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于1783年6月24日生于奥尔登堡耶弗兰他父亲的卡纳林豪森田庄，是弗里斯兰自由地主家族的后裔，他的身上体现着高尚的德心和独立的意志。杜能早年丧父，他父亲当时以数学和机械学著称，本来可以是杜能的良师益友。杜能的外祖父是法兰肯迁来的书商，任耶弗市参议，杜能的母亲容德兼备，能干而有教养，对子女的教育完全独立自理，直至1789年改嫁。杜能幼年就好深思，严肃认真，他母亲对他影响必定很深。杜能在中年回忆童年时说：是我母亲的泪水培育了我。
母亲改嫁，新居在耶德河畔的一个小埠霍克齐尔，杜能随之移居。他智慧过人而体质较弱，最初入当地的小学，十四岁起在耶弗的当时称作“高级学校”就读。继父冯·布特尔是个商人，喜好数学，这对杜能的影响很深，后来在杜能学术著作中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不久杜能须接管父亲的田产，这也正符合他的志向，所以1799年起就埋头学习农业，最初在耶弗某贵族的格里茨豪森田庄见习，他力求掌握必要的技术知识。后来又求学于汉堡附近大弗洛特贝克农业学院——院长施陶丁格尔——并且与熟知当时颇负盛名的英国农业的预算专家福格特交往很密，学业进步很快，但他并不自满。遇到任何实际问题，他都用理论加以贯通，这种精神使他勤奋求知永不满足。关于那时的求学情况，杜能二十岁时向他的兄弟抱怨说，学校布置的作业太多，学术研究则太少，颇为遗憾。直到1803年杜能在策勒遇到伟大的农业理论家阿尔布雷希特·特尔，他的求知欲才得到满足。除了亚当·斯密之外，特尔是杜能毕生敬崇的老师。
同年秋天，杜能入戈丁根大学，他本想完成理论上的深造，但仅过了短短的一年他便中止学业。1804年秋杜能为实地见习而去梅克伦堡，这次旅行使他生活发生了一次意外的转折。杜能爱上了他同学的妹妹海伦·柏林，订婚以后因急于成家，最后决意提前离开大学，他变卖了父亲的瓦森斯田庄，随后移居梅克伦堡经营农庄。然而时间的进程表明，他的经营并不顺利。因此直到1806年1月14 日才完婚。由于时局不稳定，杜能只在安克拉姆附近租了鲁布科田庄做试验，经仔细检查发现，庄稼种植得并不好，收获量也低。加上战祸、驻军、赋税、疾疫相继而来。这位年轻的农庄主尽管竭尽全力，仍未能克服重重困难。1808年6月，他终于放弃田庄，后来他觉得这是件额手称庆的事。
杜能即使处于这种困难境地，仍继续从事他的学术研究，这证明他内心对学术研究的需要。特尔主张英国的轮栽作物制，杜能对此持适度的批判态度。他要进行彻底的分析，但还缺乏资料和从容的时间。杜能犹豫很久，终于决定购置特洛田庄，从而结束了他的不定的生活。1810年他携带眷属在那里定居。他在那里过了十年隐居生活，将他的田庄治理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模范。他将空闲时间用于研究记载极为详细和精确的账务。这成了他后来进行深远理论探讨的厚实基础。杜能在致他兄弟的信中说，“我亲理特洛田庄的会计，范围很广，凡是我能登记的及合乎我计算目的的，我都记载入册，如工作量、谷物量和钱币的计算必须既详细又精确，这一切几乎全由我一人承担，否则我担心整个会计失去系统，影响内部的可靠性。”唯有极高的学术热情才能胜任这种兴味索然的工作。
大约在1820年末杜能的目的才达到。他发表了一些篇幅较短的关于这一时期农业问题的专门论著，这些文章是他主要著作的先导。他研究和深思的结果，经过了许多年才敢公布于众。《孤立国》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很远的过去。著者后来自述说：“在青年时代，当我在汉堡附近弗洛特贝克施陶丁格尔先生的学院中学习农业时，关于孤立国已有最初的雏形。”1803年杜能在论述大弗洛特贝克村农业的文章中已最初暗示过这一点，以后著作的结构越来越完整。现在，这部著作如此精美，杜能自然也爱不释手了。确实他并不爱慕虚荣，不想以名作家炫耀自己。他担心著作发表后会受到敌意的攻击，他不愿作令人厌恶的无休止的论战。像李嘉图一样，杜能用明晰的洞察力只是为了写作，而他的朋友们几乎强行从他手中夺过书稿送去出版。汉堡书商佩特斯接受了书稿。全书稿酬为78塔勒，必须在出售四百本以后才能付款。这些就是书商给著者的这部不朽作的稿酬！它反映了时代的面貌。
