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与佛发生关系者固多，而不发生关系者亦能成诗人，且为大诗人。
东汉、魏、六朝人多信禅；诗人不在佛教禅宗之内者，数人，乃大诗人。
首推陶渊明。
陶不受外来思想影响。人皆赏其冲淡，而陶之精神实不在冲淡，自冲淡学陶者多貌似而神非。
陶诗第一能担荷。其表现：
一是躬耕（力耕）：凡有生者皆须求生，人亦然，故陶诗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而佛但坐菩提树下冥想，盖印度物产丰富，不费力即可得食。若乃严寒不毛之地，但坐冥想，非冻死即饿死。
二是固穷：躬耕不足则固穷。孔子曰：“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躬耕乃求饱暖，而人力已尽天命不来之时，亦惟甘之而已。
“躬耕”是积极担荷，“固穷”是消极担荷，与后之诗酒流连的诗人不同，乃儒家思想，非佛家思想。
陶诗第二能解脱。
陶又颇有解脱思想，对人生之苦担荷，对生死之苦解脱，然亦非佛家思想，而为中国老庄思想。（此乃勉强说。后之道家皆失老庄原意，尤其与庄子不合。）有生必有死乃天理，好生而恶死为人情。求长生乃贪——但有贪生恶死之人情，而无必生必死之天理。陶则不求长生，看破生死。陶公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三首·神释》）大化者，天地间并无“常”，佛所谓“常”乃出世法，世法则无所不变。佛说有成必有坏，不必假人力摧残而自然变化，此所谓大化，如水之流，前波非后波。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庄子说“物化”，“化”有两种解释，一为由有到无，一为由新而旧或由旧而新。故陶曰“应尽便须尽”，即所谓时至即行。此解脱决非佛家，顶多是老庄。
至于唐，大诗人中不受佛教影响者：
一为太白。
太白号为仙才，近于道家，又与陶之老庄不同。李所近乃汉方士之道，老庄是哲理，秦汉方士则有“服食求神仙”（“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之道。太白之乌烟瘴气，忽而九天，忽而九渊，纵横开阖变化，恰如道家之腾云驾雾。或谓出于《离骚》，非也。盖《离骚》之开合变化有中心，“吾将上下而求索”，乃为求索而上下，非为上下而求索，乃有所追求，故有中心。李则为上下而上下，非有所求，不过好玩而已，无中心目的，故不免令学道者讥之为玩物丧志。治学切不可有好玩思想，因如此则不易有进步。太白不但风格近于方士神仙家，诗中亦常谈到方士神仙；虽亦有时谈及佛家，乃因受别人影响，非真谈禅、懂禅。
二为工部。
杜工部不懂禅，亦不爱禅，乃人，非仙非佛。而其诗中亦有时谈到蒙教（印度佛教），也不过偶尔谈及而已，盖亦受当时一般思想影响，亦如今之言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然。
杜不但非佛，乃老小孩儿，说喜就喜，说悲就悲，真而且真，纯而且纯，乃地地道道活人。庄子有所谓“真人”，指得道之人，吾今所谓真人乃真正的人。世人多不免做作，老杜则不然，“处世无奇但率真”。（“传家有道惟存厚”，“厚”，乃损己利人。）为真人需有勇气，不怕碰钉子。老杜当面骂人，可爱亦在此处，绝不受禅宗影响。
三为退之。
韩退之绝不信佛，可自《原道》《谏迎佛骨表》看出。而韩信道，与孔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不同。韩谓延生可求，食硫黄而死。（韩服食硫黄死比老杜饫死可靠。）退之虽为有心人，但“客气”不除，“清明之气”不生。“客气”即佛所谓“无明”，“清明之气”即孟子所谓“平旦之气”（《孟子·告子上》）。谓韩为近道，而其诗又有“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记梦》），可见韩并不一定近道，而自食硫黄一点看又似近道。
一个人随波逐流固然不可，而成见太深则不能容受外来意见，截长补短。韩即病在成见太深，有时强不知以为知，故谓其“客气”不除。
其后不受佛教与禅宗影响者，两宋有：
欧阳修。
欧与退之颇近。退之以孟子自命，“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韩在唐亦欲正人心，息邪说；欧则颇以退之自命，亦辟佛。
在诗史上，欧阳氏与宋诗的成立关系甚深，盖当时欧阳地位甚高，登高一呼，易成一种运动、一种风气。任何一种文学的改变皆如此。欧阳修当时亦欲倡诗之革新运动，于是有苏、黄辈出。然而不管其自命不凡，而以客观眼光观之，欧诗上既不能比唐，下又不能比苏、黄，反而是其词了不得，吾人对其诗可存而不论。
之后不受佛教禅宗影响之大诗人甚少，而词家中则甚多。然词又多无中心思想，见鸡说鸡，见狗说狗。其有中心思想而又未受佛教禅宗影响者则有：
辛弃疾。
辛词甚好，诗不甚佳。今列入者乃就诗之广义言之，散文尚可称诗，况韵文之词？胡适之先生以为宋之词即宋人之新诗，则辛稼轩自可归入六大诗人之内。
辛既不成佛作祖，亦不腾云驾雾，与老杜皆为真人、活人的生活，想人所想。且别人入世仅为思想之入世，辛则入世有其成绩在、事业在。治兵、理财、政治，说办就办，皆有成绩可考。这一点比老杜高。老杜虽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然此乃说说而已。老杜有时尚有“无明”、“客气”；辛则不然，干什么是什么，颇近于陶公。陶公亲为田园生活，后之田园诗人乃立于客观地位，欣赏歌咏，并不为田园中一员。陶则自己实行，必真实行始为真的入世。稼轩乃真实行者。可惜陶未曾当权，不知其办政事能否亦确切实行。
稼轩词对陶公诗再三赞美。后之称陶诗者甚多，白乐天效陶，苏东坡和陶，皆不能得陶公精神。辛虽非田园诗人，而其词中对陶公之赞美，非人云亦云。辛之看陶盖另有看法，精神上有相通处，即真正入世精神。辛有词曰“岁岁有黄菊，千载一东篱”（《水调歌头》），可见其佩服陶公。
辛不信佛，有词谑佛。如：“不饮便康强，佛寿须千百。八十馀年入涅槃，且进杯中物。”（《卜算子》）又如：“人沉下土，我上天难。”（《柳梢青》）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正辛此二句词之意。佛出世非圣人之意。
辛虽非纯粹儒家，而其入世之思想出于儒家，绝非佛道。
陶渊明、李太白、杜工部、韩退之、欧阳修、辛弃疾，六人中陶乃晋人，不在唐宋诗人之内，欧阳修且不足论，所馀四人各人有各人风格，作风不同，而万殊归于一本，吾人欲求其共同点，则是——开合变化。
就一篇作品言之曰开合变化，此自非单纯而为复杂；就其全集而论则产量丰富。这就是他们不与禅、佛发生关系之最大证明、最大效果。盖入禅愈深则产量、变化愈少，故王、孟、韦、柳作品皆少。佛乃万殊归于一本，是“反约”，故易成为单纯。而“反约”亦有其优点，虽不能变化丰富而易有精美作品；变化丰富则易有壮美作品，有海立云垂气象，风雷俱出，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王、孟、韦、柳集中无此种表现，其作品偏于优美。如孟浩然之“微云淡河汉”，王维之“高馆落疏桐”（《奉寄韦太守陟》），“反约”功夫太深，故缺少壮美。
可本此语研究此数家诗，看其是否与之相合。再看自己性情功夫，选择学诗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