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普·坎贝尔非常喜欢擦皮鞋。这个嗜好是他在军队服役时养成的。他是一个著名空降师的退役老兵，参加过三次战役。离开军队后，他只好把习惯转移到现在常穿的便装皮鞋上。尽管擦拭这种便鞋能带来的满足感远不及军靴，但是呛鼻的味道和充满活力的劳作总能让他联想起过去的军旅生活。擦皮鞋的时候他会哼起大乐队摇摆乐，模仿铜管乐器的声音——布达达叭，叭，叭——还时不时停下来，拿起脚边的啤酒瓶往嘴里灌上一口。他还会伸展一下腰背部的肌肉，或者伸手去挠一挠t恤衫已经发黄的腋窝部分，然后非常惬意地打一个嗝。
“弗兰克他们什么时候到啊，宝贝儿？”他问。他的妻子正在梳妆台边照着镜子。
“八点半到，亲爱的。”
“我的天啊，”他说，“如果我还想洗个澡的话，就得快点弄完了。”他把脚趾塞进右边的鞋子测试亮度够不够，然后弯下腰来，对着左边的那只挥动擦布。
此刻谢普脸上这种朴素农民似的木讷表情，已经很少见了。他只把这种表情留给擦皮鞋和换轮胎。这种表情是某种力量硕果仅存的一种表现，而这种力量曾经完全占据他的内心。这么些年里，从男孩到男人，他一直希望成为迟钝和粗野的人，以便应对那些在现实里或在想象中嘲弄他的阴险男人。他的童年备受困扰，他试图抹掉生命中最令他羞愧的事实：他住在撒顿普雷斯周边的祖传豪宅，家里给他请了家庭教师来单独授课。只有在英国或法国保姆的监督下，他才能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到他十一岁的时候，他那离了婚的富裕母亲还坚持让他穿“可爱的”苏格兰短裙。
“她简直就是想把我摆弄成一个该死的娘娘腔！”即使到了现在，他还会向为数不多能提起他母亲的朋友抱怨。但是在他更冷静、理智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早已经原谅了她。没有人的父母亲是完美的，而且不管她原本想让他以怎样的轨迹成长，她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从青年时代开始，当他渐渐长成一个魁梧身躯的时候，他就从她的掌握中脱逃了出来。在那些成长的日子里，只要她母亲认为是“有教养”或者是“高尚的东西”，他都会打从心底去憎恨；而那些母亲认为“粗俗下流”的东西却成为他内心的渴求。后来进入那家小小的昂贵的预科学校后，他更愿意做那种穿着邋遢、喜欢制造麻烦的坏小子，周围的人会害怕他，崇拜他，甚至误以为他家境较差而同情他。后来因为行为不检点，他在高年级的时候被开除了，他选择直接进入曼哈顿一所高中，让他的母亲担心到了极点。那时候他还时时跟警察发生冲突，直到十八岁生日他大嚷大叫地加入了伞兵部队。他希望能证明自己的勇气，并且希望在士兵的阳刚世界里，他能获得这样的承认：他确实是一个婊子养的硬朗男人。
他的目的果然都实现了，而战争让他更确定无疑地走向自己为自己选好的方向。战争结束之后，他完全不顾母亲的泪水和哀求，拒绝了去普林斯顿这类好大学的安排，一个人悄悄地考进了中西部一所三流的理工大学。他常常很得意地向朋友解释：“政府出的钱”。就像让家里供养他上好大学是件十恶不赦的事情。在那里，他或是穿着皮夹克在课堂打瞌睡，或者流连那些肮脏的小酒吧，跟大学里其他的“硬汉”聚集在一起，在啤酒的助兴之下嘲讽通识教育。他选择了毫无疑问具有男性气概的学科——机械工程。在那里他还找到了现在的妻子，她是学校财务办公室的职员，体形娇小，温润柔和，对他充满了崇拜之情。他做了孩子的父亲，直到好几年之后生活才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之后发生的事情——据他自己说“差点疯掉了”——是某天早上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被一家水力机械工厂雇用，生活在距离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一百英里远的沙漠地区当中，房子是四百幢一模一样的建筑物当中的一所。那是一个被烈日炙烤着的小盒子，从窗子里往外看，只能看到大山的轮廓，而屋子里的书架上也几乎空无一物，除了五本发黄的工程手册。这个小盒子每晚都闹哄哄的，不是被电视的声响轰炸，就是被前来玩牌的邻居所惊扰。
