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俗
近世授观察使者不带金鱼袋。初，名臣钱若水拜观察使，佩鱼自若，人皆疑而问之。若水倦于酬辩，录唐故事一番在袖中，人问者，辄示之。
宦者宫人言，正月与上讳同音，故共易为初月。王珪为修《起居注》，颇熟其闻，因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音政月为端月，以正音政为正音征，令乞废正、征音一字不用。遂下两制议，两制共是，其请表去其字。曾公亮疑而问予，予曰：不宜废，且月外尚有《射正诗》曰：“不出正兮。”不止正月矣。曾寤，密语相府，罢之。
国朝有骨朵子，直卫士之亲近者。予尝修日历，曾究其义，关中人谓腹大者为胍肫，上孤下都，俗因谓杖头大者亦为胍肫。后讹为骨朵，朵从平声。然朵难得音，今为军额固不可改矣。
予昔领门下省，会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设于前殿两螭首间，案上设燎香炉，修注官夹案立。予诘吏何名洞？吏辞不知。予思之通，朱漆为案，故名曰洞耳，丞相公序谓然。唐人郑谷尝用之。
宣献宋公著《卤簿记》，至槊不能得其始。遍问诸儒，无知者。予后十余年，方得其义，云江左有瓝槊，以首大如瓝，故云。一作犦
陶谷本唐彦谦后，石晋时避帝讳，改曰陶。后纳唐氏为婿，亦可怪。
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颜之推曰：“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雌黄与纸色类，故用之以灭误。今人用白纸，而好事者多用雌黄灭误，殊不相类。道、佛二家写书，犹用黄纸。《齐民要术》有治雌黄法，或曰古人何须用黄纸曰蘖，染之可用辟蟫。今台家诏勅用黄，故私家避不敢用。
孙炎作反切，语本出于俚俗常言，尚数百种。故谓“就”为“鲫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鲫溜”，谓“团”曰“突栾”，谓“精”曰“鲫令”，谓“孔”曰“窟笼”，不可胜举。而唐卢仝诗云：“不鲫溜钝汉。”国朝林逋诗云：“团栾空绕百千回。”是不晓俚人反语。逋虽变“突”为“团”，亦其谬也。
碑者施于墓则下棺，施于庙则系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镂文，士大夫皆题曰碑铭何耶？吾所未晓。
乐石有磬，今浮屠持铜钵亦名磬。世人不识乐石，而儒者往往不晓磬折义，故不独不识磬，又不能知钵。捣辛物作虀，南方喜之，所谓“金虀”“玉脍”者。古说虀臼曰“受辛”，是臼中受辛物捣之。
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随方言之便而淮济之名不显。司马迁作《河渠书》，并四渎言之；《子虚赋》曰：“下属江河。”事已相乱，后人宜不能分别言之也。
莒公言：“河阳出王鲔。”即今黄鱼也，形如豕口，与目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于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腥不可近，官以为鲊，献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谓王鲔岫居者。
蜀人谓老为皤音波，取“皤皤黄发”义。后有蛮王小皤作乱，今国史乃作小波，非是。
蜀人见物惊异，辄曰“噫嘻嚱”，李白作《蜀道难》，因用之。汾、晋之间，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图作《休休亭记》又用之。修书学士刘义叟为予言：《晋书》言“咄嗟”而办非是，宜言“咄喏”而办。然“咄嗟”，前代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义。
今造屋势有曲折者谓之“庯峻”，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喜者谓之“庯峭”，盖“庯峻”也《集韵》曰：“庯庩屋不平也”，庯，奔模切；庩，同都切。儒者读书多随俗呼，不从本音，或终身不悟者。凡读廷音定皆作廷音亭，故廷中、廷争柏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音嫁借之假皆作假音贾；朝请音才姓切皆作请屈请之请；烂脱音夺皆作脱；太守音狩作守；周身之防去声为防；廷尉评去声为评；中兴去声为中兴。若此甚众。
莒公尝言：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故《诗》曰：“度其夕阳。”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指山之处耳。后人便用夕阳为斜日，误矣。予见刘琨诗“夕阳忽西流”，然古人亦误用久矣夫。
余见今人为学不及古人之有根本，每亦自愧。尝读《祭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详”，且任器乃檐荷之具，杂见子史，何云未详？
古今语无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为大音如舟柂之柂，则言大雅、大夫、大阅、大举类，不及今人言大徒带反之雅；古以车音居为车唱遮反，汉以来乃言车居，俗语则曰车唱遮反，则今语为雅。
今公私文书以勅音赉为敕吏，既书画有体，不复能改。《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汉书》以货泉为白水真人，《新论》以金昆为银，《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宋书》以召力为劭。
古无正字，多假借。以中为仲，以说为帨，以召为邵，以閒为闲。后人以乱旁为舌，揖下无耳，鼋鼍从龟，夺奋从雀，席中从带，恶上安西，鼓外设皮，凿头生毁，离则配禹，壑乃施溪，巫混经旁，皋分泽外，猎化为獦音葛兽名，业左益土，灵底著器，其何法哉。
余友杨备得古文《尚书》释文，读之大喜。于是书讯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识，指为怪人。
余少为学本无师友，家苦贫，无书，习作诗赋，未始在志立名于当世也，愿计粟米养亲绍家阀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为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欤。天圣甲子从乡贡试礼部，故龙图学士刘公叹所试辞赋，大称之。朝以为诸生冠，吾始重自淬砺力于学，模写有名士文章，诸儒颇称以为是。年过五十被诏作《唐书》，精思十余年，尽见前世诸著，乃悟文章之难也。虽悟于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厓略，因取视五十以前所为文，赧然汗下。知未尝得作者藩篱，而所效皆糟粕刍狗矣一作耳。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作屋，信然。陆机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五经皆不同体，孔子没后，百家奋兴，类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呜呼，吾亦悟之晚矣。虽然，若天假吾年，犹冀老而成云。
莒公尝言：王沂公所试《有教无类》、《有物混成赋》二篇，在生平论著绝出，有若神助云。杨亿大年亦云，自古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赋一生衣之食之不能尽。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爱刘禹锡文章，以为唐称“柳刘”，刘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著论多类之，末年尤奥涩，人读之至有不能晓者。
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朽，不丐于古而语一出诸己。刘梦得巧于用事，故韩柳不加目品焉。
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已来所未有。然相国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酬唱。
上即位天圣初元以来，缙绅间为诗者益少，惟故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刘公筠数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参知政事宋公绶、翰林学士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诗，而不专也。其后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皆自谓好为诗，不能自名矣。
余于为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才至于道乎？天禀余才，才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于当时，则绰绰矣。
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梅尧叟喜曰：“公之文进矣。”仆之为诗亦然。
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于史传。余修《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
莒公常言：宋宣献公作《西太乙宫碑》，文之极摰者也。晏丞相尝问曾明仲云：“刘禹锡诗有‘瀼西春水縠纹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语乃健。”《庄子》曰：“生熟不进于前。”王建诗曰：“自别城中礼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