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所经营的假使仅仅是原始状态下的农业，在那里普通存在的现象就必然是感觉迟纯，笨手笨脚，对于旧有的观念、风俗、习惯、方式、方法固执不化，缺乏文化、繁荣和自由。一个国家，假使能专心致志于工商业，则情形相反，在那里存在的普遍特征必然是竞胜情绪、自由意志和努力于身心发展的进取精神。

这两类人民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部分是由于各自所特有的社会习惯和教育内容的不同，部分是由于各自的工作和工作要求性质的不同。农业人口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以精神和物质上的交流关系来说，农民彼此之间也是隔开得很远的。他们的工作互相雷同，这一个人所作的也恰恰就是别一些人所作的，这一个人所生产的照例也就是别一些人所生产的。他们在生产上所剩余的，在消费上所要求的，彼此几乎完全相同，每个人自己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就是他自己，因此精神交流与物质交换在这里的诱力非常微小。与农民打交道的主要是无生物贵而不是他的同道。他已经习惯于在耕耘以后经过一个长时期再从事收获，至于他一番努力的结果如何则听之大命，于是知足、忍耐、顺从，还有懒散和思想怠惰，就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的工作既使他与同类的人不相闻问，因此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关于发挥智力与革新技术方面也就很少需要。他只是在自己所由出身的家庭的狭小范围内出于模仿而懂得了他的工作，说是这种工作的方法可以变换，技术可以改进，这些问题简直是在他的想象以外的。他从小到老，就局限在这样人事和物质一成不变的小圈子里度过了他的一生。至于那些由于卓越的身心努力而获得非常成就和发展的范例，在他是难得有机会见到的。小康的局面或贫困的境遇，就在单纯的农业工作中世世代代的流传着，争强斗胜的心情所由产生的那种力量，几乎已经完全丧失。

工业的性质与农业的就根本不同。从事于工业的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他们由于工作而互相吸引在一起，他们生存在商业关系之中，也是靠了这种关系而生存的。从事工业者所需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原料都是向市场取得的，他自己的产品只有极小部分供他自己消费。如果农民在努力中主要盼望的是上天保佑的话，工业者的生存和发展所依靠的却主要是他的商业关系。农民对于他产品的买主是没有什么接触的，或者至少对于他产品的脱售是无需十分担心的，而工业者生存所依赖的就是他的买主。商品、原料、工资、货币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息不停地在变动，工业者所获得的利润是难以确定的，他不能象农民那样靠着上天的恩惠和单纯的普通劳动来保证他的生存和发展，他所依靠的只是他的智力和活动力。他要确保足以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那一些，就得超过那个必需限度多多争取；换个说法就是，为了要避免陷于贫困，就得努力致富。他在前进的道路上如果比别人能占先一步，那就有了成就，发了大财；如果比别人落后了一步，那就不免要遭到毁灭的命运。他必须不断地买进卖出，谈交易，做生意。他处处要同人事、同变化不定的环境以及种种律例、规章相接触，因此他在智力上受到锻炼、获得发展的机会要多于一个农民无数倍。他要使自己精通业务，就得熟悉外情，与外国人打交道；要使他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就得格外努力。一个农民所需要周旋的只是他自己周围的人物，而工业者的业务则可以扩展到一切国家，扩展到世界上各个角落。他希望获得并保持同道中人对他的尊敬，他的对手则不断的向他展开竞争，不断威胁着他的生存和发展，这些因素对他说来都足以产生深刻的刺激作用，使他作艰苦奋斗，争取不断进步。同时有着数不清的例子展示在他面前，告诉他，通过卓绝的成就和格外的努力，一个在生活上、地位上处于最下层的人不难上升到最高的社会等级，而由于脑力的迟纯和精神上的懈怠，也可以从最崇高的地位一落千丈，降为一个卑屈的失败分子。这样的环境对工业者足以激起一种活动力，那是在单纯农民的身上所看不到的。

