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和为何没有第八次下西洋[71]

首先说明西洋是指什么地方。明朝时候把现在的南洋地区统称为东洋和西洋。西洋指的是现在的印度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等地区；东洋指的是菲律宾、日本等地区。在元朝以前已经有了东、西洋之分，为什么有这样的分法呢？因为当时在海上航行要靠针路（指南针），针路分东洋指针和西洋指针，因此在地理名词上就有“东洋”和“西洋”。郑和下西洋指的是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指现在的南洋群岛。

中国人到南洋去的历史很早，并不是从郑和开始的。远在公元以前，秦朝的政治力量已经达到现在的越南地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现在的南洋群岛许多地区已经同汉朝有很多往来。

这种往来分两类：一类是官方的，即政府派遣的商船队；一类是民间的商人。可是像郑和这样由国家派遣的船队，一次出去几万人、几十条大船（这些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也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不但到了现在南洋群岛的主要国家，而且一直到了非洲。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那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明朝以后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航海，在当时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比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动都早。可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郑和像

问题是为什么在15世纪的前期中国能派出这样大规模的航海舰队，而不是别的时候？这个问题历史记载上有一种说法，说郑和下西洋仅仅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上次我们讲到，明成祖从北京打到南京，夺取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建文帝是明太祖的孙子，他做了皇帝以后，听信了齐泰、黄子澄等人的意见，要把他的一些叔叔——明太祖封的亲王的力量消灭掉，以加强中央集权。他解除了一些亲王的军事权力，有的被关起来，有的被废为庶人。于是燕王便起兵反抗，打了几年，最后打到南京。历史记载说燕王军队打到南京后，“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帝不知所终”这句话是经过了认真研究的，因为当时宫里起了火，把宫里的人都烧死了，烧死的尸首分不清到底是谁。于是就发生了一个建文帝到底死了没有的疑案。假如没有死，他跑出去了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重新组织军队来推翻明成祖的统治。从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建文帝是继承他祖父明太祖的，全国各个地方都服从他的指挥。明成祖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并没有把建文帝的整个军事力量摧毁，他的军事力量只是在今天从北京到南京的铁路沿线上，其他地方还是建文帝原来的势力范围。因此明成祖就得考虑建文帝到底还在不在？如果是逃出去了，又逃到了什么地方？他得想办法把建文帝逮住。于是他派了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内务部长）胡，名义上是到全国各地去找神仙（当时传说有一个神仙叫张三丰），实际上是去寻找建文帝。前后找了二三十年。《明史·胡传》说胡每次找了回来都向明成祖报告。最后一次向皇帝报告时，成祖正在军中，胡讲的什么别人都听不到，只见他讲了以后明成祖很高兴。历史学家们认为，最后这一次报告，可能是说建文帝已经死了。另外，明成祖又怕建文帝不在国内，跑到国外去了。所以他在派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要郑和在国外也留心这件事。这是可能的，但这不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郑和下西洋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

这里插一个问题，讲讲明成祖和建文帝之间的斗争说明什么问题。明成祖以后的各代对建文帝的下落一事也非常重视。万历皇帝就曾经同他的老师谈起这个问题，问建文帝到底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经过一百多年还搞不清楚。当时出现了很多有关建文帝的书，这些书讲建文帝是怎么逃出南京的，经过些什么地方，逃到了什么地方。有的书说他到了云南，当了和尚，跟他一起逃走的那些人也都当了和尚。诸如此类的传说越来越多。此外，记载建文帝事迹的书也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一个政治问题。建文帝在位期间，改变了他祖父明太祖的一些做法。他认为明太祖所定下来的一些制度，现在经过了几十年，应该改变。当时建文帝周围的一些人都是些儒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他们自己出的一些办法也并不高明。尽管如此，建文帝的这种举动还是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但是明成祖起兵反对他。在明成祖看来，明太祖所规定的一切制度都是尽善尽美的。他不容许建文帝改变祖先的东西。因此，明成祖和建文帝之间的斗争就是保持还是改变明太祖所定的旧制度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建文帝失败了。明成祖做了皇帝以后，把建文帝改变了的一些东西又全部恢复过来。一直到明朝灭亡，二百多年都没有变动。

