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在原则上已经被破坏，但在法律制订出替代的法规前，大部分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仍原封未动。几个月来，制宪议会继续从事自9月开始的建设性工作，同时密切注视贵族的阴谋和平民的骚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转化成为君主立宪派，他们把深孚众望的拉法叶特当作崇拜的偶像，而拉法叶特则竭力调和矛盾，并自以为得计。这就是这一阶段的特点。
一、拉法叶特和爱国党
拉法叶特自认为在10月6日救了国王和王后，便以他们的恩人自居；国王和王后对拉法叶特虽然痛恨万分，却装出宠信这位“宫相”的样子。1790年4月，在法夫拉斯的阴谋暴露后，路易十六就对国民议会唯命是从，并宣誓忠于宪法。这位“新旧大陆的英雄”的豪侠仗义使资产阶级为之倾倒，他们以有这样的领袖而骄傲。这位神态优美和豁达大度的贵族使平民肃然起敬。他的得势似乎是秩序的保障。他梦想成为法国的华盛顿，争取君主和贵族赞同革命，争取议会赞同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充满天真的乐观，又自认为才华出众；他在玩走钢丝的把戏，杰弗逊在奉召回国前曾为他捏了一把冷汗，美国的新任代表、喜爱讽刺的戈文诺、莫里斯刚到巴黎，恰好目睹他的垮台。
像典型的美国人一样，他深信掌权要靠舆论，因而完全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去积极活动和操纵舆论。许多家报纸，例如布里索的《导报》、《法兰西爱国者》、孔多塞的《巴黎消息》都受他的影响。不善演说是他的最大弱点，但他在西哀士的帮助下，为他的拥护者创立了一个协商和活动中心，即“1789年社”，议员、文人、贵族和银行家在那里畅怀交谈。他不惜出钱收买帮佣：当民主派崭露头角时，他发表文章予以制止，捧场者一时竟使议会讲台有人满之患。如果他能紧密团结爱国党人，调解议会中的分歧意见，加快议会的辩论过程，并把各派的首领吸收到一个稳定而积极的政府班子中去，他或许有成功的一线希望。但在当时，即使多数派内部的意见也不能完全一致，因为怀有浓厚个人主义的革命党人始终极端厌恶党派纪律。议会也不可能正常地进行工作。除了内部对立和外部环境不断引起种种事端外，同舆论保持联系的紧迫必要使议会不得不停下日常工作，去接待成批的代表团，听取他们宣读请愿书。奈克尔的声望正日益下降，他在8月提出的两项借款已遭到失败，于9月29日决定筹集的爱国捐也不能长期支持国库的需求。改组政府的机会出现了。拉法叶特同杜波尔、拉默、米拉波进行了磋商。他先派奥尔良公爵出使伦敦，借以摆脱他，接着又建议米拉波出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企图把这位人所共知的公爵排斥在外。米拉波不但不肯接受，反而于10月24日把改组政府的问题提交议会讨论。他指出，为使君主立宪制同存在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并行不悖，国王应该从议员中挑选大臣，以便保证两种权力的信任合作。这个论点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符合议会制的方向，而且已为英国所采用。但米拉波暴露了自己的野心。爱国党人觉得他更加可疑，并正确地认识到，诱饵还会使其他的变节者上钩。11月7日，制宪议会决定禁止议员充当大臣。拉法叶特的计划终于流产，但他的贪欲却进一步受到刺激。米拉波接受了宫廷的收买，由拉马克伯爵牵线，不断向宫廷递送报告（第一份报告写于1790年5月10日），虽然这些报告并未为宫廷所重视。最初，路易十六要米拉波同拉法叶特合作，企图使议会承认国王有决定和平和战争的权利。但两人合作不久，对拉法叶特心怀嫉妒的米拉波向国王大骂“假恺撒”，竭力破坏拉法叶特的名誉。他建议路易十六成立一个大规模的宣传机构，广泛开展贿赂和收买工作，纠集王党，然后离开巴黎，解散议会，向国民发出呼吁，必要时甚至挑起内战。但他同时请国王不要靠近边境，以免沾上勾结外国的嫌疑。杜波尔、巴纳夫和拉默这三巨头对拉法叶特的嫉妒不亚于米拉波。他们同拉法叶特虽然没有本质的分歧，但为了同他故意作对，往往提出极端的主张。
二、革命的进展
制宪议会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11月7日法令明确规定，等级从此不再存在。1790年2月28日的另一项法令宣布，军队中的捐纳制度已经废除，人人都有晋升军官的机会。同年9月23日，四分之一的少尉军衔决定留待由军士晋升。1790年2月，每个市镇按照1789年12月14日的法律选举市政府，领主在乡村享有的司法行政权也被废止。自11月至2月，制宪议会调整了地方区划和改组了行政机构，州、县二级的政权机关在夏初开始就职。7月12日通过的《教士法》确定了僧侣的地位。最后，8月6日，司法机关的改造也告一段落。
