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之所以出逃，是想向外国君主乞求，最终得到他们的支持。外国君主反对革命，这是任何人都毫不怀疑的。革命所宣告的和推行的原则革新了有关权利、政府和社会的全部观念。但各国间的争夺使君主们无暇顾及法国的内乱，直到路易十六主动向他们求援，他们才开始予以重视。瓦伦事件给了法国君主制致命的打击，它对革命和欧洲的关系也具有决定性影响。
一、宣传
最使国王们感到放心不下的还是革命的国际影响。他们很早就对“俱乐部分子”的宣传横加指责，并怪罪法国政府的姑息和纵容。其实，正如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一样，革命思想的传播是自发地进行的。法国的事态发展自然也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意大利，纯文学报刊的读者不断在减少。法国出版商对他们所能得到的这批新主顾决不肯轻易放弃。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努内兹于1789年8月指出，有人将书刊译成西班牙文，准备运往加塔洛尼亚。人们耍尽种种花招逃脱警察的追查，即使宗教裁判所对书报走私也束手无策。成千上万的法国侨民是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旅法的大批外国人为革命宣传出力更大。
成群的外国人拥向法国，这是空前的盛况。巴泽多夫的继承人岗普司铎带着他的学生威廉·洪堡于7月14日后从德绍来到法国。因随同库克作了环球旅行而名扬四海的乔治·福斯泰从美因兹前来参加联盟节。施特拉斯堡吸引着莱茵人和施瓦本人；波恩大学教授、嘉布遣会教士欧洛格·施奈德尔于1791年到该地定居。来自英国的有丹东的朋友霍尔克洛夫脱（1789年到达），布里索的朋友、贵格会教士皮戈，诗人沃兹华斯和威廉斯小姐（1790年到达），后者不久对罗兰夫人钦慕备至。甚至从俄国也来了作家卡拉姆津，以及由其家庭教师罗默陪同的斯特罗加诺夫大公的儿子。在这些客人中，竟有不少人公开参与法国人的内部纷争。这在风行世界主义的当时是不足为奇的。革命党人以为世界的振兴将以他们为榜样，因而热情欢迎一切愿意加入革命的新人。当然，并非所有的外国人都被革命所诱惑。格里姆男爵坚持反对革命；拉马克伯爵收买了米拉波；科尔夫男爵夫人和英国人克拉福特帮助了国王出逃；《信使报》社长马莱·杜潘最后转向反革命一边。外国人中间还有一些间谍，如英国间谍埃利沃脱和米尔纳，普鲁士间谍埃弗拉姆，荷兰间谍埃尔台男爵夫人。但是，大多数外国人对自由事业怀有真诚的热情，特别是沃兹华斯。他们分别参加了“1789年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社会俱乐部”和“科特利埃俱乐部”。有些人很快一举成名，如人所共知的马拉；克洛兹男爵于1790年6月19日带领一群世界主义者来到制宪议会，以“人类演说家”的名义要求荣幸地代表世界各国参加联盟节活动。通过他们同自己祖国的联系，或者通过他们回国后从事的活动和撰写的游记，这些“爱国分子”分散地、几乎不自觉地变成了革命的宣传员。
在外国人中表现突出和惹起较多麻烦的是那些政治避难者。由于1781年和1782年的动乱，一些纳沙特尔人和日内瓦人逃到了法国。1787年有荷兰的难民；1790年又有萨瓦、列日和布拉邦特的难民。这些因深受迫害、离乡背井而满怀怨愤的人把宣传当作发泄怨气和怒火的机会。他们往往因不了解法国的情况而把希望当作现实，并以自己的幻想来感染他们的法国朋友。瑞士的政治避难者于1790年就在巴黎成立了“海尔维第俱乐都”，卡斯台拉律师在瑞士各州进行了串联。当年夏季，伯尔尼和弗里堡正式提出了抗议。
秋天很快来到了，一些民主分子似乎也想到要展开宣传。社会俱乐部的讲演者以及博纳维尔的《铁嘴报》分别发出号召，要求各国人民通过自由实现世界和平。随后，庞卡尔·台依萨尔曾试图在伦敦建立该俱乐部的分部。社会俱乐部是由共济会组织“真理之友社”创立的；博纳维尔在共济会的另一组织“苏格兰圣约翰社”中颇有影响，该社出版的小册子由施特拉斯堡市长底特里希负责向德国散发。光明异端会于1787年曾试图在法国共济会中吸收会众，博纳维尔同他们建立了联系。在萨瓦方面，革命宣传看来利用了苏格兰共济会——该组织在旧制度末年就以里昂为中心，并演变为法国共济会的一个分支组织。大革命时代的著作家往往过分强调秘密会党的影响，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这些团体可能对革命有所帮助，但也不应过分夸大，队伍比较整齐和能起一定政治作用的会党肯定不多。总而言之，在瓦伦事件前夕，宣传正逐渐成为战斗的工具。
二、革命思想的传播
革命宣传并不一帆风顺，事实证明它所遇到的障碍是根深蒂固的。人们由于看不到或轻视这些障碍，往往把浮夸和狂热的罪名加在革命者头上。确实，攻克巴士底狱曾激起了一些贵族和资产者的热情，这种热情甚至使法国人自己也上当受骗。“向自由朝圣”的各国使者向革命党人保证，革命的拥护者遍布全世界。他们当然有权这么说，但是，革命的拥护者在东欧显然人数不多，影响不大。诺维科夫、诗人拉季舍夫、哥里津大公等少数俄国人对革命泛泛地表示同情，他们所希望的仅是由中央政权来推动革命，也许他们还等着拉哈尔普一手教育成人的、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孙子的上台。女沙皇把波兰贵族当作雅各宾分子看待，因为贵族们在拉捷维尔家里设立了一个俱乐部，并且以西欧为榜样制订了1791年5月3日宪法。可是，城市的权利要求呼声不高，在柯仑泰的努力下，贵族仅接纳了几名资产者参加议会有关贸易和市镇事务的讨论。至于农民，他们得到的不过是在理论上受法律保护而已。匈牙利的局势在1790年仍十分动荡。数百篇政论以“人民”的名义要求恢复代议制和接受马扎尔语为国语。但这里所说的人民仍然指贵族。费克蒂·德·加朗塔等一些贵族对伏尔泰和卢梭赞叹不已，他们在约瑟夫二世统治期间曾是反对派领袖，但在同利奥波德二世重归于好后，却要他放弃解放农民。诚然，在约瑟夫二世和法国人的双重影响下，巴提亚尼和哈日诺齐等作家如今在大叫大嚷地反对贵族。其中有些人，如出身旧官吏家庭的拉兹科维奇以及加入了光明异端会和在巴黎同孔多塞结为好友的博学教授马尔提诺维支，表现得尤其咄咄逼人。但他们在群众中没有任何影响。这些国家毕竟远离法国，革命宣传不易达到。老实说，革命党人对这些国家也并不重视，关键在于争取邻国的舆论。