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利者人之所同欲，而最能陷溺人者也，故昔人以利为大戒。然虽戒之，人仍趋之，则以人之于货利犹水火，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个人可以忍饿，不能置父母妻子不顾也。故鲁褒有《钱神》之论，韩愈有《送穷》之文，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矣。虽然，人非水火不生活，水火而过剩，亦足为灾也。今天下攘攘者，果为生活而已乎？抑尚有无厌之求乎？胡身之目击当时好货之习，不可嚮迩，故其注《通鉴》，于唐德宗及五代时事，寄慨特多，亦乱极思治之意也，故《表微》以是终焉。

晋海西公太和五年，燕太傅评，为人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积钱帛如丘陵，士卒怨愤，莫有鬥志。燕主惧，遣侍中兰伊让评曰：“王，高祖之子也，当以宗庙社稷为忧，奈何不抚战士，而专以货殖为心乎？府库之积，朕与王共之，何忧于贫。若贼兵遂进，家国丧亡，王持钱帛欲安所置之！”

注曰：山者樵之所仰，泉者汲之所仰，障固山泉，使军士不得樵汲，而鬻薪水以牟利。郦道元曰：“评鬻水与军人，绢匹与水二石。”（一〇二）

亲贵牟利，不始于晋，前此者注所未及，故今讬始于慕容评。评，廆之子，廆庙号高祖，故兰伊云然。郦道元语出《水经注》十“浊漳水”条引范亨《燕书》，此绝好史料，《胡注》能引之，《晋书斠注·慕容传》不能引，知其未尝充分采用胡《注》也。水二石易绢一匹，利不可谓不厚，然国亡钱帛何用？《宋季三朝政要》载：“景定三年，京城大饥，马光祖尹京，知荣王府积粟。一日往见，辞以故，次日往，亦如之，三日又往，卧于客次，荣王不得已见焉。马厉声曰：‘天下谁不知储君为大王子，今民饥欲死，大王不以此时收人心乎？’王以廪虚为辞，光祖探怀出片纸曰：‘某仓几十万。’王辞塞，遂许三十万石，活饥民甚众。”事并载《宋史·光祖传》。荣王，度宗父。景定当元之中统，时宋家天下已岌岌，而荣王犹欲保存积粟，其庸愦不在慕容评下也。

宋明帝泰始二年，刘胡以南运米未至，军士匮乏，就借襄阳之资，不许，曰：“都下两宅未成，方应经理。”

注曰：两敌相向，胜负之决，存亡係焉。袁乃欲留襄阳之资，以经理私宅，子勋既败，都下两宅，岂哉！（一三一）

袁佐子勋举义，殉节寻阳，尝于《生死篇》论之。生命且不惜，何有田宅，尚未能免俗也。《癸辛杂识》续集下“张世傑忠死”条，言：“世傑蹈海後，所有宝玩及供军金帛数十船，尽为敌所有，自在意中，岂复有留恋之价值哉！”

泰始六年，是时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白自立者。

注曰：前言“魏主拔清节，黜贪污，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洁著闻者”。此言“魏之百官，少能以廉白自立”，盖法行于州郡，未行于朝廷也。（一三二）

後魏百官无禄，惟取给于民，《廿二史劄记》十四详言之。前言者，本卷泰始三年八月条也。因贪受罚，悉州郡小吏，在朝有力者则莫敢谁何，恶足以服天下之心耶！

梁武帝天监十四年，魏以司空澄领尚书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参谘大务”，诏从之。

注曰：人之老也，戒之在得。任城王澄，血气衰矣。（一四八）

安定公者胡国珍，灵太后父也。任城王澄历事孝文、宣武，具謇谔之节，在後魏不失为贤王。及灵太后临朝，乃竟希旨取容，教猱升木，殆耄及之矣，人所以重晚节也。全谢山论陈同甫“始有不见曾觌之勇，不可谓不贤，及垂老对策，乃言不必一月四朝，以为京邑之美观，附和光宗不朝重华之恶，则丧其生平矣”。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注盖为同甫言之。

天监十八年，魏宗室权倖之臣，竞为豪侈。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一食直钱数万。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素以富自负，归而惋叹三日。京兆王继闻而省之，谓曰：“卿财货不减于彼，何为愧羡乃尔？”融曰：“始谓富于我者独高阳耳，不意复有河间。”

