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议会通过教会立法的直接后果是国王出逃。从1789年10月国王搬到巴黎起，有人就开始研究用什么办法来救他，他手下的大臣们已经准备好了必要的通行证。1790年整个夏天，他都呆在圣克卢德，大臣们提出了好几种方案，但都被否决了。这些方案是被王后否定的，因为她说：“离开巴黎，国王没有了深入的了解、没有了那种气氛，没有了支配地位，还能干什么？不要再谈这些东西了！”然而，8月24日，突然发生了一项变故：国王正式批准了那份《民事宪章》。7月份它获得投票通过，米拉波就告知路易十六，他将公开地带他到鲁昂（rouen）、博韦斯（beauvais）、科姆皮埃纳（compiègne），在那里，路易十六就可以摆脱控制，可以宣布解散议会，并公布一份更好的宪法制度。当然，随之肯定会爆发内战，但米拉波相信，只要国王能够让自己掌握驻扎在梅斯的布伊莱（bouillé）侯爵的部队，内战就将使国王的权力得以恢复。布伊莱在西印度成功地抗击了英国人，从而获得很高声誉，他又有力地镇压了南锡卫戍部队的哗变，从而获得更高声誉。由于他的功劳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维持秩序，因此，在米拉波的敦促下，国民议会对他进行了表彰。国王请求米拉波继续维护自己的声誉，以备将来进行更伟大的事情。这是他第一次暗示自己的秘密计划。就在国王正式批准《民事宪章》那一周，伊丽莎白公主又确认了这一点。不过，尽管在9月份，路易十六已经准备逃离巴黎，接受大家一致向他提出的建议，却没有采纳这个方案的其他部分；因为他觉得，这些内容将使他依赖米拉波。在这个时刻，他最大的动机就是希望从宗教的纠缠中摆脱出来；他希望让教会恢复其已丧失的地位，条件是，这个被压迫的等级用其财产买下全部指券。有人曾经计算，教会既可以花上四千万法郎挽救政府的财政，也会因为拒绝这样做而令那些倾向于革命的投资者倾家荡产。因此，国王不愿意接受米拉波的建议，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会执行有利于教士阶层恢复其影响力的政策的国王。这个任务应该交给另一位政治家。
内克尔的政敌布勒特伊尔是个比米拉波更合适的人选。他住在索勒勒（soleure），被公认为支持国王的保王党人的领袖，他曾拒绝追随王公们和流亡者及他们中最大的阴谋家卡隆。现在，国王征询他的意见；他建议，国王秘密出走巴黎，躲到边界线的城堡中，那里有忠诚的部队，奥地利人也能够提供支持。如果按照这个计划，成为主宰者的将是布勒特伊尔，而不是米拉波；而以后恢复的政体将倾向于旧政体，而不是立宪君主制。这两位顾问只在一个问题上看法相同：布勒特伊尔跟米拉波一样向国王推荐，布伊莱是能够采取行动的人。布伊莱的答复是由帕米埃主教带来的，这位主教是18世纪那种善于处世的高级教士，后来，不伦斯瑞克取胜之后，他被委任为财政大臣。10月23日，这位主教被派往梅斯去鼓动布伊莱。
不管是就才能还是名声而言，布伊莱都是很多将领逃亡之后残留下来的法国军队中的第一干才。在新秩序中，他勉强应付，他觉得，新政权可能会让他到俄罗斯去建立新功勋。不过，他雄心勃勃，因为他一向都是胜者，国王和布勒特伊尔派来的密使让他看到了一个很诱人的前景。他提出了三个方案供国王选择：国王可以选择逃往北部的瓦朗西安（valenciennes），这是一条最安全、也最快捷的路线；也可以选择贝桑松（besanécon），到那儿就在友好的瑞士人可救援的范围之内，而瑞士人已经同意，只要国王提出要求，就会派出一支强大的军队；也可以逃往蒙特梅迪（montmédy），一个接近边界线、筑有防御工事的小镇，离卢森堡不远，而卢森堡则是帝国最坚固的堡垒。经过比较，所有人都倾向于蒙特梅迪。贝桑松太遥远，敌人有充足的时间，能够追上；瓦朗西安则不在布伊莱的防区范围内。但在春天之前，什么也干不了，因为皇帝还不是他那些反叛的省份的统治者。梅斯的将军与巴黎的费桑（fersen）伯爵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书信来往。费桑伯爵代表路易十六，全权负责一切事务。圣诞节期间，布伊莱派出他的大哥到巴黎与费桑伯爵商讨事宜。
