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是研究蒙古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他的三卷波斯文本，由米尔咱·穆罕默德·可疾维尼校勘，分别刊行于1912年、1916年和1937年，收在吉伯丛书中。波伊勒的英译本就是根据这个权威的波斯文本翻译的。
尽管《世界征服者史》早已为学术界公认为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而且为多桑和巴尔托德这样的著名学者所引用，它长期来没有一个欧洲文字的译本，因此波伊勒是第一个把全书用一种欧洲语言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人。据波伊勒自己的叙述，他最早接触到志费尼书是在1938年秋，而到1958年英译本问世，其间足足有20年。从译文本身看，也从译者所加的注释看，英译者在这部著作上确实花费了巨大的劳动，致使这部因辞藻过于华丽而难以卒读的史书能够为欧洲读者所接受，同时给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看到英译本问世后，立即受到重视，有人甚至评论它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一部译著。
波伊勒是波斯语专家，而他在史学范围内的专长是13世纪的波斯史和蒙古史。他的翻译，没有满足于依样画葫芦，也就是说，没有满足于机械地把可疾维尼校勘的波斯文本译为英文。在翻译过程中，波伊勒对志费尼书及有关的史实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订正了可疾维尼编本中的一些错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点。
志费尼最早记录了成吉思汗西征后分封他的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第三子和他的继承人窝阔台的封地，据原波斯文的记载（第1卷第31页）是在aymyl和qwnaq地区。前一地名无疑地就是《元史》中叶密立（emil）的对音，今新疆的额敏河流域，在元代也是一城名。后一地名qwnaq，波伊勒据伯希和的意见把它订正为qwbaq，即qobaq，额敏河以东一条河名，清代文献中的霍博克河或和博克河，发源于和博克赛里山。据《元史》《太宗本纪》，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自霍博之地来会丧”，可以证实志费尼的qonaq为qobaq之误，而窝阔台系从他的分地去赴丧。
这类订正还可举出若干。察合台的一个孙子yesün-toqa，在原书（第1卷。第205页）中讹为ysnbwqh，即yesün-buqa，其残名保存在《元史》卷三《宪宗本纪》的〔也〕孙脱〔花〕中。他因反对蒙哥登基，据志费尼说先跟脑忽和失烈门囚在一起，后来又给充军。又如西辽在八剌撒浑兴建的城市quz-baligh、ghuz-baligh，即虎司八里（虎司斡耳朵），在原书中均误为qur-baligh（第1卷，第43页），ghur-baligh（第2卷，第87页）。显然，这些订正对阅读原著是有帮助的。
波伊勒指出如下一个事实：为避免提到一些蒙古宗王的真名，志费尼常使用他们死后的称号。最显明的是窝阔台，他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又叫做qa'an。qa'an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称号，突厥人的可汗。《元朝秘史》中汉译为合罕，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均有此尊称。但当志费尼单独使用它时，那就是特指窝阔台了。这必定是窝阔台死后在社会上流行的称呼，因为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例证。1276年龙门神禹庙蒙汉文令旨碑中曾提到“成吉思皇帝匣罕皇帝圣旨里”，这里的匣罕，正如冯承钧的注释说，即太宗窝阔台。另两块碑，即1296年和1297年河南安阳白龙王庙圣旨碑，又写作哈罕皇帝。此外，刘秉忠在和林的上书中两次出现合罕皇帝之名，也指的是窝阔台（《元史》卷157《刘秉忠》）。王恽的《秋涧大全集》卷87，更明确地把窝阔台称为“太宗合罕皇帝”。
拖雷在志费尼书中有时被称作ulugh-noyan。波伊勒指出，突厥语的ulugh训为大，ulugh-noyan义为大那颜，它的蒙语同义词是yeke-noyan，这是拖雷死后的称呼。据《元史》《祭祀志》，睿宗（拖雷）题曰“太上皇也可那颜”，也可那颜当即yeke-noyan的音译。王国维据此证实《圣武亲征录》中的“四太子也可那颜”七字连读，指拖雷而言，非为两人。可见拖雷死后常被称为大那颜。他的寡妻，唆鲁禾帖尼，在志费尼书中写作sorqotani beki，省称beki，义为后妃。查《元史》《顺帝本纪》，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至元元年（1335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祀，从之。”别吉显然就是beki的对音，唆鲁禾帖尼死后的称号。
但是，波伊勒的考订并不都是正确的，值得商榷的地方也不少。在这方面我们仅举一两个例子。
