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我的玩具屋带上，”周六下午詹妮弗宣称，“我的玩具马车，我的玩具熊，我的那三只复活节兔子，我的长颈鹿，我所有的玩具，我的书和唱片，和我的鼓。”

“听上去东西不少啊，不是吗，亲爱的？”坐在缝纫机前的爱波皱着眉。她打算这个周末把冬天的衣服整理出来，该扔的扔，该缝的缝，只剩下去欧洲需要用到的简单耐穿的衣服。詹妮弗坐在她的脚边，漫无目的地玩弄着线头和布片。

“哦，还有我的那套茶具，还有我收集的小石头，还有所有的游戏，还有踏板车。”

“可是，亲爱的，你不觉得要带的东西太多了吗？你打算什么都不留下？”

“不留下。也许我的长颈鹿可以扔掉吧，不过我还没决定。”

“你的长颈鹿？不，我不会这么做的。我们可以带上那些动物和玩具还有其他一些小东西。我担心的是那些大件的玩意儿，比如说你的玩具屋，和迈克尔的玩具木马。这些东西太难打包运输了，你明白吗？不过你不用把玩具屋扔掉，你可以把它留给玛德琳。”

“送给她么？”

“当然。至少比扔掉好，不是吗？”

“好吧，”詹妮弗说。过了一分钟，她又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可以把那些东西统统留给玛德琳，我的玩具屋和我的长颈鹿和我的玩具马车和我的玩具熊和我的那三只复活节兔子和我的……”

“把大件的东西送给她就行了。我已经说过一遍了，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刚解释过，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听我的话？”爱波的声音越来越尖并且夹带着沮丧，她叹了口气说，“听着。你干吗不到外面去跟迈克尔一起玩呢？”

“不。我就是不想跟他玩。”

“噢那好吧。我也不想把同一件事反复解释十五遍，尤其是跟一个懒得去听的人。我说完了。”

弗兰克很高兴她们终于不再说话。他躺在沙发上看一本初级法语教科书的引言，这是他买来替代那本难度更大的进阶教材的。母女俩的对话不断干扰着他，让他一直停留在同一个段落。

半个小时之后，房子安静得只听见缝纫机不连贯的响动时，弗兰克不安地抬起头来发现詹妮弗已经不在客厅里了。“她到底去哪儿了？”

“我猜她在外面跟迈克尔玩吧。”

“没有，我知道她没出去。”

两人一起站起来走到孩子的卧室。她就躺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看着空白处，吮吸着自己的大拇指。

爱波在床边坐下，摸摸詹妮弗的额头确定她没有发烧之后，轻抚孩子的头发说，“怎么了，宝贝儿？”声音非常柔和，“小乖乖告诉妈妈好不好？”

弗兰克在门口看着，眼睛睁得跟孩子一般圆。他咽下一口唾沫，而詹尼弗也心有灵犀似的喉头一动。在这之前，她已经把大拇指从嘴里拿了出来。

“没什么。”小丫头回答。

爱波抓住她的小手，防止她把拇指塞回嘴里去。她掰开她的小拳头时，发现她的食指紧紧地缠绕了一圈圈的绿线。她动手去给她解开。绿线把指尖挤成了深紫色，底下那一截皮肤又皱又苍白。

“因为去法国的事？”爱波一边解开绿线，“你觉得不开心，是不是？”

詹妮弗沉默不语，直到爱波把最后一圈绿线解开，她才不想让人察觉似的轻轻点了一下头。她以一种别扭的姿势转过身来，把头埋在妈妈的大腿上，开始哭了起来。

“哦，我就知道是因为这个。可怜的小詹妮弗。”她轻抚她的肩膀，“听我说，乖孩子，你知道吗，这没什么能让你不开心的。”