1791年头几个月，也正是米拉波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的地位也迅速上升，以至于国王在他与布伊莱之间犹豫不决。2月份，拉马克来到梅斯，向布伊莱和盘托出了米拉波的大胆计划，而实施这个计划，全需仰仗布伊莱的剑。布伊莱立刻喜欢上了米拉波的计划，而放弃了布勒特伊尔的计划，并准备实施米拉波的计划。费桑却坚持按照国王最初要求他策划的方案，即晚上秘密离开巴黎；他态度坚决，也非常冷静，他消除了大家的一切疑问。3月下旬他宣布，国王已经决定逃往蒙特梅迪。国王已经不再犹豫了，他拒绝了米拉波的援助之手。路易十六如果接受米拉波的建议，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要目标：恢复法国的天主教会。而米拉波政策的实质就在于要牺牲教会。2月23日，即去世前5周，米拉波向国王提出了最后的建议。他建议说，如果国王要出走，也应当是因为被人民所迫无法回家。更好的借口是，暴民们聚集在杜伊勒里宫前，阻止他外出。米拉波希望，这样一种暴行将促使国民议会出台措施，更为有力地保障迁徙自由，而这种原则在适当的时候可以为他所用。
4月8日，出现了这样的机会，当时，整个巴黎都知道，王室要去圣克卢德。复活节就快到了，在复活节，法国国王要公开领受圣餐。但路易十六却无法领受圣餐了。这是他本人正式批准的《民事宪章》规定的，而教会已经开始分裂了。因此，即使从自己的良心上说，他也必须回避，否则的话，人民就会认为，不管是他本人还是那些赦免他的罪的教士，面对这场正在兴起的风暴，都没有一丝悔改之意。因此，为了避免尴尬，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个时间外出。果然像米拉波所设想的那样，国王一家刚到门口就被群众拦住了，有一个多小时，他们坐在马车中，遭到暴民的阻拦和侮辱，拉法耶特想驱散人群，开辟一条道路，根本就不管用。国王一家回到宫中，王后脱口对那些围在他们周围的人说：“你们现在必须承认了，先生们，我们已非自由身。”这天的事件更强化了逃亡的决心。除了知道米拉波建议的人之外，在别人眼里，这一天的事简直就是一场滑稽剧。他们纳闷，国王吃了多大的亏啊，那些狂呼乱喊的暴民竟然当着他的面称他是肥猪。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如果不诉诸残酷手段，就不可能解救他的妹妹。现在，他接到了法王的请求，请他将军队集结在接近边境线的地区，以使布伊莱能够从容地在蒙特梅迪的防线上修建营垒。法王也请求他筹措一笔钱供应最基本的花销。利奥波德对他的这位妹妹实在没有多少了解，因而极力地推拖磨蹭。他也从东方腾不出手来。他对大革命的很多东西表示同情，对于法国的衰落，他可一点都不难过，即使他不会同意革命采取的一些措施。路易十六夫妇的话也自始至终让人丧气。在他们没有成功地逃出之前，他不作出任何保证，而他相信，他们不大可能逃出来。但王后则决心要看看，她已经遭受的这么多的极端侮辱，能不能打动她的兄弟。于是，她派迪尔福（durfort）伯爵到皇帝在意大利的领地上去找他。不过，王后挑选这个人当代表可实在不够明智。他在曼图亚 (1) 找到了皇帝，皇帝正在跟达尔托瓦进行商谈，而他则落入到流亡的保王党领袖卡隆的控制之中。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一份有21段的报告，实际上是由卡隆起草的，里面捏造了皇帝的答复，说皇帝将在夏天统帅10万大军入侵法国，就让国王一家等着他的到来，等等。实际上，国王接到的不过是流亡者们的计划而已。
王后现在已经被人说动，她相信，在她兄弟的军队攻入法国的时候，如果她呆在巴黎，她可能会被谋杀。她也相信，流亡者们憎恨她，他们将会为了他们的事业而牺牲她和她的丈夫；因而，如果他们的做法取得成功，这些新主人将比现在的主人更为恶劣。她写信给梅西说，她有可能成为一个不被饶恕的奴隶。她决心承担那遥远的危险，而不愿意让自己落入达尔托瓦及其追随者之手。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流亡者们的想法估计得很正确，古斯塔夫三世 (2) 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就是很好的证明：“国王和王后本人确实可能身处险境，但这种危险却并没有危及所有国王的头。”
