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空气也干燥清凉。梅玲昨晚照例卷起窗纸，一早醒来，觉得有些凉意。她把棉被盖好，打算再睡。但是昨天晚上和博雅相会的记忆太美，太意外了，留在脑海里，甩也甩不开。她的心扑通扑通乱跳，嘴唇渐渐泛起一丝笑容，她把头埋在枕下。前院已经听到人声，但是院落里仍然静悄悄的。她感到一件很重大、很快乐，也许很愚蠢的事情发生了。
为什么任博雅追她呢？然而她自己承认，她需要如此。难道她生命中展开了新一页？她的脑子里充满了矛盾的情绪——刺激、浪漫、疑惑。这件事会给她带来什么？她以前的经验太令人困惑了。她想起自己的过去，总觉得当时她年轻不成熟，像一艘废船，被环境和男人的欲望所搅和了。博雅是她第一个敬重、关心的男人，他的爱情似乎是真诚的。这个家是一幅宁静的图画，一个休息的港口。未来还是未知数，她不敢多想，复杂是难免的。她是不是又错了呢？如果她母亲还在，或是一开始就找对了人，她整个的一生就然不同了，她就能给博雅一份纯真、无瑕的爱情，不必隐瞒什么。如果她说出过去的一切，他会谅解吗？她该不该说？幸亏还没有盘托出。他说：“我爱的就是你这个人。”听起来真舒服。她知道自己没有对不起谁，然而心中仍不时有悔恨感，怕她配不上他。她终于找到了她可以期盼的男人，心里却不免发抖，怕昨天的追求只是一种偶然，不会有结果的。但是这件事太重要了，她现在可不能冒险地说出部历史。她要等自己更了解他，双方爱情成熟了再说。然后她又自我安慰说：若是博雅娶她，这也是他的第二次婚姻哪。她并非然配不上他……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嫁给博雅？她疯了……现在是战时，就算她变成博雅的妻子，她也猜不透未来的前途。她热情而心乱地渴望知道最近几天会有何新的发展。
在纷乱的心情下，她又睡着了。当她八点半醒来时，意外地听到了博雅熟悉的脚步声，她由窗口看见他进入冯舅公的庭院，客厅对面罗娜的房间还是静悄悄的。她起来把窗纸卷得更高些，好能看到博雅出来，也许还能和他打招呼呢。她匆匆穿好衣服，博雅出来，看见她站在窗口，对他微笑挥手，他转身走向她的窗台下面。
“你这么早就起来啦？”他微笑说。
“进来吧。”她做手势。
他蹑足进入客厅，她站在卧室门口欢迎他。她已经穿上黑棉袍，头发梳了一半，前面有些小卷。她脸上还没化妆，不过布满了青春的红晕，眼角又饱满又光滑。她耳语说，罗娜夫妇还在睡觉，要他进她房里来。他们低声说话，但是她的发音含有睡饱了的清脆感。
博雅转身吻她，她觉得心中许多疑惑都一扫而空了。
“趁冯舅公还没出门，我过来找他谈谈，”他说，“我要安排远行的计划，不过也不是这样。我一早起来，不知怎么两只脚就自动朝你这边走来。从你的脸色看得出，你睡得很好。”
“博雅，我希望永远如此，这是我内心的需求，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幽会，我们必须尽快到上海去。”
“我找冯舅公就是谈这件事。天津开的轮船铺位很难买，存款必需安排，凯男还要买些东西。我告诉她，上海什么都买得到，但是她说要买些礼物送亲戚，我今天早上要陪她出去。你和罗娜他们能不能过来吃午饭？”
“好的。”
“你出门的一切都准备好啦？要不要我替你买什么？”
“我什么都不需要，但给我买些稻香村的蜜饯、鸭肫和福州橄榄好了。”
“你爱吃鸡鸭肫？”
“我爱吃——可以嚼的东西我都喜欢。你也喜欢吗？”
“我床边放了一瓶，晚上边嚼边看书。”
“好妙！我也是！”
博雅走了，今天早上的会面使她再次坚定了信心。昨天晚上他说的情话不只是逢场作戏，一时冲动的结果，他的表情证明了这一点。