不过詹妮弗一哭就停不下来，反而抽泣得越发厉害。

“你还记得我们从城里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吗？”爱波问，“还记不记得要离开城里的公园，要离开幼儿园里的小伙伴，你有多么伤心。但是后来怎么样了呢？不到一个星期，玛德琳的妈妈就把她带到我们家里来了，然后你又认识了多丽丝·唐纳德森，还有坎贝尔家那几个男孩儿。过了不久你就开始上学了，在学校里你认识了新的朋友，从此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你不开心。我们到了法国也会这样。相信我。”

詹妮弗抬起皱巴巴的小脸，似乎有话要说。不过要在急促的喘息之间把字吐出来不太容易。过了几秒她才说：“我们会在那里生活很长很长的时间？”

“当然，不过你不需要为这个担心啊。”

“永远永远生活在那里吗？”

“这个，”爱波说，“可能并不是永远永远，但是肯定会生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过你不需要担心这么多的，宝贝儿。我想，你觉得不痛快，只是因为外面这么好的天气而你憋在屋子里太久了。快去洗个脸，然后跑去外面看看迈克尔在干什么，好不好？”

当詹尼弗走了之后，弗兰克站到爱波和缝纫机的后面，“天哪，这让我不舒服，你不觉得吗？”

爱波并没有抬起头来：“你是什么意思？”

“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只是觉得我们的计划可能不太深思熟虑，尤其是从孩子们的角度看。我觉得我们不能回避的是：这对他们来说是相当煎熬的。”

“他们会熬过去的。”

“他们当然会‘熬过去’，”他试着把话说得更无情一点，“我们可以绊倒他们折断他们的胳膊，而他们依然可以‘熬过去’，但这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是……”

“弗兰克，你是想提议我们放弃这个计划么？”她转过来朝向他，抿着嘴微笑，这正是弗兰克所定义的“强硬”表情。

“不！”他从她身边走开，踏在地毯上，“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长时间默默地翻看那本他根本看不进去的法语书之后，他认为把焦躁宣泄出来更好，“我当然没有那个意思，为什么你总是要往那个方向去想？”

“因为如果你不那么想，我不认为再讨论这些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大家都同意之后就要坚持这个决定。如果是孩子说了算，那么显然我们就必须遵从他们的决定，做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事情，换句话说就在这里等着腐朽烂死。如果相反……”

“你先等等，行吗？我可从来没说……”

“你先等等，行吗。如果相反是我们说了算的话——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就拿我们比他们多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来说，我们也应该更有判断力，不是吗？那就是说，我们应该走。然后第二件事就是尽可能帮助他们轻松地熬过这个过渡期。”

“这就是我的意思！”他挥起胳膊，“有必要那么上纲上线吗？尽可能帮助他们轻松地熬过这个过渡期，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那就好。我要说的是，我们不会改变主意了，我们会跟着计划走并尽我们所能直到他们完全适应。在这段期间，我认为没有必要摇头晃脑，悲叹孩子有多可怜，或者扯到什么绊倒断胳膊一类的话。坦白说，我认为你应该铲除掉那些没有必要的多愁善感。”

在过去的好几个星期里，这次最像一次吵架了。在接下来的一整天，他们不得不相互回避，甚至显得过于客气。直到晚上睡在同一个床上，他们也小心地不触碰对方。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醒来时，不情愿地想起今天是星期天，他们的贵客约翰·吉文斯即将大驾光临。

米莉·坎贝尔主动提出她可以帮忙照料弗兰克夫妇的孩子，“我想你们不会希望他跟孩子待在一起，对吗？万一他真的疯了起来就不好办了。”爱波拒绝了她；但是这天早上当约定的时间慢慢临近，她还是改变了主意。

“如果你还愿意的话，米莉，”她在电话里说，“我想还是请你帮我们照看孩子吧。我想你是对的，让孩子面对这样的人确实不明智。”米莉答应她的请求之后，她开车把孩子送了过去，比正常需要的时间提早了一个或两个小时。

“天哪，”回到擦拭得干干净净的厨房，她跟弗兰克一起坐了下来，“这件事叫人紧张，对不？我想他到底是一副什么德性。我好像还没见过精神不正常的人，你见过吗？我指的是那种被确诊为疯子的人。”

