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意大利是一切近代国家中的先驱者，贝奇奥伯爵就意大利这一部分的文献，辛苦地写成了一个概略，不过人们对于他的著作不免存有这样的意见，认为他死守着流行理论，过于拘泥。意大利的周围都是在世袭君主下统一起来的大国，而它所缺乏的却是国家的统一，各共和邦和城市都在教会统治之下，城市自治自由完全丧失，这些都是意大利工业衰落的基本原因，他却没有充分加以探讨。假使他对于这些起因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他就不会不理解到马基雅弗利《君主论》的别有用心，对这位作者就不会只是偶然一提，轻轻略过。

贝奇奥曾有一段记录，说马基雅弗利在1525年给他朋友基察第尼的一封信里，主张所有意大利各邦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这封信曾传到教皇克力门七世的手里，由此可以推想，关于在1526年成立的“神圣同盟”，他是从中很起了些作用的。我们看到了这段记录以后就想到，《君主论》那部书一定也含有同样的旨趣。随后我们翻阅了那部书，一见之下果然我们的猜想没有错。这部书是1513年写的：它的目的显然是要打动梅迪奇一族，说他们负有在一个君权下统一全意大利的使命，并且向他们指出，应当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从这部书的命名和形式来看，一般意向好象是在于讨论专制政体的性质，这一点显然是经过审慎考虑以后故意使出的一个手法。它对于各个世袭君主和政府，只是在不经意的态度下附带提到的。但作者念念不忘的是，应当在意大利看到一位独一无二的霸主。那些诸侯统治的小邦必须推翻，必须使不同的朝代不复存在，使封建贵族屈服，将各共和邦的自由连根拔除，那位霸主为了建成一个意大利帝国：应当不择手段，不论是美德或恶行、忠勇或谲诈、聪明干练或大胆无耻、幸运或机遇，必须尽量施展和利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发挥作用时的力量在三百年后才充分揭露，这就是必须建立一支国家的军队，要施以新式训练，拥有新发明武器和战术，从而保证胜利。

就这位作家在《君主论》中一般论证的内容来说，如果认为他别有意图这一点还有斟酌余地的话，那么读到最后一章，对这一点的怀疑就可以释然。他在那一章里明白指出，造成意大利一切祸害的基本原因是外国的侵略与国内的分裂；认为统治着托斯卡那和教会各邦（这是它们的幸运）的梅迪奇王族是受命于天，来完成统一全国的伟大任务的；认为要成立一个新政权，目前是最好时机，一位新的摩西现在必须勃然兴起，把人民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这是作为一位君主的无上光荣、无上伟大的事业。

任何人也可以从《君主论》其他各章的字里行间看出它的旨趣所在，但能使人看得最明显的是作者在第九章谈到教会各邦时的态度。他说，“教士拥有土地，但没有加以治理，他们对土地有支配权，但没有加以防卫；这些人间无上乐土是直接在上帝保佑之下的如果对它们说一句批评的话，就不免会亵渎神明。”他这番话只是一种反语。他实际的意旨，说得明白些，显然是这样：要征服这个国家，对一个勇敢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困难，尤其是梅迪奇一族，他们的亲属据有教皇职位，在前进的道路上更加没有阻碍。

马基雅弗利自己对于共和政体是有热情的，但他对他心目中的一位霸主提出的关于对付这些共和邦的劝告却是这样，这一点又如何解释呢？他是一个热情的共和主义者，是一个大思想家，卓越的学者，又是一个爱国的烈士，而他却劝告未来的霸主完全摧毁意大利各共和邦的自由，把他的《君主论》题献给君主，这除了出于为自己打算的一种计划，想借此向君主献媚，从而博取个人利益，还能有什么别的动机呢？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当他写《君主论》的时候，他还受着贫困的折磨，为自己前途感到惶惶不安，他热切盼望梅迪奇政府能给以工作和支持。他曾于1513年1o月10日从他所住的乡村破屋里写了一封信给他注在佛罗伦萨的朋友贝托里，这封信使我们对上述情况再没有怀疑的余地。

话尽管这样说，但是仍然有根有力的理由足以使我们相信，他写这部书也并不是专为迎合梅迪奇一族从而猎取私人利益，而是要促使实现一种霸业计划；这种计划，虽然按照我们现在的道德观念来说是不道德的，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跟当时在共和邦下的爱国观念并不抵触。从马基雅弗利的著作以及他在政府供职时的举动可以证明，他对于过去所有各个时期的历史以及所有各个国家的政治情况都是了了于胸的。一个人的眼光既能看到那样久远的过去，又能那样清楚地看到周围的一切，对未来就必然也能看得很远。既然在十六世纪初叶就已经能认识到在意大利进行组织全国武装的利益，这样一个人物也就必然能看到小型共和邦的时代已成过去，大君主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必然能看到，在当时环境下，政权只能用强力取得，用独裁政治维持，而当时意大利各邦的寡头政治已成为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铲除，国家的独立自主是总有一天会在国家统一的局面下成长起来的。马基雅弗利显然是要把已经褪了色的几个城市的自由扔掉，让它作为专制政体下的牺牲，希望借此赢得国家的统一，从而使后代获得更加伟大、更加高尚的自由的保证。

意大利关于专论政治经济学的最早著作是1613年那不勒斯的安东尼·舍拉写的，内容主要是论述使各“王国”获得金和银的丰富供应的方法的。

萨依和麦克洛克似乎都只是随便看了一看这本书的标题就马虎过去，说它只是讨论货币问题的；从书的标题来看，的确可以表明，作者是在以贵金属为财富唯一要素这种谬见的指导下进行写作的。但是如果他们能读一读这本书，把内容仔细领会一下，也许可以从这里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安东尼·舍拉虽然陷入了以金银充裕为财富表征的错误观点，但是对于财富的起因却叙述得相当清楚。

他当然是把采矿放在贵金属直接来源的第一位的；但是关于取得贵金属的间接手段却说得很有理。依他看来，农工商业和海运事业是国家时富的主要来源。土壤的肥沃是繁荣的可靠来源；但更加有利的来源是工业，其间的原因不一，主要在于工业是广大商业的基础。这些来源的丰富程度决定于人民的性格特征，例如高的制度；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达到高度的经济发展。

安东尼·舍拉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质来看问题的；不是以已有学说的一些推论为依据，或以事前已经决定要宣传与实行的某些原则为依据，然后在这样的角度上来看问题的。他将意大利各邦的情况作了比较，由此看到，有了广大的商业，才会在财富上有最大的累积，而大规模商业是从充分发展的工业而未的，工业又是以公民自由为出发点，然后由此获得发展的。

柏卡里亚的见解充满了重农学派的荒谬论点。这位作家谈分工原则或在亚当·斯密之前，或与他同时，这一论点也许是他发现的，也许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来的；他比亚当·斯密更进一步，不但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各个工厂工作的划分，而且指出，由于社会成员之间职业的划分，公共福利有了进展。同时他也与重衣学派一样，毫不犹豫，认为工业是不直接从事生产的。

那位法理学大家菲兰哲里的见解可以说是最狭窄的。他也受到了荒谬的世界主义的影响，认为英国实行保护政策，只是使非法贸易沾了光，削弱了它自己的商业。

威利是一个有实地经验的政治家，因此不会错误到那样大的程度。他认为有保护国内贸易、抵制国外竞争的必要；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政策只有强大、统一的国家才能采用这一点他却并没有或没有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