假使我们把工业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就立刻可以看出，这种工作能够唤起并发展多种多样的、高度的智力和能力，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比农业工作不知要大多少倍。亚当·斯密确曾表示过这样的见解（据他的傅记作者斯图尔特说），这是他极得意的、但是极荒谬的见解，他认为农业所需要的技巧多于工商业。试将制一只钟同管理一块田地这两件事比较一下，是哪一件需要更多的技巧；这且不去深究，我们只须指出一点，农业工作是千篇一律的，而工业种类却说也说不清，数也数不完。不过有一点不应忽视的是。在这里与工业作对照的农业，指的当然是在原始状态下的，并不是在工业影响下技术上有了改进的农业。假使在亚当·斯密看来，今天英国农民的情况比英国工业者的情况更加值得重视的话，那么有一点他却不可忘怀，农民地位所以获得提高，仍然是由于工商业的影响。

农业所需要的只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个人能力，只是在简单的程序观念下把体力和耐力结合起来从事于笨重体力劳动的那类能力；而工业所需要的智力、技巧和经验却是千变万化的，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工业对于个人才能上的要求既然这样多种多样，这就使工业国家的各个人容易找到同他的能力和兴趣相配合的工作或职业而农业国家个人在这方面的选择机会却极少，在前者的情况下，个人天赋才能的受到重视比后者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而在后者的情况下，个人的有用程度一般是决定于他的体力的。身体衰弱或残废者在工业国家的劳动比体魄最强的人在农业国家的劳动会受到更高的评价，这种情形也并不是不常见的。任何种力量，妇女和儿童的，老年和残废的，都会在工业中找到工作和报酬。

工业是科学与技术的成果，也是科学与技术的支持者和保护者。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原始农业的情况下需要科学与技术这两者的地方多么少，它所使用的粗陋工具用得着两者中任何一者的地方又是多么少。试然，由于农业产生地租，最初使人专心致志于科学与技术研究的是农业；但是如果没有工业，这些方面的研究就只能永远成为私人的宝藏，对于群众的有利效果就只能达到极微小的程度。在工业国家，群众的工业获得了科学的启发，反过来、科学与技术又受到了群众的工业的支持。任何种工业同物理学、力学、化学、数学或图样设计等等多少总有些关系。这类科学方面的任何发展或新发现、新发明，必然会使许许多多的工业操作获得改进或革新。因此在工业国家，科学与技术必然会普遍流行。许多人把科学研究的成果付诸实施，这些人的著作和讲演是有教育作用的，为了教育目的上的需要，就诱使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专门从事于教导和著作。这类才能的贡献是非常需要的，从而造成人材方面的竞争，使科学活动有了分工与协作，这一点不但有利于科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于技术与工业的不断改进也有极好的影响。这类进步的效果甚至还会立即扩展到农业。只有在工业上获得发展的国家，才会看到完善的农业机械和工具，才会在高度的智力下经营农业。在工业的影响下农业有了提高，它本身就变成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实业，一种技术，一种科学。

科学与工业结合以后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在新的社会状态下代替了古代奴隶劳动，它对于大众的生活状况，对于未开化国家的文化，对于人口向无人迹地区的移殖以及对于原始文化国家的力量，无可避免地发生着莫大影响——这就是机械力量。

工业国家利用机械力量的机会比农业国家多得何止百倍。一个有残疾的人操纵一架蒸汽机时，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就比一个赤手空拳的壮汉多百倍以上。

机械力量加上现代的完善运输设备，就可以使工业国比纯农业国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运河、铁路和输船只有靠了工业力量才能产生，也只有靠了它才能扩展到全国各地。在纯农业国家里，每个人所生产的大部分用来供应他自己的需要，每个人所消费的大部分就是他自己所生产的，他们中间只能经营少量的货物和客运，这就不可能有数量足够巨大的客运和货运来负担建立和维持运输机构的费用。

