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根本，是为人类的自由。这个道理要畅达天下，务必先陈述自由之事实、弘扬自由之价值；务必继续发展相关技术，以实现此价值；对于那些无论动机为何，刻意忽视自由之事实，否定自由之价值的人，则务必与其决战。

在刚开始的几章中，我讨论了社会伦理，据此论证了组织膨胀、人口过剩必将引来邪恶，此邪恶得到社会伦理的理论支持，且会改头换面，让人以为它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呢。这种邪恶的价值体系，与人的体质和气质能协调吗？社会伦理假定，后天的教养在决定人的行为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人类生来即有的生理、心理的种种特质却是微不足道的。这话有道理吗？是否人类真的只不过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如果这话没有道理，我们又如何自圆其说，证明个人与其所在的群体相比较，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呢？

其实证据自足。所有现存证据可以归结到一点：在个人与社会的生活中，遗传的重要性与文化相比毫不逊色。每个个体在生物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与别人并不相同。因此，人人自由是极好的事情，人人宽容是极大的美德，控制个体则缔造不幸。因了种种实用的、假设的理由，独裁者们、组织官员、某些科学家却急于简化人类遗传天然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会令他们发疯），控制社会处于一种同一性状态之中。在行为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j.b．华生[1]一股热诚，悍然宣称他能够证明“行为模式并无遗传性，天赋（音乐、艺术等）亦然，人们以为天赋会在家族里遗传，这纯属无凭无据的瞎想”。直到今天，我们还发现有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b.f.斯金纳教授[2]——坚信，“随着科学发展，科学能解释的现象其范围越来越广。比如人们宣称个人所做的贡献，如今看来几乎等于零；人们夸夸其谈的所谓创造力，在艺术、科学、道德上的成就，所自夸的自主选择的能力，以及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态度如今在新科学的自画像里，早已不再耀眼。”

一言以蔽之，莎士比亚的戏剧作者不是莎士比亚，不是培根，也不是牛津伯爵，它们的真正作者乃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

六十多年前，威廉·詹姆斯[3]写过一篇文章《论伟人及其环境》，驳斥赫伯特·斯宾塞[4]对杰出个人的攻击。后者曾宣称，科学（该词将一定时期内所有的x教授、y教授、z教授们的观点以动人、便捷的方式人格化了）已然彻底废除了所谓的伟人。他写道，“伟人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必须归类为社会的产物，他实在仅仅是其祖先的一个延续罢了。”伟人也许是（或者看起来是）“变革的最先发起人，……但如果真的可以解释清楚这些变革的发生，也需要在导致变革发生的总的社会条件中去寻找原因，连伟人本身也是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诞生的呢。”

这种假装深奥的虚无言辞，几乎不可能有实际意义。我们这位哲学家的真实意思是：只有在认识清楚每一个事物之后，我们才能透彻理解单个事物。说得好极了。不过，实际上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清楚认识每一个事物，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自己片面的世界观，并用直接原因去解释事物——其中也包括伟人的影响力。

对此，威廉·詹姆斯写道，“假如人性可以确定的话，那么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伟人的社会并不曾造就伟人，相反，是伟人诞生之后，这个社会才称之为伟人的社会。社会、政治、地理，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人类学，这些条件对生理力量的影响，好比维苏威火山[5]对瓦斯火花的影响一样，你说这影响是大是小呢？其实是生理力量塑造了伟人。斯宾塞先生莫非以为，社会诸种压力恰好汇聚一起，时间恰好在1564年4月26日左右，恰好作用于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然后便必须在此地诞生某个莎士比亚，此位莎士比亚，必定还得智力超常？……他是不是说假如上述这位莎士比亚幼时患了婴儿吐泻病不幸夭折，那么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还得有另一个母亲务必得再生一个孩子，与上述这位莎士比亚一般无二，以重建社会的平衡？”

斯金纳教授是一位实验心理学家，他的论文《科学与人类行为》坚持以事实为基础。但不幸的是，这些事实局限在小范围之内，于是，当他冒险进行概括时，其结论的不切实际，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理论家们一样彻底。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像赫伯特·斯宾塞一样，斯金纳教授对詹姆斯所称的“生理的力量”满不在乎，他只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就把决定人类行为的基因问题一带而过。在他的著作中，他对体质医学的新发现不屑一顾，对体质心理学根本连提都不提，其实，依据这些（根据我的判断，只需要依据这些即可），都可以写一本全面的、实事求是的个人传记了，这本传记要与传主存在的相关事实紧密联系，包括：他的身体、气质、智力禀赋，他生活的直接环境（随时间变化而不同），他的时代、所处地理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文化。

人类行为的科学就像抽象的运动科学一样——在研究上是必要的，但是就研究本身来说，却完全与实际事物不相关。来比较一下蜻蜓、火箭和近破波，这三者可以说明相同的运动规律，但是其表现形式却并不一样，可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至少与它们之间的共性一样重要。其实，就其运动研究本身来说，这种比较几乎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