谢普·坎贝尔必须承认，他在这群人中间感到了寂寞凄凉。这些年轻的男人有着迟钝的、过早地显示出成熟安稳的脸，那些女人会因为那些低俗的厕所笑话而爆发出巨大的笑声（“嘿，哈里，给咱们讲讲那个闯进女厕所的家伙！”），或者当他们的丈夫在热烈地讨论着汽车时，她们会抿着嘴安静地听。在他们当中，谢普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伪装者，是个白痴。当他假装自己是那样的人时，他也把自己带到一种他根本不想要也无法忍受的生活道路上。为了反抗母亲，他永久背弃了自己的本性。
他的脑海中开始不断出现另外一个世界的影像，那是一个本可以属于他，也应该属于他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智慧和理性的世界，而他此刻把这个世界和“东部”这个概念混合成一体。这个时候他开始相信，如果是在东部，一个男人进入大学不是为了职业培训，而是追寻智慧和美。而且在那里，任何一个已经到了能够分辨是非年龄的人都知道，“智慧”和“美”一点都不娘娘腔。在东部，他可以穿上粗呢或是法兰绒质地的衣服，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在老榆树或钟楼下散步，跟朋友聊天。当然，他的这些朋友都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精英。东部的女孩们又苗条又优雅，走路的姿态落落大方，说话的声音轻柔沉稳，充满了智慧，而且绝不会嘻嘻傻笑。在寒冷的冬夜你可以邀请她们出来喝点鸡尾酒，带她们到剧院去，然后在白兰地暖洋洋的作用下，她们会跟你到一所冰雪围绕的新英格兰风格旅店，开开心心地和你滑进柔和的鸭绒被褥里。在东部，男人大学毕业之后不急着去工作，他们会在摆满了书的单身公寓里过上几年，偶尔去欧洲旅行几次，最后他们投入的事业肯定经过了漫长的深思熟虑，正如最后结婚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对象也是诸多漫长复杂的情缘里最好的一个。
沉迷于这样的幻想当中，谢普很快就在水力机械厂里落下个不好的名声，大家都把他看成自命不凡的讨厌鬼。他也让米莉很不安。当他沉浸在古典音乐和文学季刊里而变得情绪无常时，甚至吓坏了她。他在米莉面前少言寡语，偶尔说的几句话，也不再是从前那种混杂着纽约街头少年和印第安纳农夫风格的腔调——尽管米莉认为这种混合腔调很可爱——而是带着不耐烦急促语气的英式口音。后来有一个周日晚上，他先是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开始发酒疯打孩子。米莉哭着把孩子搂在胸前，他就大骂米莉“无知的傻bi”，并挥拳击打墙壁，折断了自己的三根手指。
一个星期后，依然苍白和惊惧的米莉帮着把衣物、铺盖和厨房用品放到车上，然后他们就踏上了风尘仆仆的东部朝圣之旅。抵达纽约之后的半年，当谢普还在犹疑着要不要做一个工程师时，他心里很清楚，这是米莉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他们第一个意外发现是，母亲留下来的钱已经所剩不多。（这些钱本来没多少，现在只够她安身在一个公寓酒店里，成为一个终日与猫为伴的满腹牢骚又势利的老太太。）在这里他们遇到数不清的挫折，对他们来说纽约巨大、肮脏、嘈杂，并且残酷。他们用最后一点储蓄租下便宜房子买来便宜食物。米莉从来不知道丈夫会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回家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情绪。当他喋喋不休地谈着音乐和哲学课程时，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他在华盛顿广场干枯的喷泉里流连了好几个小时，脸上留着四天没剃的胡子时，她不止一次打开电话黄页查找精神科医生的联系电话。但是最后，他终于在史丹福联合精密仪器公司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从租来的房子搬到革命山庄，米莉的生活才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