弗兰克倒了两杯干雪利酒，这是他喜欢在周日下午喝的饮料。“你愿不愿意跟我打赌，他很有可能跟我认识的那些‘没有被确诊为疯子’但神经兮兮的人并没有太大区别。让我们放松下来然后迎接他吧。”

“嗯，你说得没错。”她的表情告诉他，昨天的不愉快早已经烟消云散了。“你天生就懂得处理这一类事情。你真的是一个慷慨大度和善解人意的人，弗兰克。”

雨总算停了下来，不过外面还是很潮湿、灰暗，这种天气更适合留在室内。厨房里飘扬着莫扎特的乐曲和雪利酒的清香。这种感觉正符合他对婚姻的设想：不刺激不兴奋，但有着一种相依为命的安全感，维系着两人的是对等的柔情，点缀着一些浪漫……当他们心平气和地对坐聊天，一边等着吉文斯家的车子从滴答着水的树旁驶出来，弗兰克感受到一两次愉悦的颤动，就像那种天未亮就出门的人忽然感觉到第一缕阳光洒在自己脖子上那样。他觉得很安宁。而当车子终于驶上来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吉文斯太太第一个走下车。她先朝弗兰克夫妇站的方向笑了笑，然后回身到后座取大衣和袋子。霍华德·吉文斯也从驾驶座走下，并缓慢笨拙地擦拭眼镜上的水汽。他身后跟着一个高瘦的红脸青年，衣衫褴褛，就像刚从孤儿院或监狱里走出来。约翰·吉文斯戴着一顶帽子，不是那种后来开始流行、后面连着松紧带的鸭舌帽，而是那种宽平的老式廉价帽。他的工装裤毫无剪裁可言，松松垮垮地挂在下半身，而上半身的深棕色前扣式毛衣却又显得太窄小。从50英尺，或甚至50码看过去，他像是刚从政府福利机构领了这身救济衣裳。

他没有抬头看一眼房子或别的什么，当吉文斯夫妇已经往前走的时候，他仍然站在原地，双腿分得开开，有点内八字地站在潮湿的沥青路面上，然后非常专注地点燃一根烟。他有条不紊地拈着烟，皱着眉头检查了一番，小心地叼在嘴里，然后低头凑近火柴把它点着，忘我地深深吸了一口，就仿佛这根烟给了他前所未有的他所能想象到的身体享受。

等他终于迈步走向房子时，吉文斯太太已经说完所有的寒暄话，甚至连吉文斯先生都有充足的时间插上两句。约翰往前走的速度很快，他踮着脚蹦跳着过来时，才看清楚他有一张宽而精瘦的脸，小眼睛，薄嘴唇，紧皱着眉头像一个长期经受身体疼痛的人。

“爱波……弗兰克。”他重复着母亲的话，那副神情像在努力地记着这两个名字，“见到你们很高兴呐，已经听说过很多你们的事情呐。”他忽然咧嘴笑了起来，两颊往外一扯，苍白的嘴唇之间整齐地露出两排大大的沾满烟垢的牙齿，双眼呆滞就像忽然失明了那样。这个微笑活脱脱就是对那些友善和富于感染力的微笑的魔鬼式模仿，这个表情就这么挂在他脸上好几秒钟，让人误以为这张脸永远恢复不了原来的模样。不过当大伙儿走进屋里时，这个表情消失了。

爱波解释孩子们去参加生日派对了（弗兰克认为这未免太刻意），吉文斯太太则不住口地抱怨十二号公路的交通有多么拥堵。她说了一会儿就住嘴了，因为发现弗兰克夫妇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约翰身上。约翰·吉文斯正在客厅里绕着圈，脚步缓慢而僵直，依旧戴着那顶帽子，并且很仔细地打量每一件物品。

“不错嘛，”他点点头，“真不错，你们有一间挺像样的小房子。”

