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雅言嫁到玉官家里，一切都很和气，玉官真个享了些婆福，出外回来，总有热茶热汤送到她面前。媳妇是想不到地恭顺，连在地上捡得一红纸条都交回给她。一见面便妈妈长妈妈短的问，把她老人家奉承得眉飞目舞，逢人便赞。

花无百日香，媳妇到底不是自家人，不到半年，玉官对于雅言有些厌恶了，原因是建德入了革命党。她以为雅言知道，没劝他犹可说，连告诉她一声都没有。他同十几个同志预谋到同安举事，响应武汉；不料事机不密，被逮了十几个人，连他也在内，知县已经把好几个人杀了。这消息传到玉官耳边，急得她捶胸跄地，向天号哭，一面向上帝祈祷，一面向祖先许愿。她以为媳妇不懂得爱护丈夫，连这杀头大罪，也不会阻止他，教他莫去干，她向着雅言一面哭，一面骂，骂得媳妇也哭起来。

玉官到牧师那里，求他到县里去说人情，把儿子保出来。一面又用了许多银子托人到县里去想法子。她的钱用够了，也就有人出来证明建德是被诬陷，可不是吗！他的年纪不过是十八九，懂得什么革命呢？加以洋牧师到知县面前面保，不好拒绝，恐怕惹出领事甚至公使的照会，不是玩的。当下知县把建德提出来，教训了几句，命保人具结，当堂释放。牧师搂着他，两眼望天直祷告了一刻工夫。出了衙门，一面走，一面劝建德不要贪图世间的功业，要献身给天国。建德的入党也是胡里胡涂地，自思既然受了天恩，便当随教会的意思，要怎样便怎样，牧师当然劝他去当牧师。于是在他毕业中学之后，便被送到一个神学校去，牧师又劝玉官说，不要对于建德的将来太失望。他也许不能满足她一切的期望，但她应当要求一个更高的理想，活在理论的世界里。

玉官自从建德进神学校以后，仍旧下乡去布道，只留着雅言在家。她的私积为建德的婚事和官司用得精光，一想起来，那怨恨便飞到雅言身上。因此她一回来，媳妇虽然像往常那般奉承，她总免不了要挑眼，找岔，雅言常常受她的气，不晓得暗地里哭了多少次。这样下去，两人的感情便随日丧失，竟然交口对骂起来。在玉官看来，媳妇当然是不孝，她想无论叫谁来评判，也要判雅言为不孝，可是她没想到凡事都有例外。第一，她的儿子并不这样想；第二，她的亲家母也没以她的女儿为不然。她儿子一从学校回来，她没别的话，一切怨恶的箭都向雅言发射，射得她体无完肤。儿子听得受不了，教她装聋扮哑，这样倒使他母亲把他也骂个臭，说他不长进，听媳妇的话，同媳妇一鼻孔出气，合谋要气死她。建德在家里，最使她忿忿不平的是雅言躲在屋里与儿子密谈。她想，儿媳妇若非淫荡，便是长舌，这于家庭，于她自己，都是有害无利。到亲家母那里去分会罢，她在气不过的时候，总是这样想。可是一到杏官那里，她都没得着同情的解答。她若说雅言亲匿丈夫不招呼她，杏官便回答她，年轻的夫妇应当那样，因为《圣经》说，夫妇应当合为一体，况且她女儿嫁的是丈夫，不是婆婆。

又是一个时候，玉官在杏官面前啰嗦得没开交，激嬲了杏官，杏官便说她如果是眼红儿媳妇与儿子亲密，把她撇在一边，没人来理，为何不去改嫁？她又劝玉官不要把雅言迫得太甚，因为女儿已经有娠，万一有什么差错，她是不答应的。这把玉官气得捶胸大哭，伸过手来，一巴掌便落在杏官脸上。这样的“断然处置”，当然不能使杏官忍受，两个女人在紧张的情形底下不宣而战。

交了两三手，杏官一句话提醒了她，说她身为布道家，不能这般任性，玉官羞得满脸涨热，心里的难受直如受了天上人间最酷的刑罚。她坐在一边喘气，眼泪源源地滴在襟前。惭愧的小心情迫着她向杏官求饶恕，杏官当下又安慰了她几句，她将她自己作比，说她把丈夫丢了，把一个女儿丢了，也是这样过活，万事都依赖上天，随遇而安，那就快活了。做人到不必斤斤于寻求自己的享乐受用，名誉恭敬，如她心里想着子女无论如何是孝顺的，他们也自然地不给她气受了。

玉官出了杏官的门，心里仍然有无限的愧限。她还没看出那“理想”的意义，她仍然要求“现实”：生前有亲朋奉承，死后能万古流芳，那才不枉做人。她虽走着天路，却常在找着达到这目的人路。因为她不敢确断她是在正当的路程上走着，她想儿子和媳妇那样不理会她，将来的一切必使她陷在一个很孤寂的地步。她不信只是冷清的一个人能够活在这世界里。富，贵，福，寿，康，宁，最少总得攀着一样。

到家里，和衣躺在床上，雅言上前问好，她也没理会，足足睡了一天一夜，她觉得她一切的希望都是空的。从希望、理想，想到实际，使她感到她现在的工作也没意味。想透一点，甚至有点辜负良心。但是她又想回来，以为造就儿子的前程就是她的良心。她的工作，劳力，也和用在其它的事业上一样，主人要她怎样做，她便怎样做，主人要她怎样说，她便怎样说。她是一个职业的妇人，不是一个尼姑。不过儿子是她的，如今他像是属于别的女人，不大受她统制，再也不需要她了。这使她的工作意义根本动摇。想来想去，还是得为自己想。从自己想到她的亡夫，从亡夫又想到陈廉。她想到陈廉，几乎把一切的苦恼都忘掉，好像他就是在黑洞里的一盏引路灯，随着它走，虽然旁的都看不见，却深信它一定可以引到一条出路。