对于谢普而言，这过去的几年是他心里相对安稳的时期。或者至少在这个春天的夜晚，夜色逐渐凝聚，他的生活是平静安宁的。他满足地享用了烤羊肉和啤酒，正期待着跟弗兰克夫妇愉快的长谈。能有这样的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不是及时调整了心态，情况完全可以比现在糟很多。当然史丹福的工作和革命山庄和桂冠剧团，跟他在亚利桑那州的东部幻想有一段距离，但谁在乎呢。这些年来的安定已经消磨了他的幻想和焦躁，他心里平和安适，对自己过去的选择一点也不后悔。
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即便是年轻时那个焦虑的坏小子阶段，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好处。比如他在军队服役时就曾经获得了一枚银星勋章和战地指挥官的职位，那时候他才二十一岁。这些东西可是货真价实的，而且同龄人没几个能有同样的成就。“战地指挥官”——每当他脑子里浮起这个字眼，一丝暖暖的自豪感都会攀爬在喉咙和胸口里，哪个心理医生都无法从他心里拔除掉这个情结。而且他也没有再因为自己在文化上落后于同一代人而饱受困惑。他曾经嫉妒弗兰克，因为弗兰克拥有所有他所渴望的经历：上的是东部大学，学习的是文化艺术，后来在格林威治村晃荡了几年，过着不受约束的单身生活。可是现在他可以肯定自己与弗兰克·惠勒是平起平坐的，谁也没比谁更好。所以有什么可苦恼的呢，他又何必为自己上的是州立理工大学而耿耿于怀呢？
而且，如果他没有去这所理工大学，他就不会遇上米莉。无需心理医生提醒，他就能确定，要是再为娶了米莉而感到后悔，那就是真的有病。没错他们两人的背景差别很大，他已经忘记当初为什么会娶她，而且他们拥有的并不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婚姻，但米莉就是为他度身定做的女孩。有两件事让他持续地沉浸在这个浪漫化的幻梦里：她在亚利桑那和纽约的艰难时期不离不弃——他发誓自己不会忘记这个好处——以及另外一件事，她很好地适应和融入了他现在的生活。
为了他米莉怎样努力去改造自己啊！要知道她的父亲是一个半文盲的房屋油漆工，她的兄弟姐妹说话粗俗。对她来说这一切改变都很不容易。谢普想得越多，就越觉得她的穿着和谈吐能跟爱波一样得体。她愿意生活在这个其貌不扬的郊区房子，而且知道把工作和孩子的问题归咎于这个该死的房子。（“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当然会生活在市区里，或者干脆再住远一点，到真正的郊区去。”）她可以把所有的房间收拾得很精雅、简洁，并且营造一种知识分子式的素洁内敛，让爱波看到以后都赞叹：很有吸引力。哦，差不多所有房间。当谢普心满意足地把擦鞋布卷起来时，他承认不是每一个房间都那么好。至少这个房间，这个卧室，就不那么成熟别致了。这里的墙壁很窄小，墙纸是粉红和深紫的大花卉图案，墙面上有凸出来的支架，摆放着一列列的小巧易碎的玻璃制品。窗户没怎么起到窗户的功能，倒更像是为了挂放印花纹窗帘而存在。床上和梳妆台上铺的是跟窗帘配套的床单和桌布，皱皱的边缘笨重地垂到地毯上。这像是一个小女孩会梦想跟她的洋娃娃单独住在一起的房间，她会在后院某个阴凉的角落里搭建这样的房间，上瘾似的用遗弃的水果箱和破布条来装点它；她会一再地打扫光秃秃的地面直到它像面包皮那样光滑，然后再接着打扫就像面包皮开始碎裂了。每次给纱布弄上点什么装饰，或者把一个脏兮兮的蝴蝶结打好，她的脸都要激动地颤抖一下。她劳动时快速转动的受惊眼神，很像现在那个正坐在镜子前面追踪着中年痕迹的妇女。
“亲爱的。”她说。
“什么事？”
她慢慢从椅子转过身来，脸上流露出苦恼的神色。“呃，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说了你可能会笑，但我还是说吧。你不觉得弗兰克他们有点……傲慢或什么的？”
“哦，别傻了。”他有意把声音调得低沉而富有理智，“你怎么会往那个方面去想啊？”
“我不知道，但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我知道她为那次演出的事情很不高兴，不过那不是我们的错吧，亲爱的，你说呢？我们最后在他们家那次，当时感觉一切都有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记得有一次我跟你描述你母亲看着我时的眼神么？那天爱波就是那样看着我。现在她竟然又忘记了我们的邀请。我不知道。这确实太可笑了。”
