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达到其顶点的这场经济危机的起因在经济学家中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本章只讨论它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些征兆和影响。这场经济危机的第一个国际现象就是1929年秋天美国完全停止了对欧洲的贷款；随之很快到来的就是全世界购买力的枯竭，并导致了价格的全面而灾难性的下跌。欧洲的债务国受到双倍打击。它们不再能够从美国借美元去支付它们的债务；而它们曾经能用以支付债务的商品现在只具有价格暴跌前它们拥有的价值的一小部分。只有一种可能性仍然存在。1930年的大部分赔款和战债已被兑换成黄金；而这种兑换又再一次加倍恶化了形势。首先，〔黄金的〕这种不正常的向美国的流动造成了人为的黄金缺乏，这种情况（因为黄金是价值的标准）继续进一步压低了商品的价格。第二，它迫使那些在黄金储备方面受到这种枯竭影响的国家禁止出口黄金；在1931年一年之中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采取了这一步骤。而且这些国家在拼命努力保持它们自己的农业和工业继续生产下去并保持有利的贸易顺差的过程中，被迫使用每一种有利的关税形式，进口限制和定额，出口补助和外汇管制，有时就变成了国家对外贸的完全控制。正常的贸易往来几乎被完全终止。失业数字到处都在飞速地上升。半个欧洲破产了，而另外半个欧洲也受到破产的威胁。
德国的危机
在德国，由于几个原因，危机是特别严重的。德国是最大的债务国，而且在过去的五年中是最大的外国贷款的接受者。道威斯计划没有排除当时债务国能承受支付的债务的不明确的威胁，也未给德国以指导去遵循一种节约的和谨慎的财政政策；而在匮乏时期达到顶点的大量借债的机会，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据推算，在道威斯计划的五年中，德国只支付了五亿英镑赔款，但获得了大约九亿英镑的外国贷款和信贷。这些多出来的钱被用在由国家、市政当局和私人企业进行的建设和重建方面。没有做出认真的努力去平衡预算，因为亏空能够很容易地被短期借贷所弥补。德国的财政，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都漂浮在一条不断借钱的河流之上。
于是这场崩溃便找上了处于一种特别脆弱状态的德国。它第一次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状况：没有外国贷款的援助，一年一亿英镑的赔款债务，它每年支付海外的其他政府和私人债务也比这个数字低不了多少，还有六千万英镑的预算赤字。这个国家没有可以求助的国内资金来源。储备金和公积金已由于1923年的通货膨胀而被彻底毁灭，而且再也未能积累起来。德国的工业不能对政府进行援救，它也失去了来自海外的大量贷款的刺激；同时由于普遍的衰败和关税与定额壁垒的产生，它被剥夺了它的最好的外国市场。德国的出口价值在1929年已经达到6.3亿英镑，到1932年下降到2.8亿英镑；在同样的年代里，德国的进口以更快的速度下降，从6.7亿英镑下降到2.3亿英镑。登记的失业人数从1929年的200万人以下上升到1932年3月底的最高点，超过600万人。
在一个政治局势总是不稳定的国家里，如此巨大的经济剧变必定要产生严重的后果。1930年3月组成的一届政府，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次不包括社会民主党人，中央党的成员布吕宁成为总理，同时已接替斯特莱斯曼的柯蒂斯保留了外交部长的职位。在4月份，实现了全面的增加关税和农业补贴——德国成了第一批用这些令人怀疑的特殊方法对付经济萧条的国家之一。在1930年9月的大选中，民族社会主义党或称纳粹党——其政策由严厉指责犹太人、社会民主党和凡尔赛条约所组成——把他们在国民议会中的席位从12个增加到107个。政府仍然没有变化。但是现在民主实际上已经崩溃；德国在许多个月之内仍然由总统法令制度统治着，尽管这种制度可以在字面上与魏玛宪法相一致，但几乎不能在精神上与其相一致。
1931年初对德国的政治稳定存在新的打击。由1930年国联大会任命的考虑白里安的欧洲合众国计划的委员会于 1931年1月召开了它的第一次工作会议。这个计划最初主要是政治性的。但是当时的紧急需要显然是经济合作；于是该委员会开始讨论在欧洲国家之间降低贸易壁垒的计划。会议没有取得具体结果。但这些讨论在一个未预料到的方面开始了一系列新的考虑。柯蒂斯和奥地利总理（他为这个委员会而来到日内瓦）都想到：德国和奥地利之间更密切的经济联盟不仅会有助于减少贸易壁垒，而且会做一些事情使那些人感到满意，他们热望两国之间形成被和平条约禁止的政治联盟。会谈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3月21日，一个吃惊的世界了解到德国和奥地利已经签订了一个条约为在它们之间建立关税同盟做准备。其他邻国将被邀请加入这个同盟。