注曰：物盛而衰，固其理也。史言魏君臣骄侈，乃其衰乱之渐。（一四九）

雍、琛、融三人鬥富，可谓无聊极矣。琛欲希踪石崇，曾思崇临终之言乎？崇之被收也，叹曰：“奴辈利吾财耳。”收者曰：“知财为祸，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呜呼！琛等头脑龌龊如此，乌足延夷狄百年之运耶！后魏自太平真君元年，统一河北，与刘宋分立，至是凡八十年，果也九十五年而北朝复裂为东西矣。

唐太宗贞观三年，司空裴寂免官，上数之曰：“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

注曰：上皇闻帝此言，其心为如何？（一九三）

货赂公行，乃乱世普通证状，不独武德为然。天下澄清，恶习自戢，望治者不必徒抱悲观也，可以贞观之事证之。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应对辩给，以治财赋得幸于上，始广置诸使，竞为聚敛。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

注曰：史言唐玄宗时，开利孔自宇文融始。（二一三）

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皆玄宗时言利之臣，《新、旧书》并同卷，然始作俑者融也。四人皆不得其死，史以为积怨之报，理或然哉。《困学纪闻三笺》三谓：“宋理宗时弊政，始于赵与、岳珂之聚敛，继而为史宅之、赵汝楳之履亩，又继而为贾似道之公田。”亦宇文融之俦也，注盖有感言之。

唐代宗大曆十一年，马璘家富有无筭，治第京师，甲于勋贵，中堂费二十万缗，他室所减无几。子孙无行，家赀寻尽。

注曰：史言殖货无厌者，适以为不肖子孙之资。（二二五）

子孙贤者，不必藉父祖之财；子孙不肖，财适足为造孽之具。语曰：“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马牛。”殖货者可以少休矣。

唐德宗建中元年，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武将姦吏，缘此侵渔下民。

注曰：自代宗迄于五代，正、至、端午、降诞，州府皆有贡献，谓之四节进奉。（二二六）

美其辞曰贡献，曰进奉，直贿赂耳。以天子而开门纳赂，唐政所以日衰也。始于代宗，盛于德宗，而极于五代。後世沿其陋习，纳贿者犹以是为名也。

建中三年，马燧击田悦军，大败之，悦悉出府库所有，及敛富民之财，得百馀万，以赏士卒，众心始定。

注曰：田悦善败不亡，所谓盗亦有道。（二二七）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田悦盖知此道乎！

建中四年，军士扬言曰：“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

注曰：玄宗时，王为户口色役使，徵剥财货，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则玄宗时已有大盈库。陆贽谏帝曰：“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聚敛之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国贡献，所合区分，赋税当委于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置是二库，荡心侈欲，萌祸于兹。迨乎失邦，终以饵寇。”则库始于玄宗明矣。宋白曰：“大盈库，内库也，以中人主之，至德中，第五琦始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库，天子以出纳为便，故不复出。”（二二八）

此有感于元初之姦臣日事封殖，府库充盈也。至元二十五年八月，分万亿库为宝源、赋源、绮源、广源四库。九月从桑哥请，营五库禁中，以贮币帛，陞宝钞总库、永盈库并为从五品。二十六年五月，罢永盈库，以所贮上供币帛入太府监及万亿库。二十七年十二月，又立提举富宁库，秩从五品。凡此皆见《元史·本纪》。固在禁中原有内藏、右藏、左藏三库之外而特设者也，唐之琼林，大盈，不足道矣。

又，朱泚至长安，据府库之富，不爱金帛，以悦将士。公卿家属在城者，皆给月俸，神策及六军从车驾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给其家粮，加以缮完器械，日费甚广。及长安平，府库尚有馀蓄，见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敛焉。

注曰：以此观之，赵赞辈不足责也，杜佑判度支，安能逃其罪乎！（二二九）

范祖禹曰：“德宗欲刬灭藩镇，故聚天下之财，因师出为名，而多殖货利，以为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夫匹夫匹妇犹不可以家之有无欺其邻里，况人主内有馀富，而可以不足欺天下乎！得财而失民，将谁与守矣，其失国宜哉！而向之所积，反为盗资，货悖而出，犹不能竭。先王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盖以此也。”语见《唐鉴》。《唐鉴》全部皆对当时君主立论，与《胡注》不同，故《表微》采者甚少。此条《唐鉴》责德宗，《胡注》责杜佑，亦不同，而讥其资盗粮则一，故特采以示例。