邻国的敌对是极其可怕的，因为这是外国入侵的温床。在这方面，首先需要争取的是德国和英国，恰巧就在这两个国家，革命思想的传播可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法国革命在德国无疑激起了许多达官名人的好感。其中包括一些贵族和王公，例如哥达公爵和公爵夫人，但多数是作家、记者和教授。在当时最自由的知识中心美因兹，有瑞士史学家和埃塔尔大主教的秘书约翰·弥勒以及大学图书馆馆长福斯泰；在哥丁根，有施略策尔和诗人施托尔贝格；在不伦瑞克，有米拉波的朋友毛维雄少校；在汉堡，有克洛普什托克。表现最冷淡的恐怕要算魏玛的一批文人：首席牧师赫尔德、《德意志信使报》社长维兰特和让–保尔·李希特尔支持革命；歌德和席勒首鼠两端，不肯公开反对。在易北河彼岸的基尔，大学里也分成了两派，尼布尔表示不赞成革命。在普鲁士，许多人乐于向沃尔纳的权威提出挑战，他们同《智慧女神报》编辑阿尔申霍兹、德意志丛书出版社社长尼古拉和柏林歌剧院院长雷哈德一起盛赞革命。康德和费希特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没有改变他们对革命的信念。即使在维也纳，启蒙运动也蓬勃高涨。唯独受耶稣会教士控制的巴伐利亚长期抵制革命的宣传。
革命宣传不是单纯的思想运动。汉堡的资产阶级于1790年7月14日举行了庆祝活动。一些报刊作家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不久，有人控告光明异端会在准备起义。更严重的是，莱茵地区的群众正酝酿反抗。由于饥荒蔓延，城市陷于混乱，寡头统治面临着挑战。在阿尔萨斯的影响下，莱茵地区的农民开始拒绝缴纳贡赋，这种情况在帕拉丁地区和莱茵河沿岸地区尤其严重。动荡正逐渐深入德国内地：吕根岛、迈森市郊和萨克森选侯国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土地暴动，汉堡于1791年出现了罢工。
如果比利时和瑞士的起义能为宣传助一臂之力，革命思想在德国的传播还将会更加容易些。巴黎一度曾对此寄予希望。列日主教国在1787年前局势始终平稳，随着法国消息的传来，逐渐变得动荡起来。那里的贵族比较软弱，而资产阶级却随着工业的发展变得十分强大。后来成为吉伦特派大臣的勒布伦当时在列日出版《欧洲总汇报》。在攻克巴士底狱和8月4日晚的消息传到后，群众在柏桑日、法布里和朗松内的领导下，于8月18日举行了起义。主教逃往特里尔避难，但骚乱不久又蔓延到了特里尔。工人和农民正自己解放自己，列日公国正走上自发响应法国革命的道路。这种情况固然是独一无二的，但继法国的榜样之后，列日的榜样鼓舞了比利时人反抗帝国皇帝的压迫。于1787年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激起了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潮；至今默默无声地忍受约瑟夫二世统治的僧侣乘机起来造反。省三级会议对君命时有抗拒，布拉邦特的省三级会议于1789年6月18日被撤销。在布雷达避难的律师万代·诺脱向英国和普鲁士请求支援布拉邦特，英普两国为了使奥地利陷于困境，接受了这个请求。省三级会议完全听命于贵族，第三等级并不真正代表资产阶级。在布拉邦特，第三等级的议员由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卢万三大城市的行业公会所选出。但在当时，还有一个由冯克领导的改革派，这位布鲁塞尔的律师受到富裕资产阶级、部分低级僧侣和少数贵族的支持，他在列日地区组织了几支部队，由曾在法国和奥地利担任军官的汪德曼什指挥，正准备发动起义。万代·诺脱勉强接受了他们的帮助。冯克的队伍于11月偷袭了根特城；蒙斯和布鲁塞尔同时举行了起义。奥国军队于12月撤出了比利时各省。
不仅在莱茵地区，而且在瑞士德语区，阿尔萨斯的榜样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奥克什和未来的巴黎省主教戈培尔在巴塞尔大肆活动，迫使当地主教请求奥地利派军占领他被改良派逐出该城后仍保留的国土。在苏黎世，罗兰的朋友拉瓦代把新法国的拥护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日内瓦，“消极派”被迫同意于1789年2月和12月先后两次修改宪法。远在圣彼得堡的拉哈尔普煽动沃州和瓦莱州居民进行反抗。在联邦中左右一切的各大州感到尤其恐慌，因为它们发觉革命的火种有可能在自己身边点燃：饥荒导致了萨瓦州的骚乱，农民拒绝纳付取消领主权的赎金。萨瓦的医生杜班同许多人一起逃出瑞士，到巴黎去寻求支持。
英国的情形正相反，那里没有发生任何平民骚动。革命接触群众只能通过激进运动的介绍；革命对激进运动的复活虽然有所促进，但这需要足够的时间。统治阶级对法国人为建立立宪制所作的努力最初曾宽宏大量地表示赞同。福克斯及其朋友谢里丹、斯坦霍普、罗德戴尔和厄斯金均给予同情。边沁起草了一份司法改革计划，请米拉波交给了制宪议会。最热情欢迎革命的是那些非国教的新教徒。普莱斯于1789年11月4日作了一次布道，非国教的新教徒们接着推动“1688年革命会”向法国国民议会寄送支持信，于1790年7月14日举行庆祝活动，并与巴黎各俱乐部建立联系。他们坚持要求取得已经许诺的改革，但托利党却随着革命的向前发展而逐渐变得冷淡。皮特保持沉默。于是，非国教的新教徒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他们在1791年重建了由选举改革派成立的“伦敦宪政宣传促进会”。当时，在大多数城市，都有一些由通常不信国教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程度不同地主张刷新政治制度。在伦敦，站在普莱斯一边的有霍恩·图克、葛德文、托马斯·潘恩，以及女权运动的主持人玛丽·沃斯托恩克拉夫。在伯明翰，有著名的化学家普列斯特莱。曼彻斯特的“宪政会”于1790年宣布成立。苏格兰本是邓达斯的禁脔，这位大臣巧妙地使用种种拉拢和腐蚀手段，使那里陷于一片死气沉沉；如今，政治生活也开始活跃起来。然而，在瓦伦事件发生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群众受到了宣传的影响。只是在1791年末，群众才开始关心法国革命。爱尔兰的反应比较敏锐，因为自1782年以来，群众的情绪从未真正安定过。那里的天主教徒支持法国人实行宗教宽容和废除什一税。与此同时，在主权属于国民这一思想的启示下，天主教徒菲茨杰拉德和新教徒沃尔夫·汤恩提出了爱尔兰独立的要求。辉格党俱乐部在1789年已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成立。议会领袖格拉坦竭力把独立要求限制在合法范围之内，到1791年末，他也失去了控制。
