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是很少有詩人可以與之并比的；他在藝術上所達到的純熟、精湛程度，也是很少有詩人所得以企及的。杜甫的創作態度非常嚴肅認真，可以說他是把畢生精力、全部心血都傾注到他的詩歌裏去了。這樣一位詩人，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享有極高的聲譽是理所當然的。他的詩歌一千二百多年來深受人們的喜愛，尤其是今天，更擁有了廣泛的讀者。杜詩在我們的民族文化中及全人類文化中都將永遠放射着絢爛的光輝！

杜甫，字子美。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死于代宗大曆五年（七七〇），共活了五十八歲。這半個多世紀，從將近三百年的唐朝歷史看，正屬于由盛到衰的轉折階段，而發生在天寶十四載（七五五）的安史之亂，則是一個轉捩點。杜甫生逢安史亂前的全盛時期，即開元盛世，又經歷了唐王朝衰落的開端，即安史之亂。杜甫祖上曾從原籍京兆（今陝西西安市）遷往襄陽（今湖北襄樊市），後來又遷到了鞏縣（今河南鞏縣），他就是在洛陽附近的鞏縣出生的。他自稱家世是“奉儒守官，未墜素業”（《進鵰賦表》）。他的遠祖杜預是西晉時的名將，又是一位歷史學家。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期的著名詩人，官至膳部員外郎。他曾自豪地說：“吾祖詩冠古”（《贈蜀僧閭丘師兄》）、“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的父親名閑，做過兗州（今山東濟寧市、鄒縣一帶）司馬、奉天（今陝西乾縣）縣令，外祖家是當時的名門望族清河崔氏。所以，杜甫出身于一個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官僚地主家庭。

在童年，杜甫就有機會接觸到了當時很發達的文藝，受到有益的薰陶。像他六歲時在郾城（今河南鞏縣東南）曾看過著名舞蹈家公孫大娘的“劍器渾脱”舞。他長期居住在文化興盛的洛陽，受過比較充分的詩歌和書法的訓練，“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壯遊》）到十四、五歲時，便開始“出遊翰墨場”，和當時文壇、官場的人士交結來往。他的詩文曾經受到洛陽名士崔尚、魏啓心等人的高度贊揚。

杜甫的青、少年時代正逢海内昇平、社會富庶、國勢強盛的“開元全盛日”，這給予他以很大的激勵。他爲自己的才能而自負，對于前程充滿信心。在後來寫的《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他說自己是：“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設想通過應進士試顯示自己出衆的才華，受到皇帝的重用，以實現那君明臣良、國泰民安的政治理想。開元十九年（七三一），杜甫二十歲時，爲了了解社會，增加知識并結識名流以提高聲譽，他開始了長期的漫遊。他首先南遊吴越，去過金陵、姑蘇，又到會稽、剡溪。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他曾一度回到洛陽參加進士考試，没有考中。接着又北遊齊趙，到過趙王叢台（今河北邯鄲市東北），登過泰山。按他的說法，這一段生活是“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壯遊》）直到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才回洛陽。天寶三載（七四四），杜甫在洛陽與李白相遇，同遊梁宋，登單父（今山東單縣南）琴台，到過大梁（今河南開封市）吹台，并再同遊齊魯。他和李白、高適一起痛飲高歌、論文賦詩、求仙訪道、走馬射獵，生活得非常快意。到天寶五載（七四六）他們才分手，李白去江東，高適回梁宋，杜甫也就“西歸到咸陽”了。

這是杜甫生活的第一個階段。這期間他已開始了文學創作，可是保存下來的作品却極少，只有二十幾首；而且題材範圍不够寬廣，思想意義不够深刻，那獨特的“老杜風格”也還没有形成。但從《房兵曹胡馬》、《畫鷹》、《望嶽》、《贈李白》等詩中，已不難看出他的卓越才能。像他寫那“萬里可横行”的駿馬，寫“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的雄鷹，表達“會當凌絶頂，一覽衆山小”的願望，抒發“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的感受，都已預示出他未來的發展。

杜甫三十五歲來到長安，目的是要謀求一個官職，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這時的朝政已變得很腐敗、黑暗。玄宗于天寶四載册立了楊貴妃後，便深居後宫，不理朝政，每日裏徵歌選舞、走馬鬥鷄，求神仙、信符瑞。宰相李林甫獨攬權柄，上以諂諛、蒙蔽皇帝，下以遏制賢才，排斥正人。天寶十一載（七五二），陰險狡詐的楊國忠繼李林甫爲右相，種種劣政，有增無已。這些人怎麽會召賢進能呢？天寶六載（七四七）時，玄宗曾詔令天下有一藝之長的人都到京城應試，杜甫也參加了這次考試。結果是李林甫把所有的人都斥退了，自己却上表稱賀說“野無遺賢”。這個政治騙局使杜甫非常失望。他只得投詩求韋濟、張垍等達官貴人汲引，但也没能收到預期的結果。他又直接向皇帝上表獻賦自薦，天寶九載（七五〇）後，先後獻了《雕賦》、《三大禮賦》和《封西嶽賦》。文章雖然被玄宗賞識，但却没有得到什麽官職。

杜甫懷着出仕從政的迫切願望，在長安一共等待了十年。這十年裏，他對唐王朝的政治局勢、社會矛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目睹了貴族官僚們的專横貪婪和那種荒淫奢侈的生活，目睹了在最高統治者的擴邊政策下，農業經濟、人民生命財産所遭受的嚴重破壞。這期間杜甫個人的生活很貧苦，爲了求取官職，他“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他“日糴太倉五斗米”（《醉時歌》），來勉強維持生活，甚至“饑卧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投簡咸華兩縣諸子》）縱然貧困，他也不願離去，因爲他越是見到政治腐敗、邊疆失利、社會凋敝、人民困苦，就越希望有機會爲改變這種狀况出一把力氣。直到天寶十四載（七五五），朝廷才任命他爲河西（今雲南祥雲縣附近）縣尉。但他因不願當這種直接鞭撻百姓的官，所以辭却了。又讓他改任右衞率府兵曹參軍，這是個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門禁的從八品下的小官，他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接受了。這對于“竊比稷與契”的杜甫來說，簡直是一種嘲弄，因而他寫了一首《官定後戲贈》，幽默地表達了自己傷心而又憤懣的感情。官定後，杜甫曾經一度去奉先縣（今陝西蒲城縣）看望寄住在那裏的妻兒。到家後才知道他的小兒子竟已餓死了。這時杜甫的生活處境已經和廣大人民越來越接近了。