唐德宗贞元八年，窦参阴狡而愎，恃权而贪。每迁除多与族子给事中申议之，申招权受赂，时人谓之喜鹊。

注曰：窦参每迁除朝士，先与申议，申因先报其人，以招权纳赂。时人谓之喜鹊者，以人家有喜事，鹊必先噪于门庭以报之也。（二三四）

此有感于郑清之之事也。清之端平初相宋理宗，声誉翕然。及淳祐再相，政事多出其侄孙太原之手，公受贿赂，有作诗讥之者曰：“先生自号为安晚，晚节胡为不自安？”语见《癸辛杂识》别集下。《宋史》本传亦谓其“暮年再相，政归妻子，闲废之人，或因缘以贿进，为世所少”云。盖常有本人负清名，而子弟招权纳贿者矣，不知其果不知乎，抑知之而故纵之也。

贞元十年，裴延龄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馀。”

注曰：匹段杂货，使在粪土之中，已应腐烂不可用，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龄复何所忌惮呼！（二三五）

姦臣之结主知，自有其術。《元史·姦臣传》，言：“万亿库有旧牌绦七千馀条，桑哥言岁久则腐，宜析而他用，世祖甚然之，其以小利结知如此”云。

贞元十三年，宫市抑买人物，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多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

注曰：进奉门户者，言进奉所经由门户，皆有费用，如汉灵帝时所谓导行费也。脚价谓僦人负荷进奉物入内，有雇脚之费。（二三五）

导行费见《後汉书·宦者·吕强传》。时灵帝多蓄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此後汉衰亡之政也，岂可尤而效之。然德宗时之宫市，则专以豪夺农工商贾为事，不止与民争利而已。

贞元十五年，宣武节度使董晋薨，以其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长源性刻急，判官孟叔度，轻佻淫纵，军中皆恶之。故事：主帅薨，给军士布以制服。长源命给其直，叔度高盐直，下布直，人不过得盐三二斤。军士怨怒，杀长源、叔度，脔食之，立尽。

注曰：史言陆长源之死，唐朝用违其才耳。若孟叔度，则死有馀罪。（二三五）

董晋宽柔，陆长源严刻，二人皆性有所偏。宽而以严继之，自当出之以渐，结之以恩，示之以公，然后足以服众，长源未知此道也。孟叔度少年新贵，轻佻淫纵，已足取死，况又与军士争利乎！孔子曰：“倣于利而行，多怨。”少年新贵其鉴诸！

贞元十六年，湖南观察使河中吕渭，奏发永州刺史阳履赃贿。履表称所敛物皆备进奉，上召诣长安，命三司使鞫之。上悦其进奉之言，释之，但免官而已。

注曰：德宗之猜忌，如杨炎、窦参位居宰辅，皆以归过于君，不置之地上。阳履以赃败，而表称进奉，谓非归过于君可乎？德宗悦其进奉之言，而释其罪。夫好货非美名也，人虽有好货者，苟加以好货之名，则必怫然而不受，德宗果何为而安受此名也！余意阳履于赃贿既败之后，必有所进以求免于罪，德宗不徒悦其言而已。（二三五）

此诛心之论也。唐德宗敛财以进奉，元世祖敛财以籍没，二主可谓曲同工，而籍没之名更美。试检《元史·世祖纪》，以赃败籍没者累累，人心每为之大快，甚矣天下人之易欺也！夫以大贪为执政总其成，而佈满贪吏于天下，民或不堪其虐，则籍没一二以悦之，若天下之势仍洶洶，则并大贪戮之而不惜，天下于是歌颂圣明矣。曾不知其所籍没者并未还之民，而实悉归内库也，此何异禦盗而夺其所有，复得弭盗之名乎！《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正月，载尚书省臣桑哥以罪罢，二月即徙万亿库金银入禁中富宁库，五月复增置异珍御带二库，并设提点使副各一员，其情可见矣。野谚所谓“宰肥鸭”者是也，而天下之人昧之，甚矣民之易欺也！然帝之于赃吏，犹时欲曲全之：二十八年七月，桑哥伏诛，十一月监察御史言：“沙不丁、纳速剌丁、灭里、乌里儿、王巨济等，皆桑哥党与，受赃肆虐，使江淮之民，愁怨载路。今或狱，或释之，此臣下所未喻。”帝曰：“桑哥已诛，纳速剌丁、灭里在狱，唯沙不丁朕姑释之耳。”此唐德宗释阳履故智也。二十九年二月，月儿鲁等又言：“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党比桑哥，恣为不法，衔命江南理算，皆严急输期，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淮扬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陨其生者五百馀人。其初士民犹疑事出国家，今乃知天子仁爱元元，而使民至此极者，实桑哥及其凶党之为。莫不愿食其肉，乞依条论坐，以谢天下”云云。呜呼！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反于桑哥之徒见之，似与阳履之归过于君者异矣，实则籍没之法比进奉之法为巧耳。