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对明成祖的政治感到不满，不满意他的统治。他们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这种不满呢？公开反对不行，于是通过对建文帝的怀念来表达。他们肯定建文帝，赞扬建文帝。实际上就是反对明成祖。因此，关于建文帝的传说就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到四川、云南这些地方旅行，到处可以发现所谓建文帝的遗址。这里有一个庙说是建文帝住过的；那里有一个寺院，里头有几棵树，说是建文帝栽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没有。明末清初有个文人叫钱谦益（这个人政治上很糟糕）写了文章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当时许多书上都说：当南京被燕兵包围时，城门打不开，建文帝便剃了头发，跟着几个随从的人从下水道的水门跑出去了。钱谦益说这靠不住，南京下水道的水门根本不能通出城去。他当时做南京礼部尚书，宫殿里的情况是很熟悉的。此外，还有很多不合事实的传说，他都逐条驳斥了。最后他做了这样的解释：假如建文帝真的跑出去了，当时明成祖所统治的地区只是从北京到南京的交通线附近，只要建文帝一号召，全国各地都会响应他，他还可以继续进行斗争。但结果没有这样。这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建文帝是死在宫里了。但当时不能肯定，万一他跑了怎么办？所以就派人去找。我认为这样解释比较说得通。

现在我们继续讲郑和下西洋的问题。如果说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建文帝，那是不合事实的；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动机。因为当时的怀疑不能解决，通过他出去访问，让他注意这个问题是可能的。那么，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上次所说的，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1348年到1368年二十年的战争，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经过洪武时期采取的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措施以后，人口增加了，耕地面积扩大了，粮食、棉花、油料的产量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政府的财政税收比以前多了。随之而来，对国外物资的需要也增加了。这种对国外物资需要的增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资，主要是香料、染料。香料主要是用在饮食方面作调料，就是把菜做得更好一些，或者使某种菜能收藏得更久。像胡椒就是人民所需要的东西。胡椒从哪里来呢？是从印度来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还有其他许多香料也大多是从南洋各岛来的。在南洋有个香料岛，专门出产香料。另一种是染料，为什么对染料的需要这样迫切呢？明朝以前，我们的祖先常用的染料都是草木染料，譬如蓝色是草蓝；或者是矿物染料。这样的染料一方面价钱贵，另一方面又容易褪色。进口染料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朝鲜族喜欢穿白衣服，我们国内有些人也喜欢穿白衣服，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买不起染料。封建社会里，皇帝穿黄衣服，最高级的官穿红衣服，再下一级的官穿紫衣服，穿蓝衣服，最下等的穿绿衣服。为什么用衣服的颜色来区别呢？也很简单，染料贵。老百姓买不起染料，只好穿白衣服。所以古人说“白衣”“白丁”，指的是平民。这些封建礼节都是由物质基础决定的。因此就有向国外去寻找染料的要求。这一类，是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另外一类是毫无意义的消费品，主要是珠宝。这是专门供贵族社会特别是宫廷里享受的。有一种宝石叫“猫儿眼”，还有一种叫“祖母绿”，过去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只知道是宝石。最近我们在万历皇帝的定陵里发现了这两种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从外国买来的。除了珠宝以外，还有一些珍禽异兽。当时的人把一种兽叫做麒麟，实际上就是动物园里的长颈鹿。与对外物资需要增加的同时，由于国内经济的发展，一些可供出口的物资，如绸缎、瓷器（主要是江西瓷，其他地区也有一些）、铁器（主要生产工具）的产量也增加了。