在纯农业国家里，新发明和改进并没有多大价值。在这样的国家，从事于这类工作的人，他们的研究和努力往往劳而无功；而在工业国家，要获得财富和地位，最便捷的一条路却莫过于发明和发现。因此在工业国家受到重视、获得厚酬的，首先是天才，其次是技巧，再次是体力；而在农业国家，除了公家职务以外，照例是适得其反的。

工业既有利于国民智力的发展，对于体力发展也有良好作用，它对劳动者提供了娱乐方法，使他们有了发挥体力的动机，利用体力的机会。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工人从精美的机器和工具所得到的帮助且不谈，就是除开这一因素，他在一天之内所完成的工作比在纯农业国家要多得多，这一点也是无可否认的。

还有一层，工业国比农业国总是更懂得爱惜时间，这一情况也足以说明劳动力在前者是属于较高地位的。要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程度和劳动力的价值，可以从它对时间重视的程度来看，再没有比这个更准确的标准了。一个蛮族中的野蛮人，会整天躺在茅屋里虚度着光阴。一个放羊的，整天只是靠了一支笛子，靠了睡觉，来勉强度过他的生活，时间在他简直是一个负担，叫他又怎样能懂得光阴的可贵呢？一个奴隶、农奴或小农，他的劳动是在强迫下执行的，对他来说，劳动是惩罚，偷懶是收益，这又叫他怎样能懂得珍惜时间呢？国家只是通过工业才认识到时间的宝贵的。现在的情况是，争取时间就是争取利润，丧失时间就是丧失资财。工业家是要尽可能最高度地利用时间的，这种热情会逐渐传布到农民。工业使农产品的需要有了增加以后，地祖、因此地产价值也有了增长，耕作方面的投资也有了增加，利润也有了增加，这就必须使土地产生更多的农作物，以供应增加了的地租和资本利息，以供应提高了的消费量。一方面是工资有了提高，一方面是工作也要求多做。这时工人开始感到，他有的是体力和运用体力的技巧，这是可以改善他生活的手段。于是他明白了，为什么英国人常说，“时间就是金钱”。

农民由于生活与外界隔绝，孤陋寡闻，他对于一般文化的提高很难有所贡献，也很难懂得怎样来衡量各种政治制度的价值，要他积极参加公务和司法的管理或保卫他的自由和权利，那就更难了。因此他大都是处于依赖地主的地位。在纯农业国家里看到的总是奴隶生活，或是在专制、封建、教士政治压迫下的生活。仅仅土地独占这一事实，就使专制君主、寡头政治的执政者或教士阶极对广大农民有了统治权，而广大农民本身却无法摆脱这种统治。

就任何纯农业国家的情形来说，暴力、迷信和教士政治加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在顽强的习惯势力下已经这样根深蒂固，因此农民已经把它看作是他们自己身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看作是他们生存本身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工商业活动的分门别类和多种多样，生产力联合的作用，以不可抗的力量迫使行业不同的工业者彼此牵连在一起。摩擦可以发生火花，对于心灵也是这样。但是只有当人们密切地相聚在一起，在商业、科学、社会、民事和政治方面有了频繁的接触，在商品方面、思想方面有了广泛的交流，才会产生心灵上的摩擦。人们的生活越是集中在一个共同的地点，其间每个人在他的业务上越是有赖于别人的协作，每个人在业务上需要知识、教育和谨慎小心这些方面越是殷切，顽固、不法、压制和无理违反正义的现象越对所有这些个人的努力和他们的奋斗目标少加干涉，社会制度就越加完善，享受自由的范围就越广，自己改进与互助改进的机会也就越多。所以就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来说——例如古代的希腊和意大利，中世纪的意大利、德国、比利时与荷兰，随后的英国，更近期的美国与法国——自由和文化总是发源于城市的。