与此类似，行为研究就其本身来说，同样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比如个人的身心是如何呈现其“行为”的。但是作为身心俱全的我们来说，了解身心却非常重要。此外，我们通过观察和实际经历可以知道，个体与个体之间，其身心之差别可谓天上地下，而其中一些个体，其身心之强大，可以而且确实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环境。在这最后一点上，罗素与威廉·詹姆斯英雄所见略同，而且，我要说，几乎每个人（斯宾塞行为主义的信奉者们除外）都会同意威廉·詹姆斯的意见。

按照罗素的观点，历史变革原因有三：经济形势、政治理论、重要个体。他说：“我相信，这三者缺一不可；同时，三者中单独的一个是不能全面解释清楚历史变革发生的原因的。”

如此说来，假如俾斯麦和列宁幼年夭折，我们的世界将截然不同；正因为有了他们，世界才成为如今这般模样。“历史尚不是一门科学，只有通过歪曲和有意省略才能让它看起来像科学。”在真实的人生中，生活究竟是如何一日复一日地过下来，人们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所以，只有在理论上才能说“人们宣称个人所做的贡献，如今看来几乎等于零”，而在实际中，任何个人都是重要的。当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做成了，请问究竟是谁做的？是谁的眼睛和耳朵在感知事物，是谁的大脑皮层在思考，又是谁拥有积极的情感和坚强的意志去克服困难？显然不是什么社会环境，也不是什么群体——因为群体并不是一个有机体，仅仅是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组织。

任何一个社会里，每一件事情都是由个人来做的。这些个人当然会受到当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古人的图腾和道德观加上正确的信息和错误的信息一起代代相传，并通过口传或书面文字的方式保存在个体身上。但是不管个人从社会中获得任何东西（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不管个人从属于某个团体的个人那里获得什么东西，或从他人——无论是生者死者——编辑的符号文献中获取什么东西），他使用此物的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包括他独特的感受、他的生物化学的构造情况、他的体格和气质——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科学解释再丰富，解释范围再广，也不能解释清楚这些不证自明的事实。我们务必记住，斯金纳教授视人为社会环境的产物，但这个世上不是只有他一人才能对人类做科学的描述。这里便有一人，乃是罗杰·威廉姆斯[6]教授，他对人类行为的描述，不是将其抽象化，而是视其为身心的共同作用，每个人身心的发展，部分源于与他人共存的环境，部分则源于个人独一无二的遗传性。在《人性之边界》和《自由但不平等》两书中，威廉姆斯教授以翔实的证据，论述了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差异，这种差异，华生博士认为“纯属无凭无据”；而其重要性则被斯金纳教授一笔抹杀——“几乎等于零”。

在动物中间，尤其在特定物种之中，进化程度越高，生物差异度就会变得越来越醒目。尤其是人，其生物差异度在整个自然中是最高的，人在生化、结构、气质等方面的多样性，高过其他任何一个物种。这是简单事实，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因为我所命名的“整合的意志”的存在，世上总有人意图把一种简单易懂的同一性强加到万事万物身上（因事物的多样性令其抓耳挠腮），如此一来，许多人便被诱导，遂忽略了这一简单的事实。他们于是降低生物的独特性，全神贯注于较为简单的、更易被人理解（就目前知识水准而言）的环境因素，因为环境总会介入人类行为中。“思考与研究皆关注于环境因素，”威廉姆斯教授写道，“由此导致人们普遍认为婴儿有必要按照统一模式养育。一大帮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人类学家，以及其他一些专家，比如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法律学者，还有社会大众，居然一致信奉这一教条；那些将去制定教育政策和政府大政方针的人，他们的主导思维模式中也复刻了这一教条；而那些毫无独立批判精神的人，对这一教条则无条件地接受。”

如果一种伦理系统以非常实际的态度评估各种实践经验的数据，那么它便能造福人群；但事实恰恰相反，很多伦理系统在评估实践经验、观察事物性质时，却不切实际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导致这种伦理系统自然弊大于利，遗患无穷了。

因此，直到最近，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坏天气、疯牛病、阳痿可能是因为邪恶的魔法师在作祟，而且有很多事例表明确实如此。于是，抓捕、杀死魔法师变成了一种责任；此外，这种责任已然白纸黑字写在神圣的《出埃及记》里了：“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7]以此种错误的观念为基础（在许多个世纪里，权势人物极端相信这些观念），建立起来的种种伦理系统和律法系统，制造了最骇人听闻的邪恶勾当。