這長安十年是杜甫生活的第二個階段。從他的詩歌創作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保存下來的詩歌不但在數量上已達到了一百一十首左右，而且内容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像《兵車行》、《麗人行》、《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前出塞》、《後出塞》等，或譴責皇帝、宰相、貴戚們的驕奢淫逸，揭露統治集團的窮兵黷武，指斥武將的位崇氣驕；或反映人民在租賦壓迫下的饑寒困苦，遠戍士兵的不幸遭遇；或表達對于國勢衰微的憂慮，對于人民的深切同情，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性。長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則是杜甫十年長安生活的總結，它抒發了作者内心的矛盾與苦悶，揭示了安史之亂行將爆發時的種種社會危機。它標誌着杜甫的詩歌創作已跨入了一個光輝的新階段。

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十一月，正當杜甫去奉先探家時，安史之亂爆發了。安史之亂的首領安禄山、史思明都是邊地少數民族的上層人物，他們利用了唐王朝最高統治集團的昏潰腐敗，挑動民族矛盾，企圖奪取政權。但他們的身份是唐王朝的節度使，所以安史之亂主要是一場地方軍閥反對中央政權，破壞國家統一的叛亂。次年初，杜甫回到長安在率府供職。很快，安禄山叛軍就攻破了洛陽。六月，潼關失守，長安危急，皇帝、貴族和百官紛紛逃散。杜甫先在五月裏回到奉先，攜帶着妻子兒女到白水縣避難。潼關失守後，白水一帶也陷入戰亂之中，他們一家人便又和百姓一起忍受着饑餓、勞累，倉惶逃亡。最後，他才把家眷安置在鄜縣（今陝西富縣）的羌村暫住下來。八月，杜甫隻身北上，准備去靈武（今寧夏靈武縣西北）投奔新即位的肅宗，以期報効朝廷。但剛啓程就被安史叛軍俘虜了，并被押送到長安，一直困了八個多月。這期間，他親眼看到了都城淪陷的慘狀、叛軍燒殺擄掠的暴行，實地體驗了國破家亡的哀痛。

至德二載（七五七），肅宗又遷駐鳳翔（今陝西鳳翔縣）。五月，杜甫乘機冒着生命危險逃出長安，歷盡千難萬苦奔赴行在。到達後，肅宗任他爲左拾遺。在《述懷》詩中他記載當時的情况說：“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他决心忠于職守，以匡扶君主，完成中興大業。正是在這種情况下發生了房琯罷相的事。杜甫“見時危急”，認爲國家正在用人之際，不宜輕易地廢黜大臣，所以以諫官身份疏救房琯。他的直言諫諍竟觸怒了肅宗，被拘送御史台推問。幸虧有張鎬等人出面營救，才免受刑戮，從此以後肅宗對他便“不甚録用”了。到閏八月，肅宗特准他回鄜州去探望家室，于是，杜甫心情沉重地回到羌村。他把自己這時的心境、一路上的見聞和對時事的看法，都寫在長詩《北征》中。不久，長安、洛陽相繼收復，十月裏肅宗還京，杜甫也攜帶家眷回到了長安，繼續當他那左拾遺。他是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爲的，但房琯事件竟使他失去了這種條件。所以這時杜甫生活儘管比較安定，但精神却是非常矛盾、痛苦的。他一面“避人焚諫草”（《晚出左掖》），小心謹慎地供職；一面“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送李校書二十六韻》），因而“每日江頭盡醉歸”（《曲江二首》），以排遣自己的苦悶。這樣的仕宦生活只持續了半年多，到乾元元年（七五八）六月就又發生了意外的變化。肅宗把房琯、嚴武等人貶往外地，杜甫也被看作是他們的“同黨”而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這一打擊又把他的生活和創作推向了一個新的境界。

杜甫在華州任上，更有機會實地接觸了社會。他看到了那“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無家别》）、“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的悽慘景象；看到了人民在不合理的賦税和兵役制度壓迫下所蒙受的深重災難。他更了解到朝政的乖張、腐朽。面對這種種情况，杜甫對于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經絶望了，再加上關中饑饉，因之，在乾元二年（七五九）的秋天，他便以生活窮困爲理由而棄官了。而這時，老家洛陽正在騷亂，不能回去，於是，他就攜帶全家人從華州出發到了秦州（今甘肅天水市），由于饑寒交迫，只得靠采藥、賣藥維持生活。“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發秦州》），他聽說同谷地方很好，所以住到九月又離開秦州南行到達同谷（今甘肅成縣）。但在同谷，生活并不如想像的那樣容易維持，他們甚至拾橡栗和到深山裏去挖山芋充饑。這樣過了約一個月，於十二月一日又出發前往成都。這一年之内，杜甫從洛陽到華州，到秦州，到同谷，從同谷又到成都，正像他在《發同谷縣》中所說，是“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直到歲末才到達成都。