但是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城市，一种可以称作是生产性的，还有一种是消费性的。有些城市吸收原料，进行加工，对于所需要的原料和粮食则用工业品来偿还给农村。这就是工业城市，是生产性的。这些城市越发达，乡村的农业越发达，农业力量越加能够发挥，则工业城市也就越加能够壮大起来。但是还有一种城市，那里的居民只从事于消耗地租。任何在文化上有相当发展的国家，总有一大部分的国民收入是以地租形式在城市里消耗的。假使认为这种消耗有害于生产或对生产不能起促进作用，把这一点作为一种普通原则，那是错误的。因为既然通过地租的取得可以使自己享受独立生活，这一可能性对于理财、对于从农业中和农业改进中所得的积蓄的利用，就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况且靠了地租生活的人，为了要在同侪中有所表现，博取声望，加上他所受到的教育和独立地位的有利条件，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对文化、对公共机关和行政管理的效率以及对科学与艺术，就会起促进作用。但是地租在这样方式下对国家的工业、国家的繁荣和文化能够影响到什么程度、总是要看国家已组获得的自由的程度来决定的，这种要在同侪中显露头角、也就是出于自愿的想对国家有所真献的活动，只有在这种活动能够获得社会方面的表扬与尊重、能够获得荣誉职务的国家中才会获得发展；有些国家的统治阶极，对于个人任何企图获得社会重视的努力，对于任何独立的表现，总是侧目而视的，在这样的国家里，这种活动就不能获得发展机会。在这样的国家里，有独立收入的个人将自暴自弃，陷于颓废、怠惰的生活，这样就会使有用的劳动受到轻蔑，损害国民的德性和勤劳意向，他将从根本上危及国家的生产力。在这样情况下，即使由于靠地租收人为生的人的消费行为对城市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有促进作用，人们也会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不足道的、不健全的产物，认为对国家文化、繁荣和自由的推进作用很小。实际上在健全工业下特别会发荣滋长的是自由和文化，因此也就可以说，正是由于工业的存在，地租本身才不致成为导向怠惰、颓废和不道德行为的泉源，得以转变为促进精神文化的动力，结果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单纯消费的城市才得以转变为生产城市。还有一个支持消费城市的因素是公务人员与行政管理方面的消费。这类消费在城市也足以助成一些表面的繁荣；但是它对于国家制度、繁荣以及生产力究竟是特别有所促进还是有所损害，这就完全要看消费者的作用对这些方面是偏于促进还是偏于损害这一点来决定。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为什么在纯农业国家大城市仍然可以存在，在这些城市里虽然也有许多富户，也有许多种行业，但是对于国家文化、自由和生产力的影响极为微弱，其间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从事于这些行业的人们，势必与他们的顾客抱着共同的见解；他们的地位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地主和公务人员的家仆。这些城市的生活往往极度奢侈浪费，而处于城市四郊的居民则情况相反，处处见到的是贫困、器量狭小和奴隶性。工业应当独立成长，完全不依靠坐食租息者和公务人员，应当为广大农民或出口贸易服务，在工业品制造方面应当大量消费本国农民的产品；只有在这样情况下的工业，对于公共制度的改进，对于一国的文化和自由，才会有良好影响。这样一种健全的工业，实力越是强大，则由上述那类消费中产生出来的工业力量以及坐食租息者与公务人员，就越会被吸引到它自己的身边，公共制度也就越会向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改进。

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设想。假定有一个大城市的情况是这样的，这里有着无数的工业者，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热爱自由、受过教育的，而且是很富裕的，商人在利害关系上，在地位上，同他们站在一起，地租收入者自己感到不能不博得社会的尊敬，公务人员是受舆论约束的，研究科学与艺术的人们为大众服务，他们也是靠了这一点而生活的，大众的精神和物质资产就在这样一个狭窄地区内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事业进行时的分工法则以及力量的联合，使这类资产结合得更加密切。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假使有任何改进，在公共制度以及社会与经济状况上有任何进步，或者假使有任何退化现象，在公共利益方面有任何损害，就会怎样迅速地为大众所觉察；还有，大众既然集居在一个地点，他们对于共同的目标和规章就会怎样容易地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类目的上就会有怎样庞大的资产在当地集中起来；最后，象这样一个进步的、强有力的、爱自由的社会，与国内其他情况相类的社会的关系又会怎样地密切。如果我们对于这一切都加以适当的思考，就不难深信，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农业人口，无论它的总数怎样庞大，对维持和改进公共福利所发生的影响，同城市方面比起来只是极其微细的，而城市全部力量所依靠的（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它的工业以及与工业相辅相依的农业的发展。