他把鞋油罐的盖子拧紧，然后把它跟卷好的擦鞋布和鞋刷一起收起来。“亲爱的，”他说，“这一切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会毁掉今晚的好心情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她茫然而难过地看着自己粉红色的衬裙。
“我只是告诉你真实的情况。来吧，放松点，好好地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他走过去轻轻地拥抱她一下。但是他弯身靠近她肩膀时，他脸上的笑容扭曲成一个焦虑不安的表情，因为他在她身上闻到了一种酸臭的味道。
“好吧，我想你说得对，”她说，“对不起。你快去冲一个澡吧，快点。我到厨房去准备一下。”
“不用那么着急，”他说，“他们总会稍晚一点的，你干吗不去洗一个澡呢，如果你想的话？”
“不用了，我差不多准备好了，一会儿穿上裙子就可以出去。”
在浴室里，谢普一边涂抹肥皂搓揉身体，一边不停地想，是什么让米莉的身上有那么难闻的味道。他知道肯定不是因为她洗澡不够勤，昨天晚上她才刚刚洗过一次；这味道也应该跟她的月经周期没有关系，谢普记得她上一次月经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这好像是精神紧张带来的生理反应，就像皮炎湿疹或坏肚子那样。谢普猜想她觉得紧张的时候体液分泌就更加旺盛。
当他在雾气腾腾中围起毛巾时，他又断定这不是寻常的汗味。女人的汗味，天知道为什么会引起男人的兴奋。他突然回忆起去年夏天，他在维托木屋酒吧拥挤的舞池里搂着半醉的爱波，她的裙子也被汗水浸透而粘在背上，她的额头黏糊糊地滑落到他的脸颊。他们在雨点般的军鼓声和萨克斯风的鸣叫中晃动着，哦，她在流汗。那种味道强烈干净得像柠檬。她的体味，还有她整个身躯优雅的起伏，让他……让他禁不住想要……天啊。这件事情发生已经差不多一年了，但是每次回想起来，还是让他系着衬衫纽扣的手指微微发抖。
房子里安静得不太自然。他拿着空啤酒罐走到楼下，想去看看米莉准备得怎么样了，当他穿过客厅时他忽然想起自己已经有了四个孩子。
他险些绊倒在他们身上。四岁、六岁、七岁、八岁的四个孩子齐刷刷地趴在地上，身上穿的是同一款蓝色睡衣。几个小家伙都用手肘把头撑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电视屏幕。他们都有金色的头发，鼻子短平微翘，从侧面看四个人长得很像米莉。他们正嚼着泡泡糖，粉色的包装纸被他们随手扔在身旁的地毯上。
“嘿，孩子们。”谢普说。但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他小心地从他们身边绕过，然后朝厨房走去，皱着眉。还有哪个男人看到自己的孩子时会如此不快？这不只是因为他们突然出现在他的视野里让他惊了一惊——这是经常有的事。他会发现孩子忽然出现在眼前，然后呆了一下，想：这四个家伙到底是谁？一两秒之后，他才能够回过神来，意识到他们是他的儿子。如果有人问这些时他心里有什么感觉，他会很诚实地回答，带着一丝突然袭来的深藏着的愉悦：那感觉就像每天夜里去查看他们是不是睡着了，或者看他们在草坪上飞奔追逐着棒球一样。但是这次他的感觉有所不同。他必须承认今天他感到了厌恶。
他走进厨房的时候，米莉正把肉酱涂抹在饼干上面，一边吮吸着手指。
“亲爱的，我过去一下，”他从她身边挤过，“我拿点东西就走。”
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冰凉的啤酒，走到了后院漆黑的草地上，然后默默啜饮。从这里往下眺望，穿过重重阴暗的树顶，他就可以看到弗兰克家屋顶的轮廓。再往下看，在房子的右下侧，电话缆线之下是十二号公路上的车流。开车的人们刚刚把车灯亮了起来。他久久地远望光影流动的高速公路，心里还在思考着刚才那个问题。