国王和王后在瓦朗纳斯被追上之后，费桑非常吃惊地看到，流亡布鲁塞尔的法国人欣喜若狂，对于国王和王后被抓住，很多人公然表示心满意足：因为与布伊莱商定的那个计划是要拯救君主政体，而不要挽救贵族制度。王后极为反感达尔托瓦、孔代（condé）、卡隆那一伙人，她甚至都觉得自己已然成了人民君主制（popular royalism）的信奉者了。用当时的话说，她不过是反对宪法而已，而他们则是反对革命。还有人事上的纠葛。王后指望布勒特伊尔将她从卡隆那儿救出来，她怀疑，卡隆曾想收买国王的告解神父（confessor），以打探宫廷的秘密。她一看到曼图亚的回复，就立刻看出卡隆插过手。如果这真是她兄弟的政策，那么，现在到了该奔向自由的时候了。雅各宾党人的枷锁是可以忍受的，流亡者的枷锁却不可忍受。布勒特伊尔警告国王和王后，如果他们真心想逃往他们的朋友那里，他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玛丽·安托瓦内特认定，在逃跑中被抓住，也好过让这些家伙救出来，此时，她只了解事实真相的一半。迪尔福从曼图亚带回来的文件其实是伪造的，它一直流传了100多年，直到1894年，真本才被发现。我们现在知道，背后有达尔托瓦伯爵撑腰的卡隆编造了这个答复，引诱国王和王后走向其覆灭的命运。6月9日，梅西写信说，国王和王后已经上当了。面对恐惧和不确定，他们逃跑了。促使路易十六出逃的最主要的动机是，对自己伤害自己信奉的宗教的震骇。当他签署那份强制教士宣誓、因而引发宗教迫害的政令之时，他曾经说过，“恐怕它不会存活多长时间。”
下届国民议会的选举已经定在7月5日。如果允许第一届国民议会实施它自己通过的法令，那么，曾经得罪一派而获得另一派支持所得到的一切，米拉波费尽心机玩的计谋，都将毁于一旦。让他们踏上逃亡之路的最后的决定性事件是在曼图亚策划出来的那个叛君阴谋。国王为的是“曲线救国”，建立有限君主政体，避免在革命与反动中作出选择，但这种设想却受到方方面面的攻击；也正是为了这一事业，米拉波才强烈要求国王出逃；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布伊莱才决定伸出援手；也正是这种想法，让王后招来那些流亡者的强烈反感。但这并不是布勒特伊尔的想法。除了恢复那不可分割的王权之外，他拒绝任何设想。局势变得复杂起来。几股相反的力量在这个时刻交织到一起。在反动的政治家与支持宪政的将军之间，国王的性命没有任何保障。
逃往蒙特梅迪的算计本身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在国民议会中，存在着一个可以与之协商的力量强大的派别。在罗纳（rhone）河流域、在卢瓦尔河流域，在法国的西部和南部，有很多勇敢无畏的民众愿意为他们的圣坛和他们的君主政体献出生命。但他们可不愿意为这样一位君王献身，因为，在他的手里，最美好的事业已经归于失败，而他作为国王最后的行动，竟然是背叛他那些忠实的捍卫者。在布伊莱的怂恿下，王后请求他的兄弟借给她一些部队，与忠于王室的部队并肩作战，准备进行抵抗。她希望得到3万人。这是一个重大举措，能够给圣梅纳乌尔德（st. ménehould）的驿站长和瓦朗纳斯的爱国者们壮胆。逃往蒙特梅迪是通往内战和外国入侵的第一步，而这些逃亡者是在被拦住时才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
关于这次行程的安排，最好的建议总是得不到采纳。保王党人们没有安排国王一家乘坐两辆轻便马车，而是乘坐一辆大马车，结果费桑就这样安排。至于路线，经由兰斯（rheims，法国东北部城市）比较好，因为瓦朗纳斯不在主驿道上。但他们选择了瓦朗纳斯，因为兰斯是国王加冕的地方，害怕国王会被人认出来。去蒙特梅迪的最快捷的路线是从比利时境内穿过，但他们觉得穿越边界线太危险。保王党人们强烈地认为，在路上有军队护送，可能会招来麻烦，但最后作出决定，过了夏隆（châlons）后，有必要让军队护送。布伊莱的建议并不总是很好，但他提出的一点建议遭到拒绝，事后被证明这是致命的。他希望，旅途上应当跟随一位有经验的军官，他比较了解这位军官，他机警、精力充沛、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反应敏捷。国王觉得可以考虑，但王后却不希望自己的马车中坐上一位陌生人。不过，她也请求布伊莱派出三位身体强壮的军官，让他们充当驾车手，并且说，他们不必特别机敏。这句话后来果然应验了。这三位赶车的军官回答问题的时候太诚实了，暴露了行藏。
出发的时间定在6月的第二周。布伊莱一直希望皇帝的部队采取行动，因而，他提出推迟行程。6月16日，他得知，国王一家将在20日午夜动身。此时，他已经派出他手下一位上校，舒瓦瑟尔（choiseul）公爵赶往巴黎听候调遣。国王到瓦朗纳斯的时候，舒瓦瑟尔将带来马匹，他也将在蒙特梅迪自己的家中负责接待国王。他已经给从蒙特梅迪到夏隆的路上的最遥远的骑兵小分队下达了命令，而他自己的职责则是在国王通过之后，为国王一家的马车断后，防止有人跟踪，收容在路上掉队的人。到达这趟旅途终点之时，他将率领至少400人。他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如果布伊莱举事失败，就送国王越过边界。穿过边界几里路，就是奥瓦尔（orval）大修道院，人们设想，至少到了最后时刻人们可能会发现，那个地方要比法国充满敌意的境内更为安全。