在1930年的国联大会上，欧洲合众国的支持者已经提出了建立区域经济协定的原则。但该原则的这种应用最不合法国政府和小协约国的口味。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之间的关税同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前者对后者的政治统治。如果这个计划得以贯彻，奥地利的独立就将变成一个神话。而且，以德国和奥地利为其主要市场的捷克斯洛伐克几乎不能承受留在该同盟之外的后果。其他多瑙河国家可能紧随其后；而德国将取得经济的、而且最终是政治上的对多瑙河流域的控制。法国和它的伙伴国准备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这种结局。它们能找到反对该协定的合法理由，因为不仅在条约中禁止奥地利转让它的独立，而且在1922年的贷款议定书中，奥地利也保证不加入可能危及它的独立的经济协定。
英国政府的态度是犹豫的。一般说来，英国可以从排除多瑙河流域的关税壁垒中得到任何东西。无论这个计划本身还是它扩大到其他国家都不会不利于英国的利益。但是该计划看起来很可能在中欧引起严重的政治动乱，即使不是战争；而且诉诸呼吁遵守条约义务的要求也不能被忽视。5月，国联行政院一致决定把已经建议的德奥之间的关税同盟是否违反和平条约和1922年的议定书的问题提交国际常设法院。
然而事情并没有靠法律判决来解决。法律条款是含糊的；而且法国也不准备冒可能做出一个有利于该同盟的判决的风险。它加倍努力诱导奥地利放弃这个计划；这些努力被奥地利发生的严重的财政危机所支持，这场危机将在这一章的后面给以论述。准确地说，只能猜测在这个夏天法国和奥地利政府之间有什么磋商。但9月3日，在德国代表的同意下，奥地利总理对欧洲合众国委员会宣布该计划被取消。两天以后国际常设法院宣布了它的判决。以8票对7票的多数，它判决关税同盟将是有违于和平条约和那个议定书的。在多数票中包括法国、意大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法官，在少数票中包括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法官的事实，给这个判决带上了某种政治色彩，它并没有加强该法庭作为一个独立法庭的威望。
否决德奥关税同盟的直接后果对欧洲是一场灾难。在中欧，该计划被拒绝预报了一个无法避免的长期政治动乱和经济混乱的时期的来临。在德国，它促成了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崩溃。在1920-1933年之间的每一届德国政府的威信最终取决于其外交政策的成功或失败。当关税同盟的计划失败时，柯蒂斯，这位斯特莱斯曼的政策和原则的最后代表，由于这个丢脸的事件而辞职。总理布吕宁接替外交部长的职位；而纳粹党加倍进行他们的宣传来反对凡尔赛条约的耻辱。
灾难之年
整个1930年，人们仍可能相信：尽管这场危机是难对付的，但是正在过去，世界经济生活中的糟糕形势将被克服而不会有任何结构方面的根本混乱。但1930-1931年的冬天粉碎了乐观主义的最后防线；而认真的人们开始议论即将到来的文明的崩溃。在1931年中重大的事件如同雨点一般接连不断地落到一个发狂的世界上，以致这一年的历史成了一个几乎是不断灾难的记录。
到1931年春天，超负荷运转的国际支付机制正在慢慢地走向停止，唯一不确定的是这个机制将崩溃的那个准确地点。这个地点证明是维也纳；这场崩溃在关税同盟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到来，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这两个事件之间的联系。5月，最重要的奥地利私人银行，克雷迪特—安斯塔尔银行被认为处于无力支付的地步。为了避免一场普遍的金融恐慌，奥地利政府通过一个法令保证克雷迪特—安斯塔尔银行的外国债务；英格兰银行也预支给奥地利国家银行600万英镑，以一种无益的努力去阻止破产的倾向。法国银行以关税同盟的计划为由而拒绝提供帮助。
但是到此时，克雷迪特—安斯塔尔银行的崩溃被认为只是世界范围内的破产和缺乏信心的一个标志。恐慌穿过边界扩展到德国。外国的债权人们加紧收回它们的短期贷款，在三个星期内德意志帝国银行便失去了价值5000万英镑的黄金。中欧和东南欧的较小国家，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都面临拖欠支付它们的外债，其中包括匈牙利、希腊和保加利亚依靠国联的帮助而获得的贷款。
