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庇安是早期罗马帝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约生于公元95年，卒于公元165年。这正是安敦尼王朝，罗马帝国在外表上最繁荣富强的时代，即所谓“黄金时代”。当时意大利及各行省的经济，从共和末年的破坏中逐渐恢复和繁荣起来了，生产技术达到了奴隶社会范围内最高的水平，拉丁文化普遍推广流行，各省的奴隶主贵族参加了罗马帝国的统治机构。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奴隶制大农庄的发展，中小农民纷纷破产；同时，军事独裁加强，整个罗马帝国的政治组织变为一部压榨人民的巨大机器，犹太、埃及、叙利亚和希腊各地人民起义，前仆后继，公元三世纪罗马奴隶社会总危机的因素已在逐渐发展中。阿庇安所处的时代正是这样矛盾的一个时代。
阿庇安是一个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壮年时代，他已经在他的故乡担任过显贵的职位，后来移居罗马，担任过皇帝国库检察官的职务。这职位由哈得良皇帝设立，以监督意大利及皇帝直辖各行省的税收；如有偷税或舞弊者，他可以代表皇帝向之提起公诉。担任这项职务的人一定是骑士等级。由此可见，阿庇安不但取得了罗马公民权，而且列入了骑士等级。在他的晚年，通过他的好友、马可·奥理略皇帝的老师夫隆托的推荐，做了埃及总督，埃及总督是皇帝由骑士等级出身的理财官中选拔担任，以对抗元老贵族的。因为职务的关系，阿庇安和各行省的工商界有广泛的联系。这在他的著作中有所反映； [1] 他的著作大部分按行省分卷，把每个行省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来考察。
作为史学家，阿庇安和其他罗马史学家比较起来，有些独特的优点。首先，阿庇安重视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物质背景。恩格斯说：“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2] 马克思又指出，“他极力要穷根究底地探索这些内战的物质基础。” [3] 当时在重税、兵役、高利贷、奴隶制经济的排挤等种种压迫之下，每一个偶然事故都可以使罗马的小农失掉生产手段，陷于破产的深渊。所以债务问题在罗马历史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阿庇安在他的著作中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根据他的叙述，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初，平民与贵族斗争，第一次退至圣山，是为了债务问题。 [4] 在坎佩尼亚劫掠的罗马驻军被召回国，罗马统治者不敢利用军队去惩办他们，因为所有的军队都同样地受到债务的压迫。 [5] 早期共和时代，平民与贵族的斗争都是围绕着免除债务、分配土地和担任高级官吏职位的权利三个问题而进行的。 [6] 随着罗马并吞地中海周围各国，霸权形成以后，以奴隶制经济为基础的大农庄迅速发展，遭受剥削和奴役的小农更普遍地陷于贫困的绝境。阿庇安正确地描写了这种情况说：“富有者占领大部分未分配的土地，时间过久之后，他们的胆子大了，相信他们的土地永远不会被剥夺了。他们并吞邻近的地段和他们贫穷邻居的份地，一部分是在被说服之下购买的，一部分是以暴力霸占的，因此，他们开始耕种广大的土地，不是零星的地产。利用奴隶劳动力，因为害怕自由劳动者会从农业中被抽出去当兵；同时占有奴隶，由于奴隶子孙繁殖，奴隶的占有使他们获得很大的利益，因为奴隶不服兵役，所以繁殖得很快。这样，某些有势力的人变为极富，奴隶人数在全国增多起来了，而意大利人民的人数和势力，因受经济、捐税和兵役的压迫而衰落。” [7] 小农的个体生产是无法与贵族奴隶主在大农庄上所利用的奴隶集体生产相竞争的。小农受贵族奴隶主经济势力的压迫，因而丧失土地，陷于贫困，这是必然的。因此，在整个罗马历史中突出地表现无产者和小土地所有者对大土地所有者的斗争，阿庇安把这个基本线索贯穿在全部《内战史》中。他很清楚地说明，军事将领怎样利用金钱和土地收买游民无产者和士兵，倚仗他们的力量夺取政权。自马略和秦那 [8] 、苏拉 [9] 、恺撒 [10] 、屋大维 [11] 以及喀西约和布鲁图 [12] 都是以分配土地为笼络士兵的手段。从阿庇安的具体叙述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争夺土地的问题是罗马共和末年内战的基本原因。