舒瓦瑟尔不足以胜任他自己必须承担的这些艰难任务。星期一下午，他开始为自己的任务做准备，他带着一根元帅节杖，它曾经属于他的叔叔，王后的发型师利奥纳德。星期四将举行一个庄严的圣体节仪式，军营中将举行一次军中弥撒，将检阅军队，因为布伊莱将被任命为法国元帅。如果没有艺术家的帮助，王后是不可能让自己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中的。于是他急忙离开，一个字也没有解释，因为这是有违他的意愿的6同一天，国王的妹妹知道了要出走的消息。曾经有人提出一个想法，把她和孩子们，或与普罗旺斯伯爵夫人一起送走。这位公主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但并不总是很殷勤，所以，得不到王后的宠信。她属于那些认为让步是对原则之放弃的人士中间的一位，在亲王们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不和中，公主不会站在妥协的一边。普罗旺斯伯爵来吃晚餐，这是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那天晚上，他们就各奔东西了，其中一位走向了断头台，另一位则走向了王座，曾被拿破仑提升为整个地球之王。普罗旺斯伯爵和伯爵夫人也与其他人同时启程了，他们最后安全抵达了比利时。
费桑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表现出了才干和深谋远虑，却也犯了一个错误。国王的孩子在两名侍从陪伴下，乘坐一辆租来的马车赶往克雷厄（claye），这是东路的第二站；而正是给他们赶车的人透露了这些逃亡者准备要走的线路。
当整个巴黎沉浸在睡梦之中，灯光都已熄灭之际，国王一家从一扇通常不用的小门出来，上了一辆出租大车。最后一位走来的是王后，她实在害怕碰到拉法耶特。后来她曾问拉法耶特，她是否能认出她。拉法耶特回答说，如果他只见过她一面，而不是见过三次，他绝对认不出她。他这是在暗示她在逃跑前一天对他说过的话，她当时说，他们一家是不会逃离的。巴黎市长贝利呆在家中，生了病，由于始终有谣传说国王可能要逃跑，所以他再三提醒拉法耶特加倍保持戒备。在进行过最后一遍视察后，拉法耶特向市长保证，有古万（gouvion）在守卫着，一只老鼠都逃不走。新闻记者马拉和弗雷龙（fréron）也接到了警报。弗雷隆当晚晚些时候还来到杜伊勒里宫前，但他很满意地发现，一切平静。没有谁会注意到一位正在跟他的同伴东拉西扯的车夫的，也不会有谁猜到他是位瑞典王家军队的上校。十二点钟，王后到了。那个曾在幸福的岁月中让她心动的男人也爬进车厢，消失在黑暗之中。但他们的秘密已经被人知道了，有一双警惕的眼睛一直在观察着他们的动静。王后的服装保管员跟古万将军关系很亲密，她曾在两人亲热的时候警告过他，她也曾对王后身边的人说过，她知道王后将要去哪儿。凌晨两点钟，有人获得了消息，不过，可能并不是她泄露的，警报是以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拉响的。来自马赛的一位旅行者在他的租住公寓中被一种友好的声音弄醒。他不想爬起来，又睡过去。几小时后，那位访客回来了，弄醒了那位酣睡者。他是从王宫来的，报告说国王已经跑了。他们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一位议员，他赶紧通知了拉法耶特，此时，从王宫出来的人已经消失了。拉法耶特赶紧穿好衣服，与市长和国民议会议长商量了一番，这位议长就是后来的（拿破仑的）约瑟芬皇后的第一任丈夫博哈尔内斯（beauharnais），他们两人说服拉法耶特，除非抓住国王，否则无法避免内战。于是，拉法耶特起草了一道命令宣布路易十六正在逃跑，他下令所有良好公民见到他后应将他送回。他相信，已经损失了太多时间，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这等于一份逮捕授权；而对于他缺乏警觉让国王逃走，民众恐怕也会对他不客气。他派出他的军官，主要往利勒（lille）方向追去。其中一位罗默弗（romeuf）奉命往瓦朗西安方向追去，却被民众们拦住了，被带到国民议会前。在那里，他接受了一项新使命，他拥有了将国王囚禁的权力。等他骑马出来的时候，他知道已经耽误了太多时间，逃亡者大概已经上了通往莫克斯（meaux）的路，因为他们在晚上12点就出发了。