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_政治经济学原理(巴拉诺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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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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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主义周期。这个周期的阶段。二、英国的资本主义周期。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的危机。英国工业在后十年的动荡。工业萧条时期取代尖锐危机。三、危机理论。收成的波动和危机。杰文斯、拉弗勒、朱格拉尔、西斯蒙第和洛贝尔图斯的理论。四、资本主义周期和危机周期性的解释。普遍生产过剩是怎样从局部生产过剩中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哪些特征必然导致危机。生铁价格波动的周期性。为什么扩大固定资本要有推动力。资本的积累和消费的周期性。资本主义周期的内幕。为什么英国不再发生以前类型的危机。五、 1 90 7年的美国危机。危机理论和市场理论的相互关系。

一、资本主义周期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神秘莫测而又令人惊奇的特点，是它所固有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直线增长，而是波浪式增长的，而且是一浪接一浪，连绵不断地一起一伏，不像社会现象，而像生物现象以至像无机现象那样准确地周而复始。曾经有人作过尝试，想把这个周期性与天文现象的周期性联系起来（杰文斯的危机理论）。虽说这些尝试没有成功，但证明资本主义周期的特殊规律的时候，尝试的可能性还是很明显的。

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反映出来了资本主义周期以最鲜明的形式。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代，英国每隔十年经历一次工业的高涨期和衰退阶段。这些工业高涨期和衰退期准确地相互交替，就形成了所谓的资本主义周期。

资本主义周期有规律地发生几个经常互相替代的阶段。工业高涨阶段的特点是：普遍扩张经济活动，扩大生产，开办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商品增多，商业投机活跃，在信用和货币流通领域发生一系列有规律的变化。在信用方面，信贷业务扩大，——银行大量地把其所存的资本借贷给自己的雇主，因此，银行现金减少，由于现金减少，贴现率提高了。

工业高涨的一个最明显的征兆就是商品价格上涨。一般价格水平大幅度提高，表明了社会需求大大增加。商品价格上涨增长了企业主的利润，这是对扩大生产和投机热潮的一个直接刺激。

同时，在货币流通方面也出现了有规律的变化。在一片工业热潮的国家中硬通货源源流向国外，期票行情变得越来越不利。这硬币的外流则从银行的钱柜中反映出来，银行惊恐不安地意识到自己手中的黄金储备在减少。

当银行库存现金一方面由于借贷业务的扩大，另一方面由于黄金外流而急剧减少的时候，当贴现率大大高于平时水平的时候，信用就极度紧张，——紧接着会出现信用突然崩溃、破产、恐慌和危机。交易所危机往往发生在工业危机之前。在交易所发生普遍恐慌以前还出现了长期的交易所证券行情下跌。交易所行情的下跌代替了以前的上涨。但是，交易所危机刚开始的时候一般只限于交易所内，并不妨碍工业出现高涨。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随着交易所倒闭，出现了商品市场的瓦解，从而使全国经济生活普遍停顿。这普遍性的危机首先表现在商品价格暴跌和由此而引起工业、贸易和信用企业大批破产。同时，贴现率却大幅度上升，表明信用极其紧缩。每一个企业家为了免遭破产，都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信用，——这时，大家都需要现金，都需要现实资本而不是虚拟资本，因而贴现率达到了最高点。结果，使全国工商业活动大大缩减。手工工场和工厂停工，经济普遍萧条造成大批失业。于是发生恐慌，但是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工业仍然处于萧条状态。商品价格仍然低落，生产不能扩大，银行里集聚了大量资本而找不到出路，信贷资本供过于求，所以，贴现率只能维持最低水平。

在货币流通方面，工业危机和恐慌的来临反映在货币停止外流，期票行情好转，黄金又开始流回国内。在工业高涨阶段是黄金外流、期票行情恶化，而在工业萧条阶段则是黄金回流、期票行情好转。

可见，资本主义周期包括三个阶段：工业高涨、危机和工业萧条。但是，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周期不可避免的阶段，高涨可以在没有严重危机的情况下逐步转入萧条。在这种场合，资本主义周期只有两个阶段，即工业高涨阶段和工业萧条阶段。

二、英国的资本主义周期

如上所述，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英国工业的历史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周期的具体例证。从那时起，英国每隔十年就经历一次工业危机或工业萧条。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英国爆发的一些危机尤为典型，对这些危机的经过应该加以研究。

二十年代初，英国工业进入高涨阶段，商品（特别是生铁）涨价，生产扩大，商品出口增加。1825年是商品价格上涨得特别高的一年。

但是，哪一个市场的商品价格水平越高，哪一个市场吸收的外国商品就越多。1825年英国价格水平高，致使英国进口的外国商品增加，大大超过了英国商品出口量。由于进口量增加，英国必须支付硬币，因此，从1824年年中开始，黄金就从英国流向国外。

黄金外流一直持续到1825年9月末。其后黄金虽然完全停止外流，但是也并没有流回银行金库。相反地，银行以更快的速度失去自己的黄金。这是因为同年10月爆发了普遍性的工业危机，紧接着大批银行和工商业商行纷纷倒闭，恐慌和信用普遍紧缩引起国内对现金的极度需求，于是现金就开始从英格兰银行金库流出，以满足国内需求。不过这种情况也使黄金停止流向国外。国内对黄金需求的增加阻止了黄金输出，甚至为黄金从国外回流打下了基础。

