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与德国之间的争斗占据了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时，与这个主要事件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联系的其他冲突，正在欧洲的各个侧翼争斗出结果。这些冲突可以分属于三个标题之下：多瑙河国家，意大利和苏维埃俄国。

多瑙河国家

1914年以前，中欧，或者更严格地限定为多瑙河流域的中部，是拥有5500万居民的奥匈两元帝国，在该国与黑海之间是小国罗马尼亚。战后多瑙河流域包括5个国家，按人口多少依次为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这种面目全非的重新安排导致了海关关卡的林立和经济生活的混乱，而多瑙河国家从未完全从这种情况中恢复过来。在1920-1924年这段时期内，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法国的保护才得以免遭这种剧变的最糟糕的后果；多亏了法国的军备物资和法国的贷款，它们才得以在这整个时期之内保持了相对强大与繁荣。这些形成小协约国的国家，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作了论述。尚待给以一些说明的是多瑙河的两个前敌国：奥地利和匈牙利。

奥地利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具有人造的性质，这使它的永久存在受到怀疑。它没有要存在下去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意识。它由旧奥地利帝国的说德语的人民所组成。但是这些德意志人——只要维也纳作为一个讲多种语言的哈布斯堡帝国的首都，他们就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忠实臣民——从未指望看到德意志的奥地利成为一个小的独立国家。新的共和国分为两个部分：它的畸形发展的首都——几乎包括了它的全部人口的1／3，其中社会主义者和反宗教的势力占有优势，以及它的受到强大的天主教影响的农村，还有几个倾向于跟随维也纳领导的乡下小城镇。奥地利的主导民意在于它的居民几乎一致的要求与德国合并的愿望，这体现在他们时时进行的非官方的“全民公决”之中。在协约国看来这是一种无声的讹诈。由于协约国（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决心阻止奥地利和德国的合并，因此对它们来说，必须使一个独立的奥地利有足够存在下去的理由。

因此，这是一种政策而不是一种怜悯，这种政策就是要使奥地利成为从协约国政府领取养老金的人。首先，邀请中立国的合作建立了一个“国际救济委员会”；奥地利的“赔款委员会”也放弃了由圣日耳曼条约赋予它的首要责任“在于对奥地利的所有资产和国家收入”的第一管理权，以便使发行以这些资产和收入作为担保的“救济债券”成为可能。1919-1921年间，奥地利政府以“救济信贷”的形式获得了大约2500万英镑。然后协约国政府打算把整个问题交给国际联盟；而且在来自英、法、意、捷等国的大量贷款使奥地利的经济继续保持了几个月的运转之后，国联的财政委员会制定出了一个重建该国的财政、稳定它的货币和发行国际信贷的完整计划，该计划于1922年10月为奥地利政府所接受。贷款议定书包括重要的政治条件。奥地利不仅重申在圣日耳曼条约中承担的义务，即没有国联行政院的允许不得“转让它的独立”，而且保证不加入与其他国家的可能危及这种独立的经济协定。在这个议定书的基础上，一笔票面价值为3000万英镑的对奥地利的贷款于1923年春天得以向10个国家的投资界发行。这笔贷款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一些中立国的政府根据某种比例给以保证，而且到处都被大大地超额认购。这种辉煌的成功不仅在几年内解决了奥地利的问题，而且为以后在国联的主持下向其他欧洲国家发行贷款提供了一个先例。

匈牙利实际上比奥地利处于更好的状态。它几乎失去了战前的一半人口和一半以上的领土。但是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力量的源泉；因为它现在没有对政府不满的异族人民。在经济上，匈牙利是一个富有的农业国。按比例计算，它的城镇人口不算太多。在政治上，大部分的民主形式得以维持。但是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由大小地主组成的统治阶级手中，他们既控制军队又掌管政府。匈牙利农民的生活条件比任何其他现代的欧洲国家都更接近于农奴的地位。城市里的工人阶级不但人数很少也没有组织；而且在1919年的一场流产的共产主义革命——当时贝拉·库恩控制布达佩斯近5个月——之后，任何形式的革命宣传都被严厉镇压。