除了经济上的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当时中国对外的航海通商已有悠久的历史。从秦朝开始，经过唐朝、南宋到元朝，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政府的商船队、私人的商船队不断出去。有些私人商船队发了财。到了明朝，由于长期的积累，已经具备了丰富的航海知识和有经验的航海人员。有了这些条件，就出现了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到他的孙子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近三十年之间以郑和为首的七次下西洋的事迹。

郑和出去坐的船叫做“宝船”，政府专门设立了制造宝船的机构。这种船有多大呢？大船长四十丈，宽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当时在全世界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船了。一条船可以载多少人呢？根据第一次派出的人数来计算，平均每条船可以坐四百五十人。每次出去多少人呢？有人数最多的军队，此外还有水手、翻译、会计、修船工人、医生等，平均每次出去二万七八千人。这样的规模是了不起的，后来的哥伦布、麦哲伦航海每次不过三四只船，百把人，是不能和这相比的。谁来带领这么多人的航海队呢？明朝政府选择了郑和。因为郑和很勇敢，很有能力。同时，当时南洋的许多国家都是信仰回教的，而郑和也是个回教徒，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朝拜过麦加。回教徒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到麦加去磕一个头，凡是去过麦加的人就称为哈只。选派这样的回教徒到信仰回教的地方去就可以减少隔阂，好办事。在郑和带去的翻译里面也有一些人是回教徒，这些人后来写了一些书，把当时访问的一些国家的情况记载下来了。这些书有的流传到现在。有人问：郑和是云南人，他怎么成了明成祖部下的大官呢？这很简单，洪武十四年（1381）的时候，明太祖派兵打云南，把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打败了，取得了云南。在战争中俘虏了一些人，郑和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被俘虏的。他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后来让他作太监，分给了明成祖。他跟明成祖出去打仗时，表现很勇敢，取得了明成祖的信任。因此明成祖让他担负了到南洋各国去访问的任务。

真实的下西洋海船形象：明《天妃经》卷首插图（摹）

他们第一次出去坐了六十二艘大船，带了很多军队。这里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他们既然是到外国去通商，去访问，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军队？这是因为当时从中国去南洋群岛的航线上有海盗，这些海盗不但抢劫中国商船，而且别的国家到我们这里来做买卖的商船也抢。郑和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把海盗消灭了，这样就保证了航路的畅通。另外，为了防止外国来侵犯他们，也需要带足够的军事力量。郑和到锡兰的时候，锡兰国王看到中国商船队的物资很多，他就抢劫这些物资。结果郑和把他打败了，并把他俘虏到北京。后来明朝政府又把他放回去，告诉他，只要你今后不再当强盗就行了。可见为了航行的安全，郑和带军队去是必要的。郑和率领的军事力量虽然很强大，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带去了好几个师的军队，而当时南洋没有一个地区有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郑和的军队只是用于防卫的。他所进行的是和平通商。尽管当时有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可能，但是没有占领别人的一寸土地。后来，比郑和晚一百年的西方人到东方来就不同了。他们一手拿商品，一手拿宝剑，把所到的地方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如葡萄牙人到了南洋以后就占领了南洋的一些岛屿。当然，在我们的历史上个别的时候也有占领别人的土地的事情。但总的来说，我们国家不是好侵略的国家，我们国家没有占领别国的领土，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的不同。根据当时保留下来的记载，可以看出郑和和南洋各国所进行的贸易是平等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交易双方公平议价，有些书上记载得很具体，说双方把手伸到袖子里摸手指头议价。现在我们国内有些地方还用这种办法。郑和所到的地区都有中国的侨民，有开矿的，有做工的，有做买卖的，各方面的人都有。有的地方甚至是以华侨为中心，华侨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因此郑和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欢迎。