第二，阿庇安的著作反映了罗马统治阶段的贪婪、残暴和血腥的侵略战争，以及各族人民反罗马侵略的英勇斗争。阿庇安叙述罗马统治阶级不但残酷地压迫其本国人民，还不断地发动对外侵略的非正义战争，以满足其掠夺奴隶和土地的目的。公元前二世纪以后，他们的欺诈、贪污、无能和残酷达到了顶点，给地中海周围的各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祸。例如他记载老伽图在西班牙下令于一天之内拆毁了各城市的城墙， [13] 鲍鲁斯在伊利里亚一天之内劫掠了七十个城市， [14] 琉卡拉斯违反誓言，屠杀已经投降了的考卡人。 [15] 阿庇安借西庇阿的口说明“巨大的灾祸是伟大光荣的基础”。 [16] 同时，罗马统治阶级的贪污腐化也达到了顶点，他记载朱古达说得好，“如果能够替它找到买主的话，整个罗马城也可以买到。” [17] 罗马在亚细亚的将军们由于贪婪，激起米特拉达梯发动大规模的反罗马战争。关于亚细亚人屠杀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的事，阿庇安说，“这个事件很明显地表明亚细亚人不仅是由于对米特拉达梯的畏惧，而且也由于对罗马人有同样深的仇恨。” [18] 在另一方面，阿庇安生动地叙述了地中海周围各国、各族人民反抗罗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例如他描写吕息坦尼亚人、 [19] 纽曼细阿人 [20] 以及迦太基人 [21] 的英勇斗争，可歌可泣，很令人感动。随着罗马侵略者的魔爪伸张到地中海周围地区，反抗罗马侵略者的烽火也蔓延到地中海四周区域。
第三，阿庇安在他的著作中也反映了罗马奴隶社会中各阶级间、各阶层间以及罗马人与被征服的国家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他生动地描绘了罗马平民争取土地的社会运动（例如革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运动 [22] ），罗马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斗争（例如同盟战争， [23] 意大利人争取罗马公民权的斗争也是争取土地的斗争，因为必须是罗马公民才能有分配土地的权利），骑士等级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例如马略与苏拉的斗争），罗马人与被征服的国家和各族人民之间的斗争（例如米特拉达梯战争等）。但是古代罗马奴隶社会中的基本阶级矛盾是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它影响到其他各集团之间的矛盾。（按拉丁文字义来说，“内战”（bello civili）是指罗马公民之间的战争而言，但阿庇安却把奴隶起义的战争也包括在他的《内战史》中，这是值得注意的。）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以后，日益高涨，奴隶主阶级感觉好像坐在火山顶上，火山随时有爆发的危险。斯巴达克的奴隶大起义给罗马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阿庇安虽然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对于奴隶没有好感，但是对于这次伟大的奴隶大起义，不能不予以重视。罗马社会各奴隶主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地中海四周各国、各族人民反罗马侵略和压迫的斗争，都跟奴隶反抗奴隶主这个基本矛盾交织在一起，例如马略和秦那在反对苏拉的斗争中，米特拉达梯在反抗罗马的斗争中，绥克斯都·庞培在反抗屋大维的斗争中，都曾以解放奴隶来争取奴隶们的帮助。
第四，阿庇安的著作为后世保存了许多早已失传了的作品。阿庇安所记载的史实离他自己的时代很远，但是他利用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有些资料，他在叙述中暗示了出处；有些根本没有提到出处。 [24] 但是从他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利用了许多古典著作。例如阿庇安关于米特拉达梯战争的记载，是古典著作中把三次战争作一个连贯的整体来叙述的唯一记载。关于第一次战争，他似乎利用了李维的著作；关于第二次战争，他利用了希腊人的著作，可能是利用了大马士革人尼古拉 [25] 的著作；关于第三次战争，他利用了阿基阿斯 [26] 的诗歌。关于第三次布匿战争和纽曼细阿战争，他利用了波里比阿 [27] 的著作。关于屋大维在伊利里亚的侵略战争，阿庇安的记载 [28] 也是古典著作中唯一连贯地叙述这些史实的记载，他利用了奥古斯都本人的回忆录。关于革拉古兄弟改革运动，他利用了盖·方尼阿斯 [29] 的著作，方尼阿斯是反对土地改革的，所以阿庇安的著作是古典著作中叙述改革派和反对派双方论点的唯一记载。关于同盟战争，阿庇安的著作也是古典著作中唯一连贯叙述的史料；他在写同盟战争以及马略和苏拉内战的时候，利用了琉·科尼利阿斯·西新那 公元前一世纪后期人，著《史记》十二卷，记载同盟战争及内战，至苏拉之死为止。书已失传。普鲁塔克和阿庇安都利用了这部书的材料，所以两人所叙述的史实有类似的地方。 的著作。在第xiv-xvii卷中，关于从恺撒到奥古斯都的叙述，他利用了阿西尼阿斯·波利俄的著作以及美塞拉·科淮那斯和奥古斯都的回忆录，所以他对恺撒、奥古斯都和安敦尼兄弟都有过分的偏袒。这些作家多半是亲自参加了当时的运动或战争的，他们的著作虽有阶级偏见，但也保存了不少真实的史料；这些书都已失传，幸而在阿庇安的著作中得以一部分地保存下来了。