“你们都不打算坐下来吗？”爱波问。两位老人顺从了，而约翰却摘下了帽子放在一个书架上，撑开双脚，像干农活儿的人那样蹲在自己的脚跟上，然后夹着香烟的手伸到两个膝盖之间，很熟练地把烟灰掸进了自己工装裤往里折的裤脚里。等他重新抬起头的时候，眉目舒展开了。他自以为看上去有一种冷面笑匠式的机智和幽默。

“海伦这个老女人喋喋不休地说你们好几个月了，”他告诉他们，“她说起革命路上年轻可爱的惠勒夫妇，要不就是惠勒路上年轻可爱的革命者。反正我听得有点乱，只要她说话，我有一半的时候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根本没去听。你们应该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吧，永远都在不停地说话说话说话，其实又什么都没说，让你过了一会儿就会自动闭起了耳朵。不过，这一次我承认她说得有道理。你们这里跟我设想的不一样。这里很舒适，我所说的‘舒适’跟她说的‘舒适’不是一个意思。不过别担心，我说的就是舒适。我很喜欢你们这里，看上去像是一个人们会在这里生活的地方。”

“嗯，”弗兰克说，“谢谢你的称赞。”

“谁想喝点雪利酒？”爱波问，她的手不安地贴在腰上折过来扭过去。

“哦，不用了，别麻烦了，爱波，”吉文斯太太连忙回答，“我们这样就好，你别给自己添麻烦了。其实我们只待一会儿……”

“妈，你能不能行行好？”约翰打断了她的话，“行行好，把你的嘴巴闭上。嗯，我想喝点雪利酒，谢谢啦。给大家都来一点吧，如果老海伦不喝的话我就喝她那份，如果她不会打我的话。哦，不过我在想……”他脸上的机智消失了，蹲着的身体向前倾，就像冲着球场大喊的棒球教练般朝爱波伸出一只手。“你们有高脚杯吗？嗯，听着。拿一只高脚杯，放两三块冰，然后把酒满满倒上。我喜欢这么喝雪利酒。”

吉文斯太太紧绷着身体坐在沙发边缘上，像一团盘起来的蛇。她轻轻地闭起眼睛恨不得马上死去。天哪！竟然要求用高脚杯给他倒酒，竟然把帽子放在人家的书架上，竟然穿着这样的衣服。她每周都为他带上衣服：光鲜的衬衣和长裤，手肘部位缝着一层皮的上好斜纹软呢夹克，开司米羊绒衫；但他总是坚持要穿医院的病服。他这么做是为了羞辱他们。现在他竟然还这么放肆无礼！而为什么每到这种时候霍华德都那么无能？他就知道躲在角落里眨着眼睛微笑，就像一个老……上帝啊，为什么他一点忙都帮不上？“嗯，这酒真是太棒了，谢谢你，爱波，”她紧张地从托盘里拿起一杯雪利酒，“噢，你们看这些可爱的点心。”她装作一种不可置信的语气，看着爱波打早上就切好去皮的小三明治。“真的，你根本不用那么辛苦。”约翰抓起酒杯猛喝了两口，然后把它放在书架上，直到离开的时候再也没有碰过这杯酒。不过当他在屋里不断地巡逻时，却把整盘三明治吃掉了一半。他每次走近托盘就会抓起三四块三明治塞进嘴里，一边狼吞虎咽一边让鼻子嗬嗬地发出很大的声响。吉文斯太太首要之务就是稳住这场面，她平稳地说着话，确保句子跟句子间足够流畅，没有缝隙让儿子打断自己。她希望自己能填满这整个下午，不给约翰胡来的机会，她问弗兰克夫妇，怎么看最近分区委员会颁布的新法令。她个人觉得这个决议非常荒谬，但是倒可以把税率减低，这对于平民百姓来说终归是一件好事……

霍华德·吉文斯昏昏沉沉地一小口、一小口咬着三明治，在妻子发表长长的演说时，他强迫自己警惕地关注着儿子的一举一动，就如一个在公园里看管孩子的慈祥保姆，在监督着小家伙们以免闹出事情来。

约翰侧头看着母亲说话，等到把手里最后一片三明治吃完之后，他打断了她。

“你是律师，弗兰克？”