郑和每到一个国家，除了把自己带去的大量商品卖给他们外，也从这些国家带一些商品到中国来。从第一次出去以后，他就选择了南洋群岛的一个岛屿作为根据地，贮积很多货物，以此地为中心，分派商船到各地贸易，等各分遣船队都回到此地后，再一同回国。在前后不到三十年的时期中，印度洋沿岸地区他都走到了，最远到达了红海口的亚丁和非洲的木骨都束。木骨都束就是今索马里的首都，现在叫做摩加迪沙。前年摩加迪沙的市长访问北京的时候，我们对他讲：我们的国家五六百年前就有人访问过你们。他听了很高兴。

通过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和南洋的航路畅通了，对外贸易大大地发展了，出国的华侨也就更多了。通过这几十年的对外接触，中国跟南洋这些地区的关系越来越深，来往也越来越多。由于华侨的活动，以及中国的先进的生产工具传入这些国家，这样，南洋地区的生产也越来越进步。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实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去侵略人家。正因为这样，直到现在，尽管时间过去了五六百年，但是郑和到过的国家，很多地方都有纪念他的历史遗址。因为郑和叫三宝太监，所以很多地方都用三宝来命名。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以往历史上是没有的，明朝以后也没有，这是明朝历史上一件很突出的事情。

现在要问：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以后，为什么不去第八次呢？这里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客观原因是八十多年以后，欧洲人到东方来进行殖民活动，阻碍了中国和南洋诸国的往来。主观的原因有这几方面：第一，政治上的原因。明成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做皇帝。这个短命皇帝很快又死了，再传给下一代，这就是宣宗。宣宗做皇帝时还是个八九岁的小孩，不懂事。于是宫廷里便由他的祖母当权；政府则由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掌握。三杨在朝廷里当了二三十年的机要秘书。三个老头加上一个老太太掌握国家大权。这些人和明成祖不一样。明成祖有远大的眼光。他们却认为他多事，你派这么多人出去干什么？家里又不是没吃的、没喝的。不过明成祖在世时他们不敢反对，明成祖一死，他们当了家，就不准派人出去了。第二，组织这样的商队需要一个能代替郑和的人，因为郑和这时已经六十多岁，不能再出去了。第三，经济上的原因。从外国进口的物资都是消费物资，不能进行再生产。无论是香料还是染料，都是消费品，珠宝就更不用说了，更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以我们的有用的丝绸、铁器、瓷器来换取珠宝，这样做划不来。虽然能解决沿海一些人的生活问题，但是好处不大，国家开支太多。所以，为了节约国家的财政开支，后来就不派遣商队出国了。正当明朝停止派船出国的时候，欧洲人占领了南洋的香料岛，葡萄牙人占领了我们的澳门。他们是用欺骗手段占领澳门的。开头他们向明朝的地方官说：他们的商船经常到这个地方来，遇到风浪把货物打湿了，要租个地方晒晒货物。最初还给租钱，后来就不给了，慢慢地侵占了这个地方，一直到现在还占领着。

从欧洲人到东方来占领殖民地以后，中国的形势就改变了。经过清朝几百年，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从几个方面包围中国：印度被英国占领了；缅甸被英国占领了；越南被法国占领了；菲律宾先被西班牙占领，后又被美国占领了；东方的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向外进行侵略扩张活动。所以近百年的中国，四面被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所包围，再加上清朝政府的日益腐败，就使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二、明之贡市政策与成化三年之役