危机之后，紧接着就是工商业的长期萧条。国内贸易额下降，使国内对现金的需求减少，所以，在恐慌过去之后，货币又很快流回英格兰银行金库：货币在国内已经无所作为了。

从1825年年中开始，交易所证券行情和物价下跌，是造成普遍破产和恐慌的直接原因。这不但使哄抬物价的投机商破产，而且也使许多很体面的信用和工商业机关破了产，它们经受不起行情和物价下跌的打击。

因此，紧接工业高涨阶段而来的是危机阶段，而危机阶段过后，便是二十年代末期的工业萧条阶段。二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周期——继高涨阶段之后就是萧条阶段，这中间有几个月的严重恐慌和危机。

英国新的工业高涨开始于1831—1834年，紧接着又是物价特别是生铁价格暴涨，生产发展迅速。与此同时，黄金也开始外流，其原因也是由于没有按比例地迅速地增加进口，商品价格一般水平提高，以致外贸出现逆差造成的。从1836年起，英国黄金停止外流，但接着就出现了危机、恐慌，于是英格兰银行又开始抛出黄金来满足国内对现金的迫切需要，以便恐慌过后，黄金重新流回银行。这次恐慌发生在11月（1825年恐慌发生在10月）。而造成工商业商行倒闭的直接原因，也像1925年一样，却是在恐慌前几个月业已开始的商品跌价。至于交易所证券行情下跌开始得还要早些，还在1835年，英国就经历了证券危机，有价证券行市就崩溃了，这是普遍性工业危机来临的信号。

三十年代末的特征，也和二十年代末一样，是工业普遍萧条。可是，在三十年代末，英国在货币流通中出现了与二十年代迥然不同的现象。1839年英格兰银行的黄金猛烈地大量外流，这次外流来势比1825年和1836年两次危机前的外流更猛，而且是在与上两次危机之前几年完全不同的经济状况下发生的，也就是说，在外流之前并没有发生过生铁提价和商品出口增加的情况。1838年，英国工业根本没有必然导致危机结局的那种普遍高涨的状况。恰恰相反，工业由于上次危机的后果还没有完全消除，正处于停滞状态。因此，银行的黄金外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猛烈得多。

这次黄金外流，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周期有规律的运动而引起来的，它与这个周期无关，完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1838年和1839年英国农业严重歉收，其结果粮食大量进口。这笔额外进口的货款必须用硬币支付，致使英格兰银行金库为之一空。

总之，1839年的黄金外流，与1825年和1836年的不同，完全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在这次外流之后也并没有出现上两次外流后出现过的危机和信用紧缩的现象。1839年没有出现任何类似工业危机的迹象，只不过发生了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实际上只能证明黄金外流是工业危机来临的征兆，但不是工业危机的原因。

1825年和1836年的危机之后，英格兰银行的金库很快就装满了现金；相反地，183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英格兰银行库存的金属储备仍有一年多的时间处于危机时的低水平。这是因为既然1839年没有发生工业危机，也就谈不上工商业活动在工业危机过后不可避免地要急剧缩小，从而使国内对银行金库这个预备蓄水池在这些场合积聚起来的硬币的需求减少。1840年，商业和工业都没有明显的缩减，所以，也没有理由使硬币流回银行钱柜。

下一个工业复苏的浪潮开始于1843—1844年，1847年达到最高峰。就在这一年突然爆发了周期性的普遍工业危机，而这次危机的爆发与前几个十年的几次危机情况不同，1825年和1836年的危机发生在生铁价格猛涨和无限扩大出口的年份；与此相反，1847年危机爆发前生铁价格虽连续几年保持高水平，但一直没有上涨。出口也是如此，在发生危机的那一年也没有发现有扩大的迹象。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作如下说明。1846—1847年，英国工业受两个作用方向相反的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当时正在加紧修建铁路——英国大部分铁路网建起来了。另一方面，在1845—1846年间英国和爱尔兰遭受了严重歉收，爱尔兰饥荒严重，亟需社会救济。第一个因素，即修建铁路，由于它需要耗费大量的生产资料，有利于扩大对商品的社会需求；相反，歉收和饥荒却缩减了居民的购买力和社会需求量。也恰恰由于这第二个因素的影响，1847年危机前工业高涨的速度并没有加快。不过，英国尽管歉收，但是修建铁路仍然使1846—1847年成为工业高涨的年份。

1847年英格兰银行黄金外流，主要是由于大量进口的粮食价格高昂造成的。这年秋天，粮食丰收，粮价又猛跌下来了。粮价猛跌是直接引起危机的推动力。

这就是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一些最典型的周期性危机的情况。其后，1857年和1866年也发生过危机。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英国就不再出现以往那样典型的危机，它已经为周期性的工业萧条所取代。每隔十年也出现一次生产扩大、贸易增加、商品（特别是生铁）涨价的工业高涨和随之而来的衰退。但是，从高涨转到衰退，中间就不再像以往那样出现危机了。