又，刑部员外郎严绶，尝以幕僚进奉记其名。

注曰：史言德宗好货，惟进奉者则牢记其姓名。（二三五）

《注》屡言德宗好货，不啻为元世祖言之也。世祖好货，甚于德宗，而《元史·食货志》不见其痕迹。《食货志》盖悉取材于元人所撰之《经世大典》，于稗政芟夷殆尽，独岁赐一项占一卷，微露其滥，犹可见其竭中华之物力，藏富于勋戚，以厚其根本。而于掊克暴敛之事，则以“元初取民未有定制，世祖立法一本于宽”等语涂饰之，所谓盗铃而掩其耳者也。惟《姦臣传》及《世祖纪》尚略存真相，可钩稽而察见之。《廿二史劄记》三十，有“元世祖嗜利黩武”条，言：“世祖嗜利黩武之心，根于天性，终其身未尝稍变。中统三年，即以财赋之任委阿合马，专以掊克为事，史天泽、安童等争之，崔斌等劾之，皆不能胜。以理算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于死。有秦长卿者，欲发其奸，反为所噬，毙于狱。以其子忽辛及抹速忽分据财赋重地，并援引奸党郝祯等，征敛愈急，内通货贿，外示刑威，为王著所击杀，奸始上闻，而流毒海内已二十年矣。阿合马既死，又用卢世荣，亦以增多岁入为能。盐铁榷酤，商税田课，凡可以罔利者，益务搜括。奏用阿合马党，皆列要职。凡肆恶二年，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尽发其奸，始诏诛之。未几又用桑哥，恃其得君，尝拳殴参政杨居宽、郭佑及臺吏王良弼，皆诬奏至死，遂以丞相领尚书，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钱穀，天下骚然。又奏笞监察御史四人，臺纲尽废，由是以刑爵为贩卖。至元二十八年，为也先帖木儿所劾，始伏诛。统计帝在位三十馀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终始，此其嗜利贪得，牢固而不可破也。”明张溥论阿合马、桑、卢之乱，亦云：“世祖至元十七年混一天下，十九年而戮阿合马尸，二十二年而诛卢世荣，二十八年而诛桑哥。三凶速殄，中外鼓舞，然究其始用，莫非以利动也。世祖于利，直性好之，非以国势为缓急也。故一奸死，一奸入，凡至元一统之年，皆小人聚敛之日。古来人君好利，未有过于元世祖者也。”语见《元史纪事本末》七。元世祖黩货之日，正胡身之注《鉴》之时也。

唐宪宗元和六年，上问李绛：“故事户部侍郎皆进羡馀，卿独无进何也？”对曰：“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库之物，给纳有籍，安得羡馀！若自左藏输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踵此弊也。”

注曰：自玄宗时，王岁进钱以供天子燕私，至裴延龄而其弊极矣。（二三八）

唐德宗之裴延龄，元世祖之桑哥也。《旧唐书·延龄传》，言：“延龄死，中外相贺，唯德宗悼惜不已。”群臣请诛桑哥，元世祖迟迟不决，亦犹是也。

唐穆宗长庆二年，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锷馀赀，家富厚。横海节度使李景略利其财，密教军士杀稷，屠其家，纳其女为妾，以军乱闻。

注曰：李景略当作李全略。又曰：象有齿而焚其身，贿也。王锷仅能免其身，而祸锺其子，君子是以知守富之难。（二四二）

王锷曾刺史广州，节度岭南，擅市舶之利凡八年，家赀富于公藏，谚所谓“发洋财”者也。卒也以财贾祸，乃不于其身，而于其子，亦足为积财以贻子孙者戒。

唐僖宗中和四年，义昌节度使王铎，厚于奉养。过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鲜华，如承平之态。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从训，伏卒数百于漳南高鸡泊，围而杀之，及宾僚从者三百馀人，皆死，掠其资装侍妾而还。