在南半球，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由于农业价格的悲惨下跌而被迫于1929年底暂停黄金支付；巴西由于咖啡市场的崩溃而在第二年效仿它们。这些灾难是对英国的严重打击，因为它在这三个国家中都有巨大的财政利益。最近几个月来，从英格兰银行不断有黄金外流，主要流向法国，它是目前欧洲在财政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到1931年夏天这一过程加速了。据估计在6月世界黄金储量的60%（不包括苏联手中的黄金）不是在美国就是在法国。进一步用黄金支付很快将变成不可能的事。
当普遍不履行支付的情况似乎就要到来时，美国总统胡佛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建议，把外国政府应向美国政府支付的所有债务延期一年支付，条件是同样的拖延也适用于包括赔款在内的所有其他政府之间的债务。这种在经济危机中对协约国的战债部分的默认，是一种具有伟大勇气和政治家风度的行动。但这种承认是过时的，而且该建议的目的之一显然是为了恢复德国的以及总的说来是欧洲的信心和购买力，以利于美国的债券持有者和出口商。但这些照顾并没有减少由胡佛带来的信心。协约国政府在国际财政形势的现实面前同样反应迟钝，而且在意识到它们的真正的利益之所在方面也远非明智的。
胡佛的建议唤起了普遍的乐观主义。它的道义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似乎在几天之内信心就会完全恢复。但法国再次成为一个障碍。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法国获得的赔款收益大大地超过了它的战债负担。它比英国，更不用说比美国更关心继续支付赔款，而不是关心德国财政和商业的复苏。在欧洲只有法国反对胡佛的延期偿付。当它最终同意时，它附带的条件是，杨格计划的无条件年金应在形式上由德国支付给国际清算银行，但立即再借给德国国家铁路公司，而且应按全部拖欠支付的年金总额收取利息。它花了两个星期的艰苦的讨价还价，只为了获得这个结果；而这个拖延对胡佛的建议已经引起的瞬间的信心是致命的。危机的气氛比以前增长得更加剧烈。就在胡佛延期偿付建议为所有国家接受仅仅一个星期以后，最大的德国银行中的一家便停止了支付。
胡佛的缓债令暂时对政府之间的债务做出了安排，但即使在这个障碍被排除的时候，私人债务仍然存在，并引起了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德国所处的状态是：马克向海外的任何进一步的输出都将引起1923年灾难的重演。它的外国债权人除了同意延缓支付所有的德国债务之外别无他法；而这就引起了伦敦的财团的严重困难，因为他们在短期债务方面有大量的固定资金被套牢在德国。
英国本身现在正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前的困斗之中。在1925年4月繁荣时期开始之时，英国政府采取了已被证明是蛮干的措施，即把英镑以其战前的价格重新建立在黄金的基础之上。不久以后，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也恢复了金本位，但条件是在它们的通货中相当大地减少了最初的黄金价值。于是法国的法郎，由战前25法郎兑换1英镑，到现在则变成了125法郎兑换1英镑。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尽管可能不是故意的，但却是把它们的货币建立在过低的汇率的基础之上。这种做法的结果将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把工资和工业品的价格保持在实际上大大低于英国的工资和工业品的价格的水平上，并在牺牲英国出口的情况下刺激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而且，除了英国之外的每一个大国都遵循通过高关税使进口处于不利地位的政策。1927年的经济会议提出的降低关税和排除其他贸易壁垒的建议无人理睬；而英国政府在1929年提出的“停止关税战”的建议，即签订不增加现有关税的协定，几乎没有获得支持。