三、危机理论

资本主义周期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在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可以看到周期性的工业动荡。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同时或几乎同时地经历了工业的高涨阶段和萧条阶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初期，以及二十世纪初和1908年的工业萧条完全是世界性的。所不同的，仅仅是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工业萧条的程度不一而已。至于说工业高涨，情况也是如此，而且，某一国家的国民经济由高涨转入衰退时产生的震荡程度通常与高涨的激烈程度成正比。有些国家工业高涨并不十分明显，在转入萧条时，并没有出现剧烈的信用震荡。恰恰相反，有些国家工业蓬勃高涨，随着高潮的低落，就出现尖锐的危机和严重的恐慌。例如，英国在这一时期内没有经历一次典型的工业危机，而代之以既无恐慌又无严重信用混乱的工业萧条。相反，德国和美国在这一时期却经历了多次周期性工业危机，其激烈程度比英国以往发生的危机毫无逊色。

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神秘现象：它的周期性，高涨阶段和衰退阶段的周期性交替，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呢？对于这个难题，经济科学长期以来都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以往在科学上用于阐述危机问题的理论，可以分为三类。从社会生产领域寻找危机原因的理论属于第一类，从社会交换领域寻找危机原因的理论属于第二类，从社会分配领域寻找危机原因的理论则属于第三类。

现代工业危机的特点是它的周期性。如果危机的原因出自生产领域，那么，工业危机的周期性只能取决于某一社会生产领域内因受该生产领域所具有的特殊原因的影响而发生的周期性波动。究竟是什么生产领域容易受独自波动的影响呢？首先是农业这个与气候有关的经济劳动领域。农产品的产量特别不稳，农产品的价格也相应地波动，所以，农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就随之波动。那么，可不可以因此说周期性的工业危机是来自收成的周期性波动呢？

的确，许多经济学家试图找到这种联系，但是都完全失败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波动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运动的，与收成和粮食价格的变动无关。例如，英国二十年代的工业高涨恰恰出现在歉收的年份，而工业萧条却恰恰发生在丰收的年份。四十年代的工业高涨正赶上农业严重歉收，而1848年的工业萧条却碰上了一个丰收年。1857年的世界危机正好发生在大丰收的一年。由于歉收而引起的粮食涨价，阻挡不了七十年代初的工业高涨，而七十年代中期的丰收也恰恰不能防止接踵而来的工业萧条。八十年代中期的工业萧条也是在粮价很低的年份发生的。总之，只要把粮价逐年变化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周期阶段的变动情况加以对照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两者之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互相依存的因果关系。 [16]

但是，不能不提一下试图把周期性工业危机归因于农业生产条件不同的说法。试图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杰文斯。

杰文斯并不否认周期性工业危机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农业收获量波动无关，但是，英国产品赖以出口的那些非欧洲国家的周期性歉收能不能引起周期性工业危机呢？例如，印度每隔十年出现一次干旱，遭受一次周期性歉收之苦。一些研究家认为，印度之所以出现周期性干旱，是由于地球从太阳所得到的热量发生周期性波动所致。而热量之所以出现周期性波动也是由于太阳黑子数量发生周期性波动所致。因此，杰文斯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认为工业危机的周期性决定于太阳出现最多黑子的周期性。

杰文斯认为，太阳最多黑子数出现周期的长短与危机发生周期的长短几乎完全吻合，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杰文斯研究了二百年来英国工业波动的情况后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周期平均为10.446年，与太阳出现最多黑子的周期10.45年几乎是惊人的完全一致。杰文斯认为，这样近似的一致不可能偶然的，英国波动的周期性应该取决于太阳最多黑子数出现的周期性。

这就是杰文斯的理论。这个理论既巧妙又独出心裁，但完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首先，说资本主义周期有严格的一定年限，就完全是不对的。为了取得危机周期性的数据，杰文斯不能不进行许多牵强附会的计算。例如，他把几次他认为是非周期性的危机完全抛弃了，而在其他场合他又硬说在自己的理论所需要的年份里发生过危机，虽然事实上这些年份并没有发生什么危机。在十八世纪没有出现过任何类似工业危机周期性的迹象，因为那时一般地说还没有典型的工业危机。十九世纪头二十年，即1810年、1815年和1818年发生过三次工业危机，但都不是周期性的。危机的周期性，在这个时期还来不及形成。只是在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内，1825年、1836年和1847年英国才发生了三次真正周期性的危机，三次危机的间隔时间都一样长，为十一年。其后的两次危机，一次发生在1857年，与上次危机相隔十年，一次发生在1866年，相隔九年。以后英国就不再发生以往那种工业危机了，资本主义周期开始表现为工业的高涨阶段与萧条阶段的交替。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和1913年工业高涨达到了顶点。总之，资本主义周期不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学数字，它可以在6——11年的幅度内伸缩变化。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周期是不可能在任何严格按照数学周期运行的现象如天文现象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般地说，工业波动的周期性产生于现代经济制度的社会条件，所以基本上不能把它归之于任何外部的自然条件。至于说杰文斯的理论，它与某些危机的现实的具体条件完全不符。英国对印度的商品出口量，比英国对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出口量波动要小得多。往往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危机刚过之后的一般时期内，英国对印度的出口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长，例如，1826年、1838年和1867年情况就是如此。这是因为印度市场与在完全是另一种基础上产生的英国工业周期性波动关系不大，因此在危机时期，英国在其他国家的市场上找不到出路，就把出口转向印度。