注曰：史言王铎以承平之态处乱世，至于丧身亡家，诲盗诲淫，自取之也。（二五六）

唐自僖宗乾符以后，王仙芝、黄巢相继而起，政府威严不复能保护特殊阶级，身之所谓乱世也。王铎以上台元老，功盖群后，骄侈自恣，一如平时，庸劣至此，死何足惜！两《书》悲之，《纲目》独贬之，宜哉！《旧书》本传谓铎死于光启四年，遇害者十馀人，今系之中和四年，谓死者三百馀人，从《本纪》也。

唐僖宗文德元年，张守一与吕用之同归杨行密，复为诸将合仙丹，又欲干军府之政，行密怒而杀之。

注曰：张守一之死宜哉，嗜利而招权，弗可改也已。（二五七）

嗜利由于贪，招权由于骄。骄之始念为自尊，贪之始念为进取，本美德也。人无自尊进取之心，则社会永无进化矣。然不有以节制之，则进取之极，必流于贪，自尊之极，必流于骄，美德遂变为恶德，所谓习相远也。至于嗜利而复招权，则适足以杀身而已。故君子对德性，贵有修养，节制即修养功夫之一也。

唐昭宗天復元年，车驾之在华州也，商贾辐凑，韩建重征之，二年得钱九百万缗，至是全忠尽取之。

注曰：史言自古聚财者，率为他人积。（二六二）

《庄子》言：“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此世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之不固也。然则嚮之所谓智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康延孝帅百馀骑来奔，帝问延孝以梁事，对曰：“梁朝地不为狭，兵不为少，然迹其行事，终必败亡。官之高下，唯视赂之多少。”

注曰：如温昭图以纳赂而得名藩，段凝以纳赂而得大将之类。（二七二）

温昭图即掘陵贼温韬，入梁后更名。贿赂公行，通五代如此，不独一梁。盖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

同光二年八月，以副使卫尉卿孔谦为租庸使，谦自是得行其志，重敛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赐谦号丰财赡国功臣。

注曰：记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而以是为功臣之号，以宠孔谦，唐之君臣，不知其非也。民困军怨，其能久乎！为明宗诛谦张本。（二七三）

此为桑哥言之也。至元二十五年，桑哥专政，谀佞之徒，讽都民为桑哥立石颂德。世祖闻之曰：“民欲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于是翰林製文，题曰“王公辅政之碑”。二十八年三月，桑哥败，乃仆之。语见《元史·姦臣传》。冯子振告词臣撰碑，引谕失当，帝曰：“词臣何罪，使以誉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朕亦尝誉之矣。”语载《世祖纪》二十九年五月条。可见桑哥虽诛，世祖犹庇护之也。

又，帝及皇后如张全义第，全义大陈贡献。酒酣，皇后奏称：“妾幼失父母，见老者思之，请父事全义。”帝许之。全义惶恐固辞，再三强之，竟受皇后拜，复贡献谢恩。

注曰：刘后利张全义之财，此如倡婢屈膝于人，志在求货耳，恶可以母天下乎！（二七三）

五代时好货之习，无间上下，身之以“倡婢”斥刘后，特欲为妇女好货者警耳！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仓储不足，军士流言益甚，刘后出妆具及三银盆曰：“人言宫中蓄积多，所馀止此耳，请鬻以赡军。”

注曰：呜呼！刘后囊金宝马鞍之时，能尽将内库所积而行乎！（二七四）

昔子张问从政，孔子告以“尊五美，屏四恶”。五美之首曰惠而不费，四恶之末曰出纳之吝，刘后殆未闻此也。身之于此有感焉，《元史·世祖察必后传》，言：“至元十三年平宋，帝以宋府库故物聚置殿庭上，召后视之，后曰：‘宋人贮蓄以遗其子孙，子孙不能守而归于我。妾闻自古无千岁之国，毋使吾子孙及此，幸矣！’”察必后与刘后度量之相越，抑何远耶，此兴亡所以异致乎！

又，帝乃出金帛给赐诸军，枢密宣徽使及供奉内使景进等，皆献金帛以助给赐。军士负物而诟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为！”

