪》编年，根据实录，似不至误，惟天师世次，则当以《本传》为准。时宋尚未亡，宗演已先趋附。宋景濂撰《汉天师世家叙》，亦云：“宗演父可大，当宋季，元世祖闻其神异，密遣间使讯之，可大授以灵诠，且谓使者曰：‘善事尔主，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其言之徵验，或后人故神其说，然其父子早与敌通，则无可为讳。《隐居通议》十六，载刘须溪撰《宗演墓》，亦谓：“乙亥、丙子间，金陵不守，信州未下，北使已先传张天师召，锡冠剑，陟师号，宠光赫然，前代盛时所未有。”呜呼！是足以为荣乎！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主亲为沙门师贤等五人下髪，以师贤为道人统。

注曰：道人统犹宋之都僧录，北人谓之僧总摄。《魏书》：“沙门师贤，本罽宾国王种人。少入道，东游凉州，凉平赴代。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術还俗，而守道不改。于修复日，即反沙门，为道人统。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一二六）

魏太武与司徒崔浩崇奉道士寇谦之，太平真君七年罢毁佛法，是为宋元嘉廿三年。阅六年，魏文成帝即位，修复佛法，是为宋元嘉廿九年。又阅八年，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昙曜继为沙门统，昙曜即今大同雲冈石窟寺创造之人也。青州失陷时，刘孝标母子被虏至北，曾为僧尼于此，佐昙曜翻译。道人统，沙门统，皆元魏僧官；都僧录，赵宋僧官；僧总摄，则元时僧官也。《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四年二月：“诏以僧亢吉、益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廿一年九月：“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杨琏真加即益怜真加之异译。廿二年正月：“桑哥言杨琏真加云：会稽有泰宁寺，宋毁之以建宁宗等攒宫；钱唐有龙华寺，宋毁之以为南郊，皆胜地也，宜复为寺。”廿三年正月：“以江南废寺田土为人占据者，悉付总统杨琏真加修寺。”总统即总摄，《释老传》亦作总统，语本译义，其实一也。廿五年二月：“江淮总摄杨琏真加言，以宋宫室为塔一，为寺五。已成，诏以水陆地百五十顷养之。”或称江南，或称江淮，亦一语异译。杨髡发陵事，万季野、全谢山等曾详考之。当身之注书山中之日，即杨髠横行江浙之时，故以僧总摄释道人统，取人易解也。

梁武帝普通元年，时上方崇释氏，士民无不从风而靡，独韦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

注曰：史言韦叡于事佛之朝，矫之以正，几于以道事君者。（一四九）

宋徽宗时，“道士林灵素作神霄箓，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庐拜受，独李纲、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见《困学纪闻》二十。亦庶几韦叡之于事佛之朝也。

普通二年，置孤独园于建康，以收养穷民。

注曰：古者鳏寡孤独废疾皆有养。帝非能法古也，祖释氏须达多长者之为耳。（一四九）

须达多乃舍卫国给孤独长者之本名，亦云修达多，玄应《音义》三曰：“修达多，此云善与，故得给孤独名也。”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太子以侍读东海徐摛为家令。摛文体轻丽，春坊尽学之，时人谓之宫体。上闻之怒，召摛欲加诮责。及见，因问经史及释教，摛商较从横，应对如响，上甚加叹异。

注曰：上崇信释氏，意谓徐摛业儒，但知经史而已，扣击之馀，及于释教，商较从横，应对如响，遂加叹异。殊不思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释教盛行，可以媒富贵利达，江东人士孰不从风而靡乎。（一五五）

凭人主一时之好恶，以为教之盛衰，识者不以此为荣辱也。

梁武帝大同二年，上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买巨材东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于上，诬弘氏为劫而杀之，没其材以为寺。