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非常可疑的事情。拉法耶特在其他人施加压力之前，竟然没有下定决心去干点什么。而他派出追赶的军官都没有走对方向，巴黎革命委员会的使者贝隆（baillon）却立刻就发现了车辙。他告诉罗默弗，已经太晚了，于是，罗默弗慢腾腾地骑马走路，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罗默弗是贝隆家一位佃户的儿子，他路上麻烦不断，在听到新消息前的四个小时中，仍然慢腾腾的，没有策马快追。到了瓦朗纳斯，他公然声称，他从来就没打算追上逃亡者，国王的军官们都相信他说的话。古万是国民卫队副司令，他早就知道保王党人打算从哪道门出逃，他向国民议会保证说，他已经派了几位军官整夜紧盯着这道门。路易十六甚至吩咐图尔泽尔（mine de tourzel），如果在上车的路上碰到他，就缠住他。柏克后来曾经指责拉法耶特故意让国王逃跑，这样，他就可以靠抓住国王立功。即使不这么感情用事的批评家也怀疑，华盛顿的这位战友到底是自己想当摄政王，还是觉得，王位空缺才是建立共和国的最可靠途径。
等在门外的那辆马车是由一位俄国女士考尔夫（korff）夫人预订的，正是她跟费桑一起苦心经营了这次逃亡。她不仅提供了那辆马车，还提供了12000镑钱和一张通行证。她还想为自己家人办一张通行证，于是，俄国公使就向贝利提出申请。这位市长拒绝了，她不得不去向蒙莫兰求情，谎称她刚刚拿到的那张通行证不小心给烧了。编号和外貌描述都吻合，但目的地写的是法兰克福。逃亡者到达通往瓦朗纳斯的最后一站——克雷蒙特（clermont），是不可能去法兰克福的，这是很明显的错误。
已经浪费了半个小时，但必须在一点半赶到第一站邦迪（bondy）。到这里，坐在赶车人旁、不停地赶马快跑的费桑下了车，他耗费了那么多精力要拯救的这家人，不再受他的保护了。他本来希望陪他们走完全程的，他也已经请古斯塔夫穿上瑞典卫队的制服留下来同行。但路易十六不许他留下来，他显然低估了这样一位护送者的作用。费桑向北前进，没费多少劲就到了比利时。次年冬天，他又出现在杜伊勒里宫。不过，作为政治顾问，他却不怎么幸运，因为他跟一些人一起曾参与写作不伦瑞克宣言，而这份声明中的话让国王付出了代价。
逃亡者一路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到了夏隆。到了这里，他们将很快地碰到他们的士兵，于是，他们错以为，危险已经过去了。实际上，他们已经铸成大错，由于他们自己的失误，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因为肯定会有人来追他们，所以，他们的安全取决于速度。出危险的地方正好就是瓦朗纳斯，因为一位好骑手如果全速前进，在13个小时中可以跑146英里，如果他在早上接到命令后就出发追赶，那么，晚上9点钟他就能赶到这儿。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国王一家每小时走7英里半，在八九点钟时可以到达瓦朗纳斯。真是间不容发，岂能浪费时间？国王却觉得，在他们抵达布伊莱部署的前哨基地之前，巴黎派出的军官追不上他们，而只要一出夏隆，就能遇到布伊莱的士兵。那么，为了确保碰上头，就必须抓紧时间。时间是精确地计算出来的，如果不遵守约定，部队就没有用处。在到达夏隆之前，就浪费了4个小时——原因则不是保王党人所说的那样是出了意外，因此，骑马侍从瓦洛里（valory）花了几分钟时间来修理。布伊莱当然知道他自己被毁灭并且是如此悲惨地被毁灭的不光彩原因。但他到伦敦后，却故意误导那些追根究底的人，他也让他儿子发誓，将这个令人痛心的秘密保守50年。小布伊莱信守自己的诺言，直到1841年，他才向一位朋友吐露了那个秘密，说当时广泛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确实是国王在埃托热斯（étoges）停了下来，在他王室一位军官夏尼里（chanilly）的家中用了一顿开饭很早的正餐，后来他的名字曾出现在国王的遗嘱中。在人们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那里的真相却被竭力地掩饰，害得后人胡乱猜测，直到布伊莱讲出那个传奇故事为止。