南欧各国受宣传的影响更少。革命在意大利文学界博得一些同情。例如，那不勒斯的齐亚加和戈伐尼伯爵，意大利北部的帕里尼、品德蒙脱兄弟、阿尔菲耶里等人至少在初期是拥护革命的。皮斯托亚的主教会议对教皇政权仍怀有敌意；该市的主教希比昂·李奇同格雷古瓦和凡尔赛宪政派主教克莱芒都保持通信联系。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准备伺机而动，例如著名的邦纳罗蒂。然而，革命思想长期没有深入人心。比利牛斯半岛的情形更差；无论是自称启蒙思想之友的霍韦利亚诺斯和康波曼内斯，还是伏尔泰分子阿兰达，都不敢公开表示拥护革命。
革命党人知道意大利当时自顾不暇；认为西班牙也不在话下。因此，他们毫不害怕这两个国家。但是，他们不能不看到，在英国和德国，反动势力正与革命势力在同时增长；尼德兰的革命使他们深感失望。
三、反动势力和十字军计划
1789年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平民起义，播下了革命党人幻想的种子。他们说，人民已站了起来，推翻了暴君。他们显然已经忘记，人民只是在最后关头才加入了革命，甚至资产阶级也只是由于三级会议的召开才开始行动，而三级会议又是国王在贵族的逼迫下才同意召开的。随着土地暴动的发生，特别在制宪议会于8月4日晚通过了废除封建权的法令后，人们就能衡量出欧洲贵族为对抗极权主义而炫耀的“哲学”的价值。除个别例外，欧洲的哲学家都摇身一变而成了反革命派。出售教会财产的法令更使各国僧侣惶惶不可终日。欧洲的王公贵族从法国贵族所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从此不再抱怨君主的专制主义，而与国王共同努力保护他们的特权和财产。因为，一旦国王的权力陷于瘫痪，整个旧制度就会崩溃。在这些国家，资产者的力量还很薄弱，贵族采取以上的态度已足以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何况，即令资产者并不绝对否定新原则，他们毕竟害怕平民的骚乱和要竭力保护自己的产业和利益。麦考莱说过，在二十个有身份和有产业的英国人中间，有十九人是反对革命的。平民的行动稍有越轨之处，统治者便齐声叫嚷要把不轨分子镇压服帖。可见，在革命胜利之前和之后，法国在其邻国引起了完全相反的反应。
法国流亡者竭力把警报传到各国。在都灵的亚多瓦伯爵以及法国驻罗马和马德里大使贝尔尼主教和拉伏古荣公爵尽力保护他们。他们于1790年开始在特里尔选侯国集结流亡武装。但大多数流亡者仍迷恋于玩乐，以为流亡生活不久就能结束。他们一掷千金的挥霍竟使物价为之上涨。许多流亡者表现得傲慢、放肆、轻佻和糊涂，因而任何人都不喜欢他们。当地贵族把他们当作活教材，他们讲述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充斥于报刊和书本，令人不能不信以为真。他们断言，国内同胞早已不能忍受少数坏分子的暴政，只要派出相当的部队，便能长驱直入地攻下巴黎。他们在国外的表演与流亡法国的外国政治避难者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尼德兰事变对革命者应该是一次极好的教育。在奥地利军队撤退后，冯克向万代·诺脱提出了改革计划：实现权利平等，改造省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加倍并由各教区直接选出，召开联省议会。冯克丝毫不想用法国的方式去对待贵族和僧侣。尽管他的改革要求十分温和，万代·诺脱领导的“国家派”却认为一无是处；1790年1月12日，当他们宣布“比利时合众国”独立时，“国家派”只是单纯恢复了省三级会议，然后由各省代表参加的国会负责处理政务；他们甚至不去争取列日代表的参加，而列日的革命者本可以给他们宝贵的帮助，以完成比利时的统一大业。万代·诺脱像以往一样向英国和普鲁士寻求支持，但毫无成果。同样，冯克向法国争取帮助也不成功，除了拉法叶特派几名前来出谋划策的使者外，就只剩一心想当国王的比顿·夏洛斯特公爵。冯克派在一些城市建立了委员会。资产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行业公会纷纷宣布拥护旧制度。僧侣在司铎万厄本和耶稣会教士费勒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反对改革的运动，猛烈攻击改革的目的是要推翻教会；万代·诺脱成了他们的工具。工人和农民附和了这个运动，因为冯克的改革计划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动工农群众。同他的对手相反，冯克没有充当群众领袖的天赋。“国家派”对汪德曼什率领的“义勇军”存有怀疑，指责他们图谋不轨。最后，1790年3月16日至18日，数百名暴动者在布鲁塞尔追逐冯克分子，冯克本人被迫流亡法国。特权阶级保住了政权，但他们没有抗御奥地利的能力，只得被动地等待自己最后的失败。1790年11月和12月，奥军恢复了列日主教大公的权威，并重新占领了比利时各省。