注曰：帝追尊考顺之曰文皇帝。杀无罪之人，取其材以为寺，福田利益果安在哉！（一五七）

可见当时官吏并不信佛，不过以此求富贵利达耳，如果信佛，何敢为此乎！

大同十一年，帝口授敕书，谓“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

注曰：帝奄有东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宫，不由佛营，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国来，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惟不出于公赋，遂以为不食国家之食。诚如此，则国家者果谁之国家邪！（一五九）

又，上年老，厌于万幾，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

注曰：梁武帝断重罪则终曰不怿，此好生恶杀之意也。夷考帝之终身，自襄阳举兵，以至下建康，犹曰事关家国，伐罪救民。洛口之败，死者凡几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几何人？寒山之败，死者又几何人？其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为死者，不可以数计也。至于侯景之乱，东极吴会，西抵江郢，死于兵死于饥者，自典午南渡之后，未始见也。驱无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许，乃佛教之罪人，而断一重罪，乃终日不怿，吾谁欺，欺天乎！（一五九）

此有感于元时之崇尚释教，而杀人如麻也。《耶律楚材传》言：“元初州郡长吏，生杀任情，燕蓟留后长官尤贪暴，杀人盈市。近臣等以汉人无补于国，至欲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谏而止。”《丘处机传》亦言：“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使其徒招求于战伐之馀，滨死而得生者二三万人。”《廿二史劄记》言：“世祖嗜利黩武，民不聊生。”又言：“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遍地涂炭。”然考其时，正隆礼国师，凡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也。

梁武帝太清元年，四月丙子，群臣奉赎。

注曰：自庚子捨身，至丙子奉赎，凡三十七日。万机之事，不可一日旷废，而荒于佛若是，帝忘天下矣。三十七日之间，天下不知为无君，天下亦忘君矣。（一六〇）

离政治而言宗教，或以宗教为个人之修养，岂不甚善。梁武帝等之于宗教，弊在因宗教而废政治，或与政治混而无别，遂以祸国，宗教不任其咎也。

太清二年，何敬容谓学士吴孜曰：“昔西晋祖尚玄虚，使中原沦于胡羯。今东宫复尔，江南亦将为戎乎！”

注曰：何敬容虽不能优游于文义，其识则过于梁朝诸臣矣。（一六一）

梁敬帝绍泰元年，齐主洋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论难，遂敕道士皆剃髮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于是齐境皆无道士。

注曰：今道家有《太霄琅书经》云：“人行大道，号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顺理，唯道是从，从道为事，故曰道士。”余按此说是道流借吾儒经解大义，以演绎“道士”二字。道家虽曰宗老子，而西汉以前，未尝以道士自名，至东汉始有张道陵、于吉等，其实与佛教皆起于东汉之时。（一六六）

《汉书·郊祀志》下，师古《注》引《汉宫阙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困学纪闻》二十据此，以为道士盖始自武帝。身之则以为张道陵等以前，未尝以道士自名。盖道士之名古有之，而用以自名，则自道陵等始也。《日知录》一姤字条，引胡三省说，即出于此，其赞同胡说可知。特前辈引书，不著卷数，不易知其出于此耳。

陈武帝永定二年，上幸大庄严寺捨身。

注曰：前车覆矣，後车不知戒。耳目习于事佛，不知其非也。（一六七）

永定三年二月，齐主洋于甘露寺禅居深观，唯军国大事乃以闻。

注曰：据《齐纪》，甘露寺在辽阳。此鄙语所谓“猕猴坐禅”也。（一六七）

陈永定三年，即北齐天保十年。当时事佛风习，无间南北，盖荒乱之极，精神无所寄讬，相率而遁于玄虚，势使然也。惟高洋在南北诸主中，最称无道，一方事佛，一方杀人，直至死日，残暴未改。《北齐书·文宣纪论》，谓其“始则存心政事，风化肃然，其后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世未有”。盖实录也。咸淳间浙僧志磐撰《佛祖统纪·法运通塞志》，于北齐天保十年条下，乃为之辨曰：“世谓文宣残忍，果于刑戮，至比之桀纣。然观其译经修禅，受戒禁杀，尊礼国师，罢黜道教，其敬佛为甚至。初年好杀，特其残习之所为耳，非如桀纣不遇佛法，行杀无悔者比也。”此则因其事佛而欲为之解脱，其意甚美，奈事实先后倒置何。身之以“猕猴坐禅”讥之，允哉！