此外，阿庇安在他的著作中，用朴素的语言，引人入胜地叙述历史事件的发展，没有牺牲内容以追求外表效果的辞藻修饰，没有斯多噶派哲学的伦理说教，没有专求引起读者庸俗兴趣的私人轶事琐闻；这些流弊在阿庇安时代的其他著作中是很流行的。 [30]
从另一方面说来，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阿庇安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首先，阿庇安以外省人的身份而加入了罗马帝国统治阶级的行列，对罗马帝国很有好感。他的种族偏见和阶级偏见必然反映在他的著作中。他歌颂罗马帝国的强大和罗马侵略者的勇敢，而藐视其他民族，特别是亚细亚诸民族。例如他在序言中说：“关于成就和勇敢方面，亚细亚诸帝国是不能和欧罗巴最小的国家相比的，因为亚细亚诸民族优柔寡断和懦弱无能，正如在这部历史的进展中所将表现出来的。” [31] 阿庇安对亚洲诸民族的藐视是与史实不符的。自古以来，亚洲诸民族是以英勇地抵抗外族侵略著名的，安息打败克拉苏和安敦尼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至于罗马人在短时间内征服了东方希腊化诸国，这是由于希腊化国家间的矛盾、希腊－马其顿统治者与广大本地居民间的矛盾、奴隶主与奴隶及小生产者间的矛盾和罗马侵略者挑拨离间、奸险欺诈的外交政策而产生的结果，不是由于罗马人的勇敢和亚洲人的懦弱而产生的结果。
阿庇安站在奴隶主统治阶级的立场，对人民是不信任的。他常污蔑民主派领袖为“群众煽动家”， [32] 说人民“常有一种乌合之众所常有的愚笨”。
阿庇安对于奴隶是仇恨的。例如秦那利用奴隶群众的力量夺取政权。既取得政权之后，他趁奴隶们正在休息的时候，带着他的高卢士兵包围他们，把他们杀光了。阿庇安对这件事情评论说，“这些奴隶们迭次背叛他们的主人，这样受到了他们应得的处罚。” [33] 阿庇安的时代已经是奴隶制开始衰落的时代，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叙述奴隶主压迫奴隶和两次西西里奴隶起义以及其他各地奴隶起义的情况。
第二，阿庇安没有完全摆脱宗教迷信思想。他相信命运、天意、预兆、神谶和灾异。这些荒谬的东西是已经被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否定了的。罗马共和末年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卢克莱修也曾诅咒过宗教迷信； [34] 身为最高僧侣的恺撒也不相信占卜和灾异。 [35] 为什么阿庇安远远地落后于他们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从阿庇安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去寻找其根源。当时罗马君主专制政治加强，全国范围内无论自由民和奴隶，均为压榨的对象，各族人民的反抗遭到残酷的镇压。元老贵族也经常遭到屠杀。社会各阶层都感觉到现世没有出路，因此一切奇异的宗教迷信、巫术魔法在社会各阶层中流行起来， [36] 这是罗马奴隶社会行将解体的反映。
第三，阿庇安的著作中的年代、人名、地名常有错误，一方面因为他的著作所包括的范围那么广泛（几乎包括了当时他所知道的全部世界），年代那么长（将近九百年），这些事件离他自己的时代又那么久远，他没有深入研究，详细调查；另一方面是由他的不正确的观点和立场而产生的。例如，他总误以为萨干坦是在挨布罗河之北， [37] 这是因为他要把破坏和约的责任加在迦太基人身上而为罗马人推卸责任；他误以为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亚洲， [38] 这是因为他要夸大亚历山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阿庇安的这些缺点，虽然是严重的，但几乎是所有的古典作家的共同缺点，这和他的优点比较起来是次要的。马克思说阿庇安的著作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 [39] 资产阶级史学家往往以阿庇安著作中的年代、人名、地理上的错误作为贬低阿庇安著作价值的借口；纵然阿庇安在这些细节上有许多缺点，但从整个大的方面来观察，阿庇安重视当时罗马内部斗争的物质背景，生动地描述了各阶级、各社会集团间的斗争，例如阿庇安对于古代社会最伟大的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所描写的英雄形象，千余年来给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运动中英勇的战士们以莫大的鼓舞。资产阶级史学家研究阿庇安的著作的时候，不从阿庇安的著作中所提供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与阶级斗争的资料去揭露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只是烦琐地考证他所利用的史料来源， [40] 引导读者误入迷途，而忘却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才能充分利用古典作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也只有这样，才能给予优秀的古典作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阿庇安所著的《罗马史》共二十四卷。 [41] 其中叙述罗马人征服埃及的第xviii-xxi卷和叙述帝国时代图拉真侵略达西亚和阿拉伯诸战役的第xxii-xxiv卷，都已全部散佚。第i-v卷、第viii卷（下）和第ix卷只有从其他古典作品 [42] 中所引用阿庇安的文字中搜辑起来的片断。现在保存下来的大约是阿庇安原书的一半，幸而这是比较重要的一半。我是根据《洛布古典丛书》中荷拉斯·怀特的英译本翻译的。英译本中的《内战史》五卷是独立的，其卷数号码和前十二卷不相衔接。本文外的旁批是英译者附加的；为了便于检查起见，我于每卷下的每章加了一个标题（不完整的诸卷，则没有章的标题）。本文中尖括弧〈 〉内的字是阿庇安的希腊原文中有脱落，校勘者补上去的。方括弧［ ］内的字是英译者加进去，以说明阿庇安原文的意义的。
书中除英译者的原注外，我还增加了一些注释，注后加有“英译者”或“译者”字样，以示区别。此外，我还增加了几幅地图，及年表一个，我想这些对于读者是有帮助的。
在本书译述过程中，经常得到孙秉莹、李长林、莫任南诸同志的帮助。曾芸阁同志为我校阅了一部分原稿。谢贯屏和刘志雄两同志为我抄写了一部分原稿和绘制地图。山东大学陈同燮教授为我校阅全部译文，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意见。均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译述开始于1960年1月，初稿完成于是年年底，后来又经过了两次修改。限于自己的业务和理论水平，错误难免，盼望读者随时指正。
谢德风
1963年1月10日初稿
1976年4月3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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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x，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9页。
[4] 见xiii，1。
[5] 见iii（i）。
[6] 见xiii，1，7-8。
[7] xiii，7。
[8] xiii，29，55，64。
[9] 以老兵建立殖民地，xiii，96，104。
[10] xiv，94。
[11] xv.87;xvii.13。
[12] xiv.141;xvi.118。
[13] vi.41。
[14] x.9。
[15] vi.52。
[16] vi.98。
[17] viii(下),(i)。
[18] xii.23。
[19] vi.56-61,71以下。
[20] vi.76-98。
[21] viii(上),74以下。
[22] xiii.2-16;21-32。
[23] xiii.38以下。
[24] 参阅英译本序言 。
[25] 著《通史》，自远古时代到赫罗德之死，共144卷，其中第96-110卷是叙述米特拉达梯战争的。
[26] 他随着琉卡拉斯的军队，参加了这次战役，他写了很多诗歌，歌颂琉卡拉斯的胜利。
[27] 他随着小西庇阿亲自参加了这两次战役。西庇阿围攻纽曼细阿时所用哨兵传信号的方法（vi.92）是他的献策。阿庇安对小西庇阿个人才能的过分夸张，显然是受了波里比阿的影响。
[28] x。
[29] 公元前133-前131年他担任大法官的职务，公元前122年他为执政官。他著了一部《罗马史》，自罗马的起源到他自己的时代为止，书已失传。西塞罗、萨拉斯提阿斯和布鲁图都称这部书为权威著作，因为他和他们的观点是相合的。
[30] 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和斯韦托尼阿的《十二皇帝传》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31] 序9 。参阅恺撒藐视亚洲人的言辞，xiv.74,91。阿庇安对罗马帝国的歌颂，集中反映在他的序言中。
[32] 例如vii.9,17。
[33] xiii.74。
[34] 参阅卢克莱修《物性论》，中译本（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第3-4页。
[35] xiii.153。
[36] 当时流行的小说，阿普里阿的《金驴记》和著名的历史著作，斯韦托尼阿的《十二皇帝传》都反映了这种情况。阿庇安虽然相信神谶、预兆等，但是他从来没有用神意来说明历史发展的原因。
[37] vi.7。
[38] xiv.149。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9页。
[40] 参阅英译本序言 。
[41] 其原拟写而没有写成的《帕提亚史》，不包括在内。
[42] 关于所辑书籍的来源，参阅英译本序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