“我？律师？不是啊，为什么这么问？”

“我希望你是个律师，因为我需要一位律师。那你是干什么的？广告策划，还是什么？”

“不是。我在诺克斯商业机械公司工作。”

“在那儿干什么？是设计机械，还是制造，要不就是负责销售或者是维修什么的？”

“我觉得可以说是参与销售工作。我做的工作跟机械没什么关系。我是坐办公室的。这是一份愚蠢的工作，我是说，这份工作没什么意思，你明白吗。”

“没意思？”约翰好像被这几个字惹怒了，“你操心的竟然是工作有意思还是没意思？我还以为只有女人才会在意这个。女人或小男孩。你不这么认为吗？”

“快看啊，太阳出来啦。”吉文斯太太大声喊了起来。她猛地从座位站起，走到落地玻璃窗前，直挺挺地站着向外看去，“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彩虹。这不是太美好了吗？”

弗兰克脖子后面的血管不安地搏动着，“我的意思是，”他说，“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从来没有喜欢过。”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哦，好吧，好吧——”约翰低下头，无力地举起一只手，就像在公众面前受刑时徒劳地抵挡挥过来的棍棒，“好吧，我知道这不关我事。用老海伦的话来说，这叫做不通世故。这就是我的问题，你看到了吗，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忘记我的话吧。你要搞到房子，就得找一份工作，如果你要搞到很好的房子，一个甜美的家，那你就得找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嗯，这太棒了。这就是98.9％以上的人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伙计我告诉你，你不需要感到抱歉。如果有人过来问你‘干啥要做这份工作’，那你想都不用想就可以断定，这个人肯定是刚刚从疯人院里出来，四个小时以后还得被送回去的傻蛋。都同意吗。同意我的说法吗，海伦？”

“快看哪，彩虹真的出来啦，”吉文斯太太说，“——哦，不对，等等，看来这不是彩虹，不过，阳光照得外面的景色很好看。要不我们到外面走走？”

“说实话，”弗兰克说，“你算是说到点子上啦。你说的话我全都认同。我和爱波都认同。这就是为什么我打算秋天辞职，然后离开这里。”

约翰·吉文斯将信将疑地看看弗兰克，然后又看看爱波，再转向弗兰克说，“是吗？离开这里去哪里？哦，对啦，等等，她好像跟我提过这件事情的。你们打算去欧洲，对吧？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不过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只是告诉我她觉得这事‘实在是太奇怪了’。”说完这话他突然大笑起来，这个笑声撕裂了空气，而且响亮得几乎要撕裂整栋房子：“妈，是不是啊，我没说错吧？现在你还觉得‘实在是太奇怪了’吗？啊？”

“冷静，”缩在角落里的霍华德·吉文斯温文地说，“冷静下来，孩子。”

约翰没有理会他。

“我的天哪，”他大喊，“天哪，我敢打赌我们这段谈话一定让你觉得实在太、太、太奇怪了，没错吧，妈？”

在这一刻之前，弗兰克夫妇只听到过吉文斯太太唧唧喳喳很欢快地说话，因此当她说出接下来这句话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陌生和惊讶。吉文斯太太以一种压抑着愤怒的呜咽说，“约翰，求求你，住嘴吧。”

霍华德·吉文斯走向妻子，伸出一只苍白的布满了斑点的手，像是打算去摸她，但是他犹疑了一下又把手放了下来。他们两个紧挨着站在一起望向窗外，无法判断他们有没有低声耳语。约翰注视着老父老母，脸上还残余着笑意。

“听着，”弗兰克不舒服地说，“也许我们应该出去走走。”爱波也赶紧跟了一句：“对，没错。我们走吧。”

“这么着吧，”约翰说，“要不我们三个出去走走，他们老两口可以待在屋子里等他们的彩虹，这样这里的紧张气氛也可以松弛下来。”