只要繁荣继续下去，只要世界贸易继续发展，英国就仍然能够做到不负债。但它比任何其他大国都更少地享受了1925-1929年的贸易繁荣。它的贸易逆差年复一年地增加。1930年德国第一次超过它（大约3000万英镑）而成为最大的出口国家；而美国是这个名单上的第三大国，在除了英帝国、英帝国自治领（除了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之外的所有市场全都处于领先英国的地位。当危机爆发时，这种竞争力的下降证明对英国的稳定是致命的；世界贸易的崩溃特别严重地打击了总是从运输和向其他民族的商业提供资金的方法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国家。支付平衡日益变得不利起来。信心因税收的迅速减少而受到进一步削弱，到1931年7月，税收的减少导致了1亿英镑的财政赤字。外国的债务人感到惊恐。在7月底的一周之内，从英国流失了2100万英镑的黄金。来自法兰西银行的一大笔借款几乎没有阻止英镑的外流，外流一直持续到整个8月。8月24日工党政府辞职并由国民政府作接替，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个追加预算，打算以节约开支和增加税收的办法平衡7000万英镑的预算赤字。但是在舰队中的一次由于对减薪不满而发生的小暴动再次破坏了信心；于是9月21日，英国政府禁止黄金出口。用一句熟悉的话来说，英镑“逃离了黄金”；在几天的时间之内，英镑的价值，黄金和金本位货币的价值下降了大约25%。
英镑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的地位是如此强大以致产生了反常的和预料不到的结果。英镑的下跌，而不是英国价格水平的上涨（一种国家货币跌落的正常的和自然的结果），引起世界价格水平的随之而降。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在英国的影响完全是有利的，它给正在逐渐衰落的出口贸易以刺激并给缓慢的但实实在在的复苏打下了基础，它的第一个海外影响仍然是继续进一步恶化了低廉的和无利可图的价格灾难。另外，1931年10月的大选使国民政府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从而为英国放弃它的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实行对工业制品全面征收关税和对许多农产品实行定额铺平了道路；而且在1932年渥太华会议上，英国和英国自治领签订了若干特惠关税和进口定额的协定，外国不能从这些协定中获利。这些措施十之八九是恢复英国贸易的必要条件。但是，尽管为时已晚，英国现在坚持的几乎是世界性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在恢复迄今为止所理解的正常状态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新的难以克服的障碍。
英国放弃金本位是这场危机的顶点，这个“榜样”很快就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新西兰和（稍晚些时候）南非联邦所效法；而1931-1932年的冬天或许是自1918年以来最黑暗的时期。它有其要处理的政治和经济的急务。9月19日 [1] ，日本开始军事冒险，这场冒险使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占有了富饶的中国满洲 [2] 。1932年2月2日，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开幕；没有什么消息灵通人士能看到它有任何前途，而只是深深的悲观主义。日本在满洲的行动和裁军会议将是以后两章的主题，本章剩下的内容将是勾勒到1933年中期的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发展。
赔款的终结
欧洲国家现在分成三种类型：一些国家保持黄金自由出口并实际上处于金本位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士（有时称为“黄金集团”）；一些国家正式放弃金本位制——英国、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和爱沙尼亚（有时叫做“英镑集团”），加上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剩下的国家由于禁止黄金出口而实际放弃了金本位，但通过控制所有的外汇兑换而把它们的货币保持在一种人为的与黄金价值对等的地位。
