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刊行胡适之先生的父亲铁花先生有关台湾的两种遗著：一种是台湾日记，一种是台湾禀启存稿，汇刊为「台湾纪录两种」。在光绪二十年正月初二日、初五、初六日和三月初一日的日记中，我发现铁花先生还写过「台东州采访修志册，」而这本采访册就列在当时纂修的台湾通志（稿本）卷十九和卷二十。于是我在八月十日公论报的台湾风土第一四一期发表了一篇「胡铁花先生与台东州采访修志册」，并寄给胡先生一份。在那篇文中我纠正了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中对这本采访册撰人推测的错误；我介绍了采访册的内容；我也列举了册中关于铁花先生本人的事迹；我又认定通志卷二十七台东昭忠祠所附「文武员弁勇丁名册」也是铁花先生所拟的；最后我说明在通志其他卷内，还有转载台东州采访册的地方。稍后，我又托学生钞了一份「台东州采访修志册」和「文武员弁勇丁名册」，一并寄给胡先生。胡先生读到我的短文，收到采访册钞本，非常高兴，他写信告诉我他身边还有他父亲的文集钞本，不过不是自己编的，内有「记台湾台东州疆域道里表地方情形并书后」一篇，共二千五百余字，其中书后占七百五十字，和采访册的建置沿革相同，更足证明采访册是他父亲的遗稿。胡先生把他父亲的那篇遗文钞了一份，用采访册仔细校了一遍，然后寄给我，要我作一序或跋，送大陆杂志发表。可是我收到后，发现有些疑问，同时我又参考了光绪五年夏献纶的台湾舆图并说，于是我把铁花先生的遗文和胡先生的校语，重钞一份，再寄到纽约；胡先生又校改了几处，再寄回给我。因着航空事业的进步，为这篇文字，我们信件来回了六、七次，这篇文稿也在中美间飞行了几次，然后才决定付印。付印前我又不放心台大所藏的传钞本台湾通志，再借省立台北图书馆的钞本来校阅，结果又发现采访册原本有两处和集本相同，而是台大传钞本钞错了。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刊印「台湾纪录两种」时，如把禀启存稿依照日子，印在当天的日记后，岂不更便于稽考？我曾举一例告诉胡先生。日记卷一、光绪十八年四月初五日日记，有一句说：「城中及城外无安靶处」，罗尔纲先生在「及」字下注说：「纲按及字疑为云字」，大约罗先生以为城中不能安靶，所以有此注；但若一查同年同月初九日的申报文件，记初五日巡阅凤山军营说：「因城内外无空地可作操场，是以点名而未校靶。」此处所说「城内外」和日记所说「城中及城外」完全符合。胡先生第一次回信，对于把禀启存稿依照日子印在当天的日记后，说：「此意我完全赞同。」又说：「先生所举『及』字一例最确。」第二次回信说：「先人台湾纪录，我依照先生指示，用印本剪贴，重编为台湾日记与禀启三卷。」因为铁花先生自编年谱，到四十一岁为止，胡先生近来正在替他父亲续编年谱，主要的步骤，是先把他父亲的诗文禀启编入日记。所以在给我的信中说：「最近我校读先父台湾遗著两种，即将日记所记禀启各件的月日，注在禀启无月日各件之下。」又说：「可惜禀启存稿不完全，诗文又多无月日，当先考订诗文各件的年月日，然后尽可能选择材料为年谱之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流寓海外的胡先生，是怎样的不忘他已故的父亲、不忘台湾和他一贯的治史方法；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父亲是怎样的能在五、六十年前，便很详细的注意到台湾东部的地理情形和它的重要性。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方豪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