從天寶十五載（七五六）春到這時，是杜甫生活的第三個階段。這前後四年的時間裏，他逃難、陷賊，輾轉遷徙，飽經憂患；在政治上受冷遇、被貶謫，遭到了不少打擊，但是他的政治熱情和創作熱情却是空前高漲的。杜甫在這個時期共流傳下來近二百五十首詩，像在淪陷的長安寫的《春望》、《哀江頭》、《悲陳陶》、《悲青坂》、《塞蘆子》，到鄜州探家時寫的長詩《北征》，在華州任上寫的《洗兵行》和“三吏”、“三别”等，都是很優秀的詩篇。它們最突出的特點是具有深刻的現實性和高度的愛國精神。杜甫常常是直接寫時事，真實地反映安史之亂帶給人民的災難，叛兵對於長安、洛陽一帶的嚴重破壞，并揭露統治集團内部的一些黑暗。如關於陳陶、相州的大敗，肅宗借兵回紇的决策，李輔國、王璵一流的得勢等等，都有所反映。在從華州到成都的途中，他也寫了很多詩。如《秦州雜詩二十首》記敍在秦州的遊覽和感懷；《同谷七歌》記録了自己的悲慘遭遇。從秦州到同谷、從同谷到成都又寫了很多紀行詩，記載沿途所見的各地山川景物、風土人情，這些詩中都充滿了一種憂國憂民的感情。杜甫這個時期的詩歌構成了他個人和整個唐詩的現實主義的高峯。

上元元年（七六〇）春季，杜甫依靠親友的資助，在成都浣花溪畔建成了一所草堂，開始定居下來。這時他已經四十八歲了，經過四年顛沛流離的生活，他總算得到了一個安身之所。草堂背向成都城郭，臨近百花潭，是一個極幽雅的江村。那裏的翠篠、紅蕖、楊柳、梅花、水鷗、黄鸝都吸引着他。他或流連山水，遊覽名勝古迹，或經營藥圃，和鄰居農民往來。這時故人裴迪、高適、嚴武等都先後來到了西蜀，他們經常互相尋訪，飲酒唱和。在這樣的環境裏他詩興倍增，用詩歌描繪草堂周圍的風景，記敍自己的生活。可是，他這時内心却不是安適平靜的。他念念不忘“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建都十二韻》），時刻關懷着國家政治形勢的變化，像對於李輔國之流的“媚至尊”，玄宗、肅宗父子之間的矛盾，吐蕃的侵擾，他都感到很憂慮。他十分同情在“一物官盡取”的情况下人民受壓榨的處境，并常常因想到自己的政治遭遇而悒鬱不平。所以他這時寫的詩也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

寶應元年（七六二）四月，玄宗和肅宗相繼死去，代宗即位。七月，成都尹嚴武被召入朝。杜甫送嚴武直到綿州（今四川綿陽縣）才分手。正在這期間，成都少尹徐知道叛變了，他不能回去，只得轉投梓州（今四川三台縣）去避亂。這樣，杜甫就又從安靜的草堂中走出，重新開始了那種憂患的生活。深秋，他把妻子接到梓州來寄住，自己奔走於閬州（今四川閬中縣）、綿州和漢州（今四川廣漢縣）之間，靠着應付那些地方官而得到些生活之資。到廣德元年（七六三）正月，史朝義戰敗并自縊死，其舊部紛紛投降，持續了七年多的安史之亂才算結束了！杜甫遠處梓州，聽到這個消息後驚喜若狂，寫下了著名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但他這種歡樂情緒并没有維持多久，便又陷入愁苦之中。唐王朝經過多年的戰亂，再加以天災不斷，“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送陵州路使君之任》），其經濟和政治實力已很難恢復。可是統治集團并不去改革積弊，反而更加腐敗奢侈，窮事搜刮。諸鎮也多跋扈不臣，據地自雄。又有吐蕃等乘機侵擾，占據長安，掠府庫、焚宫室。西川的松、維、保（今四川理縣一帶）等州也都失陷了。各地人民負擔軍需、充備百役已到了無法支撑的地步。這種種情况杜甫都根據自己的見聞用詩歌作了真實的記録。

這時候的杜甫已是貧病交加，爲了避亂和尋求生路，在廣德二年（七六四）初春，他攜帶妻子到達閬州，準備從水路去渝州（今四川重慶市），轉道東下出峽。在即將成行時，又得到了嚴武重任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的消息，他感到“殊方又喜故人來”，於是决定再回成都草堂去。

回成都後，由于嚴武的推薦，杜甫當上了節度使署中的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并賜緋魚袋。這時他已五十二歲了，因爲年老多病，又厭惡官場生活，只勉強地幹了半年，在永泰元年（七六五）正月就去職了。不久，嚴武忽然病死，他在成都失掉了憑依。所以，到五月裏便帶領全家人離開草堂，開始了他最後漂泊荆楚的生活。

杜甫自從乾元元年（七五九）十二月入蜀，到這時差不多已有五年半的時間，這是他生活的第四個階段。這中間他雖然曾有一年多到外地避亂，但主要的生活都是在成都度過的。這裏號稱“天府之國”，自然環境、經濟條件都比較好，他在這裏的生活相對來說比前一階段要好得多。他用詩歌盡情地歌詠自然景物、記述自己在那佳山秀水之間的活動，可是，他却始終和那個時代保持着密切的聯繫，非常焦急地關注着政局的變化，時時不忘“兵革未息人未蘇”的現實。安史之亂中，他盼望早日平息戰亂；安史之亂平息後，他殷切地希望統治集團改絃更張，復興國家。他這時寫了四百四十首左右的詩歌，總的特點是具有很強的抒情性質，有很多是抒發傷時念亂、憂國憂民感情的律詩。這些抒情詩中反映出了當時的政治事件、戰爭消息和社會狀况，如《蜀相》、《枯》、《花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征夫》、《遣憂》、《有感五首》、《釋悶》等許多優秀的篇章，都是千古絶唱。