在英国，也是教会首先发出了警报，接着是土地贵族。1790年大选时，托利党的多数地位得到了加强。关于废除对非国教的限制和改革议会制的主张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无成功的希望。皮特声称，采取这些措施将是软弱的表现，在目前形势下，应该暂缓执行。确实，这种状况维持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辉格党发生了分裂。温德海姆夸大地渲染教会所面临的危险，借以恐吓下议院，这使福克斯深感不快。接着，在议会讨论有关组织加拿大的立宪政治的议案时，伯克郑重宣布同福克斯绝交，由此引起了辉格党内的一系列分裂。在这以前，伯克已于1790年11月发表了《法国革命感想录》，这部著作已成为反革命派的福音书。他有力地指出，单凭一纸法令，不足以使人们学会行使自由权利和履行公民责任，从而把进化的概念引进到历史学和政治学的领域中去；在这方面，他不愧是个思想家。但是，他给社会的进化确定了一个限度，而这恰恰是他的著作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他看来，阶级的尊卑贵贱完全是神的安排；他谴责法国革命是大逆不道，说它破坏了全部社会等级，因为革命使贵族沦于破产。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和要害。伯克的成功并不妨碍他遭到了出乎意外的反驳。在持反对意见的人中间，多数只是为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对伯克就1688年革命和社会进化论所作的解释提出异议。苏格兰人马根多士的《高卢的要求》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因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而享有盛名的托马斯·潘恩却独树一帜，他对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的谴责，以及对国王和贵族的猛烈攻击，深深地打动了平民的心。《人权论》的第一部分于1791年发表，全书以廉价的普及本形式在全国广为发行，使群众懂得法国的榜样在哪些方面能对他们有用。
在德国，施略策尔从1790年初开始攻击法国的“暴民统治”，但仍不否定自由的原则。人们批评“哥丁根的风标”，但越来越多的报刊作家却反而站在他的一边。他们是：奥托卡尔·赖哈德、吉尔塔梅、汉诺威的秘密顾问布兰德，以及耶拿《文学评论》的主笔德国人伯克雷贝尔。在维也纳，得到利奥波德保护的霍夫曼在《维也纳报》展开了猛烈攻击自由派的宣传运动。秘密会党和大学到处都成了嫌疑对象。一篇题为《游人来信》的匿名短文指责秘密会党在法国煽动混乱。“魔笛”社因举行共济会仪式而在维也纳被查禁。最严重的征兆也许是：自由派在称赞制宪议会的改革同时，却拒绝把改革引进德国，仅仅强调要努力推动个人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进步。法国革命的直接目的——改变制度——被推迟到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将来。这就充分表明了自由派的软弱。
舆论的转变只能有利于普鲁士自1789年前业已开始了的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全力支持下，沃尔纳不顾牧师和教授们的强烈反抗，努力迫使他们重新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规。国王下令修改弗里德里希法典，删除有损国王和容克的权威的条文。他明确表示，不准备对封建制作任何更改。在哈布斯堡王朝各国，1789年的比利时暴动以及匈牙利起义也导致了改良主义政策的后退。约瑟夫二世于1790年2月去世前，停止执行或废除了他曾采取的几项革新措施。在继承其兄弟就任皇帝前，利奥波德二世曾是托斯卡纳公国的开明君主。但他首先要保住帝国的遗产；他不得不同贵族和解，满足地方主义的要求，以便尽可能挽救约瑟夫二世的事业。为了安抚僧侣，他取消了新的祈祷文和神学院，把已被取消的修道院交回给教士管理，并答应今后不再取消任何修道院。但他仍坚持教会的世俗化，不允许破坏宗教宽容，不改变国家对教皇的独立。他恢复了帝国议会以及匈牙利和各州区的独立体制，允许比利时在平定暴动后恢复传统的行政结构；因此，在帝国的各领地，又重新出现了各行其是的松散状态。最后，利奥波德二世放弃了税务改革和土地改革；尽管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不断发生农村骚动，领主制仍确定不变，但已被废除的人身奴役不再复活。
在其他天主教国家，政府采取了防守的立场。1790年12月，巴伐利亚重申对光明异端会的镇压措施，甚至巴黎的《总汇报》在这里也禁止发行。同年，撒丁国王要求共济会不再举行集会，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劝诱他的朋友科斯塔·德·博雷加尔投入了反动阵营。教皇敕令教徒为拯救教会而斋戒祈祷，并对不守教规的异教徒明令申斥。在意大利，反动浪潮迅速遏制了革命激起的微弱同情。共济会、冉森派和自由派统统受到报刊和学院的谴责。许多法国人被逮捕或被驱逐出境。然而，如同德国一样，意大利也有一些王公不主张采取镇压措施。例如托斯卡纳大公。西班牙的情况正相反，弗洛伊达·勃朗卡和宗教裁判所于1789年末共同决定，取缔法国书报；检查来自外国的信件和商品。霍韦利亚诺斯被流放，康波曼内斯被逐出卡斯蒂利亚省政府。法国侨民受严密的监视，卡瓦鲁斯等人被逮捕，更多的人被驱逐出境。葡萄牙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个法国人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于1790年6月18日刺伤了弗洛伊达·勃朗卡，镇压于是变得更加严峻了。1791年3月，西班牙在比利牛斯沿线部署警戒部队，防止“法国瘟疫”的渗透。
伯克希望各国都这样做，希望英国政府主持旨在对付革命宣传的和平封锁。他认为，这仅是一项预防性措施。他主张对这个向野蛮倒退的民族发动十字军征讨。格里姆男爵及其顾问原瑞士医生后成为汉诺威贵族的齐美尔曼立即在德国响应伯克的创议。1791年春，当庇护六世公开谴责革命的原则时，各国国王不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也跟着宣布反对新的叛教分子。问题已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
四、路易十六和流亡者向外国求援
问题的提出并非仅仅由于论战的需要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流亡者和路易十六分别以公开和秘密的方式敦促各国国王采取行动。在都灵，亚多瓦伯爵曾向撒丁国王恳切陈词，他还派遣伏特勒依前往罗马和马德里。1791年5月，他在曼图亚向利奥波德二世求见。他虽然主要想乞求经济资助，但也希望奥国进行军事干涉，以支持法国南部掀起的暴乱。6月，他同波拉斯通夫人一起前往申博恩比斯特府邸，在他叔父特里尔选侯的领地定居，随行的还有一批挥霍无度的近臣，而孔代亲王在沃尔姆斯集结的渴望战斗的流亡者部队却被抛在一边，缺少最起码的供应。于1790年末为孔代亲王出谋划策的卡龙主要寄希望于普鲁士，但也不忽视奥国皇帝可能给予的支持，同时还准备以出让某些殖民地为代价，争取实现英法联盟。他认为，有了孔代的部队为外国军队开道，就能复辟旧制度。流亡者一方面对本国同胞进行声色俱厉的威胁，另方面对顺从地忍受议会压迫的路易十六嗤之以鼻。