在这些关于魔术的错误观念流行的年代，遍地监视、死刑盛行、冤死无数，种种恶果皆自成逻辑并强制执行。能与这样邪恶的时代匹配的，是不久前的纳粹德国。纳粹的伦理系统，其立论基础是关于种族的错误观念，且得到强制推行；披上合法外衣的暴行，其规模之庞大，则远胜过去的时代。

其结果便是，几乎没受多少阻力，人们便大抵信奉这样的社会伦理体系了。其实，它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认定人类是一种完全社会化的物种，所有婴儿自出生起本质即一样，而个人乃是经由集体环境驯化出来的产品。如果这类观点无误，如果人类实际上真是一种完全社会化的物种，如果个人的差异性微不足道——而且通过适当的驯化可以彻底抹杀，那么，很明显，自由将不复存在，而国家也将公开正义地迫害那些追求自由的异端。

于是，个人好比白蚁，对白蚁窝的奉献便是纯粹的自由。问题是，人类并非纯然社会化的物种，人类只是适度群居；人类社会也不是一个有机体，并不像蜂房或蚁垤一样；人类其实是被组织起来的，所谓的组织，换一种说法就是为集体生活而临时安排的一架架机器罢了。此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如此巨大，即使有强力文化的熏陶与“熨烫”，最底层的“内容矿物”（借用w.h．谢尔登的概念）仍然保留着其内在的敏感特质——即使已经社会化；而病人与瘦弱之人的体内，也仍然保留着巨大的精力与体力；而最强的“外部矿物”将始终存留于大脑敏感部分。如此一来，人必定是内省的、过度敏感的。

在我的寓言小说《美丽新世界》中，通过基因控制和后天驯化，人的行为被塑造为适应社会需求；胎儿放在瓶子中培育；为了确保产出的胎儿具有高度同一性，社会便精选少量母亲，取其卵子，采用高科技手段，使这卵子一次又一次地分裂，于是造出了一百个甚至更多的成批成批的孪生子——他们一模一样。这样便能制造标准化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机器上劳动。为保证这些“机器人”的标准化更加完善，婴儿生产出来之后，社会便以婴儿驯化、睡眠教育、嗑药等方式产生的快感，替代过去人类对自由、创造力的满足感。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指出，在当今世界，巨大的客观势力正在导向极权政治和管制社会。虽然个体通过基因控制成为标准化的人目前仍然不大可能，但是大政府和大财团已经或即将掌握我在《美丽新世界》里描述过的那种“思想操纵法”，还有其他一些邪恶手段，我那贫乏的想象力是无法预见的。

只因尚无法对胚胎进行同一性的基因控制，于是，在人口过剩、组织膨胀的未来的世界里，独裁者们只能把社会和文化的同一性强加在成人与儿童身上。为达此目的，他们将全面使用（除非被阻止）“思想操纵法”，并将毫不犹豫地通过经济胁迫和身体暴力，来强化这种非理性的劝导手段。要想避免这样的独裁社会，我们必须毫不耽搁，立刻开始教育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以确保自由和法治。正如我前面所言，关于自由的教育，首先需注重事实和价值。这些事实，包括了个人的差异性、基因的独一无二性；由这些事实则推衍而出相关的价值，包括自由、宽容、互爱。

可是很不幸，单单拥有正确的知识和合理的原则还不够。朴素的真理或许会被骇人的谬误所遮掩，而娴熟地吁求激情则往往败坏理性的决定。荒谬而险恶的宣传，其后效很难消除，除非训练人们学会分析宣传的技巧并看透其中的诡辩术。在人从动物境界跨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语言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语言也能唤起人心中持久的、系统化的愚昧，激起那种仿若魔鬼的邪恶——这可不像是人类的行为。其实，语言本来是能激起人心中种种美德的，比如做事有条理、深谋远虑、仁慈如天使。

语言有助于使用者关注人、事、物，即使人、物已不存在，而事情则已过去。语言定义了我们的记忆，它通过将经验转化为象征符号，能使即时的渴望、厌恶、仇恨、爱意转化为稳定的情绪和行为准则。通过某种我们完全意识不到的途径，大脑的网状系统能从海量的刺激因素中，选取少量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实际意义重大。从这些无意识中选择的经验，我们则或多或少有意识地选择、提炼其中一部分，从我们的词汇库中选择词语给他们贴上标签，并将之分类，立刻放入一个形而上学的、科学的、伦理的系统中，这个系统则由更高层次的抽象词语来为其中的概念一一命名。

这一过程有两种结果。其一，如果选择、提炼经验的过程能就事情的本质，以正确的观念系统做支持，并聪明地选择合适的标签，使其符号性质简单易懂，那么，我们的行为会倾向于务实、相对正派。其二，如果选择、提炼经验的过程以错误的观念系统做支持，并错误地选择、使用标签，其符号性质近乎无人能懂，那么，我们的行为将倾向于一种组织化的愚蠢，而且邪恶无比，这种愚蠢、邪恶的本性，感谢上帝，连哑巴一般无知无识的动物们（确实，它们都是哑巴，不能开口说话）都未曾有过呢。

