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次演讲时心情激动。题目肯定能吸引听众，别的就要看我的了。只要我身材再高一英尺，体重再重一百磅，我就能干脆往她们面前一站，胸前挂块牌子，上写那些问题我全清楚，她们就会目瞪口呆，仿佛我本来是个原始的怪物——现在有些改良、驯化了。那么，我用不着再开口了，就像保尔·罗伯逊唱歌时不用做动作一样，她们只要一见到我就会心里直扑腾。
演说经过顺利；成功的原因是她们很热情，后来的一大串问题使我完全打消了疑虑。我虽然常常疑心重重，但是却没有料到会议散场后事情会这样发展。我正在和听众打招呼时，她出现了，这类女人光彩照人，仿佛很愿意扮演生活方面以及女性生育方面象征性的角色。她说，她的问题和我们意识形态中的某些方面有关系。
“说实话，问题相当复杂，”她关切地说，“虽然我不愿意占用你的时间，我有个感觉，你——”
“哦，没关系，”我领她离开人群，走到进口处旁站定，那儿挂有一根一半已散开的消防皮带，“没关系。”
“可是，兄弟，”她说，“时间确实很迟了，你一定累了。我的问题可以等到别的什么时间再谈……”
“我并不那么累，”我说。“如果有什么问题使你烦神，我有责任尽力帮你弄清楚。”
“可是已经很晚了，”她说。“也许别的晚上当你不忙的时候再来看我们吧。那时我们就能细谈了。当然，除非……”
“除非？”
“除非，”她莞尔一笑道，“我能请得动你今天晚上来坐坐。我还可以加一句：我能请你喝杯好咖啡。”
“那么我就听从吩咐，”我推开门说道。
她的公寓房间位于比较富裕的地区。我走进宽敞的起居室时肯定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你可以看到，兄弟，”——她说这个词时，容光焕发，够撩人的——“我感兴趣的是兄弟会的精神价值。托别人的福，我生活安定，时间富裕，可是世界上不对头的事这么多，我即使生活舒适，那到底算得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世界上找不到精神上或感情上的安全感，找不到公正。”
她这时正在脱大衣，一面热切地注视着我的脸。我想，她是不是一个救世军成员？还是一个冒牌的英国清教徒？——我这时想起了杰克兄弟曾私下对我介绍富裕会员的情况；他说，他们捐款给兄弟会以寻求政治上的拯救。我感到她讲得太快了，我神色庄重地望着她。
“我看得出，你曾经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说。
“我想过，”她说，“可是想不清楚——哦，我放一放东西，请随便些，不要客气。”
她长得小巧玲珑，体态丰满，乌黑的头发中很不显眼地开始长出细细一绺银丝。当她换了件红艳艳的主妇长裙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她是如此光鲜夺目，我不禁打了个愣怔，连忙把眼睛转向别处。
“你这儿的房间真美，”我说。樱桃色的家具光泽富丽，再望过去就能看到一幅与真人一样大小的粉红色的裸体画，是雷诺阿的作品。墙上到处挂着一幅幅油画。温暖而纯洁的色彩使宽敞的四壁生意盎然。一个人面对这一切能说些什么？我想着，一面望着放在一块乌檀木上的一条雪亮的铜鱼，这是抽象派的作品。
“你觉得这地方不错，我很高兴，兄弟，”她说。“我们自己也喜欢这儿，虽然我得说休伯特很少有时间欣赏这个房间。他忙得够呛。”
“休伯特？”我说。
“我丈夫。很遗憾，他出门了。他要是见到你，会很高兴的。可是他老是东奔西跑。公事嘛，就是这么回事。”
“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我突然感到一阵不舒服。
“是啊，”她说。“不过我们要谈的是兄弟会和意识形态，是不是？”
她的声音和微笑不知为什么都能给我一种既舒坦又激动的感觉，这不仅仅由于我对这种富丽堂皇的环境布置和优裕的生活感到陌生，主要是因为和她在一起使我感到这次交谈可能水平很高，仿佛在不协调的、别人看不见的事物和引人注目的哑谜两者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与和谐。看到她两只手的动作是那样轻松自然，我在想，她虽然是个富人，但是有人情味。
“运动牵涉的方面很多，”我说。“我们打哪儿谈起？有些问题可能我掌握不了。”
“喔，没那么深奥，”她说。“肯定你能帮我理一理我思想上的一些小疙瘩。不过请先坐在这张长沙发上。这儿舒服，兄弟。”