自和平安排之后，匈牙利是仅次于德国的、对强加给它的条款极其愤怒并决心一有机会就废除它们的国家。这种决心使它成了由于特里亚农条约而获得了匈牙利领土的三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担心的目标，而且正如我们所知，这是组成小协约国的原因。但是小协约国还为其他的恐惧所困扰。1918年11月废黜了最后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卡尔四世，但是这并没有破坏匈牙利人民对他们的君主的传统忠诚。新的匈牙利宪法在形式上是君主政体；它的国家首脑的称号是摄政，这暗含着以后复辟的希望。另一方面，被割让的领土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居民，尽管他们或许并不热爱他们从前的匈牙利主人，但是也认为要保持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缠绵不去的忠诚；于是小协约国政府也因此而担心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复辟会成为他们新的国民中潜在的骚乱根源。

小协约国的紧张并非没有根据。1921年冲动而鲁莽的卡尔曾经两次尝试夺回他的匈牙利王位。每一次他都未经通报就从他的居住地瑞士来到匈牙利，并显然确信整个国家将增加对他的支持。但事实上，匈牙利政府并不打算面对一场因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而将导致的与小协约国的战争；因此卡尔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严重的进退两难。第一次，他被劝说而悄悄离境。第二次，他被逮捕并交给了协约国处理，协约国将他送到马德拉群岛，从此他就在那里生活。匈牙利政府在协约国的压力下被迫通过了一项法律，即从匈牙利的王位上永远排除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而卡尔的越轨行为的唯一结果，是小协约国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力量与团结的示威。六个月之后卡尔死于马德拉群岛，留下九岁的男孩奥托大公作为他的继承人。显然，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中欧将不再为哈布斯堡问题所烦恼。

现在重整财政的道路已经开通。国联对奥地利发行贷款的成功提供了一种相似的援助匈牙利的办法，尽管匈牙利的财政形势不像奥地利那样严重，但是也被战争和革命搞得混乱不堪。1923年国联的财政委员会拟订了一个重建计划；第二年春天，便成功地向八个国家的投资金融界发行了1200万英镑的对匈牙利的贷款。它与奥地利的贷款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没有国际保证；对这笔贷款的唯一保证是匈牙利政府的信誉。

意大利

意大利是制定和平条约的五个“主要协约及参战国家”之一。然而像日本一样，它的欲望被战争的结果所刺激，却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在随后的整个时期内，意大利必定像日本和前敌国一样，被列为心怀不满的和“制造麻烦的”国家当中。这种不满情绪成了国际事务中的非常不安定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必须对它不满的原因给以一些说明。