到了蓬特·德·索默－弗斯勒（pont de somme-vesle），离夏隆只有八九英里远了，进入了舒瓦瑟尔的控制区。舒瓦瑟尔手下的人在圣梅纳乌尔德碰到麻烦，他们的出现搅扰了当地村民。没有人相信他们编的借口，派这么多骑兵来仅仅是为了保护财宝通过，村民们开始怀疑，这个财宝可能就是打算逃往奥地利的王后本人。舒瓦瑟尔提高了警惕，因为国王如果出现在这种群情汹汹的地方，很可能发生不测。根据事前得到的指令，国王应该在两点半时通过这里。费桑曾经说过，他完全可以放心，而且，还将派一位传令兵，赶在前头提前一个小时给他来报信。然而，已经到3点钟了，连国王或传令兵的影子都没有。舒瓦瑟尔决定离开这个地方，他希望，他离开这里，能够平息村民的怒火，保证国王安全通过。于是，他派利奥纳德去传令，告诉部署在圣梅纳乌尔德、克雷蒙特和瓦朗纳斯的军官，说他将要启程与布伊莱会合。又嘹望一阵之后，他撤走了他的所有手下。由于这一决定，布伊莱后来才说，舒瓦瑟尔应当交付军法审判。
我们可以确定，如果国王没有在那天凌晨两点半赶到邦迪，那么，在他前面开路的传令兵应当先赶过去，警告沿途的军官不要撤走。假如传令兵在下午没有露面，那么，这些军官也应该知道，尽管逃亡者已经逃出了巴黎，但他们仍然身处险境。即使舒瓦瑟尔觉得有必要撤走自己的手下，他也应当留下一名军官戈居厄拉特（goguelat）在这里，等候国王到来，然后充当他的向导。但舒瓦瑟尔却把戈居厄拉特也一起带走了，而没有留下一位向导。这之后，他也没有守候在大道上，在下一个汇合点等候，而是跑上一条偏僻小路，结果，瓦朗纳斯的一切都结束之后，他再也没有露过面。他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这也是因为他的主子犯了个更愚蠢的错误。舒瓦瑟尔撤走自己的哨兵没多长时间，国王就到了，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就顺利通过了。在下一个城镇，他们也没有遭到什么骚扰，就换马继续前进，这个镇就是圣梅纳乌尔德。他们向克雷蒙特进发。路旁的人觉得，尽管车里的人化了装，但还是觉得他面熟，其中嗓门最大的是德鲁厄（drouet），他是驿站站长，刚刚跟一位守候的军官吵过架，他处于愤怒的情绪中，他正想找碴出气呢。镇议事会马上开会，听他讲了自己的怀疑的根据，然后，就派他去追踪这些旅行者，阻止他们继续逃跑。他们毫不怀疑，路易十六是想投奔奥地利的军队。其实，这并不是路易十六最初的打算，因为他还希望在蒙特梅迪歇上一站；然而，成功走出法国国境线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小了。
布伊莱的控制范围其实很狭窄；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手下；而利奥波德皇帝又没有采取行动。这一计划的基础已经瓦解了。不管他们是在边界线内还是边界线外，要想获得成功，都需要奥地利军队入侵。布伊莱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意义；要想完成这个计划，就必须把路易十六完整地交到精于算计的皇帝手中。事态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国王的目的地不应该是蒙特梅迪的兵营，而应该是卢森堡的奥瓦尔大修道院。圣梅纳乌尔德那些决心阻止国王逃跑的人根据自己确凿的怀疑采取了行动，但我们不能说，作为法国公民，他们这样做不对。他们是拿不准那人肯定就是国王，他们也没有追捕国王的权力；但就在他们还在商量的时候，一个骑马追捕的人冲进了镇子，带来了他们需要的确切消息和授权。一位国民卫队的军官贝隆当天早些时候已经奉贝利和拉法耶特之命从巴黎出发，而且走的是正确的道路。路上，他碰到了国王的一位手下德布里热（de briges）先生，成功地将其逮捕，为此耽误了两个小时。为了赶时间，他派出一位体力充沛的骑手，换上一匹体力充沛的马，去追赶逃亡者。这位从夏隆赶来的信使给圣梅纳乌尔德带来了确切消息，而此刻，国王的大马车刚通过没多久。那位驿站站长德鲁厄骑马上路，开始这趟给他带来好运的旅程，此时，他已经知道了，车里的那个人就是国王，而巴黎并不想让他逃脱。一个小时以后，他碰到了从克雷蒙特回来的驿兵，从他们嘴里他得知，那辆大马车的目的地是瓦朗纳斯，而不是维顿。他从森林中抄近路及时赶到了。就在这个时候，圣梅纳乌尔德也已经沸腾了：指挥的军官已经被看管起来，他手下的士兵也没有办法上马。有一个士兵名叫拉加舍（lagache），听接待他的主人的女儿警告说，军队财宝箱里的“财宝”已经不见了，真相已经泄露了。于是，他立刻骑上马，每只手拿着一把手枪，从人群中冲开了一条路。