杜甫離開成都後，乘船南下行經嘉州（今四川樂山縣）、戎州（今四川宜賓縣），又過渝州（今四川重慶市）和忠州（今四川忠縣），直到九月抵達夔州的雲安（今四川雲陽縣），才因爲肺病和風痹發作而不得不停留下來養病。半年後又遷往夔州（今四川奉節縣），居住了近二年之久。他仰仗别人的資助，租借了房屋、田地，并得到了一片柑林，他在那裏養鷄、種菜、經營果木，生活還比較穩定。直到大曆三年（七六八）早春，才放船出瞿塘峽。這期間，西川節度使兼成都尹郭英驕奢暴戾，下屬和士兵都極怨恨。漢州刺史崔旰率兵攻打郭英，邛州（今四川邛崍縣）等地牙將們又聯合起來討伐崔旰，於是蜀中大亂。同時，其他地方又有吐蕃、回紇進擾、各鎮擁兵作亂的消息頻傳。杜甫所到之處，總要遇到避亂逃亡、饑寒困苦的人民。尤其是夔州地方，物産不如成都富饒，人民賦税負擔奇重，生活處境極其悲慘。在這種情况下，他對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了解更加充分了，他“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宿江邊閣》），常常發出“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驅豎子摘蒼耳》）的感嘆。他常用詩歌反映當地人民的風俗和生活處境，在夔州那雄壯奇險的山川之間，他也寫過不少歌詠自然風光景物的詩。但總的來說，這時杜甫雖然身處偏僻的山城，而他的詩歌却没有遠離那戰亂的時代和苦難的人民。

杜甫離開夔州後，在二月到達荆州（今湖北江陵縣）。因爲生活没有着落，到秋天遷往公安（今湖北公安縣東北），歲末又從公安出發南行到岳州（今湖南岳陽縣）。大曆四年（七六九）春，繼續南行入洞庭湖，抵達衡州（今湖南衡陽市）。從此，杜甫又“南北逃世難”，在潭州（今湖南長沙市）和衡州之間往返漂泊了一年多。他這時已耳聾失聽，右臂因風痹而不能動轉。全家人長年居住在船上，爲了維持生活，他還得去漁市擺攤賣藥。他感到“乾坤萬里内，莫見容身畔”（《逃難》），自己已經“處處是窮途”了！大曆五年（七七〇）秋天，他想南下郴州（今湖南郴縣）投奔他的舅父，但爲洪水所阻，不能成行。於是又計劃北上漢陽，沿水路回北方去。船經洞庭湖時，他帶病伏枕寫成《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抒發了對於“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的世事的感慨，敍述了自己貧病交加的悲慘處境。過不久，杜甫就死在湘江上游他那條破船上了。

以上這五年多時間是杜甫生活的第五個階段。這是他傷時念亂、憂國憂民，内心最痛苦的時期；是他年老多病、南北流浪，生活最悽慘的時期；也是他創作精力最旺盛的時期。這五年多他寫的詩共有六百三十余首，比以前任何階段都多。杜甫這時在生活上、感情上和人民越來越接近了，所以他寫了很多直接反映人民生活、思想感情的詩歌，這些詩在反映現實的深刻性上更超越了過去。像《驅豎子摘蒼耳》、《遣遇》、《歲晏行》、《寫懷》、《晝夢》、《蠶穀行》等，集中筆力揭露了封建剥削的罪惡，并提出了進步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另外，面對戰亂不息、憂患重重的社會，和個人貧病交加的處境，他不由得産生了一種窮途末路的悲傷。這時的詩往往帶有總結的性質，像《夔府書懷四十韻》、《遣懷》、《昔遊》、《壯遊》、《歷歷》、《諸將五首》等，或回顧自己坎坷的一生，或回顧安史之亂前後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變化過程，反映時代面貌，總結歷史教訓，具有很高的思想價值。

杜甫的一生是用詩歌譜寫的一個悲劇，它的意義在於揭露了唐王朝盛極而衰這個歷史時期的各種矛盾、動亂、黑暗和腐朽，揭露了形成他的悲劇的那個惡劣的社會環境，從而展示了他那種堅韌、不屈、崇高、偉大的人格和精神。

杜甫的詩歌流傳到現在的共有一千四百五十多首，實際上他一生所作的并不止這些。在天寶九載（七五〇）的《進鵰賦表》中，他說自己“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但今天保存的天寶九載以前的作品不過四五十篇，這以後的作品可能也有很多遺失，可以想見他的創作量該是多麽大了！

杜甫的詩歌廣泛地、深刻地反映了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重大事件和社會矛盾，即反映了自唐建國以來所推行的有利于農業發展的均田制的破壞，在均田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租庸調法和府兵制的廢弛；反映了唐王朝統治集團的日益腐化，對内横征暴斂，對外連年用兵，致使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後爆發了安史之亂；反映了唐王朝與當時鄰近民族和部族政權之間的衝突，以及各地軍閥的長期混戰；反映了廣大人民在那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受壓迫、被剥削的悲慘處境。總之，它反映了唐王朝在那三四十年間由盛到衰的歷史轉變。所以，杜甫的詩歌一向享有“詩史”的稱譽。如宋胡宗愈說：

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

可以說，杜甫是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通過自己親身的經歷和實際的感受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的。他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不僅應該看作是他個人一生的傳記，而且也是八世紀中葉唐代社會的可靠歷史。

杜甫的現實主義詩歌最輝煌的成就，主要在于它忠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中階級對立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他前後不只一次地把地主階級的窮奢極慾和農民的饑寒困苦做了對比，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驅豎子摘蒼耳》中的“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歲晏行》中的“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這些詩句都典型地槪括了貧富懸殊的兩種階級生活。更可貴的是他還不自覺地接觸到了階級壓迫和階級剥削的問題。他揭露說：“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子實不得吃，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甘林》）。官府運用殺戮、糾責的手段向人民索取繁重的賦税，掠奪走他們生産的布帛和糧食。這種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剥削，在杜甫的筆下反映得多麽明確！經過長期的觀察、分析，到晚年他對於封建社會中兩個對立階級之間的關係，做出了這樣的解釋：“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寫懷》），指出貧賤者所以悲哀、困苦，正是由于有貴者、富者的存在。這些應當說是杜甫詩歌中現實主義的精髓。