此外，爱国党加强组织并展开宣传。他们纷纷加入国民卫队和各俱乐部。1789年11月，布列塔尼俱乐部迁至巴黎的雅各宾–圣奥诺兰修道院，改称“宪法之友会”，各大城市纷纷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并很快成为“宪法之友会”的分会。各俱乐部和社团的成员都是追随拉法叶特的自由派贵族和富裕的资产者；钻进行政机构的贵族和保守派分子对温和、谨慎而又忠于革命的国民议会尚且经常挑剔和刁难，他们对这些俱乐部和社团的监督和催促更看不顺眼。报刊的出版量在成倍增长，其中有路斯塔洛的《巴黎革命》、卡米尔·德穆兰的《法兰西和布拉邦特的革命》、哥尔萨的《通讯》、卡拉的《年鉴》。爱国党的主要成功表现在“联盟”运动，这足以证明他们取得全国的拥护。最早的“联盟”组织产生于1789年。第一个组织于11月29日在瓦朗斯出现。接着，蓬蒂维和多尔在1790年2月，里昂在1790年5月30日，施特拉斯堡和利尔在1790年6月，陆续成立了大批“联盟”组织。这个运动最后导致了以庄严而明确的形式体现着法兰西统一的1790年7月14日全国联盟节。拉法叶特容光焕发地出席了全国联盟节大会；当塔列兰面对祖国的神坛做完弥撒后，他代表人民军队进行宣誓，国王不得不跟着宣誓。尽管当时大雨倾盆，充满信心的群众热情洋溢地高唱《前进曲》。
然而，革命的画面上也出现一些阴影。可以看到，第三等级还没有受过公民教育；他们只想从革命中图得预期的好处，但对革命要求他们作出的努力却缺乏热情。十分之九的积极公民没有参加选举，国民卫队对服役很快感到厌倦。在消极公民方面，他们对自己被排斥在市镇生活之外深感委屈。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对罗伯斯庇尔和某些民主派徒劳地坚持的普选制并不感兴趣，同时却对使他们不能当选公职的选举保证金制度愤愤不平。总之，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主张实行公民的直接统治；他们的各种牵制使当选的代表日子很不好过。巴黎各区经常同巴依和拉法叶特分庭抗礼。由丹东领导的科特利埃区于1790年1月将马拉藏匿起来，对抗司法当局的传讯。制宪议会于6月改组了首都的行政机构，用四十八个行政区代替原来的六十个选区，但各行政区不久也同样表现得争强好斗。
最令人关心的事毕竟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国民议会刚搬到巴黎不久，在其会址大主教府的附近，一名面包商被人杀害。议会十分震惊，于10月21日立即通过了著名的“戒严法”。当社会出现动乱时，市镇当局有权执行戒严法，就是说，先打出红色旗帜，经三次警告后即可下令开枪。但是，国民卫队能否服从，还是个问题。在巴黎，拉法叶特幻想能够取得国民卫队的支持。他把国民卫队削减至二万四千人，有购买制服能力的富人才能参加；此外，他又主要在法兰西卫队中选拔了六千人，组成领取薪饷的常备营队。但在其他各地，情况则不同。国防大臣为了解除平民的武装，声称军火库已告空虚，同时又削减军事订货。各地市镇当局固然可以请求军队给予帮助，但它们往往不愿这样做。右派公然要求让军队自动进行干预，国民议会意识到右派心怀叵测，因而坚决不予同意。至于原有的重罪法庭，它在1789年10月9日已被勒令停止工作，到了1790年3月，更禁止它受理任何刑事诉讼。
骚扰市场和阻碍粮食流通的事件仍不断发生；1790年的丰收使国内总的形势有所好转，但地方性危机仍此起彼伏，土地暴动尚未停止。一些胆小的农民缴纳了贡赋，但1790年3月15日法重申贡赋必须赎买，这使农村继续处于混乱状态。1790年1月，在凯尔西、佩里戈、上布列塔尼，以及在普洛埃梅和雷东之间的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同年5月，在布尔博内及其附近地区，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加蒂内地区的农民在收割后拒绝缴纳什一税和田赋。到了年底，凯尔西和佩里戈再次发生暴动。日益严重的威胁促使贵族以更加强硬的态度进行抵抗，由此引起的贵族的反动和流血惨案使混乱局势进一步恶化，使阶级对抗更加严重。拉法叶特试图推行的妥协正成为幻想。
三、贵族的阴谋
“黑党” (1) 对那些与革命“沆瀣一气”的王政派分子表示蔑视。
在“黑党”的演说家中，摩里教士坚持抵制的立场；卡查累斯倾向采取更灵活的策略，但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他们的记者蒙茹瓦、里伐罗尔和罗若教士在《国王之友》报攻击一切新事物，鼓吹旧制度，甚至把贵族的革命也一概否定。苏录在《使徒行传报》和《小高蒂埃报》放肆辱骂爱国党人，并讥讽他们是“败国主义”。1789年10月和11月，“黑党”力图利用多菲内和康布雷齐的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他们要求进行新的选举。次年春，第三等级指责国王派去建立新行政机构的官员在那里组织选举。接着，本笃会修士热勒于4月13日建议制宪议会承认天主教仍为国教，遭到了议会的否决；包括议会主席维里厄伯爵在内的二百四十九名议员签署了抗议书。维里厄伯爵被迫提出辞职。后来，贵族又败坏指券的信誉，试图阻碍国有产业的出售；他们对穷人说，特权阶级的破产将使穷人失去劳动和施舍。反革命的“和平之友”俱乐部在各地纷纷建立。