1826年，该书第一卷题为《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问世，副题为“关于谷物价格、土地肥力和征税对农业影响的研究”。《孤立国》出版影响深远，1830年罗斯托克大学哲学系一致通过以名誉博士授予杜能。再版有所增订，1842年与读者见面。然而，著者自己认为暂时只完成了使命的一半。1826年杜能写下了《重要内容的梦想：论工人的命运》(ein traum ernsten inhaltes：ϋber das los der arbeiter )，从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孤寂的思想家对普世的爱。杜能对工人问题的研究至少大致已经完成。1850年发表了《孤立国》第二卷，副题为“论合乎自然的工资及其与利率和地租的关系”，在这一卷中杜能写下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以后，杜能有生之日不多了。早在1848年，他就因年迈体衰没有出席法兰克福国民会议。杜能记述说，“我一生由于健康原因而没有出席许多会议，唯独这次最感内疚。”1850年9月22日脑溢血夺走了他的与世无争的生命。杜能死于特洛。生前他对家事作过悉心的安排，包括他的学术遗著在内。遗著后来编入《孤立国》第二卷第二节及第三卷 [1] ，后者于1863年出版。杜能的信件也许较为重要，1868年舒马赫—察希林编写杜能传记时将这些信件一并发表。幸而得到这些信件的补充，我们在研究杜能的著作时才能获得全貌。
杜能的墓碑上刻有一个数学式ap ，他认为这是符合自然的或者说这是自然工资的表式。杜能自己说：“符合自然的工资就是工人的需要及其劳动产品之间的中间比例数，只要将工人的不可或缺的需要(用谷物或货币表述)乘以工人劳动产品(以同样尺度计算)，再将乘积开方即得。”今天谁都明白，这种原理对实际毫无用处，杜能在世时也知道这一点。即使在孤立国中，在杜能所设的先决条件下，这一工资数学式也是不正确的，后来从各个方面看，以及用各种观点衡量，最终证明它是错误的。杜能好用代数式表述，又迷信数学在经济中应用的功能，上述数学式就是他积习的表现。
尽管如此，格林贝格教授仍适当地强调指出，杜能在经济学史上，特别在德国，是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杜能之前，德国对在英法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经济学说曾持全盘接受的态度。到杜能时发生了转折。当然杜能思想上并没有摆脱亚当·斯密的束缚，在经济学方面杜能是把斯密看作师表的。但是杜能的写作没有单纯重复或更精确地阐述外国人的思想。他不是一个“小气的编辑匠”。他的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充实了我们的知识，他的著作以其自有的方式为经济学今后专门的研究树立了榜样。
杜能于1820年除夕夜致他的兄弟信中写道：“今天我的一生将告一个重要而愉快的段落。因为我费时十年，历尽艰辛，今天完成了一部著作。十五年前，最初我在探索关于植物吸水和吸收养分的规律时，颇为兴奋，我觉得这种思想极为重要，值得我毕生为之奋斗。当时我踌躇满志，我富于幻想，不断推论，且总有新的发现。但不久产生了烦恼，我发现，凡是在这样情况下的创作，最后结果总与实际不相一致，如果我想拿出一些真正有用的和实际需要的东西，我必须以经验作为研究的基础。当我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我就为自己作出严格规定，停止好高骛远的追求，竭尽全力以探索实际。”
自从杜能抱这种观点以后，他就确认任何理论观察必须以经验内容为坚定不移的出发点。但是，求知欲迫使他超越经验的范围。杜能以充分的理由责备亚当·斯密，认为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只描写状况，而不解释原因。杜能不允许自己到此止步，他“探求理性，以此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存在”。杜能当时还不知道李嘉图，最初开卷写作时应用他那娴熟的抽象孤立的方法，杜能称之为“观念的一种形式”，这在他“全部著作中是极为重要的东西”，他应用得非常广泛。