罗娜起床，看见梅玲的神采比平常更焕发。梅玲告诉她，博雅过来和冯舅公讨论远行的计划，还邀大伙儿吃午饭。
“我仿佛听到你们低声说话。”罗娜说。
“我们怕吵到你们。”梅玲答道。
这是北平秋天中的一个好日子，干爽、晴朗，院子里又舒服又平静。昨晚的韵事还留在梅玲脑海中，掌握些未知的诺言，今天早上偶然而匆匆的一见——那个吻，他双手在她肩上抚摸——在她屋里留下细致的香味。幽香发自她摘来供在瓶里的木兰花，那倒无关紧要。空中有一股奇妙的刺激。她对镜梳头，想着今天该穿什么衣服。打扮漂亮是自尊的表现，一个女人就算只到公园走走，只有陌生人看见她，她也会穿戴整齐。但是为一个男人，一个她心爱的男人而打扮，意义又不止如此了。在家里便餐，她得穿得简单一点。她的发型如艺术品一样，不能显出刻意雕琢的痕迹，要配她的脸蛋，又自然又顺眼。她知道博雅很注意她右耳下的红痣。她耳型柔和，下面尖尖薄薄的，算命的人说这是坏征兆，所有长命、有福气的人耳垂都是长长厚厚的，好保住福气。结果她常常把头发放下来，半盖住耳朵。突然灵机一动，她用大发夹把头发向后拢。她脸型很小，这样一来简直像中学生似的，看起来很清新，红痣也清清楚楚地露在外面。
她的胎痣是鲜红色的，一些山中小蜥蜴就是这种颜色。没有人知道朱红色和贞操有什么关系，但是古代常有人用蜥蜴血来测验妇女的节操。先让一只蜥蜴吃下七斤的朱砂，再把它的血放在妇女手臂上，据说会留下永久的朱痕，但是女孩子若曾和男人发生关系，朱痕就会变色。中国文学中蜥蜴又名“守宫”就是这个原因。梅玲的胎痣刚好是这种颜色，名叫“朱砂痣”，是罕有的美人斑。
梅玲也记得，她中午要到博雅的房间去。她看过他的书房，也见过他在那里弹钢琴。她不能决定他喜欢什么样的衣服，就照着唯一的线索，假设自己就是属于这里，让自己在他家显得很顺眼。她必须淡妆素服，造成亲切的气氛。除了手臂上取不下来的终身翠玉镯子，什么珠宝都不戴。由于刻意的研究，她穿上浅蓝色的短袖旧旗袍，以便和他书斋的深蓝色地毯相衬。
大约十二点，她和罗娜、冯旦、冯健一起过去。她说她想看看博雅的书斋，他们也没其他事可做。博雅和凯男还没回来。这个院落的最东边，和北平的一般房子比起来，显得特别大、特别深。房间都铺了厚厚的地毯，西侧和中央的房间做客厅，两边只有窄板隔开，西侧有几个黑木的古董架，上面立了各种花瓶，一套宋代的小白瓷杯和瓷碗，还有花色细致的“古月轩”瓷釉器皿。
梅玲一个人走进西院的别室，那就是博雅的书房。墙上挂着两个汉代的大铜镜，几幅书法，还有一张小鸟在枝上凝望大蛇的水墨画。一张茶几上摆着套的“宜兴”陶土茶具，书架顶上排满古怪的小玩意儿——生锈的古剑啦，一个绿色的小铃铛啦，还有一只弯弯的老象牙，在一寸高、二寸宽的牙面上刻着整篇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这些东西古老而稀罕，却不算美丽。房间南面自成一格，有一张现代的书室躺椅，一架钢琴，一个新式的落地灯。两边的差别很明显，房间的中心保持了中国屋舍的质朴气质，南侧很新颖、很舒服，显得亲切多了。这是博雅读书、休息的角落。椅垫乱糟糟地搁在躺椅上，报纸也零零散散的。躺椅下有一张豹皮，博雅的拖鞋就放在上面。屋里没人，她拾起拖鞋，轻轻抚摸，觉得有些罪恶感，又小心地放回原处。她坐在琴凳上，凝望她曾听他弹的乐谱。她看到钢琴上有一对玩具锣钹和一个小铜铃，觉得很有趣，不知道他用这些小玩意干什么。附近有一个金笼小鸟形的时钟，每一秒钟小鸟都回头一次。博雅喜欢这些小东西，她大声笑了出来，眼睛瞥见一个装了鸭肫干的玻璃瓶子，就放在躺椅边的矮几上。“噢！在这里！”她自言自语地说。她忍不住由瓶里拿出一堆，嚼得过瘾。
大家慢慢逛到书房来。梅玲坐在博雅房间中央的书桌前，正抚摸一块一尺长的旧书皮，一片干鸭肫可以嚼二十分钟，她又喜欢细嚼慢咽，一次只咬下几片小丝。