这样一来，任何用外部自然经济条件的周期性波动来解释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尝试都完全失败了。于是另一类理论就想从交换条件、信用和货币流通的领域来寻找工业危机的原因，我们不妨着重谈谈其中的拉弗勒和朱格拉尔的理论。

拉弗勒注意到在危机爆发之前总要有黄金外流。不管其他情况多么千差万别，但先有黄金外流这一点，所有的危机都是相似的。所以，断定黄金外流是危机的真正原因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对此我们可以反驳说，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黄金储备减少几百万镑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因为它拥有巨额资本和规模庞大的国内外贸易。但是，不应该忘记，英国的全部贸易是建立在信用广泛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信用又是要以一定的硬币储备为基础的。一个国家信用组织越完善，对硬币的要求量越小，那么它拥有的现金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英国贸易和英国信用这个复杂的大厦，就是建筑在极不稳固的英格兰银行几千万以至几百万镑黄金的基础之上。这些为数不多的几百万镑黄金，对于英国几亿资本的正常周转来说是绝对必需的。正是因为人们都清楚地认识到英格兰银行拥有足够的硬币储备对于贸易和工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只要英格兰银行里的黄金储备一减少，恐慌就会蔓延全国，信用就会缩减，物价也会下跌。

一个国家拥有的金属储备越少，黄金外流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就越大，因此，英国遭受工业危机的危害比法国大得多。

危机通常发生在秋季，这一事实更清楚地证明了工业危机是与货币流通有联系的。正是在秋季，对现金的需求特别大，因为在这个季节有大量农产品要出售，租金要偿清，冬用物品要采购等等。这时，银行的金属储备急剧减少，因此，通常在秋季发生工业危机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以上就是拉弗勒对危机原因的解释。乍一看，这种解释好像是十分巧妙，实际上，它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黄金外流只是工业危机常见的征兆，但绝不是工业危机的最主要的原因。1839年英格兰银行金属储备比1836年或1847年减少得多得多，然而，1839年并没有发生工业危机。

其次，如果说英格兰银行的现金继续减少是工业危机的直接原因，那么就需要说明黄金的周期性外流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贸易差额的变化是它的派生现象，这也是需要解释的。在英国最近几次工业动荡发生之前都没有出现什么黄金外流。实际上，这种黄金外流通常发生在严重的危机之前，而不是发生在工业长期萧条之前，工业长期萧条是现代英国工业发展的特征。

朱格拉尔也同样没有说明引起资本主义周期的内幕。他的功绩是首次证实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业动荡的周期性。朱格拉尔研究了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和美国一些主要银行的决算后得出如下结论：“不用根据什么理论，也不用根据什么设想，只要根据对实际事实的观察，就能阐明危机周期性的规律。存在着复苏、繁荣和物价上涨的时期，而这些时期总是以危机而告终；接着而来的是贸易呆滞和物价下跌的年份，从而使工业陷入越来越困窘的境地。” [17]

战争、荒歉、滥用信用、滥发银行券，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可能引起工业危机，除非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有利于发生工业危机。这些因素就像杯满了再加进一滴水，只是在金融市场和商业市场使工业危机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候，能够加速工业危机的到来。工业危机任何时候都不会突然爆发；在工业危机之前，工商业总是特别繁荣，因此征兆异常突出，甚至可以预言工业危机的来临。

这种高涨时期和衰退时期的有规律的交替，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朱格拉尔说出了一个基本原因，这就是物价的周期性波动。危机发生前的繁荣时期，一般总是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在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是由储备金的增长引起的。这是市场的正常现象。“当物价上涨速度减慢时，危机就要来临；当物价停止上涨时，危机就爆发了。总之，不妨说，物价停止上涨是危机爆发的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原因。” [18]

朱格拉尔把危机发生的全部内幕说明如下。

物价上涨带有一种阻碍商品销售的自然趋势。因此，随着物价的上涨，国家贸易出现的逆差就越来越大。由于入超，需要支付进口货款，于是黄金开始外流。起初，黄金外流数量很小，也不引人注目。最后，物价涨得过高，甚至商品在国外也难以卖出去。于是，物价骤然暴跌，银行和商人纷纷破产，工业危机也就到来了。

的确，不能否认物价下跌是危机的直接原因。朱格拉尔也曾对直接发生在危机前的硬币外流的原因作过透彻的阐述：国内物价上涨既阻碍了本国商品出口，也鼓励了外国商品的进口。所以，显而易见，商品出口不足就得用黄金输出来抵补。