我坐了下来，看她向一扇门走去，长袍的裙裾在东方色彩的地毯上拖了过去，这勾起了我的美感。接着她转身微微一笑。
“也许你不想喝咖啡，愿意喝酒或牛奶？”
“我愿意喝酒，谢谢。”奇怪，我会讨厌起喝牛奶来了。原先我压根儿没想到这些。她拿来一只盘子，上面放着两只玻璃杯和一只细颈玻璃瓶。她把盘子放在一张低矮的鸡尾酒桌上，接着我听到酒滴沥沥注到玻璃杯里悦耳动听的声音。她把一杯酒放在我面前。
“为运动干杯，”她举杯说，两眼含着笑。
“为运动干杯，”我说。
“为兄弟会干杯。”
“为兄弟会干杯。”
“好极了，”我说。她双眼微闭，下巴颏儿对着我微微翘起。“不过我们要讨论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哪个方面呢？”
“全部，”她说。“我希望全面掌握。要是没有它，生活会颠三倒四的，而且空虚得可怕。我真诚相信，只有兄弟会才使我们有可能看到生活的价值——哦，我知道那么宏大的哲学是不可能一下子掌握的。不过，这种哲学生气勃勃，因此人们会感到，至少应该试上一试。你同意吗？”
“嗯，对，”我说。“就我所知，这种思想最富有意义。”
“啊，我很高兴你同意我的看法。我想这就是我听你演说时总感到入迷的原因。不知怎么的，你表达了运动的蓬蓬勃勃的伟大生气。这真是太好了。你给了我一种安全感——虽然，”她神秘地一笑，中断了自己的话，“我得承认你也使我害怕。”
“害怕？你不是这个意思吧，”我说。
“真的，”她又说了一遍，我不禁笑了起来。“这样有力量，这样——这样原始！”
我感到有一部分空气从房间里逃了出去，使继之而来的寂静很不自然。“你真的是说原始？”
“是啊，原始；难道没有人告诉你，兄弟，有时候你的声音里有击鼓那样的声音？”
“老天爷，”我笑道，“我认为那是深奥思想的节奏。”
“当然，你说得对，”她说。“我不是真的在说原始。我想我的意思是：有力，强大。它不但掌握住人的理性，也掌握人的感情。你叫它什么都行。赤裸裸的力量贯穿人体。这样无比的威力叫我一想起就直哆嗦。”
我注视着她，她离我这样近，我甚至看到了一绺乌黑的散发。“是啊，”我说，“感情有了，但是实际上激发感情要靠我们的科学方法。正如杰克兄弟所说，我们如果不会搞组织工作，那就一无长处了。光激发感情还不够，感情需要指导，约束——这才是我们的力量的真正源泉。这样的好酒能激发感情，可是我怀疑它能不能起组织作用。”
她身体前倾，姿势优雅，手臂横在长沙发背上，说道：“对，你的演说中两方面都有了。即使人家不大懂你的意思，可是听众会有强烈的感受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何况我理解你在说什么，这就更激动人心了。”
“说实在的，听众对我的影响并不亚于我对他们的影响。观众的反响激励我全力以赴。”
“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她说，“与我息息相关的方面。它使妇女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机会，这一点太重要了，兄弟。仿佛每天都在过节——是应该这样生活嘛。妇女应该像男人那样有绝对的自由。”
如果我真的是自由的，我举起玻璃杯时思忖着，我就他妈的离开这儿啦。
“我想你今儿晚上实在太棒了——是时候了，妇女在运动里是该有个带头人。过去我听你一直讲的是少数民族问题啊。”
“这是个新任务，”我说。“从现在起妇女问题也是我们要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
“好极了，时机也差不多成熟了。妇女是该有个机会同生活正面搏斗。请说下去，对我谈谈你的想法。”她身体更往前倾，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胳膊上。
我一直在谈，谈话使我感到轻松些。我的一股子热情和暖酒的酒力都不禁使我忘乎所以，一直到我扭过头去问她一个问题时，我才意识到我们两人的脸几乎要贴在一起了，她的双眼盯着我的脸。
“讲吧，请继续讲，”我听到她说。“你讲得真清楚——请吧。”