“你在吃什么？”罗娜大嚷。
梅玲把手上的东西拿给她看，还笑了笑。
一个老女佣端茶进来。她看到梅玲的动作，就说：“小姐，这是少爷最心爱的，谁也不准碰。”
梅玲拿起瓶子，一一传过去，只有冯健拿了一片鸭肫。她甚至把瓶子递给佣人，但是佣人说：“我们不敢……这个屋子里只有少爷能碰那瓶子……连太太都不敢。”
梅玲笑着将瓶子放回原处，她对吓慌的佣人说：“如果少爷问起来，就说我会补回去。有很多嘛。”
不久博雅和凯男回来了，博雅走到书房，手上拿着几个包裹。他发现梅玲坐在高高的梗木椅上，靠着书桌，不免十分意外。她正在打量一个玉“洗笔”，是照山峰的形状雕出来的，下面有一个装水的小盆子。梅玲正在玩弄里面的毛笔，博雅进来，她仍坐着不动，只笑笑瞥了他一眼。她的翠玉镯子恰巧和那个玉洗笔十分相配。她的头发夹向脑后，只有几撮发散在额前，小小的身子栖在高椅上，与特高的黑木大桌形成强烈的对比，整个给人特别天真的印象。博雅痴痴地站着，梅玲还在玩毛笔，连眼睫毛都没有抬起来，又笑了笑。真邪门，她不该笑，如果笑就应该抬头看他，这样她的笑容仿佛指出了一个秘密的思想。她在大古砚上涂了几个字，仍旧没有抬头，说：“博雅兄，有人偷了你瓶里的鸭肫，你最好数一数。”然后她拿起桌上残留的小片鸭肫，顽皮地嚼起来。
博雅看看玻璃瓶，不觉大笑。
“她是一头海狸，”罗娜说，“她的下巴已经动了半个钟头了。你如果把她关在这儿一个礼拜，她会连整栋房子都啃掉——家具啦、梁柱啦、躺椅、椅垫，通通吃掉。”
大家都笑起来，博雅想起他带来的包裹，就说：“看我带了什么？够你嚼一个礼拜了。”
包裹里有干肫、蚕豆干、五香瓜子和牛皮糖——因为韧得像牛皮，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
“真巧。”罗娜说。
梅玲由包包里拿出两个干肫，放到瓶里去。
“我偷了两个，”她对博雅说，“女佣吓坏了，我告诉她若少爷问起来，说我会补回去。”
凯男现在进来了。逛完街，她显得很快活，而且为远行的准备而兴奋。梅玲把桌上的蜜饯拿给她，这种反客为主的态度以及粗包装纸，相当伤害身为女主人的自尊心，她笑笑拒绝了。
午餐端上桌，他们到东厢的饭厅去，凯男要梅玲坐在冯健隔壁，他非常高兴。凯男曾对罗娜说冯健和梅玲很相配，他自己也这么想，因为他是这儿唯一的单身汉，梅玲对他又似乎挺友善的。凯男曾看到博雅挑逗梅玲，但是她也看过他挑逗别的女子，她觉得好舒服、很神气、很放心。
出乎意料之外，博雅没有通知太太就叫女佣准备了鸭肫汤和一碟炸肫，东西端来，大伙儿都笑梅玲。她看看博雅，他也默默微笑着。
他们谈起远行的计划，罗娜叹气说，她真恨不得随他们到南方去。
“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枪声，大概在晚饭前后？”凯男问道。“回教市集上的人说，昨晚上有人攻破一座监牢。”
“我们的人干的，我们的游击队。”博雅说，“是永定门外的一座监牢。”
“有人说五百个犯人逃出狱，加入游击队。有人说一千，谁也不知道。”凯男又说。
过了一会儿博雅说：“很高兴我们要走了，你不觉得吗？”他看看太太说。
“觉得什么？”
“劫数感哪。看到周遭那么多日本人，东四牌楼那儿至少建起五六所‘医院’。空中都染上气味，我不只是说尝海洛因的‘医院’。我是指大家的面孔，中国人和日本人脸上的阴气。这两个民族如何能生活在一起呢？你会觉得不可能适应，现在北平已变成为日本都市了。那就让他们当胜利者，去扮演自己的角色吧。可是他们办不到。他们不自重，缺乏信心。如果他们能显出自信、轻松的态度，你可以说，那就好了，他们已攻下北平，打算占有它，一切都会有定下来的感觉。但是他们不自信、不自重，也不礼貌。他们有无法操纵你的恐惧，或是赢得你的好感。他们到底怎么啦？”