杜甫在他的詩歌裏忠實地反映了廣大人民被殘酷壓榨、暴虐奴役的痛苦，和他們對這種處境的不滿。他總是把人民的遭遇和心理活動放在那特定的社會背景之下來寫，而且用藝術形象和詩的語言描寫，所以能够充分地顯現出當時黑暗、戰亂的時代特點。這些有的是正史所不載的，因而可以補史書之不足。

天寶年間，由于貴族官僚、地主富商以及寺院僧侣的兼并土地、廣置莊園，致使唐初推行的均田制遭到了破壞，許多農民失掉了賴以活命的土地。統治集團又窮兵黷武，連年發動擴邊戰爭，爲取得軍事經費和滿足其奢侈享樂生活的需求，他們大量徵兵，并利用名目繁多的賦税加強對人民的搜刮。在這種情况下，廣大人民的生活處境非常悲慘。作于天寶十載（七五一）的《兵車行》，就描寫了在連年的對外戰爭中，勞動人民的被迫離鄉背井，從軍服役。他們“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或長期守邊，或戰死沙場，以致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失，農業生産遭到嚴重破壞，出現了“縱有健婦把鋤犂，禾生壠畝無東西”，“千村萬落生荆杞”的現象。本來按唐舊制：“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新唐書·楊炎傳》），可是實際上却是戍邊兵士長期不返，家中的租税也并不蠲免，甚至士兵已經戰死在外，官府還照例向他家索取租税。這裏反映了在當時租庸調法和府兵制已經敗壞的情况下，戍邊士兵及其家庭的悲慘遭遇。“縣官急索租，租税從何出？”這正喊出了廣大人民的無比憤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一詩的結尾寫道：“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遠戍卒”，就是家中田地荒蕪，仍舊負擔着沉重租税的士兵；“失業徒”，就是在土地兼并和賦税的壓榨下失掉了原有田地的農民。杜甫目睹了統治階級的奢侈揮霍，身經了幼子“無食致夭折”的悲痛，因而他很理解人民的困苦，對他們産生了真誠的同情。這種生活和感情正是他後來不斷用他那現實主義的詩歌反映被壓迫、被剥削人民的苦難的生活基礎和思想基礎。

杜甫的一組傑作“三吏”、“三别”，不僅反映了安史之亂給唐朝社會及廣大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也反映了唐王朝官吏的殘暴和人民在不合理的兵役制度下的痛苦遭遇。如《新安吏》：“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絶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按唐律：“揀點之法，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議》卷十六“擅興”）。又據唐朝的“丁中制”規定，人有黄、小、中、丁之分。天寶二年令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成丁。而這時體弱的瘦男和身量短小、未成丁的中男也都在點選之例。《石壕吏》中所寫的一家，三個兒子全被徵去當兵，老婦也被帶去服役。這些現象正反映了這個時期府兵制已幾乎蕩然無存了。安禄山叛軍所到之處燒殺擄掠，造成了“園廬但蒿藜”，“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慘象。在朝廷不合理的兵役制度下，那些扶杖的老翁、不成丁的中男、新婚的青年、剛從沙場回來的軍人，都得去從軍服役。這時，饑餓與死亡嚴重地威脅着廣大人民，杜甫和他們一同發出了“何以爲蒸黎”的憤怒呼喊！

杜甫在西蜀和荆楚的長期憂患歲月中，更直接地接觸到苦難的人民，他念念不忘“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建都十二韻》），時時憂慮“人今罷病虎縱横”（《愁》）。他這時反映人民受賦役壓迫的詩歌的思想深度有了明顯的提高。他忠實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後在地方軍閥勢力互相殘殺，和吐蕃、回紇不斷進擾的情况下，朝廷更加重了對人民的勒索、搜刮。廣大人民在戰亂中生命没有保障，還得把財物輸往京城。如：“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送韋諷上閬州録事參軍》），“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喜雨》），“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又上後園山脚》），“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贈崔十三評事公輔》），“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驅豎子摘蒼耳》）。還有《遣遇》、《東屯北崦》、《甘林》等，也都有力地譴責了統治階級的“割剥及錐刀”、“索錢多門户”、“一物官盡取”。這時，人民被搶奪一空，已經是“欲須供給家無粟”了，甚至出現了“空村唯見鳥，落日未逢人”的悽慘景象。《歲晏行》更具體地描繪了在官府盤剥下人民的苦難生活，漁夫因天寒網凍而打不上魚來；獵人射得的鳥也賣不出去。“况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他們只得賣兒鬻女去繳納賦税。《客從》則以寓言的方式控訴了統治階級吸髓吮血的殘酷剥削。

當時婦女所受的壓迫和剥削也是杜甫詩歌中着重寫到的一個問題。依唐律：“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新唐書·食貨志》）但這時原來的法令只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婦女的遭遇是：“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虎牙行》），“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白帝》），“石間采蕨女，鬻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遣遇》）。她們的丈夫都是在征戍中死去的，而她們都仍在負擔着沉重的賦税。《又呈吴郎》中無食無兒的老婦人，也是因爲“徵求貧到骨”，只好打些别人家的棗子充饑。《兵車行》中的征人婦還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把鋤扶犂，而這時的寡婦則已失掉了所有的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只有在哭泣中表達她們的悲憤了！杜甫的詩歌中還常常寫到：“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新安吏》），“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征夫》），“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閣夜》）。這白水青山、城市路衢之間的哭聲，千家萬户的哭聲，正是那個悲劇時代的真切反響。杜甫的現實主義的詩歌創作高度藝術地槪括了那個時代的總面貌。