其实，路易十六的屈服只是表面现象。由于害怕发生新的“事件”，他不得不采取两面手法，而结果却使自己威信扫地。但是，早在1789年11月，他就向他的亲戚西班牙的卡洛斯四世表示，他对被迫作出的让步概不承认。玛丽–安托瓦内特向她的朋友瑞典伯爵阿列克赛·德·费逊以及向奥地利驻法大使梅尔西·阿尔让多倾诉了她对拉法叶特和宪政派的仇恨。携带国王抗议书前往马德里的丰脱布律恩教士受命向西班牙宫廷试探是否可能给予国王支持和贷款。丰脱布律恩于1790年再次出使维也纳。于同年2月继位的利奥波德二世同先皇约瑟夫二世同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兄弟，还有另一名兄弟当时任科隆大主教。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两个姐妹分别是尼德兰和那不勒斯的统治者。然而，丰脱布律恩所得到的仅是好言安慰而已。那时6月即将结束，由此可见，路易十六决定向外国求援，根源并不在《教士法》。当然，信仰方面的考虑更加强了他的决定，但其他原因也促使他义无反顾。由于制宪议会建立的行政机构开始履行职权，国王挑选的大臣相继去职，路易十六不得不承认，这场革命与通常的贵族反抗已不可同日而语。10月，已经流亡国外的帕米埃教区主教达戈重返巴黎，敦促国王行动；他不费唇舌就说服了国王。布勒特依男爵全权负责指挥一切，向各外国宫廷派出了特命使者。路易十六决定秘密逃出首都，指定麦斯军区司令、镇压南锡事件的刽子手布叶侯爵采取迎候圣驾的各项措施。12月，德·费逊着手进行外逃的准备工作。
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一直抵制流亡者展开的外交努力，亚多瓦伯爵为此曾与法国驻威尼斯大使蓬倍尔侯爵大闹一场。蓬倍尔虽然不顾职守。积极为亚多瓦伯爵效力，但他毕竟要服从国王的秘密命令。国王和王后责备流亡者只顾逃命而把他们扔下不管，又责备流亡者采取急躁和莽撞的行动而危害他们的安全。他们还担心在胜利后会沦为贵族的附庸。与其让孔代亲王率军入侵法国，他们宁肯要各国联合陈兵边境，胁迫制宪议会根据国王的意志修改法令。路易十六准备驻跸蒙梅迪，居间进行斡旋，并操纵事态的发展。他一再强调指出，他不要求外国军队进入法国。但是，如果国王没有想到，至少王后已经想到，一旦议会不肯就范，已陈兵法国边境的各国国王难免会命令部队越过边界。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无疑要酬答各国给予的帮助，割地赔款也就在所不免。出让几个省份，这是路易十六很不愿意的事。但是，根据布叶的建议，国王于1791年5月派人出使英国，准备以部分殖民地做代价换取英国的中立。
各国国王对支持路易十六或支持流亡者意见很不一致。叶卡特琳娜二世热烈欢迎流亡者，积极主张发动一次无情的十字军讨伐。她说：“铲除法国的无政府状态将是一件万世不朽的勋业。”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持相同观点，他于1791年春亲临斯巴和亚琛，表示愿赴前驱。撒丁国王维克多–阿梅代和教皇已经表示赞同亚多瓦伯爵的主张。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装出一副见义勇为的样子，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帮助路易十六，但他同他的近臣比硕夫斯威德一样，对流亡者也言听计从。相反，西班牙的弗洛伊达·勃朗卡对流亡者不理不睬，认为他们是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徒。至于利奥波德二世，他也无意同流亡者合作。这位皇帝于1791年1月拒绝接见卡龙，并命令卡龙离开维也纳。同年5月，他在曼图亚又不肯召见亚多瓦伯爵。在英国，国王、大臣和议会的想法不尽相同，却一致主张，除非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否则决不进行干涉。伯克向他的同胞鼓吹十字军讨伐，响应者屈指可数。
流亡者的朋友们显得十分起劲地反对革命，但没有利奥波德的首肯，他们将办不成任何事情。叶卡特琳娜二世把别人推在前面，自己却决心落在后面。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于1790年8月热情接待了罗尔男爵，并于9月同维也纳进行了初步会商，但他由于未得到奥地利的同意而不能作出承诺。就国土的地理位置和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兄妹关系而言，利奥波德理应是反法同盟的当然领袖，而他却偏偏最不主张动武。从他以往在托斯卡纳推行的政策来看，制宪议会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并不使他感到可怕。何况，他不认为旧制度在法国复辟是有益的或可能的。当然，他并不想放弃自己一丝一毫的权威，但他又觉得法国国王权威的削弱对他并非是件坏事。最后，他在本国为解决约瑟夫二世留下的难题已伤透了脑筋。因此，他不鼓励他的妹夫倒行逆施，而希望后者同宪政党达成妥协。他借口别国意见不一或行动迟缓，又借口英国态度不明，竭力推托拖延。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信件中，以及在努内兹大使的信件中，人们可以看到王室的种种努力和有限的选择逐渐都陷于落空。王室本身也有意见分歧，伊丽莎白王姐和国王的姑母站在流亡者的一边，王后则抱怨各国君主的自私和不明事理，特别是她的兄长利奥波德。后来，有人为了把挑起冲突的责任加在革命党头上，曾竭力强调各国君主对革命并不怀有敌意。其实，对于革命宣传的危险，以及对于自己因血缘联系和君主间的声援而应尽的义务，利奥波德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但他像其他君主一样正确地看到，他们没有任何必要害怕法国革命。当时，他正忙于重新征服比利时和平定匈牙利的暴乱，因而认为，在着手去管路易十六的事情以前，理应先管好自己的事情。