明廷对东北的治理方法，在洪武时代取积极的招抚政策，以三万卫和铁岭卫为南北两大军事中心，于辽东置东宁卫及安乐、自在二州，安置来降的夷人。这政策的施行遭遇到两种困难，第一是所拟设的军事中心和后方距离太远，运输粮饷及补充军实均感困难；第二是降人的安置耗去国家过大的费用，不能持久。因此这两个预期深入女真所处地带的军事中心不能不渐次移近塞下，对于安置降人的特别区的兴趣也逐渐冷淡下去。到永乐时代，改取消极的招抚政策，利用东北的大族和女真的名酋作中心，用赏赐爵禄去招抚各地的土人，每一个来朝的酋长都给以敕书和印绶，因地而立卫所的名称，即以其酋长为指挥使、指挥佥事、镇抚等官，统率其部服属于明。凡卫所移徙及酋长承继必须得政府许可。他们对明廷的义务是“忠顺看边”，“约束部下安居乐业”。所得的权利是入贡和互市。这样，明廷不费巨大的军力和粮饷，每年耗费一些照例的赏赐，便得以保持东北一带的统治权，和维持辽东边塞的安全。同时，因卫所的个别设立，无形中分化了女真诸族的团结，使其个别独立，成为一盘散沙的局面，不能起来和明廷为难，这政策在当时收到了显著的功效，保持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

入贡和互市的名义虽然不同，其实都是一种特许贸易。这两种不同名义的贸易，都须证明确属某卫酋长的派遣方许入关，证明的手续是呈验明廷所颁的敕书。因此，凡欲和明贸易的夷人，必须先在政治上服属于明，方能领得敕书，得到通商权利。女真诸族的文化比较落后，他们需要铁器、农具、丝织品、衣料诸工艺品，不能不以东北所产的人参、貂皮、药材、牲畜诸天然产品来和明人交易。在这种正常的通商关系之下，维持了两个民族间之和平。反之，在这种关系破裂，不能换取他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时候，便不惜用武力来侵袭边塞，掳掠熟谙耕种方法的农民和工人去为他们作生产劳动者。据《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此项被女真种人所掳的汉人，不堪虐待，秘密逃奔朝鲜，由朝鲜政府护送回国者为数极多，其大部分无法逃脱者便永远被留，成为女真种人的奴隶和生产技术的教师。被掳者中的知识分子便成为他们的文化教师和谋主，直接促进女真诸族的文化和经济生活的发展。同样地朝鲜边民也遭受了此种厄运，朝鲜政府并且因为转送逃亡汉人的缘故，引起女真诸族的忿恨，边境屡被攻击。

入贡和互市都有了严密的规定。入贡时每卫人数和贡路都由政府指定，《明会典》记：

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毛怜卫每卫岁许一百人，建州寄住毛怜达子岁十二人。其余海西各卫并站所地面，每处岁不过五人。其都督来朝许另带有进贡达子十五人同来。贡道由辽东开原城。近年定海西每贡一千人，建州五百人，岁以十月初验放入关，十二月终止，如次年正月以后到边者边臣奏请得旨，方准验放。

贡物则规定为马、貂鼠皮、猞猁狲皮、海东青、兔鹘、黄鹰、阿胶、殊角（即海象牙）。所得到的代价是称为“回赐”的彩缎绢布，按贡物的价值偿还相当的货物。其入贡人员自都督以下照各人的身份别有缎绢衣服的给赐。贡事完毕后许于特设的国际商场会同馆开市三日，和商民交易。

入贡之贸易对象为政府，互市则为定期之边地贸易，明廷开设市场之目的在求马匹，故通常称为马市。王世贞《弇州史料》记：

永乐三年立辽东、开原、广宁马市，定价上上马绢八匹、布十二匹，上马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绢二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其互市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真，一于开原城东，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

开原一市为女真诸部之指定市场，距海西较近，而建州诸部则须北上经广顺、镇北二关，始能入市。自三卫合住后，建州女真已逼处明塞下，天顺八年（1464）经建州左卫都督董山之请求，特开抚顺关，专为建州入贡及互市之入口，《明宪宗实录》天顺八年（1464）四月乙未条：

敕辽东镇守总兵等官，遇有建州等卫女真到边，须令从抚顺关口进入，仍于抚顺城往来交易，务在抚谕得宜，防闲周密，以绝奸宄之谋，毋或生事阻当，致失夷情，及纵令窥瞰，致引边患。