我们俩靠得这样近，以致我看到她那像蛾翅一般快速扇动的睫毛忽然变成了柔软的嘴唇，吐出的是纯粹的温暖，而不是什么思想与观念；这时铃响了，我振作了一下，准备站起来；等到铃响第二遍时，她和我同时站了起来，红长袍的裙裾在地毯上垂成层层褶裥。她说：“你把一切都讲活了，太妙了。”这时铃又响了。我想走，我要离开这里；我一面找帽子，一面气愤地想：她疯了？她难道没听见？她却迷惑不解地站在我面前，仿佛我丢了理智。她突然来了劲，一把攥住我的胳膊，说道：“这儿走，进这间屋。”她不顾铃声又在作响，把我拖进短短的过道里的另一扇门，我一看，是间陈设优雅、床上铺着软缎床单的卧室，她站在里面，脸上笑眯眯地把我打量了一番，说道：“这是我的房间。”我望着她，心里很气恼，简直不能相信这一切。
“你的，是你的？可是铃在响你怎么不理呢？”
“不理，”她盯住我的眼睛柔声细语地说。
“可是请你理智一些，”我推开她说。“门怎么啦？”
“哦，当然你是说电话啰，对不对，宝贝儿？”
“可是你的老头子，你的丈夫呢？”
“他在芝加哥。”
“可是他会不会——”
“不会，不会，宝贝儿，他不会——”
“也许会的！”
“可是好兄弟，我的宝贝儿，我跟他谈过，我知道。”
“你说什么？这是什么把戏？”
“你这个可怜的小宝贝儿！这不是什么把戏，你真的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是自由的。他在芝加哥，无疑是在寻找他那失去的青年时代，”她猛地大笑起来，连她自己也感到惊奇。“他对那些崇高的东西丝毫不感兴趣——什么自由啦、必然啦、妇女权利啦，等等等等。你知道，这是我们这个阶级的通病——兄弟，我的宝贝儿。”
我左边还有一扇门，门开处我看见镀铬和瓷砖的闪光，我向那边跨过一步。
“兄弟会，宝贝儿，”她说，小手抓住我的上臂肱二头肌。“开导我，跟我谈吧。把兄弟会美妙的思想教给我。”我真想砸了她，可是又想和她呆在一起，不过我知道两者都不行。她是不是想毁了我？还是运动的暗敌设下了圈套，而他们带着照相机和铁棍在门口等着？
“你应该接电话，”我强作镇静地说，同时我设法挣脱出我的手，不能碰到她，因为一碰到她——
“你还讲下去吗？”她说。
我点点头，她一言不发，转身向嵌有椭圆形镜子的梳妆台走去，拿起象牙色听筒。一瞬间，我在镜子里看到我自己站在她那急切难熬的身体和一张白色的大床之间，看到了我内疚的姿态：脸绷得紧紧的，领带晃荡着；床后面又有一面镜子，它就像汹涌的大海，把我们的人影前前后后地抛来抛去，时间、地点、环境都像发了狂似的一分为二，二又分成四……这样连续分割下去。一只狂热的风箱不停地煽动我的视像，使它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这时她的两唇微动，朝我说了句无声的“对不起”，接着就不耐烦地冲着电话听筒说，“是啊，是我”，然后用手遮住话筒，向我微笑说，“是我的妹妹，一秒钟就够了”。这时我脑海里转动起那些已经忘却了的故事：男佣人被女主人召去替她擦背，汽车司机分享了主人的妻子，开往里诺的头等卧铺车里，搬运工被邀至阔太太的会客间——我思忖着，但是这是兄弟会，是我们的运动啊。现在我看到她笑了，说道，“是啊，亲爱的格温，是的”，同时那只没拿听筒的手举了起来似乎想摸一下头发，接着一个急遽的动作，红袍像面纱一样拉开了，镜子里露出了她的裸体的娇小而丰满的曲线，又柔软又结实，我看到时不禁屏住了气。在这如梦的一瞬间后，长袍又合拢了，而我看到的只是鲜红长袍上面一双神秘的、含笑的眼睛。
我向门口走去，愤怒和强烈的激动在心内交锋。我在她身边走过时，只听得喀的一声，电话挂上了，她猛地一转身碰到了我，我不知所措了，因为思想观念和生物本能之间，责任和欲望之间的冲突是既微妙又混乱的。我朝她走去，心想，让他们把门砸了吧，谁愿意，谁就来吧。
我不知道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四周静极了，但我肯定曾经有过响声，而且肯定是从房间那一头传来的。这时她在我身旁发出一声轻叹。奇怪。我的思潮翻腾。一头公牛把我从矮栗树林里追逐出来。我跑上一座小山，整座山在上下起伏。我听到了声响，抬头一看，一个男人在过道的昏暗灯光下站着，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我，既不感兴趣，也不显出惊异。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瞪着双眼，呼吸也平平稳稳。接着我听到她在我身边挪了一下。
“哦，哈啰，亲爱的，”她的声音仿佛从远处传来。“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啊，”他说。“早点叫醒我，我还有很多事要干呢。”