杜甫的詩歌還揭露了唐王朝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朽、生活上的奢侈和道德上的敗壞，譴責了他們禍國殃民的種種罪惡。在杜甫的筆下，那由王侯將相組成的上流社會，實際上是一個極其丑惡齷齪的集團。他們都是些殘暴的“姦雄惡少”、無知的“鄉里小兒”。這些人“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輕肥”（《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貧交行》），“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洗兵行》）。一個個窮奢極慾、專横跋扈、趨炎附勢。杜甫對統治階級揭露和譴責的面是比較廣的，上自皇帝，下而后妃、貴戚、宰相、將帥，以至貪官、暴吏，他都觸及了。像玄宗信任的李林甫是“陰謀獨秉鈞”的奸相，楊國忠是“炙手可熱”的權豪勢要，安禄山是“氣驕凌上都”的野心家。肅宗、代宗朝的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等的弄權亂政，是“關中小兒壞紀綱”（《憶昔》），“政化錯迕失大體”（《石筍行》）。這些人執政掌權的結果，必然是“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昏”（《建都十二韻》），把個國家搞得烏烟瘴氣，不可收拾。他們平時陪着皇帝歌舞宴飲，接受俸禄、賞賜，當國家危難時，竟没有多少人能挺身而出。作者指責說：“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巴山》）“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歲暮》）表達了對這羣人的鄙視與憤慨。如《諸將五首》、《草堂》、《絶句三首》等則揭露了將帥的無能、地方軍閥的擁兵作亂以及官軍的擾害百姓。那些“邊頭公卿”是“唱和作威福”，“談笑行殺戮”。又“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官軍竟是“縱暴略與羌渾同”。作者通過他對統治階級的揭露，說明了這些人的昏庸、驕奢、暴虐，正是國家動亂、衰敗的根源。

杜甫在詩歌中還比較側重于揭露、譴責上層統治集團的奢侈荒淫。如《樂遊園歌》的“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詄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寫玄宗通過夾城從大明宫往芙蓉園和曲江去遊玩，在那裏觀舞聽歌縱情享樂。《壯遊》的“國馬竭粟豆，官鷄輸稻粱”，《鬥鷄》的“鬥鷄初賜錦，舞馬既登床。簾下宫人出，樓前御柳長”。寫玄宗用人民繳來的糧食養鷄飼馬，以鬥鷄走馬，尋歡取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寫在驪山上“君臣留歡娱”的情况，他們不顧國家興亡、人民死活，只管浪費從勞動人民那裏掠奪來的金銀、絹帛。“况聞内金盤，盡在衞霍室”，揭露了昏庸的玄宗寵幸楊貴妃，對楊國忠兄妹賞賜無度。《麗人行》則集中揭露了那些貴戚們的揮霍享樂、蠻横驕縱、荒淫糜爛的生活。作者寫到“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黄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她們是皇帝親封的國夫人，宴飲時有宦官特地送來御廚珍肴以助興佐樂。“炙手可熱勢絶倫，慎莫近前丞相瞋”，他們蠻横驕縱，氣勢凌人。這就揭示出這些貴戚們的行爲是受到最高統治者的直接支持與庇護的。

《兵車行》、《前出塞》、《後出塞》等通過具體的事實揭露了天寶年間統治集團不斷發動擴邊戰爭，致使士兵長期遠戍并大量死亡，農業生産遭到嚴重的破壞。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不只指斥了將帥們以殺人略地去邀功請賞：“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後出塞》），還直接地批評了玄宗的窮兵黷武：“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他顯然是把擴邊戰爭的罪惡根源追到最高統治者的頭上了。又如《洗兵行》中的“奇祥異瑞爭來送”，是諷刺肅宗的迷信鬼神；“鷄鳴問寢龍樓曉”是諷刺肅宗及玄宗父子之間的矛盾。《憶昔》中的“張后不樂上爲忙”，“犬戎直來坐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顯然是諷刺肅宗的畏懼張后和在平息戰亂上的昏庸懦弱。《有感五首》的“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釋悶》的“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則是諷刺代宗不能吸取前朝教訓，改弦更張，而是依然窮事搜刮、姑息養奸。總之，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的一些弊端敗政，杜甫都觸及了，我們實在不能不欽佩他有膽有識的史筆！

杜甫的現實主義詩歌不只是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表達他對人民疾苦的深切關懷與同情，并憤怒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種種罪惡。他還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用這種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批判統治集團，并傳達出廣大人民的願望。杜甫一生始終痛苦地思索着國家衰敗的癥結所在，探求着擺脱内外交困局勢的途徑。他很向往太宗朝那種“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行次昭陵》）的政治局面。他希望重見“開元全盛日”那種“叔孫禮樂蕭何律”，“公私倉廩俱豐實”，“男耕女桑不相失”（《憶昔》）的政治休明、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世道。他說：“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前出塞》）；“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傷春五首》）；“衆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五首》）。他反對侵略戰爭，主張統治集團提高道德修養，做到上下節儉，百官廉潔，減輕賦税和勞役。在《往在》一詩中更具體地寫道：

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犂，征戍聽所從。冗官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

這當然不是代宗朝已經做到了的，而實際上是杜甫在全面地勾勒自己政治理想的藍圖。他設想割據的藩鎮都歸順朝廷，以實現國家的統一；戰爭永遠停息，征人和流亡者都能回到家鄉從事農業生産；君臣節儉，上下同德；皇帝能够勵精圖治，從諫如流。總之，他殷切地希望恢復唐王朝建國之初那種欣欣向榮的景象。這種理想和那個現實恰成鮮明的對比，因而作者熱情描繪自己的理想，就具有揭露和批判那個現實的積極意義。再如在《晝夢》中，杜甫更提出了“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横索錢”的夢想，在《蠶穀行》中提出了“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的願望。這樣的理想雖不能指導人們去變革那黑暗、動亂的社會，但它却揭露和批判了現實，并且傳達出了廣大農民對於土地的要求，和他們恢復、發展農業生産，改變自己生活處境的願望。杜甫的很多優秀的現實主義詩篇，就正是在這種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的引導下創作出來的。因而，我們讀杜甫的詩常會感到在他批判統治階級、反映人民疾苦時，總有一個思想貫穿於其中。他是一個具有理想的偉大現實主義詩人。