首先，意大利像德国一样，在1870年才形成了它现在的政治版图。1848年的意大利半岛仍然分为八个不同的国家，而意大利的统一只是几个热衷于此的人的梦想。19世纪到20世纪，意大利仍然处于骚乱与冒险的青年时期。它还没有养成古老国家的令人尊敬的热爱和平的传统。它只记得它是通过为统一而战斗才赢得了它的统一；因此它仍然指望通过战争去扩大它的权势和它的领土。如果问为什么意大利从一开始就不像其他大国那样忠实于国联，那么一个回答就是，如果国际联盟在19世纪就存在，而且如果它的盟约得到遵守，那么意大利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其次，意大利的不满存在特殊原因。意大利在1915年加入协约国的时候向协约国勒索给它的价码。根据伦敦密约，协约国同意意大利将在和平安排中从奥地利获得由德意志人居住的南蒂罗尔、的里雅斯特和它的腹地、以及达尔马提亚海岸，这里（除了的里雅斯特城之外）主要由斯拉夫人居住。这笔交易明目张胆地违反了民族自决原则。这个原则是1918年由威尔逊总统提出并为其他协约国所接受而作为和平的基础的。威尔逊拒绝承认伦敦密约。法国和英国在忠诚于威尔逊的原则和忠诚于它们的签字之间存在分歧；于是在和平会议上便发生了长期的争吵。威尔逊对南蒂罗尔让了步，以牺牲一个敌国为代价做成了对那个地区的交易。但是他对新的南斯拉夫国家作为竞争对手而提出要求的那个地区 [3] 是无情而不妥协的。由于意大利将它的要求扩大到阜姆从而破坏了它自己原来的要求，因为伦敦条约并没有同意把阜姆让给它；当这个要求在巴黎遭到拒绝后，1919年9月一支非官方的意大利军队在诗人邓南遮的率领下，并且是在意大利政府佯装不知情的缄默情况下夺取了阜姆。1920年初，协约国不再管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争端之事，而是让两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双方的谈判拖延了几年并经历了许多阶段。法国因支持南斯拉夫而招致了意大利的深深仇恨。直到1924年才达成了最后的协定。意大利把除了扎拉港（zara）以外的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让给南斯拉夫，而在其他地方，它获得了比伦敦密约有利得多的让步，包括拥有阜姆城。

与此同时，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在此之前它们的关系已经在慢性恶化——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又发生了新的争端。1913年阿尔巴尼亚就被承认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在战争期间它陷入了全面的混乱。根据伦敦条约，同意意大利将获得发罗那港并将负责指导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到战争结束时意大利几乎已经占领了整个阿尔巴尼亚。但是无论是面临来自阿尔巴尼亚国内的反对还是面临来自南斯拉夫人的反对，意大利人都不可能保持这种占领，南斯拉夫人把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的军事存在视为对他们自己安全的威胁。1920年意大利的军队撤退了，而阿尔巴尼亚则被允许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入国际联盟。

但是仍然存在一个微妙的问题。作为意大利放弃它在伦敦条约中的利益，它要求协约国承认它在阿尔巴尼亚事务中的“特殊地位”。1921年11月，在巴黎接替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的协约国大使会议，作为协约国政府的主要机构，通过了一项解决方案，其中宣布，一旦出现任何对阿尔巴尼亚独立的威胁，英国、法国和日本政府将指示它们在国联行政院的代表，建议把维持这个国家独立的任务委托给意大利。无论如何，这个决议即使在形式上也不具有实际意义。这的确是一件荒谬的事。因为唯一可能威胁阿尔巴尼亚独立的大国就是意大利自己。但是意大利将这一点解释为承认它有权干涉阿尔巴尼亚的事务并把任何其他国家排除在外；于是这种声称的权力就成了南斯拉夫经常不断的愤怒和担忧的根源。

伦敦条约的第三款也使意大利产生不满，并助长了它的那种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其盟国的公正对待的情绪。该条款规定，一旦英国和法国以牺牲德国而增加了它们在非洲的殖民地，意大利也将获得公平的补偿，办法是在它现有的非洲殖民地和毗邻的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之间做出有利于意大利的调整。这种承诺相当含糊，并为解释它留下了很大余地。直到1924年意大利和英国之间才达成了一个协定；在履行该协定规定的义务的过程中，朱巴兰的领土从英国的殖民地肯尼亚转让给了意大利的索马里兰。事实证明意大利和法国之间达成协定是困难得多的。1919年根据伦敦条约第三款在北非的边界修改并没有使意大利的广泛要求得到满足；而且意大利的不满一直持续到1935年，那时在法—意关系中又注入了另一个有害的因素。