如果那个瞬间他感受到的不是厌恶，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难道是过于挑剔和势利眼吗？或许是觉得他们紧盯着电视屏幕和咀嚼着泡泡糖的动作让他们显得蠢笨无知，以及，太过中产阶级？这是什么废话啊。难道他更想要看他们坐在他妈的迷你茶桌边，穿着苏格兰短裙？不，他的厌恶肯定别有缘由。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们的出现打断了之前他对爱波的幻想。事实上他确确实实对她有幻想，各种各样的幻想。直接承认有这样的想法比逃避要更健康一些。他们的出现打断了他对爱波的幻想并让他感到一点点惊讶，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既然已经面对它了，他允许自己的目光离开十二号公路，转而专心地看她家的房顶。冬天树叶掉光之后，从这里可以看到房子的大部分和前院草地，晚上还能看到卧室里的灯光。谢普开始遐想爱波这时候在干什么。在梳理她的秀发？还是在穿丝袜？他希望她会穿那身深蓝色的连衣裙。“我爱你，爱波！”他轻轻地说，像是在体验这么说会有怎样的感觉。“我爱你。我爱你。”
“亲爱的，”米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你在外面干什么呢？”她站在明亮的厨房门口眯着眼往迷蒙的夜色里看，身后站着微笑着的弗兰克夫妇。
“噢！”他越过草坪，“你们好！没注意你们的车子开上来了。”说完之后，他才觉得这句话很愚蠢。他停下来想把最后一口啤酒喝光，仰着脖子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最后一口几分钟之前就已经喝掉了，连空瓶子都被他握得温热起来。
这个夜晚从一开始就感觉有点别扭。事实上在第一个小时里谢普不敢跟米莉的目光交会，他担心自己的表情会让她确信自己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不得不承认，现在发生的一切不太正常。弗兰克夫妇根本就不在状态，他们没有放松下来，更别提到处走动了。他们甚至没有去厨房拿饮料。两个人就那么礼貌地端坐在沙发上，一个靠着一个，恐怕只有一支手枪才能把他们分开。
爱波确实穿着她那条深蓝色的连衣裙，她不可能比现在更迷人了。但是她的目光有一种奇怪的距离感，就像她是一个和善而拘谨的旁观者，根本不像来访的客人，更别提朋友了。不管你跟她说什么，她的回答要么是“对”，要么就是“哦，真的啊”。
弗兰克也一样，而且要冷漠十倍。他不光是不开口说话（不说话对于弗兰克来说已经是很不正常的表现了），甚至还毫不掩饰自己完全没有在听米莉所说的任何东西；他的言行举止活脱脱就是个让人厌恶的自大狂。他的双眼不停地东张西望，打量着每一件家具和照片，就好像他从没来过这种典型的郊区房子的客厅；就好像，上帝作证，他在过去的两年内没有把烟灰和啤酒沫洒遍这里的任何一个角落，去年夏天他在这里抽烟时没有把这个沙发烧出一个洞，并且还醉倒在这张地毯上，打起了呼噜。有一次米莉说话的时候，弗兰克身体微微前倾，眼神越过她眯眼盯着某样东西，就像从栅栏间隙窥探漆黑的老鼠笼。谢普过了一小会儿才弄明白，原来他看的是对面书架上的藏书。最糟糕的是，谢普并没有像他自己想的那样抑制住自己的不高兴，现出友善的微笑并且抱歉地说：“我知道这里没几本像样的书，我不希望你就这样判断我们的读书品味。这些烂书是多年堆积下来的，我们真正的好书其实……”相反地，他紧紧地闭着嘴，把四个人喝空了的杯子拿到厨房去。
谢普给弗兰克夫妇都多倒了一倍的酒，希望气氛会好转。给米莉的酒则只有刚才一半的量，因为他很清楚如果她还是那样喝的话，用不了一个小时就会不省人事。
最后弗兰克和爱波终于放松了下来。当他们终于说话时，谢普又不肯定自己说不准更喜欢刚才的那种状态。
是这样开始的：弗兰克清清喉咙说，“其实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消息要宣布，我们打算……”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脸红了，转而向爱波求援：“还是你说吧。”
爱波朝丈夫一笑，那副神态既不像旁观者，也不像客人或朋友，让谢普嫉妒到了极点。她转向她的听众：“我们打算到欧洲去生活，”她说，“去巴黎，永远待在那里。”
啊？什么时候？怎么去？为什么要去？坎贝尔夫妇两张嘴像机关枪似的凶猛喷射出一连串的问题。惠勒们则笑吟吟地一一作答。一时间屋子里每个人都说起话来。
“……嗯，大约一两个星期以前吧，”爱波说，因为米莉坚持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筹备的，“具体的时间我们都不记得了，我们是突然决定要离开的，就是这样。”