然而，朱格拉尔的理论并没有解决危机问题。朱格拉尔比拉夫勒只是前进了一步，他指出，那种标志危机即将或已经来临的金融流通领域中出现的破坏现象，是由国内外商品比价变动所引起的派生现象。然而，物价为什么会有引起工业危机的周期性上涨呢？这一点，朱格拉尔没有解释，甚至他提出的有关国家储备金的论据也是无济于事的。要知道，如果对商品的需求增加，商品的供给也就会增加。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需求不会超过供给，而供给总是超过需求。通常市场上总是有许多剩余资本投放不出去，有许多剩余商品找不到销路。因此，市场的正常情况，应该像朱格拉尔所说的那样，是物价下降而不是上涨的趋势。可见，朱格拉尔的理论对物价波动这个危机的中心问题并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最后一类危机理论，是从社会收入的分配领域来寻找危机的原因。西斯蒙第的市场理论同时也是危机理论。从这个理论的观点来看，危机产生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了由于人民大众的贫困而不能被社会消费掉的过剩产品。按照这个理论，资本主义工业产品市场，对资本主义所拥有的全部生产力来说过于狭小了。

对于这个理论，在前几章里已经从理论上作了反驳。西斯蒙第的理论同危机的过程也有明显的矛盾。这个理论认为，危机之后必然出现工业高涨是不可思议的。要知道，危机和工业萧条使人民大众不是更加富裕，而是更加贫困；怎么能在连续几年的工业萧条之后出现工业高涨，又怎么使市场能容纳下比危机前多得多的商品呢？如果说上述理论是正确的，那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工业完全停滞不前。要是扩大生产的尝试赶上国民的贫困化，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工业就会处于经常不断的停滞状态。然而，资本主义世界完全是另一幅情景——尽管在工业萧条时期生产增长有暂时的间断，生产仍在突飞猛进地增长。

这个简单的想法表明，那种认为国民消费不足是工业危机原因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危机周期性地重演完全与这个理论相抵触的，这是因为，要是根据这个理论就应该出现资本主义工业的经常萧条。

属于这一类危机理论的还有洛贝尔图斯的理论，该理论以所谓的“工资铁则”为基础的，而洛贝尔图斯则是“工资铁则”的忠实追随者。根据这个“铁则”，工资总只是生活资料的最小一部分，洛贝尔图斯说：其实，劳动生产率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增长的。新的技术革新增加了工人所生产的产品量，但工人从这个增加量中得到的仍然是以前的绝对量，因此，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人占有劳动产品的比重就要下降，换句话说，工人能够用来消费的社会产品的比重就要越来越小。由此可以得到结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用于生产工人阶级消费的一部分社会资本就会闲置起来，并转入其他生产部门。但是，这种资本转移不可能迅速而又毫无震荡地进行。当资本从制造工人阶级消费品的工业部门流出受阻时，这些工业部门无法售出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于是出现局部的商品生产过剩，而局部的生产过剩由于各个工业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而转变为普通的生产过剩，这就爆发了所谓的工业危机。

洛贝尔图斯创立的理论，在逻辑上是完全正确的。洛贝尔图斯并不赞成西斯蒙第的市场理论。他绝不认为是工人阶级的贫困使社会产品无法实现。在他看来，危机并不是由于工人阶级所得的比重绝对小，而是由于工人阶级所得的比重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下降造成的。总之，洛贝尔图斯的理论认为，危机的原因不是社会生产过剩，而是没有按比例分配社会生产。

这个理论的不足之处，就是它们基本前提与事实不一致。首先，洛贝尔图斯所依据的“工资铁则”是错误的。在工业高涨时期，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了，而不是像洛贝尔图斯所设想的那样工人工资不变。工业高涨时期，绝不是技术进步的时期；恰恰相反，只是在工业萧条时期，当利润下降，迫使企业主千方百计来降低生产费用的时候，通常才采用技术改进措施，因此，受危机危害最大的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而不是生产工人阶级消费品的工业部门。总之，洛贝尔图斯的理论，尽管逻辑结构严整，但都完全出于演绎的推论，而没有任何事实做根据。

归根到底，上面谈到的三类理论没有一类能够把神秘不解的资本主义周期的内幕解释清楚。

四、资本主义周期和危机周期性的解释

危机问题只有依据正确的市场理论才有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正因为现代的经济科学及其大批代表人物坚持错误的市场理论，所以，它无力解决危机问题是毫不奇怪的。

这个市场理论证明，那种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不可能消费掉全部生产产品而出现过剩的社会产品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工业萧条时期存在着普遍生产过剩却是无法否定的。从上述市场理论中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生产过剩只能是局部的，可是事实上，在危机时期，生产过剩总是带有普遍性，而这一点正是首先需要解释的。如果说对商品的需求就是由商品本身决定的，每种新商品的供给就是市场上出现的新的需求，那么，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呢？

为了弄清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的实质，需要把资本主义经济同比较原始的经济体制的条件作一比较。譬如说，我们假定进行的是实物交换，也就是不用货币作媒介的产品与产品的交换。那就拿呢绒与粮食直接交换来说吧。在这种场合，如果粮食比呢绒生产得多，那粮食的价格就要比呢绒低，而呢绒的价格就要比粮食高，所以说粮食生产过剩和呢绒生产不足，两者是一个意思，一种产品价格的下降可以用另一种产品价格的提高来抵补。很明显，两种产品都普遍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不可能都同时跌价：粮食价格比呢绒低，而呢绒价格又比粮食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过剩也和价格下跌一样，只能是局部性的。