作爲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杜甫不但在觀察社會、分析社會、再現生活方面耗盡了畢生的精力，而且在探討詩歌的藝術手法上也嘔盡了心血，作出了極大的努力。“新詩改罷自長吟”（《解悶十二首》）就說明他爲了出語驚人而字斟句酌，爲了音律完美而反復吟詠的艱苦的創作實踐。他曾多次談到作詩的“苦用心”。在一些題畫詩裏也常說：“更覺良工心獨苦”（《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意匠慘淡經營中”（《丹青引》），其中也槪括有他詩歌創作的深刻體會。杜甫就是在刻苦鑽硏、琢磨並繼承前人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的。

杜甫吸取了樂府歌辭的表現手法，但不沿用古題，不拘泥于古調，而是根據現實題材，另立新題，自由抒寫，創作了許多反映重大社會問題的詩篇。元稹所謂“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樂府古題序》），即道出了杜甫詩歌這方面的開創意義。像《兵車行》、《麗人行》、《佳人》、《前出塞》、《後出塞》、《哀王孫》、《哀江頭》、《悲陳陶》、《悲青坂》、《塞蘆子》、《留花門》以及“三吏”、“三别”等等，都是這類名篇。在描寫方法上，他採取了樂府歌辭樸實的敍述、精細的雕琢的手法，但又有所創造，把樂府歌辭的意境提到新的高度。如《麗人行》中寫楊氏諸姨的豔冶意態和華麗衣著：“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匀。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葉垂鬢唇。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又如《佳人》中寫喪亂中被遺棄的貴族婦女的落寞景象：“侍婢賣珠回，牽羅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其中有敍述，有對話，維妙維肖，入情入理，完全是樂府歌辭的意境。但對人物的形態、心理描寫的精確細膩，却遠遠超過了樂府歌辭。

樂府歌辭本來是以敍事爲主，是一種敍事詩。但杜甫這類新體樂府，在敍事中却有強烈的抒情性。他不把自己的思想觀點明白地說出，而是融化在客觀的具體描寫中，通過強烈的抒情表露出來。正像恩格斯所說：“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别把它指點出來。”（《致敏娜·考茨基》）。這是杜甫敍事詩最鮮明的現實主義特徵。《兵車行》寫的是士兵出征時的氣氛，父母、妻子送别時的情景，全是飽含激情的敍述，最後則說“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以強烈的抒情作結，流露了對擴邊戰爭的深惡痛絶。《哀江頭》開頭寫曲江的冷落、荒涼，接着回憶了楊貴妃生前的事，之後以“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的抒情警語作結，顯示了對這一沉痛的歷史教訓的深切感受。《新安吏》在敍述抓兵的過程之後，把握住征人和母親生離死别的一刹那情景，發出“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的申訴，表現了對被抓士兵的深切同情。至于《新婚别》、《垂老别》、《無家别》、《前出塞》和《後出塞》等詩，作者都是以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份出現的，因此其敍事和抒情結合得更緊密。在敍述中就包藴着熾烈的感情、鮮明的態度，使全詩凝成滾動着熱情的完整形象，增強了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這是杜甫的創造，也是以後其他寫新樂府的詩人所不能企及的。

杜甫不但吸取了樂府歌辭的表現手法，而且吸取了許多古代和當代優秀詩人的藝術成就。他曾追慕宋玉的“文彩”，低徊于其“江山故宅”（《詠懷古跡》），贊賞庾信的“凌雲健筆”（《戲爲六絶句》）和“清新”的風格（《春日憶李白》）。他稱譽孟浩然的詩：“清詩句句盡堪傳”和王維的詩：“最傳秀句寰區滿”（《解悶十二首》）。他頌揚王、楊、盧、駱的詩爲“江河萬古流”（《戲爲六絶句》）。對李白的詩，他更爲傾倒：“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他對他以前的詩人在遣詞造句上的功夫的稱讚，同時也就是他在表現方法上對前人的學習和繼承。他曾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戲爲六絶句》），把古今鑄造清詞麗句的詩人引爲同調。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詩歌的語言尤其要求精煉。杜甫在詩歌語言上是下過苦功的。“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就是說爲了出語驚人，他拚却了自己的生命。他要求“賦詩新句穩”（《長吟》），這“穩”字，即指詩歌語言的準確、警闢，能把情、景極恰當地表達出來。他經常在自己的詩中錘鍊一些字句，這些字句在全詩中至關重要，起畫龍點睛的作用，即陸機《文賦》所謂“一篇之警策”。漢中王李瑀即喜愛杜甫詩中的“警策”，韋濟也經常稱讚杜甫詩歌的“佳句新”。杜甫也以此來評張九齡的詩：“自我一家則，未闕隻字警”（《故右僕射相國曲江張公九齡》）。這種情况如他的《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入”字和“嫩”字相關聯，“歸”字和“新”字相關聯，用一“入”字和“歸”字，便寫出了初開的桃花和新生的柳葉。又如《旅夜書懷》云：“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用一“垂”字，則顯示出夜晚平野的廣闊，用一“湧”字，便表現出月色如水和大江的宏偉。這種警策字句爲後世論詩者所豔稱，而在杜詩中則觸目皆是，不勝枚舉。其作用不但使詩歌的意境逼真、生動，而且增強了詩歌的藝術生命力。