在《合罕言行录》一章中，志费尼极力颂扬窝阔台的乐施好善。除去那些浮夸之辞和不实之处外，这章内包含了窝阔台统治时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其中有如下一个有趣的事件。志费尼说，在契丹国有个叫做taymw的城市，该城的居民上书称，他们欠了八百巴里失的债，请求下诏给债主，缓期归还。窝阔台说，如果叫债主缓期，那债主要受到损失，如果置之不理，那人民又要倾家荡产，因此，好心的窝阔台吩咐从国库中偿付。诏令一下，欠债的和收债的都前去国库领取现金。这个故事，我们从《元史》中找得到若干条类似的例证，例如，《太宗本纪》曾载录公元1240年窝阔台“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千锭。”
志费尼提到的城名taymw，波伊勒把它订正为taynfw，即tayanfu，山西的太原府。这个订正是缺乏根据的。志费尼书的各个抄本在著录这个地名时均保留了鼻音m，拉施特的《史集》同。维尔荷夫斯基俄译拉施特书把这个地名转写为tai-min-fu，至少拉施特书的一个抄本实作此形（维尔荷夫斯基译拉施特书，第52页注 ）。志费尼书的一个抄本（d本）作tanmγw，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taminfu的讹误。从这些线索看，志费尼所说的这个城市，不是山西的太原府，而应为河北的大名府，志费尼和拉施特均无错误。按《元史》卷152《王珍传》载：“岁庚子（1240年），入见太宗，……珍言于帝曰：‘大名困赋调，贷借西域贾人银80铤，及逋粮5万斛，若复徵之，民无生者矣。’诏官偿所借银，复尽蠲其逋粮。”这里说的官偿所借银，和志费尼的记述颇有相同之处，但志费尼的记述更为生动和详细。大概在窝阔台统治时期，确实有过由政府偿还大名府百姓欠债的事。
贵由登上宝座后，派遣两名将官去攻打契丹蛮子国，其一是速不台，另一名，原波斯文作 γan（第1卷，第211页），波伊勒把它读作jahan，蒙语的“象”。此人当即蒙古初期著名的大将，《元史》中的察罕。据《元史》《察罕传》，定宗（贵由）即位，“命（察罕）拓江淮地”，与志费尼的记载吻合。考虑到汉语对这个人名的转写，伯劳舍把它读作Čγan即chaghan“白”，是更为正确的。拉施特和《元史》对察罕的生平，所述极为近似，二者所依据的应为同一史源。
上述例子说明，波伊勒未能广泛地参考和利用《元史》之类的汉文史料。尽管他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并曾就教于一些学者。对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波斯史书的考订和研究，汉文史料始终具有头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蒙哥的异母兄弟拨绰，他母亲名字在拉施特书中为一空白，但据《元史·牙忽都传》、“拨绰之母曰马一实，乃马真氏”，可以知道他的母亲是个乃蛮人，足以补拉施特书之缺。不仅在史实的订正方面，就连志费尼和拉施特所述的蒙古风俗习惯等，都能用《黑鞑事略》、《蒙达备录》等书来作对比研究。在这个领域内，前人虽已作了不少工作，总的说来还大有探索的余地。从这个角度说，波伊勒的翻译和考释显得不足和逊色。
中国学者是经过洪钧的介绍才知道志费尼的。洪钧给志费尼作的简短介绍，现在已无多大的意义，而且包含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为后人盲目地承袭下来。志费尼的父亲，名叫baha-ad-d n，按《元史》的译音是宝合丁，但洪钧把他考证为《元史》《宪宗本纪》中辅佐阿儿浑管治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的法合鲁丁。法合鲁丁也是个常见的回教人名，其对音为fakhr-ad-din，在志费尼书中另有其人，不是志费尼之父。尽管这样，读者仍能从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中间接地得知志费尼书的一些内容，作为开拓者，他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继洪钧之后，冯承钧翻译出版了多桑的《蒙古史》。多桑书中大量引用志费尼的话，使读者能够更多地接触到他的著作。但是，多桑只能根据巴黎图书馆当时保存的一个无足道的抄本，进行工作，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些重要的内容仍不能为中国读者所知。60年代初，翁独健先生提出翻译志费尼书的计划，由我来具体作这项工作，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工作时断时续，任务一直未能完成。近年来，在翁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这项工作终于得以继续进行。现在，我们根据波伊勒的英译本，把《世界征服者史》译为中文，使我国读者得窥这部波斯文史书的全貌。至于根据原波斯文本作进一步的考订和研究，则有待今后努力。
在译名方面，我们主要采用《元史》的译音，兼采《元朝秘史》。原则是尽量做到名从主人。如一些人名、地名，等等，在《元史》、《元朝秘史》及其他史料中没有著录，或者没有考证出来，那就采用洪钧、冯承钧等的译法，或自行翻译。为便于查阅英译本，我们在这个中译本的页边上，标出英译本的原页数。在注释中及索引中提到的“见……页”，指的是英译本的原页数，并非指中译本的页数，这点是需要说明的。
中译者
1980.2.1.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