现在我们再假定进行货币交换。粮食和呢绒的价格用第三种商品——货币表示。假设生产的粮食多于呢绒生产者的需求，粮食的货币价格就会下跌，而且下跌得很厉害，以致粮食生产者收回的货币总额减少。也就是说，粮食生产者要出售更多的粮食才能得到少得多的货币。这样，粮食生产者用来购买商品的钱就减少了。又因为粮食生产者只能用这些钱来购买呢绒，所以，对呢绒的货币需求也就减少了，从而使呢绒的价格也下跌了。可见，呢绒的货币价格随着粮食的货币价格的下跌也下跌了。

换言之，这就出现了商品的供给普遍超过对商品的货币需求，引起物价普遍下跌，而在市场上所看到的价格普遍下跌，则是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的表现。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只来自局部的生产过剩，即国民劳动分配的比例失调。一种商品的生产超过需求，就会引起该商品的货币价格下跌；又由于各种商品的货币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因而也会引起其他商品的价格下跌。可见，普遍的生产过剩在这里不外是在货币交换的条件下局部生产过剩即社会劳动分配比例失调的特殊表现。

总之，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普遍生产过剩是可能的，但绝不是必然的。相反地，正因为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是居民的消费需求调节着社会生产（资本积累不是目的本身），因而，在简单商品经济制度下，社会生产也和社会消费一样保守，很少发生变化。当需求稳定时，社会生产很容易做到按比例分配，与需求协调一致。而引起这个比例失调的，与其说是社会原因，不如说是外部的、物质的原因，如因受气候影响而造成的歉收等等。总之，在属于协调经济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的简单商品经济中，商品普遍生产过剩不过是对经济生活正常进程的偶然破坏而已。

在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情况则不同。不是居民的需要，而是资本积累决定社会生产的规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积累造成经常不断的扩大生产的趋势。资本，可以说总是威逼生产，竭力推动生产前进。但是，为了能把商品销售出去，就需要按比例地分配社会生产。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是处于混乱的，也是无组织的状态。在社会生产处于这种无组织状态的条件下，社会生产由于资本的积累而不断扩大，从而造成长期生产过剩的趋势：商品经常难以找到市场；资本主义生产力甚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时期也经常超过其可能利用的限度。然而，这种销售困难，无非是社会生产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难以做到按比例分配的表现而已。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这种困难在正常时期并不阻碍扩大生产。但是，当商品销售困难变本加厉时，资本主义生产就会一时陷入似乎是普遍瘫痪的状态，从而爆发所谓的工业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流通工具——信用，是加剧这些工业危机的一种因素。如果说是货币确立了商品价格之间的联系，那么，信用则更加密切了这种联系。信用容易膨胀，也容易收缩；在顺利时期它能使社会购买力增长好多倍，而在困难时期它会在一瞬之间垮台。信用使一切经济动荡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因此，社会经济上升得越高，下跌得也越猛。

但是，信用只不过是加剧危机的一个条件，而绝不是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扎得要更深些，它寓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中。危机的必然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三个特征，即：1.资本主义经济是对抗性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工人是资本主义企业领导者的简单生产手段；2.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对抗性经济不同，生产有无限扩大（作为资本积累的手段）的趋势；3.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是无组织的经济，各个不同劳动部门之间缺乏有计划地分配社会生产。正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这三个特征，所以经济危机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这还不能解释工业危机的周期性，不能解释资本主义周期。为什么工业的高涨阶段和衰退阶段会这样异常准确地相互交替呢？这个问题只能在危机的历史实践中找到它的答案。

工业动荡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生铁价格非常有规律的波动并与资本主义周期的阶段相一致：在工业高涨阶段，生铁价格必然高，在工业萧条阶段，它必然低。而其他商品的价格波动则远不是这样有规律。这说明对生铁的需求情况与资本主义周期的阶段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工业高涨阶段同时也是对生铁的需求激增的时期，工业萧条阶段同时也是对生铁的需求锐减的时期。但是，生铁是制造劳动工具的材料。一般说来，根据对生铁的需求动态，可以判断出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情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周期上升阶段的特征是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而低落阶段的特征则是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减少。

但是，当一个国家在创造新的固定资本即建筑新铁路，开办工厂和建造住房等等的时候，对生产资料（铁、煤、木材等）的需求就会增长。高涨阶段是大力建设和兴办新工业企业的时期。在现代，高涨阶段通常是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全世界铁路网的扩大是时断时续的，而且，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铁路网的大规模建设时期都恰恰与工业高涨阶段相吻合，而在工业萧条阶段铁路建设都几乎停止了。

创造一国新的固定资本，即各种类型的建筑和创业热潮，不能不伴随着工业普遍繁荣。因为每一项资本的大量消耗（如建筑铁路）不仅创造了对固定资本诸要素（铁、机器和木材等）的大量需求，而且也创造了对社会消费品的大量需求，因为从事建筑的工人对消费品的需求增加；资本家也一样，他在工业高涨时获得的利润特别大。所以，建设会引起对社会所生产的商品总量的需求急剧增加。

从另一方面说，建设停止，首先会减少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其次会减少工人阶级对消费品的需求（由于工人人数和他们的工资减少），和资本家对消费品的需求（由于利润下降）。因此，一个国家断续地扩大固定资本不能不引起该国整个工业的高涨和衰退的更替，不能不引起资本主义周期的阶段更替。