从此不必再绕道从镇北关出入，直接西向入关，距辽沈密迩，独处关门要地，通辽人，输辽货，和汉人同化，奠定了建州本部发展的基础。

正统以前，明国力充裕，边备整饬，女真慑于明之威力，虽间有寇扰，不为大害。至正统末年宦官王振当国，贿赂公行，政事废弛，土木之变，英宗被掳，瓦剌也先入寇京师，别部脱脱不花犯辽东，建州诸酋李满住、董山等并从为乱，抄略边境，在连年混战中，许多大酋都死于兵乱，尽失所赐敕书，以此其子孙不得袭职，在入贡时不能享受卫所高级官吏的待遇，只能用舍人名义入关，“在道不得乘驿传，赐宴不得预上席。赏赐视昔又薄”。所进土产质地不好的立为边臣所退还，不能享受“给赐”的权利，由此对明廷发生反感，边警因之日增。同时，因兵乱的影响，不但丧失了许多部落的领袖和证明身份的文件，而且无形中使许多卫所自然消灭，许多卫所因之而流移迁徙，和原住地不生关系，给予少数的强酋以兼并强大的机会。

在另一方面，女真诸部贪于入贡之利，来朝人数渐多，明廷不胜供给之费，下令限定人数。《明宪宗实录》记：

天顺八年十月乙巳，会昌侯孙继宗、吏部尚书王翱等议奏：自古抚御外夷，来则嘉其慕义，固不厌其多而拒之，亦不病其少而招之。今野人女真僻在东荒，永乐间相率归附，时月有期，名数有限。近来络绎不绝，动以千计。彼所贪得者宴赏之优厚，而豺狼之心，亦何厌之有哉。若不限其来数，中国劳费实多，限之太狭，则失其向化之心，合酌量事体，建州、毛怜等卫，卫许百人，海西、兀者等卫，卫许三五（十）人，不得重复冒名，审验然后入关，从之。

女真诸部骤然失去一批进益，多不平。在边关互市时，又时为地方官吏克减抚赏盐物，更挑起他们的愤恨，由此时时阑入盗寇，在成化二年（1466）一年中建州、海西两部寇边至九十七次，杀掠至十余万人。这时辽东长吏也已深知边患的起因，奏请戒饬守臣，勿过为拣选贡物，《实录》又记：

成化二年十月甲寅，整饬边备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怜、海西等诸部落野人女真来朝贡，边臣以礼部拟定名数，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入贡，否则拒之。且貂产于黑龙江迤北，非建州、毛怜所有。臣闻中国之待夷狄，来则嘉其慕义，而接之以礼，不计其物之厚薄也。若必责其厚薄，则虏性易离，而或以启衅，非圣朝怀远人厚往薄来之意。今年海西、建州等夷人，结构三卫，屡扰边疆，进贡使臣，一介不至，凡以此也。今边报日开，若不更定其制，恐边患日甚一日，所系非轻。礼部因请戒饬辽东守臣，自后夷人来朝入贡，验数放入，不得过为拣择，以起边衅，从之。

可是这时的海西、建州已经是“进贡使臣，一介不至”，起而“结构三卫，屡扰边疆”，明廷虽然命令边吏改善态度，也不能制止他们的侵掠了。

女真诸部从土木之变后，对明廷已失去过去之敬畏态度，桀骜恣肆，不大肯听约束。经景泰至天顺中，愈形活动。同时朝鲜英主世祖登极，极力笼络诸名酋，李满住、董山及其亲属纷纷入朝，受朝鲜官职，乞取盐粮及赏赐，朝鲜方面，也采取和明廷同样的政策，厚抚入朝诸酋，保持边境的安宁。事为明廷所知，遣使严词诘问，不许双方私交，彭孙贻《山中闻见录》九记：