“我会记住的，亲爱的，”她睡眼惺忪地说。“好好休息……”
“明儿见，你也好好休息吧，”他说道，发出一声短促的干笑声。
门关了。我在黑暗里躺了一会儿，呼吸很急促。奇怪，我伸出手去碰了碰她，没有回答。我俯在她身上，感到她的气息喷在我脸上，既温暖又清香。我本想流连不去：一件宝物冒险到手，可惜为时已晚，而此刻将永远失去——我想细细体验一下这种辛酸味。可是她仿佛一直没有醒来过，仿佛如果此刻醒来，她将尖声大叫大嚷。我匆匆从床上溜下寻找衣服，虽然四周一片黑魆魆的，我的眼睛却始终盯着那曾经出现过亮光的地方。我瞎摸一阵，找到一只椅子，一只空椅子。我的衣服到哪儿去了？真傻！我怎么会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我赤裸着身体在暗中摸去，找到了放衣服的椅子，急急忙忙穿好后就溜了出去，仅在门口停了停，借着过道里微弱的光线往后看了一眼。她睡在那儿，没有叹息声，也没有笑容，一个正在做梦的美人，一只象牙色手臂伸在墨黑的头发上面。我关上了门，心怦怦乱跳，经过过道时，生怕遇见那个男人来拦住我，可能是几个男人，也可能一大群人。接着我就下了楼。
大楼静悄悄的，门厅里守门人在打盹，上浆的外套领口由于一呼一吸在脸颏下面被压弯了，满头的白发上没戴帽子。我走到街上时，身上出了汗，走路摇摇晃晃，心中仍然拿不准那个人是真遇见了，还是在梦中的幻觉？有没有可能我见到了他，而他却没见到我？还有，如果他见到了我，他一声不吭是什么原因？是由于见多识广，还是因为生活放荡，还是因为教养过深？我匆匆在街上行走，每走一步，焦虑就增加一分。他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为什么没认出我，没咒我？为什么不动手打我？或者至少应该对她发火吧？如果他想考验我是如何对这种压力作出反应的，那又怎么办？不管怎样，我们的敌人会就此大做文章，对我们猛烈攻击的。我一面走，一面痛苦得直流汗。干吗他们非得在每件事里面都搅上女人不可呢？在我们和世界上我们要变革的一切事物之间他们放上一个女人：不管在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都是如此。干吗，他妈的，干吗他们打定主意要把阶级斗争和屁股斗争搅在一起，这么一来，我们，他们——一切人类的动机，不都被辱没了？
第二天整天我疲劳不堪，忐忑不安地等待事情败露，现在我拿准是有一个人站在门口，此人手持公文包往门里张望过，但是并没有露出他看见我的神色。这个人的口气像是个满不在乎的丈夫，听起来像是兄弟会某个重要成员——我太熟悉他了，我怎么会想不起他是谁呢，简直把我急疯了。我一碰也没碰堆在我面前的工作。电话铃每响一次，我就害怕一次。我拿起塔普的脚镣拨弄着。
如果他们四点钟前不打电话来，我就得救了，我对自己说。可是仍然没有迹象，甚至没有电话来叫我开会，终于我拨了她的电话号码。她的声音听上去很高兴，乐呵呵的，但是很谨慎；她没提昨晚的事，也没提那男人。听到她平静而高兴的声音，我感到尴尬，也不好意思提了。也许那些阅历深广、有教养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也许那个人在，但是他们之间有个默契：这女人享有充分的权利。
我愿意回去继续讨论吗？她想知道。
“当然愿意，”我说。
“哦，兄弟，”她说。
我挂上了电话，松了一口气，但仍然有些忧虑，因为我没法摆脱我在一场考验中失败了这个想法。在下一周里，我一直捉摸不透这件事，甚至感到更加迷惑，因为我拿不准我的处境究竟如何。我设法寻找杰克兄弟以及别人和我的关系中有没有任何变化，可是看不出什么。而且即使有什么变化，我也无法知道它的确切含义，因为可能那是与我主管的事情有关的。我还处于有罪和无罪之间，因此他们的态度仍是一模一样。我的神经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我脸上表情生硬、含糊，慢慢有点像杰克兄弟和其他领袖脸上的那种表情了。后来我让自己放松点；工作总得干起来，我得采取等待策略。同时虽然我做了错事，心中七上八下的，我却学会了忘记自己是个孤独的、有罪过的黑人兄弟，反而信心十足地大步跨进一间满是白人的屋子。昂着头，脸上微笑并不过分，伸出手去紧紧地、热情地和别人握手。同时将高傲和实事求是的谦逊调配得恰到好处，使得人人都很满意。我投身到演讲活动中去，到处维护和伸张妇女的权利；虽然周围都是女人在嗡嗡作响，我小心翼翼地把生物方面和思想方面区分开——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因为仿佛许多姐妹之间有个默契（她们以为我也接受这种看法）：意识形态只是一块多余的面纱，它把生活中她们真正关注的问题遮掩了。