但是，创造社会固定资本为什么不是连续不断，而是时断时续的呢？这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条件决定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是处于无政府和无组织状态的。各个不同的劳动部门只有在生产按比例扩大的情况下，才能做到扩大生产而不破坏社会供求关系的平衡。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下，扩大社会生产会遇到很大的障碍。特别是工业的资本来自外部——资本在产生它的工业部门容纳不下，首先以闲置资本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然后再投入某一个工业部门——的情况下，要按比例地扩大生产是很困难的。

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产生这样一些闲置资本。无论在工业高涨的年份，还是在工业衰退的年份，资本总是经常不断地在成千上万个地方积累起来。在工业萧条阶段，资本的积累也不会停止，因为许多社会阶级的收入都几乎或者全部与资本主义周期的阶段无关。例如，土地占有者的租金，国库券占有者、官吏、领退休金者的收入，等等，等等，无论是在工业萧条还是工业高涨的年份，通常都能完整地拿到手。在英国，这样一些固定的收入约占所得税收入总额的一半。所有有固定收入的阶级的储备金在工业萧条的年份仍按正常速度继续积累。但是，这笔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在工业萧条阶段可以说是由于工业不吸收资本而找不到出路，而为了把资本投放于工业，就需要在各个劳动部门之间按比例地分配资本，然而，这在社会生产无组织的情况下是很难办到的。

这样一来，市场上就积聚了一批闲置不用的资本，只好暂时存放在银行。正因为如此，工业萧条阶段的特点是闲置资本大量流入银行，贴现率很低。这一特点表明，资本正在寻找而又找不到出路。

但是，银行里闲置资本积聚得越多，急于从工业中寻找出路的愿望就越强烈。贴现率低，能刺激投机，很容易借到资本，能刺激兴办新的企业。于是资本就慢慢地开始流入工业。工业萧条阶段一过，工业高涨阶段就开始了。

工业一旦繁荣起来，就迅速蔓延到各个劳动部门。流入工业的资本引起创建新企业，于是开始出现一股创业和建设的狂热。工业高涨一直持续到全国闲置不用的大量资本耗尽为止。

这样，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工业高涨呢？原因就是：必须为工业开辟新的市场来消耗萧条期间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

资本主义世界各国资本积累的规模，可以根据每年投入交易所各种有价证券（股票、证券、政府和公共机关的借款等等）的资本确定。1902-1912年的十年间，据估计，全世界发行的各种有价证券的总值为1750亿镑，其中仅后五年发行的就达1040亿镑之多。

然而，为什么工业高涨总是以新的衰落来结束呢？这是因为闲置资本在高涨阶段逐步消耗净尽。通常在工业高涨的后期出现贴现率上升的现象，就是闲置的借贷资本减少的证据。在市场上，首先是从交易所开始，越来越感到闲置资本不足。这种情况使交易所的行情不再上涨，并开始下跌。这时往往爆发交易所危机，有时还在真正的工业危机到来之前很久它就爆发了。

如果缺少闲置资本，新企业就不可能产生，老企业也不可能得到新资本，而且越来越难以维持极度吃紧的信用，信用开始初次出现裂缝，有时候紧接着就发生恐慌以至总崩溃。有时虽然没有达到普遍恐慌的地步，但是，不管怎么说，工业高涨的浪潮走向低落，工业萧条阶段开始到来。这种萧条是由于新资本不再投入工业而引起的。于是，分配社会生产的比例越来越失调：在工业高涨年代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很快，但是在这时由于兴办企业的规模缩小，对生产资料首先是生铁的需求不断下降了。生产资料的生产一过剩，势必引起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因此，蒙受生产过剩之害最大和最直接的部门，是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但是危机也同样波及到制造消费品的工业部门。

不妨把这整个过程同蒸汽机的工作过程作一比较。资本像是蒸汽。在资本主义经济无组织的状态下社会生产按比例分配的困难像是活塞的阻力。资本积累得越多，对工业的压力就越大，就像汽缸里的水蒸气越多，对活塞的压力越大是一样的。最后，聚集起来的蒸汽就会冲破活塞的阻力。与此完全相似，资本的压力也会冲破工业无组织状态的阻力，于是，资本推动工业运转起来，引起工业高涨，直到资本耗尽——工业又进入萧条状态。与此相似，当汽缸里蒸汽的压力达到一定限度时，活塞开始运动，蒸汽进行工作，并逐渐失去其功能，于是活塞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十分清楚，只要资本在积累，这整个过程就要周期地发生。

英国工业动荡性质的变化，其原因主要是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已失去了先前的工业霸权；英国工业高涨的阶段现在表现得不像以前那样迅猛，随之而来的衰退也有所减慢。那些工业迅速发展的国家，如美国和德国，现在也经历着英国以前所经历过的那样严重的工业危机。例如，德国在1900年，美国在1907年也都经历了十分严重的危机。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之所以不能解决危机问题，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只是从社会经济的某一个别领域——生产、交换或分配领域中去寻找危机的原因。实际上，危机是在社会经济各现象总体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不能把危机只局限于社会经济的某一个别的领域。必然引起资本主义周期和危机的社会资本循环，它既包含生产，也包含交换和分配。资本得同时克服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制度所固有的特殊困难，才能连续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由于有上面刚刚阐明其性质的那些变化的过程，危机和资本主义周期就会在克服这些特有困难的基础上产生。