五、制宪议会的对外政策
在各国君主和革命法国之间，确实在有关公法和领土等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冲突。废除领主权侵犯了在阿尔萨斯留有领地的某些德意志王公的利益；他们援引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向帝国议会提出控诉，施特拉斯堡、凡尔登等地的法国主教也跟着这样做。此外，阿维尼翁和孔塔地区由于放弃旧制度，同教皇发生了冲突。1790年6月12日，阿维尼翁要求并入法国；卡彭特拉只是宣布接受法国的宪法，但不考虑教皇的否决。制宪议会没有表明态度，阿维尼翁和卡彭特拉之间便爆发了战争，阿维尼翁的贵族和爱国党也互相残杀。
这两次冲突的发生促使大革命从革命原则中推导出一种新的国际法，虽然1789年科西嘉被接纳为法国的一个行省已使人们预感到这一点。杜埃的梅兰于1790年11月代表制宪议会向德意志王公作了如下答复：阿尔萨斯之所以属于法国，并非因为1648年条约把这块领土交给了路易十六，而是因为阿尔萨斯人通过他们参加联盟节的特派代表表达了和自己的同胞团结一致的决心。革命不仅是人和公民的解放，也是民族的解放，它甚至认为民族具有生存权。在这以前，法律只承认国家的存在：人跟随土地一起被征服或被割让。1790年5月22日，制宪议会庄严地否定了征服权。从此，自由表达的人的意志反过来主宰土地；王朝的地理国家也就被民族国家所取代。为此，左派要求制宪议会根据阿维尼翁人的愿望，将阿维尼翁并入法国版图。1791年5月，议会以微弱多数拒绝了这个要求，但仍决定占领阿维尼翁和孔塔，以便恢复秩序和征询居民的意见。合并的建议于当年9月终于被接纳。那时，教皇早已请欧洲各国出面干涉。在国王们看来，实行这种新法等于宣布法国可以和平地和无代价地兼并所有国家，只要这些国家的居民同本国君主发生冲突，也想搞一场革命。在法国同欧洲各国之间，所有的条约完全被撕毁，所有的法律联系全部被割断。各国君主和外交官怎能不感到愤怒呢？
然而，他们口头上不作空洞的表示。让阿尔萨斯和阿维尼翁问题悬而未决对他们只会有好处，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找到宣战的借口。但是，各大国的利益并未受到损害：除非法国实力完好无损，大国才会感到威胁；而在当时，法国在陆军、海军和财政方面已无实力可言，原来的同盟关系又完全断绝。革命党人实在狂妄得令人可怜，只要一有机会，人们就会打消他们的气焰。
制宪议会看来确实害怕战争。这不仅因为它在原则上就反对战争，而且因为战争将加强国王的地位。为此，它拒绝接受比利时三级会议的通告；它虽然不准奥国派往尼德兰的部队从法国过境，却又听任这些部队占领巴塞尔主教国。它在原则上否定德意志王公的权利，却又主动提议给予赔偿，路易十六则赶忙派奥日尔劝说德意志王公拒绝接受。在阿维尼翁并入法国的问题上，制宪议会也尽最大可能进行拖延。1790年5月，为了不让国王把既成事实强加于议会，它又规定国王行使宣战和缔约的权利必须交立法机构批准。它让国王继续领导外交事务，但于8月1日设立了外交委员会。最后，由于旧制度原有的同盟关系有使法国不由自主地卷进某个冲突中去的可能，制宪议会宁肯陷于孤立，也不肯去冒这个风险。实际上，法国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同盟已经自动解除。一方面，皇帝不再把衰弱的法国放在眼里，而法国革命党人从法维埃等作家的著作中接受了反奥传统，加上他们对王后的仇恨，就更加倾向普鲁士。另方面，普鲁士大使戈尔兹和间谍埃弗拉姆也在鼓动亲普情绪。这种反奥传统十分强大，甚至流亡者也像敌对方面一样偏向普鲁士。法国和西班牙的同盟曾使两国在上次战争中打败了英国，尽管没有人反对法西同盟，制宪议会却放弃了这一联系。看来，许多革命者转而同情英国，塔列兰以及金融家和批发商自然都是亲英分子。1790年5月，西班牙在皮特咄咄逼人的威胁下，曾向姻亲波旁家族求援。制宪议会于8月6日同意武装四十五艘战舰，但又宣布王朝间的同盟已经不再有效，必须重新谈判两国的同盟条约。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皮特的间谍密尔斯和埃利沃脱肯定已经收买了米拉波，并同他通了气；他们对法西同盟从此不再存在深感庆幸。
法国显然已不再是个强国了。人们认为，自古以来，衰弱是革命的后果。对各国国王说来，聪明的策略是放任不管，只追求自己的目的；如果法国国王能够先顶住革命，然后再去恢复他的权威，那也还为时不晚。
六、欧洲政治
法国革命在最初几年远没有吸引欧洲的全部注意力，因为人们以为一场全欧大战即将来临。约瑟夫二世于1782年与叶卡特琳娜二世结成了同盟，逐渐被“希腊计划”所迷惑。这项计划的内容包括：恢复东罗马帝国，由沙皇的孙子任皇帝；重建达西亚古国，波将金正窥视该国的王位。另方面，这项计划还准备把奥斯曼帝国的塞尔维亚各省以及威尼斯的领土交给奥地利。因此，威尼斯将和伦巴第连成一片，奥地利自1715年以来企图征服意大利的野心也将加速实现。
维尔琴纳和皮特二人都不赞成肢解土耳其。法国在土耳其占有特殊的地位；皮特希望不让俄国靠近地中海和印度航线。但是，由于荷兰陆海军统领于1787年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并要求英国和普鲁士给予支持。普鲁士军队开进了联省共和国，皮特乘机施展外交手腕，使联省共和国脱离法国。他声称，如果法军向普军开战，英国将进行干涉。布里盎当时正与高等法院闹翻，维尔琴纳不久前刚去世，接任外交大臣的蒙穆兰只得承认现实。陆海军统领重新执政后，荷兰与普鲁士和英国结成了三边同盟。这场失败使法国国王的威望受到很大损失，同时又使约瑟夫二世相信他的盟友不想在东方起任何作用。总之，西方各国间和睦共处的可能从此被排除了。
如果说法国因国内的困难而无能为力，皮特同样也处境艰危。1788年，国王乔治三世精神失常，王太子要求出任摄政。尽管王太子十分低能，他的这个要求却很难加以拒绝。但是，皮特一再坚持，摄政的人选应由议会决定。在无法排斥王太子的情况下，他让议会通过一项法令，限制摄政的权力。皮特之所以取得议会制保护人的名声，这件事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实，他是个善于执行国王意图的人，他主要想约束势必会将他免职的王太子以及可能接替他担任首相的福克斯。但是，他们之间长篇大论的争执只是空吵了一场，因为国王于1789年恢复了健康，皮特始终主持着政府。在这期间，欧洲的危机已经开始了。