陈宣帝太建七年，齐主纬每有灾异寇盗，不自贬损，唯多设斋以为修德。

注曰：後之有天下者可以鉴矣。（一七二）

此有慨于元时斋醮之盛，竭中华之物力以趋之也。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上由是颇信神仙。

注曰：明皇改集仙为集贤殿，是其初心不信神仙也，至是则颇信矣，又至晚年，则深信矣。史言正心为难，渐入于邪而不自觉。（二一四）

开元二十九年，上梦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馀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

注曰：有宋大中祥符之事，皆唐明皇教之也。（二一四）

唐玄宗天宝四载，春正月，上谓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于宫中为坛，为百姓祈福，朕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飞升天，闻空中语云：‘圣寿延长。’又朕于嵩山炼药成，亦置坛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闻空中语云：‘药未须收，此自守护。’达曙乃收之。”太子诸王宰相，皆上表贺。

注曰：史言唐之君诞妄而臣佞谀。（二一五）

大中祥符迭降天书之事，《宋史·真宗纪》所载，不若《续通鉴长编》之详；今《长编》经清人改编，又不若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之古而尤便检阅也。兹撮其起源于此，以见有宋君臣之诞妄佞谀，不减于唐明皇时也。《长编纪事本末》卷十七载：“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书降于左承天门屋之南角，其帛长二丈许。”大中祥符之改元，即由于此。卷二十又载：“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天尊降于延恩殿，自言：‘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后唐时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云。闰十月，上天尊号曰圣祖，诏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为先天节，十月二十四日为降圣节。”宋人避圣祖玄朗讳，及宋刻经籍遇“轩辕”二字辄缺笔，亦由于此。卷廿四又载天禧三年朱能献天书事，当时臣下多以为非，而不敢言，言之者唯孙奭、张泳、鲁宗道等。《宋史》四三一《儒林传》载孙奭四疏，其大中祥符六年疏有曰：“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岂以明皇为令德之主耶！明皇祸败之迹，有足为深戒者，非独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怀姦以事陛下也。臣愿陛下早自觉寤，斥远邪佞，罢兴土木，不袭危乱之迹，无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云云。然真宗之为此，岂果不知其非哉，盖自有作用耳。《龙川别志》上，载：“契丹既受盟，寇公每有自矜之色，王钦若深害之，从容言于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且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真宗愀然不乐曰：‘为之奈何？’钦若度上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耻。’上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吾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惟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海内，夸示夷狄。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为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矣。’上意犹未决。晚幸秘阁，杜镐方直宿，上骤问之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如何事耶？’镐老儒，不测上旨，谩应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其意适与上会，上由此意决。”此条《宋史》二八二，采入《王旦传》，所谓愚民之術也。宋人说部中如《东轩笔录》、《容斋三笔》、《甕牖闲评》等，皆曾评议及此。《宋史·真宗纪论》及明商辂《蔗山笔麈》，亦曾推论其隐。大中祥符之事，实与开元、天宝之事，同出一辙，故身之以为唐明皇教之。

唐德宗建中四年，会夜，泚营于城东三里，击柝张火，布满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坚造攻具，毁佛寺以为梯冲。

注曰：西明寺在长安城中延康坊，本隋杨素宅也。梯，雲梯。冲，冲车。代宗饭僧以护国，今朱泚乃用僧造攻具以攻奉天。（二二八）

此叹僧徒之受人驱迫也。夫人不得已而出家，仍不能遯逃世网，可哀已！元时亦有僧兵守城事，虽攻守不同，而其不能逃避世网则一。元闽僧大圭《梦观集》一，有《僧兵叹》，二又有《僧兵守城行》云：“驱僧为兵守城郭，不知此谋谁所作？但言官以为盗防，盗在深山啸丛薄。朝朝上城候点兵，群操长干立枪槊，相看摩头一惊笑，竹作兜鍪殊不恶。平生独抱我家法，不杀为律以自缚，那知今日堕卒伍，使守使攻受官约。谓僧非僧兵非兵，未闻官以兵为谑，一临仓卒将何如，盗不来时犹绰绰。敌人日夜徂我城，示以假兵无乃弱，我官自有兵与民，愿放诸僧卧雲壑。”呜呼！暴令之来，岂得高卧雲壑哉！