他大步跨过地毯，取回帽子，然后猝不及防地转换方向，以痉挛病人似的动作扑到父母所站的地方，右拳飞快地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看着就要落在母亲的身上。霍华德看着拳头砸过来的一瞬间镜片闪烁过恐惧的神色，但他来不及阻止，拳头已经降落在妻子的肩膀上——不是一次重击，而是轻轻地、柔情蜜意地推搡一下。

“一会儿再见啦，老妈，”他说，“就这样乖乖等我回来啊。”

约翰和弗兰克夫妇一起走到了房子后面的树林里，雨水在阳光下开始蒸腾，刚被雨水冲刷过的土地散发出一股清新的味道。树木之间可以走的空隙很窄，他们得排成一列小心地选择通道，低垂的枝丫轻轻一触动就会有一股雨水从头顶浇下来，闪着水光的矮树枝也随时会在他们的衣服上留下一块污迹。弗兰克夫妇没想过跟约翰也能有这种亲密同行的感觉。

他们不一会儿就走出树林，慢慢地在后院踱步。这一路上主要是两个男人在说话。爱波贴近弗兰克的胳膊，聆听着。弗兰克不止一次低头看着妻子，发现她眼睛闪着光，就像很崇拜他说的话。

约翰·吉文斯对欧洲之行的具体细节不感兴趣，但是却急切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有一次弗兰克提到“在这个国家一切都是无望的空虚”时，他受了雷击似的呆立在草地上，表情极度震惊。

“哇，你总算说出来了。无望的空虚。妈的，很多人都意识到了空虚，在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西海岸，空虚是我们唯一谈论的话题。我们会整晚整晚坐在一起谈空虚。不过没有人说过它‘无望’，这会使我们感到恐惧。要承认空虚已经需要相当的勇气，而如果要看到这种无望，需要的勇气还要多很多。而我想如果你真的看到了这种无望，那么你就再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尽快逃离，如果可以的话。”

“可能就是这样吧。”弗兰克点了点头，不过他又开始觉得不安。是该转移话题了。“我听说你是个数学家。”

“你听说的不对。我是教过一段时间数学，仅此而已。而且，我脑子里的那么一点数学都跑掉了。你知道电击疗法是什么感觉吗？过去这几个月当中我经受了三十六，哦，不对，是三十七——”他茫然看着天空，潜心回忆到底有多少次。在阳光的照耀下，弗兰克第一次注意到他脸颊上的那些褶皱竟然是外科医生用小刀划出的伤痕。他脸上其他部位也因为伤痕而粗糙肿胀。照这么下去有一天他脸上肯定会遍布疮疤。“三十七次电击治疗。这疗法的原理是要利用电流把情绪问题从你的头脑中驱赶出来，不过在我身上起了不同的作用——把我所有的数学全他妈轰出来了。曾经装着这些东西的地方现在是一片空白。”

“这太可怕了！”爱波感叹道。

“‘太可怕了’？”约翰娇声娇气地模仿着她说话的腔调，然后冷笑道，“为什么？”他追问：“因为数学是那么‘有意思’吗？”

“不，”她说，“因为遭受电击肯定是可怕的，而让一个人去忘记他想要记住的东西，也同样可怕。其实我一点不觉得数学很有意思，它应该是最无趣的东西之一了。”

他紧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才点了点头表示认同。“我喜欢你的女人，兄弟，”他最后宣告说，“我觉得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你知道真正的女人和女性化之间有什么区别吗？我给你一点提示吧。女性化就是从来不大声地笑出来，而且常常要刮腋毛，老海伦就是女性化的极品。我这辈子还只见到过几个真正的女人，而你竟然得到了其中一个。当然喽，仔细去想想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而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几个真正的男人了。”

吉文斯太太惶恐不安地透过窗子观察他们，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这件事。她还在害怕，这个下午开始得比她预想的恶劣情况还要糟糕。不过她必须承认，约翰很少像现在这么开心和放松。他在弗兰克家的后院踱步，聊天，而弗兰克夫妇看上去很自在，这一点让她尤其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看来真的喜欢他，不是吗？”她跟正在翻看《纽约时报》周日版的霍华德说。