在最后的和由人口最多的人形成的类型中，德国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而且长期赔款争论中的最后阶段给债权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争论题目。通过帝国银行，德国政府现在对德国的外汇有实际的垄断权。法国主张德国政府有义务在支付一切其他外债之前优先转付杨格计划的无条件年金。英国的回答是，首先，这个要求即使在法律上是合理的，但也是荒谬的，因为显然首先必须为基本的德国进口付款；其次，比起德国应当支付的赔款来说，恢复对德国的借贷以使它能够清偿它的商业债务（在这方面英国远比法国更加关心）是更紧要的。关于优先次序这个微妙的问题可能从未达成协议。但1932年1月，在胡佛延期偿付令到期之前，布吕宁用宣布德国既不能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恢复赔款支付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态度部分是受到了对国内政治考虑的支配。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反对凡尔赛条约的运动正在取得进展；而且没有一个政府能经受得起在赔款问题上采取一种非“爱国主义”的路线。
因此，紧要的问题是在1932年7月1日胡佛延期偿付结束之前达成某些协议。法国政府尽管私下里已经认识到赔款已成空文是不可避免的，但还不能面对公开承认赔款已经死亡的事实。直到6月才在洛桑召开了一个会议，并同意取消所有的赔款要求，作为回报，德国以发行年利5%的可兑换债券的形式一次支付1.5亿英镑。债权国政府单独签订了取消它们之间的战债的协定，而使它们批准这个主要协定的先决条件是它们对美国的战债得到圆满地解决。但是现在诸如批准还是不批准洛桑协定（实际上它从未被批准）的主张都是不现实的考虑。任何人想要使德国恢复支付赔款的打算都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上的长长的一章就这样一劳永逸地结束了。
然而，胡佛缓债令的到期的确以一种实际的形式重新提出了协约国对美国的战债问题。幸运的是下一笔分期支付金要到12月15日才支付；不幸的是总统选举应在11月中旬举行。尽管美国首先听到了这场经济危机的隆隆雷声，但美国感受到这场风暴的最大威力却稍稍晚于欧洲；而且它在1932年秋天以前就达到了它的顶点。大选在一种极为悲观的气氛中举行。大多数选民认为他们很难相信胡佛总统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胡佛的缓债宣言并没有帮助美国，这是很清楚的；而且当美国财政部面临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时，这不是谈论取消欧洲债务的时候。无论选举的结果如何（事实上富兰克林·罗斯福赢得了一个彻底的胜利），协约国政府修改他们的债务的要求只能遇到断然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有些不情愿地支付了12月的分期支付金。法国政府建议也这样做，但下院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法国和其他主要债务国一起不履行债务的支付。
由英国在1932年12月支付的债款是任何一个债务国最后一次全额支付。在1933年6月和12月，英国每次名义上支付200万英镑，这被美国政府认为足以逃避承认不履行债务的事实。在下一次分期偿付金应支付之前，美国的新立法阻止了这种象征性的赔款的重复；而且再不曾有款支付。实际上，1932年看到了折磨这个世界达10年以上的赔款和协约国之间战债的混乱而戏剧性事件的最后一幕。洛桑会议把它们都埋葬在同样的被拒绝支付的坟墓之中。
世界经济会议
洛桑会议决定在下一年召开全面的经济会议——这是自1927年日内瓦会议后的第一次；美国政府接受邀请参加会议，但条件是不能讨论协约国之间的债务。在该会议召开之前，在美国发生了许多事。1932-1933年冬天，危机在美国达到顶峰，据推测（因为没有留下官方记录）失业人数达到1500万人。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3月就任总统时，整个财政体制处于崩溃的边缘。到下一个月，美国放弃了金本位，而美元的价值很快就贬值了大约30%。