这种观念形式就是“孤立国”，亦即是一种可以“用其观察经济力的器械”，正如“用以观察物理力的空间”一样，是一种“形象的叙述，便于综览和开阔视界”，也是“理论所立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可以无偏见地看到种种杂乱无章、错综复杂的现象的线条”。所以孤立国是一种“辅助结构，一种精神的运用方法，类似我们在物理学和农业中所运用的种种试验方法，亦即是我们在那里只求从数量上提高探索的能力，令其他一切因素都不变化”。杜能这样研究就不必放弃实际的牢固基础。确切地说，形成孤立国的原理，在实际中也存在；但是这里所述的现象，是以改变了的形式表述出来，因为同时还有许多其他关系和情况在起作用。杜能说：“几何学家在考虑‘点’时是不计面积的，考虑‘线’时是不计宽度的。两者在实际中是找不到的，同样，我们在考虑一种主导力量时可以排除一切枝节和偶然因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认识主导力量在我们所见现象中占多少比重。”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了精确地断定各种经济因素及其作用之间的关系，为了科学的探讨，如果我们将“主导力量”孤立起来，“排除一切枝节和偶然因素”，这样可行吗？杜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据说“能广泛应用”，但并没有宣称为独一无二的正确的方法。然而在应用上有一个不易办到的条件，如何正确区别主次；此外，通过孤立处理各种因素而得的结果，又如何同复杂的实际重新相结合。杜能自己研究的结果恰好告诉我们他的方法的效用范围。杜能用此方法研究谷物的价格、土地的肥力和征税对农作的影响，获得了不朽的真理；特别是根据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校正了亚当·斯密错误的地租理论，然而他又与李嘉图不同，以为地租起源于主要不是土地的肥瘠不等，而是土地位置的远近。杜能的方法简直已经否定了他热衷追求的关于自然工资的抽象推论，而他还自信他的这一部分学说最具有理论和实际的价值。
这位务农的隐士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就已远见到，现代社会如果根据科学研究使用和平调解的方法，仍不能回答下面的问题，“工人在自己的产品中所占的符合自然的部分应该是多少？”那么它将遇到可怕的危险。杜能于1842年写道：“人类的发展进步是经过无数倒退以后才成为事实的，而且是数代人付出流血和痛苦的代价才换得的，当然这一点并不是世界精神或天意规定的。处身于优越地位的人，如果能认识真理和公道，克制利己主义，自愿 放弃不正当的占有，那么导致人类发展和掌握更好的命运的办法就在其中了。”
杜能认为，社会问题的核心，亦即是如何缓和经济上的阶级矛盾，如何排除每个工业企业家(例如工厂主、承租人甚至经理)的报酬和手工业工人的工资的不相称，归根结底是个教育问题，这个问题从教育角度看“唯有改造国民心”方可解决。杜能问道：“如果国民心得到改造，工人获得像中等阶级那样不贫困的生活，他们把对子女进行精神教育认为必要的事，如果这种必要条件没有保证就不结婚成家，那么结果将会怎样呢？”杜能回答说：“待业的工人将会减少，工资将会提高，这是首先直接的效果。”如果人们愿意：工人为了给予子女以良好的教育而在未来作出牺牲，实行晚婚，那么必须在目前年青一代中唤起对精神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一点唯有通过较好的学校教育才能达到。因为目前的工人既无意志，又付不起接受良好教育的费用，教育设施 不得不依仗国家出资才能建立和维持 。