城市对国家的政治和市政有着极大的影响势力，这一点绝不是对乡村居民不利，恰恰相反，后者由此所得的利益是无可计量的。城市所享受到的利益使它们感到，提高农民地位，使他们享有同样的自由、教化和繁荣，是它们的职责所在；因为乡村人民所能享受的这类精神和社会利益的数量越大，他们能够送到城市的粮食和原料的数量也越大，向城市购买工业品的数量也就越大，结果就造成了城市的繁荣。乡村的活动力、文化、自由和良好制度是由城市而未的，城市也只有使乡村人民共享福利，它所享有的自由和良好制度才能获得保证。农业以前所供养的是地主和他们的仆从，现在则在为国家提供捍卫国家自由的最富有独立精神的坚强的保卫者。在土地耕种事业中，现在任何阶级都能改善它的地位。劳动者可以把自己提高成为一个农场主，农场主可以成为地主。工业所创建的资本和运输设备，现在处处使农业获得发展的机会。奴隶制、封建束缚、妨害勤劳和自由的法律和规章都绝迹了。地主所有的那些森林，原来只供行猎之用，现在可以向他提供百倍于以前的收入。有些地主以前从农奴劳动中获得的一些菲薄的产品，只能使他们勉强维持简陋的乡村生活，他们的唯一娱乐是畜养犬马和打猎，对于这类娱乐如有任何干犯，就会使他们感到不愉快，认为是有损地主尊严的一种罪行，现在在自由劳动下产量有了提高，他们的地租收入也有了增长，他们一年中已经有一部分时间可以在城市里作寓公。他们在城市里受到了戏剧和音乐的陶冶，有了观摩艺术和读书的机会，风度变得温文儒雅起来，同那些艺术家、学者们有了接触以后，也懂得了智慧和才能的可贵。他们原来只是一些喜欢打猎的人，现在却变成了优雅人士。在勤劳的社会中人人在争取改进自己的地位，这种情况激起了他们的进取精神。他们这个时候所追逐的是新知识和新思想，已不是深林密菁中的鹿和兔了。他们回到乡村以后，对于中小农场主起了值得仿效的示范作用，他们所获得的是对方的尊敬，不再是对方的诅咒了。

工业和农业越是向前发展，人类意志就越加不受拘束，就越能使宽容忍让的精神占上风，使真正的道德和宗教势力在内心代替天良的强制。哪里有工业，哪里就会使人们的胸襟宽大，使牧师转变成为人民教师，转变成为学者。民族语言与文学修养，艺术的创造，内政制度的改善，总是与工商业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国家所以能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国外贸易，所以能扩大航运业，建立海军，所以能利用剩余人口，在开辟殖民地以后，进一步增进国家的繁荣和力量，都是由于工业的发展。

一个国家，如果具有充分广大、肥沃的土地，工业和农业有全面的、比较均衡的发展，与一个纯农业国家相比，可以养活一倍或两倍于后者的人口，而且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后者，这是可以由统计证明的。由此可见，国家建立了工业以后，一切精神力量、政府收入、国防事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以及国家独立自主的保证这些方面，都会作等比例的增长。

现在这个时代，在战争中工艺与机械科学占着极大势力，战事的进行与国家收人情况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国防力量的强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内民众的是贫还是富，是智还是愚，是充满活力还是意志消沉，是完全矢忠祖国还是部分意存反侧，能够召集的兵士是多还是少——当处于这样的时代，从政治观点来衡量，工业就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加值得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