在反理性的宣传中，自由的敌人们系统性地颠覆语言的本源，以甜言蜜语、恐吓威胁迫使民众如思想操纵员们所希望的一样思考、表达情绪、行动。故此，关于自由的教育（当然还包括爱和理解力，它们是自由的必要条件，也是自由的结果）必须首先解决正确使用语言的问题。在过去的两三代人里，哲学家们花费大量精力，致力于分析象征符号、意义。词语、句子我们每日在用，它们是如何关联到我们每日生活中都要处理的人、事、物的？讨论这个问题，恐怕要花费大量笔墨，且容易离题万里。

不过，我们只需要明确如下事实就够了，那就是：以正确的用语方式进行合理的教育所需的智识储备已然完成，它可以告知学生辨别正确、错误使用符号的方法，它可以覆盖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所有教育阶段，而现在，我们立刻就可以启动这种教育。其实，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的任何时候，它随时都有可能实施，但是，却没有地方可以用系统的方式，教育孩子学会辨别真与假、意义与荒谬。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长辈，即使生活在民主国家中，也不希望孩子们接受这样的教育！

关于这点，我们要提到宣传分析学院[8]那短暂、失败的历史——其实它在人类发展中有重大的意义。1937年，当时纳粹的宣传最喧嚣，也最有成效，于是，法林先生这位新英格兰地区的慈善家起而创建该学院。在该学院的支持下，专家们不仅对非理性宣传进行了分析，而且还为高中生、大学生编写了几本教材。但是，大战爆发了，这次大战的破坏力是全方位的，其对人心理的破坏，毫不亚于它对人身体的破坏。当同盟国政府都已经全力部署“心理战”的时候，还坚持对宣传进行分析，已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1941年，该学院关闭。

但是，即使在战争开始之前，也已经有一些人似乎对该学院的事业深为反感。比如，某些教育家就反对说，向学生传授如何分析宣传材料，将使年轻人变得过分的愤世嫉俗。军方高层也表示反对，他们担心新兵会对军训教官的指令予以分析并质疑。还有牧师和广告商们。牧师们反对的理由是，人们的信仰会被削弱，也会减少去教堂的次数；而广告商们的理由是，对品牌的忠诚度将会降低，销售量因此会萎缩。

这些担忧和厌恶不是没有道理。如此之多的普通民众也能详细剖析牧师们、长官们的话，似乎确实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即使在当下的生活中，社会秩序也依赖于民众不假思索即接受由各种权威或本地传统提供的宣传。所以，问题的关键又一次归结到寻找中庸之道，也就是说，个人必须足够敏感，愿意而且能够履行自己的社会工作，但并没有敏感到完全拜倒于专业思想操纵员的符咒的程度。

与之相似，民众需经足够的教育，能分析宣传材料，以避免对纯粹的胡说八道都毫无批判地信赖；但又不可太过，以至于对传统的宣扬者善意的宣传（虽然不总是全然理性）也完全拒之门外。或许在盲目轻信与盲目怀疑之间永远都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且单靠分析，也无法始终保持这种平衡。看来，要解决上面那个疑问，刚才讨论的方法有些消极，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积极的方法来加以补充，即：在事实的坚实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大家普遍都能接受的价值观。

当然，说到价值，首先就是个人自由，它源于人的差异性和基因的独一无二性；其次还有互爱与同情，它们源于古老的事实，而且为现代心理学所再次发现，即：不管人的精神、体质的差异性有多么大，爱就如同事物和居所一样，对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最后还包括智识的价值，没有智识，爱将徒然无功，自由将无处可觅。这一套价值观将给我们提供一个标准，我们可以此来评判宣传。任何宣传，如果纯粹胡言乱语，且淫邪苟且，则我们立刻抛弃；如果仅仅是不讲理性，但与爱、自由等价值观是相容的，且不违背智识的原则，我们则可斟酌其价值，考虑暂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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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翰·布罗德斯·华生（john b.watson，1878—1958），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广告设计者。

[2]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学派代表人、作家、发明家、社会哲学家。

[3]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哲学家与心理学家。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是他的弟弟。

[4]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5]维苏威火山（vesuvio），欧洲大陆唯一的活火山，位于意大利。

[6]罗杰·约翰·威廉姆斯（roger john williams，1893—1988），美国生化学家，命名了维生素b，发现了维生素b5，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化学学会主席。

[7]《圣经·旧约·出埃及记》22章18节。

[8]宣传分析学院（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简称ipa），1937年由部分社会科学家、舆论领袖、历史学家、教育家、记者等在美国成立。该机构认为，扩散的宣传降低了公众的独立判断能力，于是致力于鼓励民众理性思考，以建设性的方式讨论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