德鲁厄向国民议会讲述的故事经过则添油加醋，他说，他早就认出了王后，因为他在巴黎曾见过她；他也认出了国王，因为他的头像出现在指券上。到后来，他却说不是自己要去追，他只是接到了从夏隆传来的命令行事，他并不是自己主动去追的，他也猜不出那些人是谁。他在说这第二种说法的时候，已经成了奥地利军队的俘虏，而向他提问的人正是费桑。在这样的时刻，即使像德鲁厄这样坚毅的人，也会竭尽全力争取减轻别人对自己的憎恨。因而，费桑留下的审讯记录并不能取代广泛流传的那种说法。不过，罗默弗却证实了费桑的这种说法，他清楚地说过，这位圣梅纳乌尔德的驿站站长得到了贝隆送来的消息。罗默弗的证词收入了国民议会的报告中，我曾在国民议会看到过这份报告。但这些报告已遭到删节，以保证没有任何东西会损害这些不谨慎的逃亡者、不可靠的纸币、外省警觉的爱国者的传奇，这些爱国者那个时候被认为维护了自己的国家不受侵略、免遭内战，是当时的偶像。
跟其他驿道上的城镇一样，克雷蒙特对骑兵的出现也感到愤怒。在国王通过之后，该镇当局派出一位信使去提醒瓦朗纳斯。他全速超过国王的马车，到了瓦朗纳斯之后，大声喊着镇上居民搞不明白的话，但这已足以使居民们觉得，出了什么事情。不过，具有超人的体力和能力的德鲁厄已经赶在他前头了，因此，那个信使在这场惊险故事中其实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克雷蒙特有一位军官尚知道自己的职责，但他手下的人背叛了他，他只好只身一人赶到瓦朗纳斯。在瓦朗纳斯，布伊莱秘密地部署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小儿子，一个是雷热库尔特（raigecourt），他们带着马，呆在镇子另一头的桥上，而没有仔细观察镇里的情况。因为他们指望着戈居厄拉特、指望着舒瓦瑟尔、指望着部署在圣梅纳乌尔德镇上的当杜安（d'andouins）、守候在克雷蒙特镇的达马斯（damas），当然，最重要的是指望事先安排好的传令兵，他应该提前一个小时赶到，及时地提醒他们做好准备。他们觉得，那天晚上不会有事。即使他们自己有那么一点警觉性，但利奥纳德的到来却坏事了，他让他们去睡觉了，他在得到舒瓦瑟尔那个关键性消息之后一个小时就离开了。结果，国王就在离他们住的旅馆几百码的地方被抓住了，而他们却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得知出事了，就沿着大路飞奔到斯特内（stenay），在那里，他们得知，将军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德鲁厄就在镇子入口处赶上了马车，当时传令兵正在跟左马驭手争吵，在黑暗中寻找接替的那组马。在六七个刚刚在酒馆中喝完酒的当地人帮助下，德鲁厄拦住了大马车。
在这里，国王的通行证害了他，因为上面写的目的地是法兰克福，而瓦朗纳斯却根本就不在通往法兰克福的路上。这群人于是就被扣押起来，当晚就呆在索西的家中，镇上的警官和杂货店主看着他们。最初，索西拿来一瓶酒，让国王消磨时间，然后，就叫来镇子上一位经常旅行、见过国王的人。随后发生了情绪激烈的一幕，镇上的居民们用他们手里的武器逼迫这位君主。他们讨论着要派一百个人护送他到蒙特梅迪，路易十六差不多要相信他们的话了，他说，只要五十个人就够了。随着夜幕散开，几位军官汇合了：舒瓦瑟尔，戈居厄拉特，他们从蓬特·德·索默一弗斯勒骑马赶了很长的路才赶来；德·达马斯伯爵也从克雷蒙特赶来了，最后是德斯隆（deslon），他是布伊莱最信得过的一位日耳曼骑兵上尉。舒瓦瑟尔的手下比较忠诚，其中有些人就驻扎在瓦朗纳斯，他们觉得，在王后的鼓动下，马车有可能冲过街道，达马斯也希望尝试一下。这件事情过去很久以后，达马斯向一位英国朋友保证说，他很后悔没有不顾国王的乐观情绪、不管国王是否愿意让人用剑来解救他，而领导那次进攻。他用德语对德斯隆说：“上马，攻击！”但德斯隆明白，此刻为时已晚了。戈居厄拉特威胁要切断他的后路，被一枪打到马下。
德鲁厄现在控制了局面。正是他指挥着那些磨磨蹭蹭的士兵和犹犹豫豫的镇民。早上5点钟，罗默弗和贝隆赶到了，他们带来了拉法耶特的命令和至高无上的国民议会的政令。国王已失去了一切幻想，不可能再继续逃跑了，国王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布伊莱可能会派人来解救他。布伊莱呆在离这里20英里远的斯特内，他整夜都在路上观望，他的武器就放在他的马鞍上。他已经想尽了种种有可能扰乱行程安排的情形，这时候。，他的儿子带着瓦朗纳斯的消息赶来了。号角吹醒了皇家日耳曼士兵，然而，他们的上校却对他抱有敌意，结果浪费了宝贵的几个小时时间。布伊莱将他的全部钱都给了这些士兵，告诉他们将如何采取行动。他告诉他们，他们的国王现在成了囚徒，他将带领他们去解救国王。当他抵达能够俯瞰整个埃勒谷地的高地的时候，已经过了9点了，战马都跑累了，镇头的小桥已经被堵住了，他们也不知道可以从哪里涉水过河。瓦朗纳斯镇上一片宁静，国王早已在几英里开外，在通往克雷蒙特的路上。一个白日梦结束了，那个以战无不胜而著名的将军的军事生涯也宣告终结了。