“那好吧，但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谢普已经第三遍重复他的问题了，“我是说，你打算在那边找份工作，还是怎么样？”
“呃，不，不完全是那样。”这时候弗兰克和爱波互相看了一眼，所有的谈话停止了。这种私密的对视令人恼怒，谢普心里想，好吧，管你们说不说，谁他妈关心你们这事啊！
然后谈话再度开始。惠勒们探身向前，互相打岔，并且捏着对方的手像一对小孩。他们说出了前因后果。就像每次碰到坏消息一条条袭来时一样，谢普使用了一贯的应对方法：随遇而安。他让每个坏消息无知无觉地滑进脑子某个角落里隐藏起来，不让它们引起不快或心痛。他强迫自己去想：好吧好吧，这事我以后再去想。这样他总能在头脑留出一点清醒的空间来应对局面。这样，他就能维持适当的表情来说适当的话。他甚至愉快地想，派对的气氛终于活跃起来了，而且他很自豪米莉能从容地应对这个场面。
“天哪，这确实是个很激动人心的决定，”等到惠勒们解释完整件事后，她说，“我说真的。这是个美好的决定。我们肯定会很想念你们的。你说呢，甜心？”她的眼睛里闪动着泪光，“我们肯定会非常非常想念你们的。”
谢普点头表示认同，弗兰克和爱波适时地摆出了优雅、礼貌而感伤的姿态，他们说，他们当然也会想念坎贝尔们的。非常非常想念。
稍晚一些，当一切结束，惠勒们也告别之后，屋子变得非常安静。谢普容许一点伤痛感溜进心里，一点点的伤痛，刚好足以提醒他，目前第一要务就是安抚好妻子。他必须把更多的难过克制下来。
“宝贝儿，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他走近正在厨房水槽边刷洗杯子和烟灰缸的米莉，“我觉得他们的计划是个不成熟的决定。”他发现她的肩膀感激地松弛了下来。
“是啊，我也这么想。刚才我没跟他们说，但我心里想的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不成熟’正是最贴切的字眼。他们俩有没有为孩子打算过啊？”
“不错，”谢普说，“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怎么能是爱波出去挣钱养家。这算什么事儿啊？我是说什么样的男人才有脸去接受一个这样的安排啊？”
“是啊，你说得太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其实很不愿意这么去说，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而且他们一直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你说得一点不错，他们这种做法太荒谬了，刚才我一直都这么想。”
后来两人一起躺在卧室的黑暗中时，他对她却再也不起作用了。他可以感觉到她躺在那里挣扎在无法入睡的焦躁中；他可以听见她呼吸里带着轻轻的摩擦声，以及每次吸气时身体的颤抖。他知道如果此刻伸手去触碰她，如果他转过身去让她知道自己也没有睡着，她肯定会扑到他的怀里啜泣，把所有的情绪一起倾泻出来，而他只能不断轻抚她的后背，并且轻柔地低语，“怎么了啊，宝贝儿，怎么了，告诉我你怎么了？”
而他不能这样做。他不能走上这一步。他不希望她的眼泪浸湿他的睡衣，也不想要温热的脊背在他的手掌下颤抖。今天晚上不行，现在不行。他不处于能安抚别人的状态。
巴黎！这个字眼的发音就能击中他最柔情的神经。他被带回到从前的美好时光，当时世界那么轻盈那么干净，那只骄傲的隐形的鸟儿常常停留在他肩膀的中尉肩章上。哦，他记得巴黎的街道，那些树，还有每个夜晚都可以享受到的征服感（你想要高个子的那个，坎贝尔？好吧，她就归你了，我就要这个矮一点的。嘿，小姐，嘿……）。那里的每个清晨，热腾腾的咖啡，刚出炉的面包卷，还有这样的生活会永远持续着的承诺。
好吧好吧，或许这只是孩子留恋的玩意儿，士兵留恋的玩意儿，战地指挥官留恋的玩意儿。好吧。
可是上帝啊，如果是跟爱波一起生活在巴黎呢？如果是跟她十指紧扣徜徉在巴黎的长街呢？如果是跟她一起爬上某一幢灰色老建筑的石头台阶呢？如果是和她一起晃进高高的铺着红砖的蓝房子呢？如果在那里听到她沙哑动人的笑声和轻声细语呢（“你不希望得到我的爱吗？”），如果能拥有那个柠檬肌肤的她，那个永远那么素洁的她，当他们俩……哦上帝！
噢，上帝啊！如果可以跟爱波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