唐德宗贞元三年，既而戍卒应募，愿耕屯田者什五六。

注曰：自李泌为相，观其处置天下事，姚崇以来，未之有也。史臣谓其“出入中禁，事四君，数为权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纵横大言，时时谠议，能寤移人主意。然常持黄老鬼神说，故为人所讥。”余谓泌以智免，信如史臣言矣，然其纵横大言，持黄老鬼神说，亦智也。泌处肃、代父子之间，其论兴复形势，言无不效；及张后、李辅国之间，所以保右代宗者，言无不行。元载之谗疾，卒能自免，可谓智矣。至其与德宗论天下事，若指诸掌。以肃、代之信泌，而泌不肯为相；以德宗之猜忌，而泌夷然当之，亦智也。呜呼！仕而得君，谏行言听，则致身宰辅宜也。历事三世，洁身远害，筋力向衰，乃方入政事堂，与新贵人伍。所谓经济之略，曏未能为肃、代吐者，尽为德宗吐之，岂德宗之度，弘于祖父邪！泌盖量而后入耳。彼德宗之猜忌刻薄，直如萧復、姜公辅，谓之轻己卖直；功如李晟、马燧，忌而置之散地。而泌也恣言无惮。彼其心以泌为祖父旧人，智略无方，弘济中兴，其敬信之也久矣。泌之所以敢当相位者，其自量亦审矣，庸非智乎！其持黄老鬼神说，则子房欲从赤松游之故智也，但子房功成后为之，泌终始笃好之耳。（二三二）

身之文集《竹素园稿》百卷不传，此非好好一篇《李泌论》耶！李泌之笃好黄老，乃其个人之信仰与修养，于国家社会何损？必以此讥之，岂非不爱成人之美者乎！全谢山修《宋元学案》，自廿二卷晁景迂，至四十四卷张魏公，世所讥为杂于异学者，什而四五，皆不能摈于学案之外也。其中如陈了斋、张横浦之伦，风节尤凛凛。学佛自是其个人修养，何负于国？李泌之于黄老，亦犹是耳。身之详为之辩，而独以智许之，深得信仰自由之义，其识远矣。

宋景濂《题朱右新修李邺侯传後》曰：“李泌在唐，建谋猷，轻爵禄，仿佛汉之留侯。《新、旧史》皆讥其好纵横大言，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何其悖耶！晋王府长史朱君读而病焉，因据泌之子繁所录《家传》，参考群书，仿前贤删正《诸葛亮》、《陶潜》二传，芟繁摭华，重为《泌传》一通，泌之事始大白于天下後世。呜呼！微朱君，泌不衔冤于九泉之下乎！”文见《宋学士集》卅三。朱右天台人，预修《元史》，为身之同里後学，此《传》其受《鉴注》之启示者欤！

唐敬宗宝曆二年，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

注曰：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二四三）

文溆俗讲最有名，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称：“会昌元年正月，敕开俗讲，文溆法师讲《法花经》，城中俗讲计法师为第一。”而赵璘《因话录》则颇诋毁之，谓：“文溆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段安节《乐府杂录》则又盛称：“文溆善吟经，能感动里人。”毁誉不同，爱憎各别耳。唐时有曲名“文溆子”，《乐府杂录》以为乐工黄米饭撰，《碧鸡漫志》引《卢氏杂说》则以为唐文宗製，盖乐工奉上命依文溆声调为之，故名。