她已决定辞掉女传道的职业，跟着陈廉在村里住。她想陈廉一定会答应的，因为写了一封没具理由的辞职书递给传道公会。洋姑娘来慰留她，问她到底为什么不满意，她只是说不出来。用女人的心来猜女人，说不出来的不过是一两件事而已。洋姑娘忖度玉官若非到乡下传教被不信的人们所侮辱，便是在陇陌间给暴徒伤害了她的清白，这个，除掉祈祷以外，绝不能对外人声张。她们祷告了半天，却也没什么结果，洋姑娘还是劝她权且担任下去，等公会开会来讨论。

她回到锦鲤，一心要同陈廉说她这一点心事。因为离社几十里的一个村庄演戏赛会，陈廉到那戏台下卖卤味去了。等了一天，两天，他都没回来，以致她的心情时刻在转动着。

五六天后，醮打完了，陈廉赚了些钱，很高兴地回到社里。他做了许多年的买卖，身边有了够上置几十亩地的积蓄，都放在镇上生利。大王庙口那棵樟树有一条很粗的根露出地面一尺多高，往来的人们每坐在那上头歇息，玉官出外回来也常坐在那里与陈廉闲谈。听着隔溪的鸟声很可以使人忘却疲倦，他坐在那里正计算着日间的收入，抬头看见玉官立即让坐，说了许多间话，渐次谈到他们俩人结合的事。这在陈廉方面是一件可诧异的事，吃教人愿意嫁给世俗人。但是玉官把她的真情说出来，说得陈廉也动了心。他说，若是彼此成亲，这社里是不能住的，他可以把积蓄提出来，一同到南洋去做小买卖。

玉官一向不曾对陈廉说过她与家人不和的事情。陈廉是十几年没到过城里去，所以玉官的实在光景，他也不大明瞭。还是他自己对玉官说，他从前也住在城里，因为犯了些事，逃到锦鲤来。他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玉官心里想，那不就是杏官的事情吗？她嘴里虽没说出来，从他说的妻子姓金、有两个女儿的话推想起来，不是杏官是谁？玉官独自忖度半晌，一言不发。陈廉看她发愣，以为是计划到南洋的事情，也不细细问她。至终玉官站起来告诉他，彼此仔细想过，再作最后的决定，她快快地回到教堂，心里盘算：这事是问明白好呢？还是由它呢？

陈廉本是个极反对信洋教的，自从在村里与玉官认识以后，态度便渐渐变了，他虽不接近教会，然而一见玉官，每至谈到不知时辰。他常说他从前的脾气很坏，动不动就打人；自来到乡间，性格便醇了许多；自与玉官相识以后，更善得像羔羊一般，玉官到底有什么法力能够吸引他，旁人也不得而知。他安分营生，从来没曾与人动过口角，所有的村人都看他是个老实人。与玉官结婚原不是他的奢望，因为玉官的要求，他也就不加考虑地答允。但从玉官怀疑他是杏官的逃夫以后，心里已冷了七八分。她没敢把杏官与她的关系说出，也许是以为到南洋结婚还有考虑的余地。

雅言分娩的日期近了，杏官只忙着做外孙的衣帽，没工夫顾别的。玉官辞职的事，她一点也不理会，建德也从学校回来照料，到时请了一个西法接生婆来，玉官心里是随便请个本地的吉祥姥姥，所花的当要比用洋法、带着钳子、叉子的接生婆省得多。不过她这几个月来的心事大变，什么事都不愿意主张，一心只等着公会准她辞职，她再改嫁。生产的一切只得由着杏官照料，接生婆足足闹了一天也没把婴儿抱下来，雅言是痛得冒出一头冷汗。全家的人也都急得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到深夜，一个男婴堕了地，产母躺在床上，面色惨白。大家忙着照料婴儿，竟没觉得雅言的灵魂已离开躯壳。玉官摩摩雅言的心头还热，可是呼吸已经停了，不由得大叫。个个看见这样，也都随着狂叫一阵，至终认定是没希望。接生婆也没法子，口中喃喃，一半像祈祷，一半像自白，杏官是哭得死去活来，玉官是眼瞪瞪说不出一句话，枯坐在一边，建德也只顾擦着眼泪。第二天早晨，他便出门去办一切应办的事。全家忙了好几天，才把丧事弄停妥了，孩儿由杏官看护，抱回外家去。

媳妇死了以后，玉官对着建德像恢复了从前一切的希望，自古道“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主”，也许家里没有两个女人，婆媳对奏的交响乐作不起来，多有清静的时间教她默想。她现在也不觉得再醮是需要，反而有了祖母的心情，她算算自己的年纪是四十二三，虽然现不出十分老，可是已有孙子。一个祖母还要嫁给一个后祖父么？她想到这里也不觉失笑。她还是安心做她的事，栽培儿子，接受了教会的慰留。

她觉得对陈廉不住，想把杏官的近况告诉他，但没预备好要说的话。同时她又不敢告诉杏官，怕杏官酸性发作起来，奚落她几句，反倒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