1788年8月，早已忍无可忍的土耳其人抢先挑起了战争，最初战争形势对土耳其有利。俄国军队向位于第聂伯河和布格河入海口的奥恰科夫猛扑，但要塞久攻不下。奥地利军队的情况更糟；在攻打贝尔格莱德失败后，奥军被迫且战且退，土耳其占领了巴纳特。后来，土军终于势衰力竭。洛顿夺取了贝尔格莱德，苏沃洛夫攻克了奥恰科夫。但是，希腊计划显然不会实现。此外，约瑟夫二世的军事失败鼓励了各附属国纷纷起来反抗，哈布斯堡王朝面临瓦解的危险。就在这时，约瑟夫二世于1790年2月猝然去世。由此又产生了出现新动乱的可能。
瑞典和普鲁士利用了这个局面。瑞典向俄国进攻，直达圣彼得堡城下。瑞典贵族乘机向古斯塔夫三世夺权，部分军官拒绝在军队服役，从而缓解了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困难。但是，瑞典国王通过一场新的政变，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权威，战争又继续进行。瑞典军队在陆上打了败仗，但于1790年取得了海战的胜利。至于普鲁士，它于1789年支持了列日的起义者，又在比利时策动反对奥地利的阴谋；它希望不让俄国控制波罗的海。皮特也持同样的立场，因为英国和荷兰的贸易在波罗的海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由于皮特的以上立场，丹麦也就不敢帮助俄国去反对瑞典。然而，普鲁士首先主张，如果奥地利和俄国向土耳其方面扩张，普鲁士应该在波兰方面得到补偿。叶卡特琳娜二世自从波兰被瓜分后一直占领着这个国家，对普鲁士的主张自然不能接受。因此，普鲁士竭力怂恿波兰贵族举行暴动，并答应同他们结成同盟。“爱国党”的势力在波兰日益壮大，它改善教育组织，煽动民族感情，主张通过废除“自由否决权”来结束无政府状态。叶卡特琳娜二世扶植的傀儡斯塔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国王虽然正谈判缔结一项协定，准备把原来留给“共和国”的部队派去同土耳其作战，但在1788年9月议会（即所谓“四年议会”）开会时，爱国党看穿了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建议的虚伪性，不愿作任何考虑。1789年5月，他们要求占领军撤出波兰。人们普遍以为普鲁士决不肯就此罢休，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普鲁士不但野心勃勃，而且国力强盛。但是，历史进程表明，普鲁士的领导人十分无能，他们迁延不决，动摇犹豫，终于导致了1792年的惨败。根据海尔兹伯格于1789年5月向国王呈递的“伟大计划”，奥地利从土耳其方面得到扩张后，就把加里西亚归还波兰，后者则把但泽、托伦、波兹南让给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尔兹伯格以为，只要普鲁士军队一调动，就足以使这笔交易成功。国王则相反，他并不把事情看得如此简单，何况他还想从奥地利手中夺走尼德兰，在可能的情况下，甚至还要占领波希米亚。为此，他鼓动比利时人和匈牙利人反抗奥国，争取英国的支持，并于1789年8月在西里西亚集结军队。正当需要他作出决断和拿出勇气的时候，他把军事行动推迟到次年春季。在此期间，约瑟夫二世突然去世，英普同盟的计划终于搁浅。
皮特认识到英普同盟的可贵，因为同盟能帮助他遏制俄国和在尼德兰扩大影响，但他不想超出这个限度，尤其不愿冒武装冲突的危险。荷兰由于向叶卡特琳娜二世出借了巨额贷款，更不希望发生战争。它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瓦解感到担忧，因为这将打破大陆的均势，并使取得独立的比利时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对荷兰说来，重要的是维持现状。另方面，皮特的注意力集中在海上和殖民地。他首先是个事业家和金融家，因而不希望打仗；但当他觉察到对方有软弱的迹象时，也愿意显露自己的胆气，在美洲战争中的战胜国自然首先是他的打击对象。为此，他在1787年曾对法国进行威吓，并抓住荷兰事件大作文章。接着就轮到西班牙了。西班牙于1790年在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北部的诺特加海湾扣留了几艘英国船只。尽管该海湾的归属历来存有争议，皮特却要求给予赔偿，并于1790年5月进行军事动员。英国拥有战舰九十三艘，西班牙仅三十四艘。由于法国竭力回避，马德里归还了被扣船只，并于10月24日在最后通牒的威胁下出让了海湾。既然皮特的注意力集中在以上方面，人们也就可以理解，在整个这一年里，为什么皮特不断告诉普鲁士，说普方的计划不符合同盟的精神。
然而，假如弗里德里希–威廉利用约瑟夫二世的去世立即采取行动，皮特恐怕也很难阻止他这样做。由于他放过了这个机会，皮特就有了同利奥波德磋商的时间，从而在普奥之间进行调解。利奥波德不像他哥哥那样容易冲动和急躁。为了挽救奥地利，他必须尽可能保住在对土战争中夺得的利益，同时又要首先孤立普鲁士。4月，当英国提出在恢复原状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时，他赶紧接受了建议。此外，他把“恢复原状”作了“简单恢复”和“改善恢复”的区分，因而打算在同普鲁士谈判时力争第二种方案。科尼兹反对这个政策，但利奥波德有他的“秘密”：副首相菲利浦·科本泽尔和掌玺大臣斯皮尔曼不顾“老头”的反对，竭力为皇帝效劳。谈判会议在西里西亚的赖兴巴赫召开，同时，十七万普军在那里同十五万奥军相对垒。海尔兹伯格修改了计划，以期达成全面和解：奥地利将仅仅交出加里西亚的六分之一，在土耳其夺得的利益也相应减少；普鲁士将仅仅占有但泽和托伦。英国人立即变了脸色，波兰人提出了抗议。弗里德里希–威廉慌了手脚，突然放弃一切割地要求，斯皮尔曼只得于7月27日伤心地接受了“简单恢复原状”。
实际上，利奥波德从这场会谈中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全部好处。6月，他同马扎尔贵族实现了和解；11月，奥军开进了比利时，12月初，相继占领了布鲁塞尔和列日。12月10日，海牙三边联盟迫使他同意实行大赦和维持尼德兰各省的特权，但他拒不批准协议书。他在西斯托瓦同土耳其人的谈判没有签订和约。奥地利局势恢复了稳定，这对普鲁士是个可悲的失败。