唐武宗会昌五年，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始无“道”字，中旨令加之。

注曰：是时帝崇信道士赵归真等，至亲受道箓，故旨令群臣于尊号中加“道”字。而不知其所谓道者，非吾之所谓道也。（二四八）

会昌五年，即武宗毁佛之年。武宗之崇信赵归真，与后来宋徽宗之崇信林灵素无异，故徽宗亦抑佛。《宋史》二十一《徽宗纪》，载：“政和七年四月，道箓院上章，册帝为教主道君皇帝。”初，帝御笔讽道篆院曰：“朕乃上帝元子，为太霄帝君，悯中华被金狄之教，遂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卿等可上表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道箓院上表册之。语详《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百二十七。帝恼金身之佛，目为金狄之教，卒来金国之侵陵。又效真宗故智，讬之帝君降临，以为是足以威海内而夸夷狄，幻想极矣。《左·庄三十二年传》，史嚚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徽宗其将亡乎！其所谓道，非吾所谓道也！

唐懿宗咸通三年，上奉佛太过，怠于政事。吏部侍郎萧倣上疏，以为“佛者弃位出家，割爱中之至难，取灭后之殊胜”。

注曰：人情莫不爱其亲，莫不爱富贵。佛者弃父母之亲，捨王子之贵而出家，是“割爱中之至难”。又释氏为宏阔胜大之言，以为佛灭度后，诸天神王，供养庄严，皆人世所希有，后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是“取灭后之殊胜”也。（二五〇）

身之于二氏之学，夙所通究，故注中无矫激之谈。《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尊此者固不必以抑彼为能也。

咸通十四年三月，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

注曰：事见《宪宗纪》元和十四年。死者人所甚讳也，况言之于人主之前乎！言之至此，人所难也。（二五二）

宪宗以元和十四年正月迎佛骨，十五年正月崩。懿宗以咸通十四年三月迎佛骨，七月崩。非佛骨能致祸福也，当其发愿迎骨时，心力已虚，自谉不能久住，故谏者之言遂中。然懿宗之患，不在奉佛，而在怠于政事，史已言之矣。

後晋高祖天福五年，闽主曦度民为僧，民避重赋，多为僧，凡度万一千人。

注曰：呜呼！使度僧而有福田利益，则闽国至今存可也。（二八二）

此有感于元时隆礼番僧，蠧国病民，而知其祚之不永也。

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迁晋主及其家人于封禅寺，遣大同节度使兼侍中崔廷勋以兵守之。时雨雪连旬，外无供亿，上下冻馁，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独无一人相念邪？”僧辞以“虏意难测，不敢献食”。

注曰：噫！孰知缁黄变色，其徒所为，有甚于不敢献食者耶！有国有家者，崇奉释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监矣。（二八六）

所谓“其徒所为，有甚于不敢献食者”，指发掘宋陵诸僧也。人皆知此事为番僧所为，而不知为之伥者皆宋廷平日所饭之僧也。《癸辛杂识》续集上，载其徒互告状一纸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有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遂称亡宋陵墓有金玉异宝，说诱杨总统，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发掘，尽取宝货，又断理宗头，沥取水银含珠。十一月十一日，又将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尽掘。其下本路文书，只言争寺地界，并不曾说开发坟墓。其宗恺与总统分赃不平，已受杖而死。宗允见为寺主，多蓄宝货，豪霸一方。”《杂识》别集上，又载：“乙酉发陵事，起于天长寺僧福闻，成于剡僧演福寺允泽。初，天长乃魏宪靖王坟，闻欲媚杨髠，遂献其寺。继又发魏王之冢，多得金玉，以此遽起发陵之想，泽一力赞成之，遂，俾泰宁寺僧宗恺、宗允等，部领人夫发掘。时有宋陵使中官罗铣者，守陵不去，与之力争，为泽率凶徒痛箠，据地大哭。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云。身之所谓“甚于不敢献食者”，此也。彼其平日所趋附者势耳，势既倾颓，趋附安得不随之而转，又岂独僧众为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