注曰：事已至此，帝及嬖倖始知财物之不可守。（二七四）

《庄子·外物篇》，言车辙中有鲋，及时而救之，则斗升之水可以活；过时而救之，虽西江之水无济也。庄宗及嬖倖亦未闻此。

後唐潞王清泰二年，以房暠为刑部尚书，充枢密使；刘延朗为南院使，仍兼枢密副使。于是延朗等居中用事，暠随势可否。每幽、并遣使入奏，枢密诸人，环坐议之，暠多俛首而寐，比觉，则使者去矣。启奏除授，一归延朗。诸方镇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赂延朗，后议贡献，赂厚者先得内地，赂薄者晚得边陲，由是诸将帅皆怨愤。

注曰：为刘延朗受诛于晋，房暠获全张本。然二人皆帝之亲臣也，延朗之好货非也，暠之避事亦非矣。（二七九）

房暠与刘延朗为清泰帝五臣之一，《欧史》附《延朗传》，而目无名。延朗以好货杀其身，而暠以消极免祸，可谓智矣，然不可谓之忠，故身之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暠既尸其位，而不能竭其忠，则应洁身而退，应退而不退，其有难言之隐乎！

後晋高祖天福元年，曹州刺史郑阮贪暴，指挥使石重立因乱杀之。

注曰：因乱者，因中原之乱也。史言贪暴之人，不唯难免于治世，亦难免于乱世。（二八〇）

此为阿合马言之也。元初，阿合马挟宰相权为商贾，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无所诉。有益都千户王著者，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密以所铸大铜锤伺杀之，碎其脑，立毙，挺身请囚。临刑大呼曰：“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时至元十九年三月也。事见《元史·姦臣传》。如阿合马者，治世不容有此人，乱世亦自有人治之，所谓“难免于治世，亦难免于乱世”也。

天福五年，太子太师致仕范延光，请归河阳私第，重载而行。西京留守杨光远兼领河阳，利其货，且虑为子孙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敌国。”请敕居西京，从之。光远使其子承贵，以甲士围其第，逼令自杀。

注曰：呜呼！财之累人如此！秘琼以是而杀董温琪之家，范延光复以是而杀秘琼，杨光远又以是而杀范延光，而光远亦卒不免。财之累人如此夫！（二八二）

劫杀取财之事，在五代时屡见，而人不之悟者，非不悟也，如传染病然，其来势凶者，不能以骤止，必历若干时而后渐渐消灭。罹病于其间者，皆时代之牺牲者耳！

又，李崧奏：“诸州仓粮，于计帐之外，所馀颇多。”

注曰：计帐谓岁计其数，造帐以申三司者。仓吏于受纳之时，斛面取赢，俟出给之时，而私其利。此皆官吏相与为弊，至今然也。必般量而後知其所馀，而般量之际，为弊又多，窃意李崧亦因时人既言而奏之耳。（二八二）

“官吏相与为弊，至今然”者，慨元世兹风未改也。

天福七年，闽主曦以侯官余廷英为泉州刺史。廷英贪秽，献买宴钱万缗，曦悦，谓曰：“宴已买矣，皇后贡物安在？”廷英复献钱于李后。自是诸州皆别贡皇后物。未几，复召廷英为相。

注曰：史言闽主曦之好货甚于昶。（二八三）

中华民族淳朴，易为姦豪所武断，故极不宜分立诸小国，使窃据者得鱼肉其人民，观五代十国时君相之贪暴可证矣。大抵皆敲剥多数人之脂膏，以供少数人之享受者也，闽主曦叔侄之好货其一例耳。

後晋齐王开运元年，朝廷因契丹入寇，国用愈竭，复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财。河南府出缗钱二十万，景延广率三十七万，留守判官卢亿言于延广曰：“公位兼将相，富贵极矣。今国家不幸，府库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复因而求利，为子孙之累乎！”延广惭而止。

注曰：景延广增率十七万，欲以入己。史言景延广差愈于杜重威。（二八四）

景延广虽粗暴轻率，然攘夷卫国之心，并不後人。其豪侈好利，特囿于时风众势，不能自拔耳，故一闻卢忆之言，即抱惭而止。非若杜重威之顽钝无耻，不知是非顺逆，唯利是视者也。《欧史》以重威置杂传，而延广仍入晋臣，有以夫！