大家都在吃饭，博雅继续说着：“我从来没见过像日本店东那样沉默的动物，简直像遭人迫害的野兽。我的黄包车夫说：‘东洋人和我们差不多，就是不会笑。’他说他拉过一个日本人，正好一只小狗叼着木拖鞋跑出来对那只拖鞋又吠又咬的。街上的人都站着大笑，只有丢了拖鞋的人和他拉着的客人例外。小狗并没有去咬他。但是他背后的日本人说：‘喳！喳！’想想他们居然怕一只狗！我问车夫觉得白人怎么样，他说：‘他们是奇怪、可怕的人种。他们有怪味，就算你在他们面前跑步，也闻得出牛油味。不过，他们会笑，和我们一样，那些东洋人就不会。’”
饭后大家到书房去，博雅拿出两张“日本联合储备银行”的新钞，一张是印有孔子像的一元钞，一张是印有文天祥的十元票子。
“有那么多人，”他说，“他们却选上了文天祥！有一种百元大钞，上面印着黄帝的像，不过我没见过。那些傀儡们会喜欢吗？文天祥被捕曾被忽必烈囚在北京很多年，并受过不少礼遇，但是他不肯服侍蒙古人，宁愿一死。你们有何感想，我知道日本人的想法是要让傀儡政府在人民面前显出真正的中国作风，他们真可笑！”
梅玲盯着她手上钞票中的文天祥，文天祥和岳飞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者了。“他长得真是这个样子？”
“肖像可能是想象画的，他是蒋介石心目中的英雄之一。”
“面孔真高贵！”梅玲说。
“日本人一定是由三民主义课本中得到的灵感，他们选了一切好听的中国名词，譬如‘共存’啦，‘共荣’啦，‘王道’啦，‘诚意’和‘合作’啦，拿出来使用，希望我们吞下去。谁发明了这些字眼？为什么要拿来骗我们呢？你有没有读过文天祥的《正气歌》？”
“没有，”梅玲有点惭愧说，“当然听说过那首诗。”
“喔，文天祥代表的就是这个——正气。中国历史上凡是拒绝对异族屈服，以勇敢和正气闻名的爱国英雄，歌里都提到了。颜将军的头颅，颜常山的舌头和张良刺秦王的铁椎在歌里都是正义的象征或证明。张良是历史上第一个游击队，如果中国人都想起他，想用他的暗杀方式呢？如果我们都想起颜常山在刑场上骂贼而死，不愿意投降呢？日本人可能以为，他们把孔子、文天祥和黄帝的肖像印在钞票上，我们就不会在上面乱涂毁谤的字句了。”
北平人自有一套间接对傀儡统治表示不满的方法。以前很多伪币都被划上傀儡官员的名字，再加上如“汉奸”、“不要脸”、“卖国贼”、“对蛮邦磕头”等字眼，甚至还有更下流的污辱。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但是很快就广为流行。很多钞票上都有，所以使用者都说是从别人手中接过来的。傀儡官员向日本将军抱怨，于是当局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有侮辱字眼的钞票不准使用。不过，这道命令却变成商人拒收此类钞票的借口，他们太高兴这样做，因为这些钞票甚至连日元都换不到，往往要降格兑现，商人宁可使用中国中央银行的票子。因此当局只好撤销这道命令。现在新钞票发行，上面印有中国历史英雄的肖像，就像希特勒征服意大利，却发行马西尼肖像的钞票，或者征服瑞士，钞票上却用威廉泰尔肖像一样，但是日本人可看不出其中的幽默。
通常家庭午餐后，大家都回房休息。但是十月的阳光正好，他们都被这时刻吸引了。大家离情依依，仿佛有什么事情将要改变似的。谁知道他们还能共度多少个这样的秋日？梅玲饭前的雅兴使他们心情极佳，小院子在中午的阳光下具有一种宁静的魅力。凯男为进行的计划而高兴，梅玲没有理由说要走，罗娜心里则另有打算。男人在家通常不算数，他们心烦的时候，想要表示自己重要的时候，随时可以离开家。所以大伙儿围着南侧的躺椅，梅玲在书架前闲逛，边看书边吃瓜子，最后又坐在博雅高高的书椅上。