正是在这个事件的阴影之下，1933年6月，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开幕了。这是空前的最大规模的会议，有64个国家出席；这是送给仍然对集中人类的智慧抱有信心的人们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礼物。但是在经济问题和裁军问题之间的不可思议的相似很快就显示了出来。正像法国和它的盟国多年来主张安全是裁军的必要前提条件一样，在世界经济会议上法国也作为一个国家集团的领袖出现，它坚持货币稳定是任何关于减少关税或放弃定额的协定的前提条件。最初前途似乎并不是特别无望。英国政府尽管强烈要求减少关税，但同时对希望货币稳定表示赞赏并公开表示愿意进行谈判。美国国务卿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科德尔·赫尔也这样做。但美国财政部初次体验弹性货币，更敏锐地注意到它的优点而不是它的缺点。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个声明等于否认了美国代表团的调和态度；而一位专家匆忙地从华盛顿赶来为财政部的观点辩护，使之免遭稳定货币者的攻击。这种稍稍有损尊严的事件是对该会议的致命打击。会议一直拖到7月底，在签订了关于小麦市场和白银价格的次要协定后，便无限期地休会了。这次会议的重要作用在于：它无可置疑地证明世界经济危机不能用任何的万能药来治愈。
最后的阶段
世界经济会议失败了，因为无论各代表团对下一步有什么看法，他们都寻求最终把现在不可改变的形势拉回到过去——低关税和固定货币时期。它的失败把政治家们的思想转向新的途径。显然，经济的民族主义和国家的贸易管制已经稳定下来，而且作为未来的国际体制的基本事实必须被面对。尽管有这些障碍，但是情况已经开始改善，虽然这种改善最初并不被人注意，然后不断发展。在英国，这种改善的起点似乎是1932年7月，当时按3.5%的利率把按5%的战争贷款发行的大量公债进行了成功的兑换。在美国这种改善的起点似乎是从1933年3月起，商品价格上涨并恢复了对外贸易，而且从美元贬值和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中获得了有力的刺激。复苏开始慢慢扩展到其他地方。最初复苏限于那些放弃了金本位的国家。但是包括被称为“英镑集团”的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它们的贸易不可忽视地占了世界贸易的一半以上（英国一国就占了大约1/4），便决定了潮流的基调。在两个国家之间通过直接谈判而达成的双边商业协定取代了大规模的国际合作计划。国际资本投资实际上仍然暂时停止。每一个国家都只照料自己。医治经济的万应药渐渐失效；而国联的财政和经济组织则使它们自己专注于日常的工作和研究。
英国在双边协定的新政策中起了带头作用。在世界经济会议的第二年，英国与阿根廷、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同苏联和波兰签订了包括相互降低关税和保证购买〔对方货物〕的双边协定。与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协定是防御性的措施，旨在对付那些抵制英国货物的国家实行的使英国受到威胁的不公正待遇，但并未导致贸易的任何实质性增长。1934年罗斯福总统从国会得到授权去同其他国家签订包括降低美国关税的贸易协定；于是美国就与许多美洲国家、包括加拿大，以及与一些欧洲国家签订了这样的协定。繁荣以更缓慢的速度在仍然坚持金本位的国家中得到恢复。1934年和1935年，意大利、波兰和比利时都脱离了黄金集团，前两个国家确立了外汇管制；后一个国家对它的货币实行了官方贬值；金本位最终在1936年9月停止存在，当时法国、瑞士和荷兰都贬值了它们的货币。
然而，尽管人们不能断言经济和财政稳定未曾完全恢复，但是1933年可以说是标志着当代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众所周知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的结束。在这三年的时间里，这个世界一直在焦急地考虑如何解决它的经济困境，但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1933年，经济阴云中的第一道裂口与政治地平线上的一道新的阴云同时发生。日本与德国退出国联和裁军会议的即将崩溃作为政治方面首先要处理的急务，再一次主宰了国际事务，而且尽管这些政治急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因素所引起的，但是它们使这场经济危机的纯经济方面的考虑在人们的思想中处于了一种从属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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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中国的9月18日。——译者
[2] 中国东北的旧称。——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