又，泰宁节度使安审信，以治楼堞为名，率民财以实私藏。大理卿张仁愿为括率使，至兖州，赋缗钱十万。值审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钱一囷，已满其数。

注曰：史言晋之藩镇，利国有难，浚民以肥家。（二八四）

此谚所谓“发国难财”也。

开运二年，冯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宠。尝有疾在家，帝谓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冯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势弄权，四方赂遗，辐辏其门，由是朝政益坏。

注曰：窦广德有贤行，汉文帝以其后弟，恐天下议其私，不敢相也。冯玉何人斯，晋出帝昌言于朝，以昭亲任之意。临乱之君，各贤其臣，其此谓乎！史言晋亡形已成。（二八五）

此为贾似道言之也。《宋史·姦臣传》，言：“似道以贵妃弟，赐第葛岭。虽深居，凡臺谏弹劾，诸司荐辟，一切事不关白不敢行。吏争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一时贪风大肆”云云。亡国君臣所为，抑何相似也！

又，殿中监王钦祚权知恒州事，会乏军储，诏钦祚括籴民粟。杜威有粟十馀万斛在恒州，钦祚举籍以闻。威大怒，表称：“臣有何罪，钦祚籍没臣粟。”朝廷为之召钦祚还。

注曰：杜威恒州之粟，岂非前者表献之数乎？使其出于表献之外，亦掊克军民所积者耳，举而籍之，夫何过！朝廷之法，不行于贵近，第能虐贫下以供调度，国非其国矣。（二八五）

杜威即杜重威，避晋主重贵名，去重名威，见《避讳篇》。威为晋出帝姑夫，即石敬瑭妹婿，故曰贵近。此少数人者，大权在握，垄断天下之货利，日以殖产为事，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国非大乱不止。

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帝还至晋阳，议率民财以赏将士，夫人李氏谏曰：“陛下因河东创大业，未有以惠泽其民，而先夺其生生之资，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宫中所有，请悉出之以劳军，虽复不厚，人无怨言。”帝曰：“善。”即罢率民，倾内府蓄积以赐将士，中外闻之大悦。

注曰：妇人之智及此，异乎唐庄宗之刘后矣。鄙语有之：“福至心灵，祸来神昧。”二人者各居一焉。（二八六）

二后不同，在一能达观，一不能达观；一明大义，一不明大义。二人者盖修养不同耳。

又，汉人尝事麻答者，再荣皆拘之以取其财，恒人以其贪虐，谓之白麻答。

注曰：言其贪虐似麻答，特姓白耳。然再荣以贪虐殖财，郭威入汴，竟以多财殒其身。天道好还，盖昭昭矣。（二八七）

麻答契丹帅，尝蹂躏镇州，民不堪其虐。白再荣与诸将共逐之，民方以为重睹天日也，而再荣之贪虐，不减于麻答。所谓以暴易暴，镇民何贵有此“光复”耶！郭威入汴，军士乃围攻再荣于第，尽取其财而斩之。贪人之下场，往往如此，亦何益矣。

又，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掷瓦砾诟之。

注曰：以其历藩镇则贪黩无厌，为将则卖国殄民也。为杀杜重威市人噉其肉张本。（二八七）

此在契丹入汴，重威降虏之後。得势时耀武扬威，失势时则垂头丧气，小人状态类如是，不独重威然也。

後汉高祖乾祐元年，初，高祖入大梁，太子太傅李崧在真定，高祖以崧第赐苏逢吉。崧第中瘗藏之物，及洛阳别业，逢吉尽有之。及崧归朝，常惕惕谦谨。而二弟屿、嶬，与逢吉子弟俱为朝士，时乘酒出怨言，云：“夺我居第家赀。”逢吉由是恶之。十一月下诏诛崧，兄弟家属，皆陈尸于市。

注曰：苏逢吉取李崧之家赀，又从而夷其家，曾未期年，逢吉亦身死而家破。天道不远，人犹冒货而不顾，可哀也哉！（二八八）

《两史·苏逢吉传》，言：“周太祖起兵，逢吉夜宿金祥殿东阁，谓司天王处讷曰：‘昨夜未瞑，已见李崧在侧，生人与死人接，无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逢吉自杀。及定京师，枭其首，适当李崧被刑之所”云。《册府元龟》四九一采其事入“殃报门”，足为好货者当头一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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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 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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