这时候他们听到远处的枪声，罗娜平常很镇定，现在也惊慌了。游击队正在城市附近打仗，近两个月他们常常听到远方的炮声，但是她仍感到心慌。
“你们走了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呢？”她问博雅，博雅正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抽烟斗。“北平会怎么样？你想这次战争会打多久？”
“一两年，也许三年，谁知道！”他回答道。
“两三年！”罗娜呼道，“你想我们能打那么久吗？”
“当然可以。”他说着，心里也没有多大的把握。
“但是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呢？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谁知道，这次绝不像一九三二年上海之役那么短。你最好有习以为常这个想法。”
“你该不是说我们要关在这里听两三年的枪声吧？”
“你若要中国赢，就必须如此期盼，我们的游击队不会让他们歇息的。”
“如果打那么久，我们还是搬到上海去住比较好，我们可以留在国际住宅区。”
“现在上海打得更厉害，炸得更凶。”博雅轻笑几声说。
“我们怎么办？”罗娜心慌意乱地说。
“别搞错了，这是长期的战争。一九三二年是十九军在打，现在是国作战。这不是上海或北平的问题，也不是那里比较安的问题，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安的。谁知道上海会有什么结果？战争会延到内地去，我们都会变成难民。我们会如何？这座园子会如何？谁也猜不到。北平将和满洲一样安，这里名叫‘沦陷区’。你必须决定是要继续生活，还是只求活下去，待在这个沦陷区市难以忍受的气氛中——还是变成内地的难民。”
“我想没有这么严重吧，”罗娜沮丧地说，“我们还是到上海去，我想梅玲是难民，不得不来这里，我们现在自己也要变成难民了。”
“梅玲是难民？”博雅说。
“她在我们家避难。”罗娜回答说。
梅玲独自坐在椅子上，望着罗娜微笑，嘴巴仍然漫不经心地吃瓜子。
“我也要去上海。”冯健想起梅玲要去那儿，就说。
“这样对你也许好一点，”博雅认真地说，“我们正看到北平一天天腐败，我想一个人再忍下去，就要麻木了，不过也不能永远这样。我们的同胞阴沉沉的，敌人也阴沉沉的。我们的同胞觉得命中注定不能屈服，日本人觉得注定要征服我们，他们自觉已经攻下这座城市，可以用枪杆来统治，心里却老大不痛快。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快活？他们害怕了，任何靠枪杆自卫的人都难免要害怕。面对手枪很可怕，你一刻都不能放松。”
冯旦插嘴了：“但是英国人用枪杆统治印度已经不止一百年了。”
“你误会了，”博雅说，“英国人是靠他们的魔力来统治印度。”
“什么魔力？”冯旦诧异地说。
“凭他们的潇洒大方。”博雅向他挑战说。
“你歪曲事实，”冯旦说，“印度人怎么会在乎英国人的风采？他们对英国人的怨恨，不下于韩国人对日本人。”
“是啊，他们恨英国人，也尊敬英国人——或者不如说，他们怕他们。那就是他们的魔力，一种天生主人的魔力，你也可以说是毒蛇的魔力，自信、自重、穿自己服装、吃自己食物、说自己语言，而且希望别人也说英语的魔力。别忘啦，英国人在印度的驻军只等于日本征服小小的韩国四十年后在韩国驻军的人数。你想少数英国男女住在印度的前哨村落，怎么不会被土著杀掉呢？不是靠枪杆和飞机，是靠他们的英国太阳帽、短裤、坚固的绒线袜、夏布女装和曲棍球比赛，靠他们对佣人讲话的那副自然的主人腔。我说过，毒蛇魔力。想想日本人用自然的主人腔对中国佣人说话吧，他们只会摆架子，打你的耳光。他们一喝醉，就出尽别的民族绝不会出的洋相。我告诉你，他们一生在恐惧中度日，怕他们的警察，他们的军队。你把他们放在外国，突然要他们装出主人的举止，他们硬是办不到。他们一喝醉，一切压抑的恐惧都流露出来了。日本人没有英国人的魅力，他们不可能文雅，所以他们注定要失败。”