天顺二年董山潜结朝鲜，授中枢院使。巡抚都御史程信令自在知州佟成阳廉他事，得朝鲜授山制书以闻，上遣给事中往朝鲜，锦衣译者往建州，各支吾，出制书，始慑服，贡马谢。

自后明廷虽屡次敕禁朝鲜私通中国属夷，但朝鲜仍在明人监视下秘密和建州诸部交通，建州三卫则取两属的形式，向双方维持有利的关系，向时又乘机入寇，攻明则暱鲜，攻鲜则又暱明，贡使和武装的游击队往往同时出发，两国边境连年被扰，结果有成化三年之役。

明廷深知董山为寇边之祸首，特派都督佥事武忠往建州招谕，董山虽悔罪入朝，但仍桀骜无礼，其部落仍寇边不绝。明廷因决定大举入剿，成化三年（1467）五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军务，武靖伯赵辅佩靖虏将军印，充总兵官，往辽东调兵征建州女真。七月礼部主事高冈请拘留董山于辽东，时董山已还至广宁，复崛强不听敕谕，因被拘系。同时，又遣使朝鲜令从后路夹攻。

朝鲜方面亦正苦于建州之攻掠，在明兵未出前，已定分五路捣巢剿灭之计。但恐为明廷责其擅杀属夷，因迟迟未发，八月得李秉、赵辅移咨云：

建州三卫世蒙国恩，授与官职以荣其身，拨与土地以安其居。迩者悖逆天道，累犯辽东边境，致廑圣虑。特命当爵等统领大势官军，将以捣其巢穴，绝其种类，以谢天神之怒，以雪生灵之忿。但缘建州后路与朝鲜国地方相连，虑有残贼败走，遁入彼国边方逃命投生。为照朝鲜国乃礼义之邦，自祖敬顺朝廷，好善恶恶，彼此同心。纵有前贼奔入边境，必能拒而擒捕。已经议奏请敕朝鲜国王随机设备，截其后路……倘遇建州穷寇奔遁到彼，就便截杀。[72]

因即乘机出兵，命大将康纯、南怡、鱼有沼等分二道，以九月二十六日由满浦入攻婆猪江，斩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等，候明兵不至，焚掠而还。明军五万人分三道以九月二十四日出兵，沿途遇强烈抵抗，至十月初四五日始抵建州三卫之根据地，屠古城（即灶突山），收所掳男妇一千二百余人。以冰雪班师。于是诛董山于广宁，建州名酋一时并灭。

建州经此打击后，虽势力骤衰，但其实力则并未全被歼灭，余众声言为董山复仇，仍入寇不已。明廷仍不能不致力于防边，筑抚顺、叆阳、清河诸堡，设兵戍守。朝鲜则特设仇宁万户，备建州入侵。时董山子脱罗（土老）继起领诸部，明廷因使袭职为都指挥同知，李满住孙完者秃、凡察后人卜哈秃亦并袭职，仍时时寇边。成化末年太监汪直用事，边吏邀功，几度出塞剿杀，俱无成功，会建州方面亦渐趋衰微，不能为大患，脱罗以下之世系至不见于记录。嘉靖初海西诸部骤强，替代了建州的地位，和明廷接触。

* * *

[1] 张勃：《吴录·地理志》；《南史》，《呵罗单传》《干陀利传》《婆利传》《中天竺传》《渴盘陀传》；《北史·真腊传》《梁书·林邑传》；《唐书·环王传》。

[2] 《南史·高昌传》；《唐书·地理志》。

[3] 明丘濬《大学衍义补》：“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荣盖百倍焉。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

[4] 孔鲋《小尔雅》：“麻纻葛曰布。”桓宽《盐铁论》：“古者庶人蹇老而后衣丝，其余则仅麻泉，故曰布衣。”《陈书·姚察传》：“门生送麻布一端，谓之曰：‘或所衣者，止是麻布。’”