但是，不可否认，那种广为流传的认为危机的基本原因寓于人民大众的贫困的看法里面含有几分真理。如上所述，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本积累的必然的伴随现象。但是，在英国这个时期所具有的这样快地积累资本，是由于资本家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社会产品，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只得到极小一部分自己的劳动产品而造成的。可是，劳动报酬不足，工人群众的贫困，是造成社会资本急剧积累的根本原因，而社会资本的急剧积累势必导致危机。

五、 1907年的美国危机

美国新爆发的1907年工业危机标志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波动的转折，它同样可以用本文所阐述的危机理论的观点来加以充分说明。还在1906年底，美国闲置资本的储备就大大减少了，致使一些大的铁路线完全无力把自己的借款投入交易所。由于闲置资本不足，交易所证券的行市从1907年3月起开始下跌。交易所以往那种行情上涨的趋势不见了，而代之以下跌的趋势。资本不足的情况越来越紧张，同年8月，波士顿和纽约两市已经不可能把自己新的四厘借款再投入交易所，尽管对这些借款在财政上的可靠性是不容置疑的。

从夏季起，商品价格，特别是金属价格开始下跌，到9月铁价已下跌20％以上。由于铜的大规模投机生意遭到失败，铜价跌得尤为厉害。这种投机带有国际性，目的在于垄断全世界铜的生产。10月完全出乎绝大多数工商界人士的意料之外（虽然1907年初美国市场状况已证明不可避免要发生危机） [19] ，在纽约首先由于一家最积极参与铜的投机生意的大商行破产而爆发了恐慌。随后纽约以及其他城市的许多银行都停止了支付业务。纽约10月底现金的利率达到125%以上，即使在这种骇人听闻的高利率的情况下仍没有人愿意开办信贷业务，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恐慌已达到何种程度。这种对现金需求不寻常的激增，是由于信用几乎完全丧失而引起的。政府立即采取非常措施，为国内信用机关提供资金来满足对信用的需要。一个月过后，信用开始恢复，在恐慌时期停止业务的许多银行又开始恢复支付。但是，美国工业由于这次危机而蒙受了惨重的损失，以致危机过后的第二年全年工业都呈现极度萧条，工人大批失业。

这次美国危机的内在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分歧意见。例如，德国的一家指导性经济杂志《国民经济年鉴》写道：“美国的工业高涨太快了，以致资本不能以这样快的速度形成。除了资本的形成与需求之间的脱节而外，其他因素都不能使北美的经济机体造成像1907年秋发生的那样剧烈的震荡。” [20] 论述美国危机一书的作者哈森坎普夫说：“在恐慌前业已开始的变动，是由于近十年来经济的发展超过了资本的形成而引起的。流动资本过多地转化为固定资本。……其次，有极其大量的资本实际上被吞噬了。” [21] 总而言之，在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的一些定期的专刊上，论述美国危机的大量文章几乎令人惊异地一致指出，这次危机的最深刻的原因是闲置资本不足。

因此，不是找不到出路的资本过多，而是资本不足，这才是引起最近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和以往的危机一样）爆发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过剩产品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甚至连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吸收资本的美国，其资本也不是过多，而是太少，以致在资本主义周期的上升阶段都不能使工业吃饱。

本文所叙述的危机理论与前一章阐述的市场理论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这两种理论是存亡与共的。可是，它们在科学界的声誉是很不相同的。市场理论没有得到赞同，接受它的人寥寥无几。 [22] 与此相反，危机理论很快有了追随者，并且成为施皮特霍夫、波勒、爱伦堡等人学术著作的基础，这些著作全部或者部分地接受了这个理论。勒斯居尔在一部内容丰富的危机历史的研究著作中，企图根据这个理论来解释英国除外的其他国家的工业危机。甚至连不赞成这个理论的桑巴特在1903年举行的“社会政治协会”的会议上宣读了一篇有关1900年德国危机的学术报告，承认这个理论“前进了一大步，毫无疑问是危机理论的最高形态” [23] 。但是，如上所述，一种理论是以另一种理论为前提的：如果接受上述的危机理论，那就应该也接受该理论的逻辑基础即市场理论，而不管这后一个理论由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缺乏透彻研究而看来是多么不尽情理。

参考书目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政治经济学论丛》。

马克思：《资本论》，第2、3卷。

洛贝尔图斯：《社会书简》。

杰文斯：《货币和财政调查》,1844年。

拉弗勒：《五十年来金融市场及其危机》,1865年。

朱格拉尔：《贸易危机及其周期性复苏》,1887年。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现代英国工业危机》，1894年；《周期性工业危机》,1913年第3版；《英国贸易危机理论和历史的研究》,1901年。

贝尔格曼：《国民经济危机理论史》,1895年。

琼斯：《经济危机》，1900年。

爱伦堡：《当代经济危机》，载《国民经济年鉴》,1902年。

马伊：《经济危机基本规律》，19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