“你喜欢上海的英国人吗？”冯旦愤慨地说。
“我喜欢，”博雅说，“我尊敬他们的民族，我讨厌他们的外国政策，但是喜欢他们个人。”
“在上海只有买办喜欢他们。”
“但是上海的买办喜不喜欢日本人呢？差别就在这里，这就是让属员喜欢你的诀窍。不过我是指一般的英国人。”博雅受了留英的叔叔阿非影响，很崇拜英国人。阿非和所有留英的学生一样，对英国忠心耿耿，常对博雅谈起他们的勇气、他们的人道、他们对朋友的忠心以及他们的自信，自信最容易吸引博雅这类人物。他继续说：“到上海去看看英国人，看街上的人民对他们有什么感想。大家都敬重他们，怕他们，对不对？英国官员对老太太、小狗或小孩都一样和气，日本人不可能低头对小狗或小孩表示好感，因为怕失去尊严。”
大家都注意听，博雅又说：“我有时候替那些日本小店东难过。他们好温和、好文静、好驯服，他们只想讨生活。但是他们走到哪里，军队和警察就跟到哪里，还有浪人，日本社会的渣滓。军官威吓浪人，剥削他们，靠鸦片的利润来自肥——这是军制的一部分。浪人恨军方发鸦片执照时的威吓、红带子和勒索，但是却不得不靠他们保护。文静的商人只想为妻子儿女讨一份生活，对两者都恨之入骨，因为中国人再也不肯进他们店里买东西了。东城小学附近一家文具店的日本店东去找那个小学的中国校长，求他叫学生到他店里买东西。他知道自己是受了军队暴行和流氓闹事的影响。中国校长告诉他，他答应对学生说说看，但是小孩若不去买，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大英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呀！”冯旦反驳说。他的毕业论文是研究英国在远东的帝国主义，他想把话题转到他喜欢的题目上。“看看新加坡，看看香港，东印度公司和南满铁路有什么区别呢？英国和日本还签订盟约，保护他们在远东的利益哩。”
“当然，”博雅说，“大英帝国主义更可怕，因为他们把握了成功的秘诀。英国人从十六世纪就搞这一套了，日本人还是生手。再过一两百年，他们也许能统治殖民地，学会讨人喜欢。帝国主义光靠枪还不够，他们却只有枪。帝国主义是人道的艺术。”
“我不相信，”冯旦说，“一切是经济，是供求的问题，原料和市场的问题。”
“大学课本是这么说的，”博雅说，“就像开店一样，当然你必须会记账、卖货，知道盈亏、本金和利息的问题，但是最后分析起来，却要懂得让顾客喜欢你，下次再来买。帝国主义是一种微妙的人道艺术，治人的艺术，尤其是异族的人，你必须了解人性。日本人的帝国主义似乎是由军事课本中学来的。”
冯旦心里也很明白，但他是大学毕业生，喜欢采取冷静、客观、纯学术的立场，这是现代知识分子致命的弱点，一种不近情理的虚荣心。“日本人没有你说的那么笨，”他说，“毕竟他们也想培养中国人的友谊，设立了东亚文化协会，想团结黄种人把白人赶出去。他们现在不成功，但是由长远的立场来说，他们会成功的。”