在那些因对革命不满而流亡国外的人中间，一些人是为了求得安静；另外一些人则是为了组织武装，等待外国干涉，例如在都灵定居的亚多瓦伯爵正向各方联络；还有些人同亚多瓦伯爵相配合，准备在法国南部挑起内战。最早的一次阴谋是“朗格多克计划”，其依靠对象有原里昂市长安贝尔–科洛美、孔塔地区的莫尼埃·德·拉卡累、艾克斯的帕斯卡里、马赛国民卫队司令里厄都，以及打算在尼姆煽动天主教工人反对基督教厂主的佛罗孟。这次阴谋造成了5月10日在蒙托邦和6月13日在尼姆的流血冲突。接着又有“里昂计划”。7月25日，里昂发生了一起因拒付入市税而引起的骚动，国防大臣拉都尔·杜班派遣一名心腹军官和可靠的军队前往弹压。布西伯爵和奥利埃兄弟分别在博若莱和热伏唐活动。马尔博斯于8月把维瓦雷的天主教徒召到雅勒斯集会。普瓦图和奥弗涅地区的贵族组织了许多活动小组，准备联合向里昂进军，亚多瓦伯爵打算率领撒丁部队同他们在那里会师。他们还希望国王也来到里昂。在十月事件后，奥日尔和马依·德·法夫拉斯曾先后企图使国王逃出巴黎。1790年初夏，革命党允许国王一家住在圣克罗宫；外逃似乎并不困难，“黑党”的俱乐部“法兰西沙龙”早就提出过这个建议：里昂暴动的日期定在12月10日。但是，路易十六拒绝了这项建议和米拉波的劝告。他在10月另行准备外逃计划。爱国党非常警惕。人们不断揭露国王可能出走。法夫拉斯已被判处绞刑，许多阴谋分子陆续遭到逮捕，其中博恩·德·萨瓦丹在4月，特罗阿·德·里渥尔在7月，布西在9月先后被逮捕；最后，里昂的阴谋分子在12月被一网打尽。奥弗涅地区的贵族在前往里昂的途中转道流亡国外。亚多瓦伯爵离开都灵，于1791年5月在曼图亚求见利奥波德二世，随后便前往科布伦茨。
平民的担忧造成新的恐慌浪潮。1790年7月和8月，在蒂埃拉什、香槟、洛林等地区，特别在瓦伦附近，谣传派往攻打比利时人的奥地利军队将入侵法国。群众仍准备采取自卫行动；马拉在7月号召群众先发制人。总之，惩罚行动时有发生，例如帕斯卡里在艾克斯被杀。
四、军队的解体
拉法叶特的幻想不幸落空了，冲突蔓延到了军队。一些贵族坚持效忠革命；但大多数军官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持保留态度，随着制宪议会的改革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更赤裸裸地采取敌对立场。他们的士兵也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些军人蔑视国民卫队，说他们是“不堪一击的蓝军” (2) ，另一些军人则经常光顾俱乐部，转而反对他们的长官。军港士兵和弹药库工人中也出现了不稳定现象。爱国党对贵族军官很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贵族军官流亡国外。爱国党或者攻击贵族军官，或者与犯上作乱的士兵相联合。但是，面对虎视眈眈的欧洲，制宪议会不敢贸然接受罗伯斯庇尔关于清洗贵族军官的要求。制宪议会不把从穷人中招募的士兵放在眼里。杜布瓦–克朗赛建议采用义务兵役制，以便把国王的军队改造成为国民的军队，这个建议也未被制宪议会采纳，因为议会知道，法国人对旧制度下的民兵十分敌视。议会认为，只要采取增加薪饷和改革行政和纪律，就足以解决问题。
兵变在军港和驻军中时有发生。作为职业军人，拉法叶特在纪律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1790年8月，他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当时，南锡驻军发生暴动，拉法叶特便支持其表兄布叶侯爵进行武力镇压，处决了几名闹事士兵，又把夏托维厄的四十一名瑞士雇佣兵遣送苦役场。制宪议会最初曾同意这个行动，但拉法叶特的名声从此受到了损害。爱国党在事后立即提出抗议，制宪议会的多数议员也开始感到怀疑，因为他们听说，布叶在南锡把所有拥护革命的人统统打成嫌疑犯。10月，默努男爵对全体大臣提出弹劾；议会最后宣布，除蒙穆兰一人外，全体大臣已不受国民的信任。旧的大臣们辞职了，新上任的大臣仍不受欢迎。就在那时，《教士法》导致了教会的分裂，路易十六向外国求助：大革命正走向一个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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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1789年制宪议会中比保王党更右的议员，他们创设反革命的俱乐部，参与策划1790年末的里昂暴动，失败后大批亡命国外。——译者
(2) 国民卫队穿蓝色制服，又名蓝军，旧式正规军穿白色制服，又名白军。——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