[5] 王祯：《木棉图谱序》，引《诸番杂志》。

[6] 《元史·英宗本纪》。

[7] 《古今图书集成》，《木绵部》。

[8]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赵汝括：《诸番志》下。方勺《泊宅编》：“闽广多种木绵。”彭乘《续墨客挥犀》上：“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通鉴》卷一五九胡三省注：“木绵江南多有之……织以为布，闽广来者尤为丽密。”邱濬《大学衍义补》：“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通海舶，关陕壤接西域故也。”李时珍《本草纲目》：“此种出南番，宋末始人江南”。

[9] 《宋史·崔与之传》。

[10] 《农桑辑要》卷二。

[11] 王祯《木棉图谱序》：“木棉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此，被服渐广，名曰吉布，又曰棉布。”

[12] 《元史》卷一五，《世祖本纪》。

[13]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税粮》。

[14] 《农桑辑要》卷二。

[15] 赵汝括：《诸番志》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

[16] 方勺：《泊宅编》中。

[17] 陆心源：《宋诗纪事补》卷七五，艾可叔：《木棉诗》。

[18]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胡三省注。

[19] 方勺：《泊宅编》中。

[20] 《农桑辑要》。

[21]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

[22] 王逢：《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

[23] 王逢：《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

[24] 王逢：《梧溪集》卷七，《半古歌》。

[25] 郑涛《旌义编》二：“诸妇每岁公堂（公共所有）于九月俵散木棉，使成布匹，限以次年八月交收，通卖钱物，以给一岁衣资之用。”郑涛是浙江浦江著名大族地主郑义门的族长，《旌义编》有洪武十一年宋濂序。

[26] 《群芳谱》。

[27] 《梧浔杂佩》。

[28]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29] 参看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四，《木棉考》。冯家升：《我国纺织家黄道婆对于棉织业的伟大贡献》，载《历史教学》，1954年第4期。

[30]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服》。

[31] 王象晋：《木棉谱序》；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32] 《始丰稿》卷一。徐一夔，天台人，《明史》卷二八五有传。

[33] 《明太祖实录》卷六七。

[34] 《明太祖实录》卷四二。

[35] 《明太祖实录》卷六七。

[36]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五。

[37]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八。

[38]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〇、一五六。

[39]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二、一七四。

[40] 《明太祖实录》卷六七。

[41]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四。

[42]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二五二。

[43]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44]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

[45]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五。

[46]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〇。

[47]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二四二、二五六。

[48]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铁冶所》，《大明会典》。

[49] 《大明会典》卷一九，《户口》。

[50] 《大明会典》卷一八九；《明史·严震直传》。

[51] 《大明会典》卷一八八。

[52] 《明史》卷一五七，《张本传》。

[53] 《大明会典》卷一八九。

[54] 吴晗：《元明两代之“匠户”》，载《云南大学学报》，第一期，1938年。

[55] 《明太祖实录》卷三四。

[56] 《明太祖实录》卷二；《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

[57]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

[58] 《明宣宗实录》卷五〇。

[59]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钞法》。

[60] 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元史》卷九七，《食货志》，《钞法》。

[61]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钞法》。

[62] 《大明会典》卷三一，《钞法》；《明史》卷八一，《食货志》，《钞法》。

[63] 《大明会典》卷三一，《钞法》。

[64] 参看194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集刊》七卷二期吴晗《元史食货志纱法补》、1943年6月《人文科学学报》二卷一期吴晗《记大明通行宝钞》二文。

[65] 《大诰续诰》，钞库作弊第三二。

[66] 《大诰》伪钞第四八：“宝钞通行天下，便民交易。其两浙江东西民有伪造者，句容县民杨馒头本人起意，县民合谋者数多，银匠密修锡板，文理分明，印纸马之户同谋刷印，捕获到官。自京至于句容，所枭之尸相望。”

[67]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五。

[68]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

[69]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

[70] 陆容：《菽园杂记摘抄》卷五。

[71] 原题《郑和（三宝太监）下西洋》，选自吴晗：《明史简述》。

[72] 《李朝世祖实录》卷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