杜能继续说：“如果上述之点已经办到，工资已经提高，工人所受学校教育可与工业企业家比美，那么阶级间的阻隔就不再存在，企业家的垄断地位也就消失；而且习惯于较少需要的工人子弟起而与企业家竞争，那么工业利润就将减少。工业企业家(包括经理和助手等)中低能的部分，为竞争所迫，沦为工人阶级，才能优异的人将放弃他所从事的只提供微薄报酬的职业，改治学业，去当国家官员，因此在这一专业中出现了激烈的竞争，这将降低国家官员的报酬，节约了国家行政费用。”
杜能认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非常富裕的人能不劳而生；手工劳动报酬很高，手工业工人、工业企业家和国家官员的报酬远较目前的差别要小。现在一部分人在体力上几乎疲于奔命，生活几乎没有乐趣；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劳动可耻，荒弃使用体力，因而健康受到损害，精神并不爽快。所以大多数职业等级应该把时间用于精神劳动和适度的体力劳动，这样人们重又回到符合自然的状态，不负训练能力和才智的使命。如果人们最终认识到，智育训练得到普及，那么在工业和农业中能作出发现和发明的人就越多，这类发现和发明将使人们劳动的效率提高，生产增长；如果人们最终认识到，精神文化越发达，体力辛劳就越减少，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数千年之后人类社会将能达到天堂乐土，那时人人将不会游手好闲，都将适度地从事精神和体力以及有益于身心的活动，以终天年。
杜能于1826年所设计的关于人类社会新秩序的“梦境”，也许比杜能的前辈和后人的“梦境”更接近实际。二十五年以后杜能说，梦境中关于人类未来的见解尽管让人很称心，因为它使命运同我们协调，并且在历史的进程中将让我们看到对人类颇为好感的天意，但是在它的实现的可能未经证实之前，这种梦境只不过是乌托邦。因此，唯有从人类组织中发展必然的东西，才能实现这种梦境。
1850年杜能大声疾呼说，“我们虽然抱着提高工资、改善工人教育的虔诚愿望，如果不能证明，这两者合乎人类天性，又是力量所能办到的，那么这又有什么用呢？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工资有了增长，工厂即行停业；工资有了提高，整片较贫瘠的土地即停止耕种，遭到荒弃，那么工人的命运岂不比现在更糟吗？”唯有较深入地研究才会使我们明了起源于人类天性的规律的科学，才能解决这些难题；如果我们愿意认识与人类命运深切有关的对象，即使前进的道路颇为荒凉而且荆棘丛生，我们也应当献身于这种科学的研究。
杜能已先于我们在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上前进了。杜能与李斯特和洛贝尔图斯三位研究者另属一派，虽然他们处于学院生活之外，因而不依附于任何一派，但他们是德国社会经济学新发展的开路先锋。杜能更是一位有深思远虑的思想家。认识的实际目的，他并不切切在心，像他同时代人李嘉图一样，认识本身却是他热衷的需要。杜能具有两种研究科学的天赋，一种是精细的观察能力，另一种是合理的思维能力，如此完美地集中于他一身，真是难能可贵。洛贝尔图斯强调指出，杜能把“最精确的方法同最热爱人的心相结合”，产生了他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天才的不朽的作品。所以罗雪尔在谈到杜能的著作时说得好：“如果我们的学术一旦衰败，不能振作，那么杜能的著作将属于有可能复兴之列。”
海因里希·文蒂希
(哈雷大学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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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据以翻译的1921年耶拿古斯塔夫·菲舍出版社出版的本子，仅有第一、第二两卷，第三卷系杜能逝世以后他人所编，本版未收入。——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