“嗯，”他说，“你不应该被这些事情弄得紧张兮兮。你干吗不放松一点呢？等他们回来你放手让他们聊就好了。”

“嗯，我知道了，”她说，“我知道，你说得没错。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她果然说到做到，而且确实起到了作用。在这次来访的最后一个小时，除了约翰之外每一个人都多喝了一杯酒，吉文斯太太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他们俩老慈和地退归为背景，让年轻人尽情聊天，这段时间约翰的声音也平和了下来，再也不像一开始那样粗声粗气了。他们兴奋地讨论三十年代童年时听过的广播节目。

“‘鲍比·本森’，”弗兰克说，“来自h0农场的‘鲍比·本森’，我一直都很喜欢他。我记得这个角色是在‘小孤儿安妮’之前冒出来的。”

“嗯，没错，还有‘杰克·阿姆斯特朗’，”爱波说，“后来又有个节目叫做‘影子’，还有一个挺神秘的，叫什么来着？关于蜜蜂的。哦，‘绿色大黄蜂’。”

“不对不对，‘绿色大黄蜂’已经是很后来的节目了，”约翰说，“一直到四十年代还有呢。我说的是那些比较早的，1935年或者36年播放的节目。你们还记得那个讲海军军官的节目么？他叫什么名字？这个节目就是差不多在那个时期播出的？而且好像是周一到周五播出。”

“哦，对了，”爱波说，“等我想想看啊，对了，唐·文斯洛。”

“对啦！节目名字叫‘美国海军的唐·文斯洛’。”

这些话题是吉文斯太太始料不及的。但他们看来聊得很开心。他们轻松、怀旧的笑声，还有手里雪利酒的滋味抚慰着她。让她觉得很愉快的，还有夕阳在墙壁上投射出的一方方雪利酒色般的光影，每当风吹得枝叶乱颤，整片光影就会生动起来。

“今天我们过得太愉快了。”道别时吉文斯太太说。有那么一秒钟她担心约翰又会冒出可怕的话，但他没有。他跟弗兰克说话和握手道别，在说完一连串的感谢、祝愿，以及未来再见的承诺后，两家人终于在车道上分开。

“你今天太了不起了，”车子走远后爱波说，“我是说你应付他的方式。如果你不在我真不知该怎么办。”

弗兰克本来伸手去拿雪利酒瓶，不过他临时改变主意，取出了威士忌。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有资格喝它。“这不是我怎么‘应付’他的问题，我只是像对待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仅此而已。”

“这正是我要说的啊。所以我才觉得了不起。我很可能会把他当做动物园里的动物，就像海伦对待他那样。你不觉得很滑稽吗，当我们把他从她身边带走的时候，他显得理智得多。他人挺好的，对吧？而且挺聪明。我觉得他说的一些东西相当有智慧。”

“嗯。”

“而且他对我们还是非常认同的，对吧？你不觉得他说的什么‘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听上去让人很舒服吗？而且弗兰克，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是第一个真正能够理解我们在说什么的人。”

“是的，”他喝了一大口酒，站在落地玻璃窗前看最后的落日，“这表示说，我们跟他一样疯狂。”

她走到他的身后，伸出双臂环绕在他的胸前，然后把头紧紧地贴在他的背上。“即使这样我也不在乎，你呢？”

“我也不在乎。”

但是一种沮丧的感觉开始敲击着他，这种感觉跟平时周日傍晚的惆怅是不一样的。这个奇特而又让人兴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越来越暗的天色中，他越发明白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解脱。现在他又得面对这一周以来笼罩他的压抑感。即使背后紧搂他的爱波给了他一点安慰，但那种恐惧感确实复苏了：他感到灵魂被禁锢的沉重，以及对不可避免的失败的不祥预感。

而且他渐渐发现，她也有这样的感觉。她僵硬地搂着他，久久地站在那里，就像在告诉他，她知道他需要被搂着而她正努力这么做。

“真希望明天可以不去上班。”他说。

“那就别去了，待在家里吧。”

“不，不行。我想我必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