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865—1919年）（以下简称杜冈）是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1895—1917年，他任彼得堡大学和基辅大学经济学教授，早期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曾在沙皇政府批准的合法刊物上发表文章，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批判俄国民粹派。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杜冈加入立宪民主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学者。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曾出任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府乌克兰中央拉达财政部长。
杜冈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以学识渊博见称，和司徒卢威齐名，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经济理论不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有很大影响，而且在社会主义政党内也有影响。例如，他提出的一个错误论点——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作为理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必然消亡，曾经为罗莎·卢森堡所采用并得到布哈林的支持，从而使本世纪二十年代苏联经济学界一度出现否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思潮。
杜冈于1894年发表了他早期的经济论著《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1914年出第三版时书名改为《周期性工业危机》，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市场、经济危机等理论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曾受到列宁的批判。1898年出版了《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一书，论证了俄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批判了俄国民粹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有其独特性的错误论点。
二十世纪初，特别是1905年俄国革命发生后，无产阶级作为强大的革命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不仅反对专制主义，而且反对资本主义。这时，一批资产阶级教授（包括杜冈）就公开转入了维护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 [1] 的“马克思吞噬者” [2] 的行列。正如列宁所说，杜冈等人“在1899年力图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他们却情愿从‘马克思主义批判家’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了” [3] 。
杜冈在1905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一书中，完全背弃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伦理心理要素”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点，抨击了马克思关于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学说，否定了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呈下降趋势的规律。可见，“年轻时是准马克思主义者”的杜冈，“很快‘变聪明了’，用片片断断的资产阶级理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了。 [4]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和思想基础上写成，并于1909年出版的。
本书出版后曾获得帝国科学院大奖，几年内出了四版，印行了几万册。从杜冈1914年写的序言看，第三版有较大的增删和改动。
尤其是“分配”一篇，杜冈根据他在1913年出版的《社会分配论》一书的论点作了重大修改。第四版按第三版重印，未作改动。
杜冈经济思想的特点是折中主义。列宁批评杜冈是“典型的折中主义者”，说他“既拥护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也拥护一点点民粹主义，又拥护一点点‘边际效用论’” [5] 。杜冈在本书第二版序言中声称“谨将此书献给魁奈、戈森和马克思”，也恰好说明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折中主义的产物。
本书作者推崇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戈森（1810—1858年），认为“边际效用论”的奠基人是戈森，而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公认的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说他们以及后来的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只是阐述和发展了戈森的学说。同时认为，由戈森所创立并由其后继者所阐发的“边际效用论”，“给予经济思想以强有力的推动”，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说这个理论的“伟大功绩”在于它要永远结束关于价值的争论，从一条基本原则出发对于评价过程的一切现象作出了全面而详尽的解释。
作者承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基础”，但又说劳动价值论没有一条基本原则可据以解释一切价值现象。
杜冈重视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的主要代表之一、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1694—1774年），是因为魁奈制作的《经济表》体现了“边际效用论”的方法论特点，认为只有运用魁奈方法，“经济理论才能上升到更高的阶段”。
正因为《政治经济学原理》是折中主义的产物，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经济范畴体系。它在价值理论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价值（цehhocгь）—耗费价值（ctonmocгь）—价格的公式，但却把价值同价格割裂开来，把价值和耗费价值放到第一篇，而把价格放到第三篇（“交换”）分别加以叙述，甚至不同第二篇（“生产”）联系起来。它把经济范畴分为逻辑（永恒）范畴和历史范畴，认为价值和耗费价值是基本的逻辑范畴，资本属于逻辑和历史范畴，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经济属于历史范畴。同时还提出经济价值范畴，把它分为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主观经济价值和反映物品效用的客观经济价值，并由此导致“边际效用论”，试图把“边际效用论”与劳动价值论捏合起来，说它们是“和谐一致”的。它认为，“边际效用论”说明价值的主观要素，劳动价值论说明价值的客观要素，劳动和边际效用是价值的两大要素，从而得出一个折中主义的公式：自由生产品的边际效用与其劳动价值成正比。
由此可见，杜冈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采取折中主义的手法，竭力调和“边际效用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妄图用“边际效用论”来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杜冈等人在口头上对马克思表示“尊重”，但“从来也不了解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不可避免地背弃了劳动价值论” [6] 。
本书还认为，利润是一种“非劳动收入”，是由技术生产力造成的，而不是来自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一种剥削收入；在采用新机器的条件下增加的产品是新生产资料的产品，根本没有剥削别人的劳动。并且认为资本家占有利润额的大小是由各阶级的力量对比来决定的。这就在实质上否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公开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
作者宣扬庸俗的工资理论，认为工资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而工资的增加，可以使工人改善生活条件，增强劳动能力，又反转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产生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一致性。又说劳动生产率的任何提高，都会增加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产品；资本离开劳动不能发挥效用，劳动离开资本也不能创造价值；等等。这就在实质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对抗性质，否定了无产阶级贫困化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
限于篇幅，本书其他一些论点就不一一缕述了。
鉴于杜冈在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对于研究俄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尚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论著，因此据第三版版本译出，以飨读者。
全书共分五篇，分别由赵维良（序言、第一、第三篇）、桂力生（第二、第四篇）和王湧泉（第五篇）同志翻译，由孙斌圣（序言、第一、二、五篇及第四篇第一至第六章）和王湧泉（第三篇及第四篇第七至第九章）同志校订。限于水平，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尚祈同志们批评指正。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胡企林同志和许玉龙同志的大力协助，提供资料，藉此表示谢意。
孙斌圣
一九八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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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40页。
[2] 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1页。
[3] 《列宁选集》第1卷，第168页注。
[4] 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361页。
[5]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56页。
[6] 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