1922年10月，当时意大利—南斯拉夫的边界问题尚未解决，而意大利的政府形式却发生了重要变化。它的民主政权由于未能维护国内秩序而丧失了威信，并被法西斯党所推翻；于是意大利在法西斯党的领袖本尼托·墨索里尼的个人独裁统治下度过了20多年。这个事件具有两方面的国际影响。从民主向独裁的变化很快就被其他几个欧洲国家所效仿，第一个效仿的就是西班牙；而墨索里尼的上台也预示着一种更具侵略性的意大利外交政策。无休止的不满情绪曾经是战后民主制的意大利外交政策的特征。而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在意大利决心利用其他大国的需要和困境为意大利自己牟取利益方面，这种不满则变得更加野心勃勃，更加一意孤行，更加为自己打算。

墨索里尼很快就让欧洲尝到了他的本事。1923年8月，希腊的暴徒打死了划定阿尔巴尼亚与希腊边界委员会中的意大利代表和他的三个助手。意大利的舰队立即炮轰了科孚岛，打死了几个平民并占领了该岛，还要求赔偿损失——这一要求得到了在巴黎的大使会议的支持。希腊完全被吓坏了，而且由于首相文尼泽洛斯的倒台，希腊在欧洲没有一个朋友，于是便贸然地同时将此事诉诸国际联盟和大使会议。这种裁决机构的不一致使墨索里尼能够宣布他不承认国际联盟的司法权。后来通过私下的谈判达成了一个协定，根据该协定，在设于海牙的国际常设法院就意大利要求的合理性进行裁决期间，希腊将把5000万里拉的保证金交由该法院保管。但是，在最后时刻意大利政府拒绝了这种解决办法；而希腊在大使会议的压力下，被迫把这笔赔偿直接支付给了意大利。这些行为显示出来的意义在于：协约国政府并不准备通过国联或其他途径对它们的一个伙伴提起诉讼以保卫一个小国。

苏联 [4]

过去作为俄罗斯而为人所知的这个国家，1923年的正式名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1918年以后的年代里，该国必须被列入欧洲政治生活中使人不安的国家的行列，尽管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直到1920年，内战才告结束，在内战中反对苏维埃的武装力量曾得到英国、法国、日本和（在短期内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在以后的许多年中，苏维埃政府和协约国之间的关系继续带有相互敌对和互不信任的特点。这种敌对是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自宗教改革以来，欧洲国家已经把它们自己并相互看成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单位。通过在另一个国家的人民中散布不满情绪去破坏那个国家的安全，在战争期间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这是完全有悖于正常的国家关系的原则的。苏维埃的理论大胆地反对这些基本的前提。它否认苏联是一个国家单位。它把这个国家看成是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相矛盾的过渡的政治组织形式。每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是把已经在俄国获得成功的同样的革命推广到全世界；而且由于第一代苏联领导人相信除非资本主义在其他地方被推翻，否则革命政府在俄国就不能保持它的存在，因此，在他们的传教士般的热诚中也存在着某种自私自利的因素。

然而，只要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存在，就需要为了实际的目的而在它们与苏联之间建立某种关系体系。尽管其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简称“第三国际”）通过它在当地的支部去推翻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政府，但是苏联政府——它的领导人也是共产国际的指导者——却努力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整个这段时期内，这种双重政策严重地困扰着苏联当局处理他们与外国的关系。

最初，苏维埃政府只能与它的较小的邻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苏维埃政府放弃国家野心的真诚体现在它准备承认已经脱离俄罗斯帝国的新组成的国家。1920年它同芬兰（曾经是俄罗斯帝国下的一个半自治的大公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它们的领土曾经是俄罗斯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签订了和平条约；接着在第二年与波兰签订了条约。三个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却不走运。它们当中或许除了格鲁吉亚之外没有一个拥有任何独立的因素。协约国军队的撤退——在协约国军队的庇护下这三个国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已经成立——决定了它们的命运；它们的领土重新回到了苏联和土耳其。1921年初，苏联与土耳其、波斯 [5] 及阿富汗签订了友好条约。与波斯和阿富汗签订条约的结果，即使不是故意的，却也鼓励了这些国家抵制英国影响的压力；于是一时间就活像是19世纪一样，俄国与英国在亚洲的对抗好像就要重新开始。