普鲁士为自己准备了新的失败。叶卡特琳娜二世收到了要她接受调解的通知。沙皇对此已有准备，由于看到利奥波德作了退让，便同古斯塔夫三世讲和。于1789年在福克沙尼打了胜仗并把战线推向多瑙河的苏沃洛夫，于12月22日占领了伊兹梅利亚，对驻军和居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屠杀。叶卡特琳娜于是不再迁就普鲁士，相反普鲁士却向她表示，在不牺牲波兰的条件下，准备达成一项协议。1791年3月26日，沙皇向普鲁士发了一份照会，提出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建议，但照会到达柏林已为时过晚，否则，整个反革命行动就会以另一种面目出现。
处在犹豫不决中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仍然拿不定主意。他周围的亲信纷纷向他建议同奥地利接近，以便孤立叶卡特琳娜，他自己也制订了一项“秘密计划”，甚至把海尔兹伯格也完全蒙在鼓里。比硕夫斯威德于1790年向利奥波德作了初步试探，接着于1791年2月前往维也纳。利奥波德不想同俄国搞坏关系，又认为以不得罪普鲁士为好。因此，他在接待普王的宠臣时只听而不作任何许诺。这一态度足以使比硕夫斯威德头脑发热。利奥波德在回国后报告说，一旦普俄发生战端，奥地利将持中立立场。3月11日，普鲁士国王要求英国答复，如果普国对俄国采取惩罚行动，英国将持何种立场。
在羞辱了法、西两国和挽救了奥地利以后，皮特的气焰已嚣张得不可一世。英国舰队仍处于动员状态，驻彼得堡大使惠特沃思保证俄国已无力进行新的战争。至今只靠虚声恫吓就取得成功的皮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驻柏林大使依瓦特的怂恿下，他决心由英国发起，联合瑞典、波兰、土耳其和普鲁士等国，组成反俄同盟，彻底打退俄国的扩张。内阁于3月21日和22日作出决定，向叶卡特琳娜二世发出最后通牒。普鲁士立即表示响应。但皮特没有考虑到辉格党会反对。在俄国驻英代表沃龙佐夫的合谋下，辉格党煽动舆论反对这场战争。俄国四分之三的进口商品来自英国，英国人难道要支持土耳其异教徒反对购买英国商品的俄国吗？在那时，只有皮特一人预见到俄国是对印度航道的威胁。在下议院，拥护皮特的多数派出现了分化，大臣也分成了两派。为了保住首相的职位，皮特于4月6日无可奈何地收回了成命。丹麦大臣伯恩斯托尔夫作出保证，叶卡特琳娜将以德涅斯特河的东侧为界，这算为皮特保全了面子。依瓦特于20日再次出使波茨坦，通知普鲁士英国已抛弃了它。叶卡特琳娜用以下的话表达了对胜利的兴奋：“爱吠的狗不一定都咬人。”通过雅西协定（1792年1月9日），她守住了奥恰科夫和德涅斯特一线。
遭罪的这次不仅是普鲁士一个国家，波兰首当其冲面临着叶卡特琳娜的报复。外来的威胁促使国王斯塔尼斯拉夫同爱国党领袖让·波托茨基、马拉霍夫斯基、科伦泰和恰尔托雷斯基重归于好。1791年5月3日，他们起草的新宪法获得了议会的通过，决定废除自由否决权和实行君主立宪制，斯塔尼斯拉夫的王位由萨克森选侯的女儿继承。人们当时预计，波兰将没有足够的时间组织防御，俄国将重新占领波兰。对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来，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结局，两国终于决定团结起来。由于海尔兹伯格已经失宠，比硕夫斯威德于5月12日经国王同意，向利奥波德提出建立普奥同盟的建议。6月11日，他前往米兰觐见奥地利皇帝，后者接受了这一建议，并答应同土耳其签订和约。双方同意，两国君主将在萨克森的皮尔尼茨会面。另方面，利奥波德要求普鲁士同奥地利一起承认波兰宪法，有关萨克森选侯的女儿继承王位的问题也包括在内。最后的协议将在维也纳签署。德意志的两个大国已同意一致对付俄国。但是，他们的合作建立在一个误会的基础上。利奥波德希望保全波兰，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则力图肢解这个国家。后者认为，波兰议会既然已于1790年9月6日禁止出让任何国土，同波兰结盟也就丧失了任何价值，相反，这只会有利于波兰的复兴。他打算把奥地利从俄国那里分化出来，从而迫使俄国同意重新瓜分波兰。总之，事态发展很可能重复1772年的历史先例，即在奥地利作出让步后，重建的三国同盟将集中全力共同对付法国。但是，反革命的计划已经渗透到了欧洲政治中去；在波兰问题尚未解决前，普奥两国就冒险在西线作战，这对叶卡特琳娜极其有利，而反法同盟却在缔结前就注定要破产。
在赖兴巴赫会议失败后不久，普鲁士首先提出了干涉法国的建议。弗里德里希–威廉附有两项条件：奥地利的合作；还有必要的军费补偿。具体地说，巴伐利亚将把茹利埃和贝尔格两地割让给普鲁士；作为报偿，奥地利将和巴伐利亚一起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取得部分领土。这一主张成了普奥两国于1790年9月开始接近的借口。不容否认，普鲁士国王对路易十六和流亡者的个人感情促使他提出了这项创议，但赖兴巴赫会议的失败也反过来使普王觉得，反对法国革命是他求得主动的一个机会。一方面，普奥同盟可以使他获得一个盟友，以代替态度日渐软化的英国；另方面，为了个人的荣誉，必须扩大普鲁士的版图。后来，尽管东方的形势出现了种种波折，他对这个方案始终不能忘情。1791年2月，比硕夫斯威德向奥皇重申，普鲁士在对法干涉问题上将随奥皇马首是瞻。6月，他在米兰再次申述了这个意见。
利奥波德最初对干涉法国装聋作哑。5月18日，他在曼图亚谢绝了亚多瓦伯爵的拜访。叶卡特琳娜二世不断催促他出兵法国，这反而使他增加了拖延的理由。突然，他在米兰热情地欢迎比硕夫斯威德的建议，并把反对法国革命作为两国协议的基础之一。原因是，他接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关于王室即将出逃的来信。人们过分夸大了利奥波德对法国王室的冷淡；其实，为了避免受到前后夹攻，他不得不尽量克制自己，这是个聪明的策略。一旦他的妹妹和路易十六的处境更加恶化，他当然有义务去援救他们。这个思想状态使他的行动受路易十六的摆布；由于路易十六的外逃，他必须立即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