将军的运气实在不佳，他仅以咫尺之遥与胜利失之交臂，他掉转马头踏上了流亡之路，他对他的儿子说，“你还会称赞我的好运吗？”那天晚上，他与一群军官骑马越过边界线，当他经过的时候，他手下的士兵向他开枪射击。他发表了一个愤怒的宣言，主要是对他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说，除了他本人外，没有谁能继续呆在他的位子上。不过他知道，由于他不在现场，国王和宪法将会失败，国王已经把一些没有经验的人安排在本来需要他掌管的位置上。他一直无法恢复内心的平衡，他变得跟其他人一样不明智且脾气暴烈。流亡者们信不过他，所以也没有让他在随后几年的入侵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的名气在英国却很高，因为他曾在西印度与英国人打过仗，皮特曾想任命他为圣多明各司令，不过，波特兰公爵说服他放弃了。
路易十六则被一群无礼而凶猛的人带回巴黎，与这些人相比，想起索西的那点点礼貌，已经让国王满怀感激之情了。这一趟路一共走了4天，就在这4天，王后的头发变灰了。国民议会派出的三位议员到半路上遇到了这些忧伤的战利品，由他们来接手负责国王一家。国王立刻向他们保证，他本来就是打算留在蒙特梅迪的，打算在那里修改宪法。巴尔纳弗说，“就冲这些话，我们也将保留君主制。”拉图尔·莫布尔（latour maubourg）不准国王坐在王家马车上返回，他的借口是，他的腿舒服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他也建议国王，利用这段时间多跟自己的同行者熟悉熟悉。这种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因为巴尔纳弗成了国王的朋友。佩蒂翁（pétion）是不可能变成朋友的，不过，他在记叙这件事时声称，公主爱上了他。迪马兹（dumas）将军显示了指挥才能，他让护送的士兵堵在一座桥上，然后拉着马一阵小跑，从而把暴民甩在后面。
他们到邦迪的森林、即法国奥恩斯洛（hounslow）灌木荒原时，从首都来的一群歹徒发动了一次袭击，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们打退。最后，勒弗布弗勒（lefebvre），即后来的当茨克（dantzick）元帅公爵带着一支精锐部队与他们会合。由于在巴黎狭窄的大街上仍会有危险，所以，拉法耶特带他们绕道从爱丽舍兵营穿过。已经下达了命令，不得对国王表现出憎恨或是崇敬的情绪，将由一个人骑马在前面静悄悄地引路。民众敢怒不敢言，遵守了这一命令。就在这葬礼般的一幕发生之前一天，普鲁士公使向国内写信说，出于政策考虑，国王可能会被饶恕，但没有任何东西能救王后了。他们到达杜伊勒里宫前的街道时，发生了冲撞和斗殴，迪马兹丢掉了自己的帽子、皮带和剑鞘，他的衣服差不多被人从后背扯开。一大群议员赶来帮他的忙，不过倒也并没有流血。随后来了一辆马车，马上坐着德鲁厄，他高高地站着，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非常引人注目。他得到了1200法郎的奖励，次年当选为制宪会议代表。他被普鲁士人俘虏后，在逆境中所表现出的冷静曾给歌德留下深刻印象。在围困莫伯热（maubeuge）时，他又被奥地利军队俘获，奥地利人用他换回了国王的女儿。在巴贝夫策划的阴谋中，他几乎丢掉自己的性命，有一段时间生活在一个地下洞穴里。拿破仑授予他荣誉勋位，让他成为圣梅纳乌尔德的副行政长官，拿破仑访问瓦尔米（valmy）时，也邀请德鲁厄叙谈。在百日王朝时期，德鲁厄又成为国会议员，后来就隐姓埋名隐居起来。直到他于1824年去世时，他的邻居才惊讶地得知，他们一直跟那位在那场可怕悲剧中罪孽最深的人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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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ntua，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
(2) 系瑞典国王，1771—1792年在位，压制贵族，建立绝对君主制。——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