列强仍然避开与苏维埃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是不能忽视与苏联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尽管后者拒绝承认沙皇俄国的债务）。1921年英国与苏俄政府签订了一个商业协定，并派出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这个榜样为意大利所效法；于是到第二年苏联已经有足够的资格被承认作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并被邀请出席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会议，这个会议于1922年4月在热那亚召开。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希望利用这个会议使苏联和其他国家签订一个协定。但是由于法国和比利时代表团的不妥协态度而使这个希望破灭了，他们坚持要求苏俄政府承认俄国战前的债务作为与苏俄进行任何谈判的条件；而该会议的唯一结果是它的召集者既未预料到也不希望发生的。在该会议召开一个星期之后，德国和苏联的代表团私下在一个离热那亚几英里的海滨胜地拉巴洛会晤，并在两国之间签订了友好条约。该条约的条款并不重要。但它的签订是一个重大事件。条约使苏联获得了一个大国对它的最早的正式承认；而且该条约也是德国第一次企图冲破凡尔赛各国对它的包围圈的明显努力。协约国对这个条约表示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正是它们自己把德国和苏联作为下等国家来对待的政策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两个被排斥的国家自然联手；而拉巴洛条约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确立的友好关系则持续了10年以上。

现在英国对苏联的政策不幸地变成了一种政党政治的打羽毛球的游戏。热那亚会议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劳合·乔治下台的事件，其原因被部分地归咎于他“与布尔什维克调情”的政策。接下来上台的保守党政府认为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而作为对保守党政策的反应，于1924年2月上台的工党立即同意正式承认苏联政府。整个夏天谈判一直在伦敦进行；8月，英国和苏联代表签订了一个协定，规定相互放弃未解决的问题并给苏联政府一笔保证贷款。

与此同时，反对工党对苏联的态度成为保守党政纲中的主要内容。1921年的贸易协定包括一项条款，根据这项条款，苏联政府保证制止在英帝国领土上的任何形式的革命宣传。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政府都不接受苏联的观点，即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实体，而且不能认为后者的行动是对上述保证的破坏的观点。1924年夏天，保守党不断通过将注意力吸引到共产国际在英帝国中的宣传的方法使工党政府陷入困境；而且在1924年大选前夕，一份保守党的报纸公布了一封声称是来自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信件，信中他对英国共产党如何引导在英国的共产主义宣传给以指导。苏联政府坚决否认这封信的真实性。但是人们普遍相信确有此信，这有助于保守党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这个事件，以及保守党政府重掌政权，便破坏了批准夏天谈成的协定的全部可能性。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再次紧张了，尽管并没有实际的破裂。

然而，这种紧张关系并不是1924年底苏联的国际处境的象征。英国对苏联的正式承认为意大利、法国、日本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所效法。美国是唯一仍然拒绝与苏联政府发生任何关系的大国。另外自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以后，在苏联方面也存在着在党的纲领中将世界革命置于第二位的明显倾向。有关“季诺维也夫信件”事件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在苏联的每个人都渴望否认它的真实性；因为无论是真的还是假冒的，在这封信中都不存在与迄今为止苏联领导人宣布的政策相抵触的东西。1924年开始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权力之争其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坚持传统的理论，即苏联政府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它自己的存在，因此继续革命是苏联行为的主要目的。斯大林则主张新的政策，该政策最终被人们称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政策。1927年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共产党的行动就是向世界宣布这个政策取得了胜利，而且尽管没有正式放弃世界革命的希望，但是将不允许它干扰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正常的关系。于是，苏联终于接受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那么它完全回到国际社会便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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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的里雅斯特港及其腹地。——译者

[2] 严格地说，苏联这一名称是在1924年1月宪法批准之后才开始正式使用的，因此在此以前都应当称为“苏俄”。但作者在叙述1924年以前的历史中，多次使用“苏联”一词。为了避免繁琐，本译文照译。特此说明。——译者

[3] 今伊朗。——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