我发现，每当我出席演说，这地区大部分听众似乎都在期待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我一站在她们面前，这种想法便油然而生，而这跟我将要演说的内容毫不相干。因为我只要和她们一照面，她们的眼睛一扫到我身上，她们就好像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解脱——这不是说放声大笑，或是纵情痛哭，也不是说从任何稳定的、不掺杂的感情中解脱出来。我弄不懂。我犯了过失的心情又回来了。有一次，我正讲了一半，我凝视着满满一屋子的脸庞，心想：她们知道了吗？是不是那个关系？——差一点把我的演说毁了。但是有一点我是肯定的：有些黑人兄弟常常讲故事给她们消遣，次数一多，这些人还没开口，她们就笑了起来；她们对我肯定不是这种态度。不是，是另一种态度。是某种形式的期望，某种等待的情绪，一种希望我能争气的心情；仿佛她们希望我不能只是一个像别人一样的演说者，不是一个只会逗笑的人。有时，似乎出现了某种我的意识还无法理解的事。我扮演的哑剧比我最富表现力的语言还要意味深长。我演了戏，可是又不能理解它，正如我不能解开那个站在门口的人之谜一样。我对自己说，说到底，秘密可能就在你的声音里。在你的声音里，也在她们的愿望里——她们希望在你身上看到的是她们信仰兄弟会的活证明。为了宽慰自己的心情，我不再想下去了。
一天夜里，我在为一系列新的演说写稿的时候睡着了，这时电话铃响了，召我去总部开个紧急会议。我离开屋子的时候疑惧不安。我想，这下来了，要么是谈指控，要么是谈那个女人。被女人绊了一跤！我可说什么好呢？说她多么迷人，而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那跟责任，跟兄弟会建设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得强迫自己去，我迟到了。房间里闷热异常。三架小风扇搅动着重浊的空气。穿衬衫的兄弟们围着一张满是疤痕的桌子坐着，桌上放着一壶冰水，一颗颗水珠在闪烁。
“兄弟们，对不起，我来晚了，”我道歉说。“明天的演讲里有几个重要细节还得最后斟酌一下，我给耽搁了。”
“其实你不必再费这个神了，这样，委员会也就不会浪费时间了，”杰克兄弟说。
“我不理解你的话，”我突然感到热血沸腾。
“他的意思是你不必再为妇女问题操心了。那事算完了，”托比特兄弟说。我振作一下精神，准备应付进攻。可是还没等我开口，杰克兄弟向我提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问题。
“托德·克利夫顿兄弟怎么样了？”
“克利夫顿兄弟——唉哟，我好几个星期没见到他了。在市南区我忙得不可开交。出了什么事？”
“他失踪了，”杰克兄弟说，“失踪了！好吧，不必要的问题就别问了，以免浪费时间。不是为了这事把你找来的。”
“发现失踪有多久了？”
杰克兄弟敲了一下桌子。“我们光知道他不见了，我们言归正传。兄弟，你得立即回哈莱姆区。那儿我们正面临一场危机。托德·克利夫顿不仅仅失踪了，而且也没有完成任务。另一方面，‘规劝者’拉斯和他那帮种族主义者匪徒正在利用这一点大肆煽风点火。你得回到那儿去，采取一切措施重整旗鼓。我们会把你所需要的各种力量交给你。你将在一次战略会议上向我们汇报。有关那次会议的事项将在明天通知你。同时请你，”为了加强语气，他敲了一下木槌，“准时到！”
因为没有讨论我的问题，我感到倍加宽慰，我甚至没留下来打听一下有没有去警察局查问关于失踪的事。这事从头到尾都不对头，因为克利夫顿非常负责，他有很多目标要争取，他不会随随便便地失踪的。这跟“规劝者”拉斯有没有牵连？可是不像有；在哈莱姆区我们力量很强大，仅仅一个月以前我刚调出的时候，如果拉斯妄想攻击我们，他将被群众奚落得无地自容。当初我要不是怕冒犯委员会而过分谨慎，我就能和克利夫顿以及哈莱姆区全体会员群众保持更密切的关系。现在我好像突然间大梦初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