和用心遣詞造句緊密聯繫的是，杜甫也很講究音律。他說：“遣詞必中律”（《橋陵詩三十韻》），“覓句新知律”（《又示宗武》），“晚節漸于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等。杜甫的詩歌創作，要求做到“毫髮無遺憾”（《敬贈鄭諫議十韻》），可見他對詩律重視的程度了。他作了很多律詩，從這些律詩看，他駕馭詩律的熟練，可謂得心應手。音律對他的思想不但不起束縛作用，而反有助于文思的表達，並更有激蕩人心的作用。“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敬贈鄭諫議十韻》），這自然是對朋友詩歌的稱贊，其中也包含着自己創作律詩的體會在。杜甫重視詩律，却不死板地遵守詩律，他有時根據抒發自己真實感情的需要而衝破常格，創作一些拗體律詩。這種拗體詩的音節更加鏗鏘頓挫，適合于激烈的情感的表達。杜甫創作了大量的動人心弦的五律、七律，以及可以見出一個人的學力和藝術修養的排律，後來的詩人步武杜甫所作的排律，很多有餖飣、堆砌等形式主義的傾向，杜甫却能使工整的形式不傷害豐富生動的内容，這是文學史上其他詩人不能比擬的，是他對我國古代珍貴文學遺産的重大貢獻。

杜甫創作的律詩都是抒情詩。這些抒情詩和其他詩人的抒情詩鮮明的不同點，在于他不僅抒發個人悲歡際遇之情，更重要的是抒發那個時代之情、人民之情。他的抒情詩中不少是直接指責時事，表現現實生活的，也有很多是寫登臨、紀游、送别贈友的。那些直接指責時事的作品不必說了，即使這些登臨、紀游、送友贈别之作，也都抒發了他對時代的憂慮和對人民的同情，對自然景物的描寫，也往往爲了抒發憂國憂民之情。如在《閣夜》中他藉寫“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霄。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摇。”那種悲涼的景色，來抒發對“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的悲憤。又如在《登岳陽樓》中他藉寫“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吴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那種磅礴的氣象，來表現“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的憂傷。再如《登樓》、《登高》等詩都包含着熾熱的感情，其撼動人心的地方，不僅是因爲詩人晚年那種“艱難”“潦倒”的遭遇，更重要的是因爲他槪括了“萬方多難”、“萬里悲秋”的時代的苦難。這種描寫方法，是杜甫所慣用的，是他的抒情詩的一大特色。

作爲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杜甫從對現實世界深刻的觀察和感受出發，以准確、精細的描寫，創造生動、真實的形象來發揮詩歌的藝術效能，無論是對景物還是對人事的描寫，都是如此。他筆下的景物，如“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秦州雜詩二十首》），如“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閬山歌》），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二首》），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後遊》）等等，都能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境界，逼真地描寫出自然景物的形態。他筆下的人物，如寫自己和家人離亂後重見面時的驚疑心理：“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羌村三首》）；如寫他在夢中見到李白徬徨失意的情態：“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夢李白二首》）；如寫農夫留客時粗爽率真的舉動：“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等等，都能燭幽索隱，把人物的精神狀態“毫髮無遺憾”地勾勒出來。杜甫的藝術表現力是卓越的，他把多方面的現實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的描寫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了豐富多彩的藝術形象。這方面是很少詩人能和他比肩的。

杜甫是真正的藝術巨匠，他在現實主義詩歌的思想、藝術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和李白都是唐代詩歌發展的高峯，都是盛唐文化之花所結的碩果。對他們的評價，韓愈講得比較公平：“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調張籍》）李白、杜甫詩歌的燦爛光輝是永不衰息的！

爲了現出杜甫詩歌和他那個時代的關係，爲了真正現出他詩歌的社會生活史的價值，我們按年代編注了這部選集。編年的根據是四川省文史硏究館編的《杜甫年譜》，個别篇章我們認爲編年不恰當，作了調整。

在編選時，我們主要是選取足以代表杜甫思想和藝術的傑作，對一些形象雖不很豐腴但具有積極意義的詩也有重點地選入，對那些藝術表現上具有特色而内容並不出色的詩，也斟酌選入了若干。同時照顧到不同時期的各種體裁和風格，以求盡量現出杜甫詩歌的豐富多彩的面貌。

在注釋方面，每一首都注明寫作年代、主要内容或某些藝術特點等。對詞語盡量註明語源和典故出處，并着重對與詩歌有關的史實的注釋，以闡明詩歌的思想内容。前人的注釋和評論也有選擇地採用。

杜甫詩集的版本很多，注釋也很分歧，我們主要是根據仇兆鰲《杜少陵集詳注》、蔡夢弼《草堂詩箋》、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王嗣奭《杜臆》、錢謙益《杜詩箋註》、黄生《杜詩說》、浦起龍《讀杜心解》、楊倫《杜詩鏡詮》等，同時參考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其他各家注本，比較後取其合理者。對原作的各本異文則斟酌去取，擇善而從，不做更多的考訂。建國以來出版的關於硏究杜甫的專著、資料、選註等不下數十種，都給了我們的工作以很多啓發，特此向這些著作者和專家們致謝！

杜甫的文、賦爲數不多，較之他的詩歌，相形遜色。這是因爲他的精力都注入了詩歌，文、賦不足以代表他。因此，這個選集没有選録他的文、賦。

我們的編選工作是從六十年代初開始的。由于教學工作比較多，只能在工作之餘一首一首地進行注釋，興之所至，筆墨加之，没有一定的計劃。十年浩刧中，深居簡出，經常以讀杜詩作爲精神寄託，因此這項工作就進行得快了一些。一九七六年粉碎了“四人幫”，我國革命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大好形勢的鼓舞下，我們把舊稿子整理了一下，從中選録了三百餘篇，成爲目前這個樣子。原稿承王汝弼先生仔細審閲一過，提了許多寶貴意見。古籍出版社的編者同志進行了認真的審定，也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對此，我們都衷心地感謝！

如今這本選集終于完成了，由于我們水平的限制，其中會有不少缺點和錯誤，誠懇地歡迎專家、讀者們的批評、指正！

一九八一年六月於北京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