“不错，他们会成功。”博雅习惯接受一个论点，再慢慢加以破坏。“如果他们不在城外用刺刀杀女人和小孩，他们也许会成为东方文明的斗士。他们真蠢，你看到前几天报上登的东亚文化协会的照片了吧，那几个汉奸也在里面，简直像幽灵似的，好安静，好沉闷，好不知羞耻。穿军服的日本人显得很机警，很进步。土井源一副精明、热心的样子，董康则温温顺顺，又高又冷淡。但是你难免有一个印象，总觉得日本人才是这场戏的受骗者，不是中国人。中国喜剧家知道这是闹剧，日本喜剧家却不知道，结果就造成了更深一层的喜感。他们不能对中国人用那种宣传法，这一套就像他们由空中投下来宣称日本人爱中国人的传单，那是日本军人的杰作，他们的脑袋简直像婴孩似的，就连中国黄包车夫的脑袋也没有那么幼稚。所以……”
冯旦觉得很屈辱。他想再说几句，又怕人家误会他“亲日”，就闷声不响了。博雅看看梅玲，她吃完瓜子，正在古砚上涂字，她的翠玉手镯在桌子上吭吭响。
“你在做什么？”罗娜问道。
“我在练习书法。”
“别那么迷人嘛。”罗娜叫道。
“魅力是英国人拥有而日本人缺乏的东西……你看，我每一句话都听到了。”她歪歪头，显然想写出有力的一笔勾字，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你显得好舒服、好自信。”博雅说。
“就像英国人。”梅玲说。她放下毛笔，开始把小抽屉一一打开来，顽皮地检查里面的东西。
“该死！该死！”她用英语说。
“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
“我在学英国人。”
“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博雅问她。
“我知道，这是诅咒的字眼。”
“可不是一句好话，我提醒你。”
“不过我在上海和天津就只听到这句话。听起来好高超，好高贵。你不觉得为保住他们的帝国，英国人无时无刻都在说‘该死！该死！’吗？”
“也许吧！”博雅说。
“该死！该死！”梅玲又重复说。“我现在是不是显得很高超？”
“你太甜了，不像帝国主义者。”
“该死！”梅玲更热切地说，然后大笑。“你知道我分得出美国人和英国人。英国人说‘mygod’！美国人说‘myguard！’”梅玲学得惟妙惟肖，大家都笑出声来。
“你哪里学来的？”
“噢！到处都可以听到嘛。有一个美国人骂我模仿他。他说‘该死’还没关系，‘天杀的’却是坏字眼，只有气得要命才说出口。除非你想打架，否则不能用。美国人还喜欢用一个名词，就是‘老天’或是‘地狱’，当他们说时，听起来好像真要打一架似的。”
“你在哪里遇到美国人？”
“噢，到处都有，上海的咖啡馆、夜总会和街上。博雅兄说得很对，我们尊敬上海的英国人，只因为他们不吃我们的食物。你从来没见过英国人进中餐馆，我们因此觉得屈辱、卑下，似乎我们吃的是垃圾，而他们就显得较为高超了。现在你看日本军人和游客涌进我们的餐厅大吃，仿佛他们一辈子没吃过鸡肉似的。这一点对日本帝国非常不利。”
“但这是因为中国菜比日本生鱼好吃啊！”冯健说。
“不，”她说，“他们不该这样做。如果两国不交战，那还没有关系。他们若想征服我们，就不能走进我们的餐馆。他们必须照吃自己的生鱼片，并显得很快活，还学英国人说‘该死！该死！’”她拿起一粒瓜子说：“你看过英国人吃瓜子吗？英国人若吃瓜子，他在远东的整个帝国就要崩溃了。”
博雅咯咯笑。“我就这么说嘛，你若想要做一个征服者，你就先要肯定自己，你不能一天到晚挥动枪杆。日本人挥动枪杆就因为没有肯定自我，我从来没见过像本市日本人那么紧张的士兵。我记得看过一部美国电影，有一个人待在房里，一个强盗拿枪进来。那个人手上空空，镇定地走向前去，走到拿枪对准他胸口的强盗面前，结果强盗紧张了，这就是我所谓的肯定自己。”
远处又传来炮火声，遥远的轰隆声像远方打雷般回声四处。“他们又来啦！”博雅说，“西郊那儿一定有战事发生。”更多炮火声连续，然后他们听到空中的飞机声，越过市区向西山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