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导读
《人物志》全书，上卷侧重理论研究，旨在为人才的辨析及任免建立理论基础，所以，基于它的学术背景，先从形而上角度，大谈元一、阴阳、五行等哲学概念，继而落实在经验领域，分析偏才各种偏颇的方式，由此而初步为不同人才（实质是只涉及偏才）定其分位，配置岗位，最后，再把人才设定在辩论环境中，通过观察其互动时所展现的能力、心态、才情等，以判断其高低。
中卷以此为基，由理论研究过渡到应用研究，即用更多的篇幅，来探讨及分析职场上人才的表现，因此会有考察他们在一任一免时心理质素变化的“利害”篇，人才之间互相观察与评鉴的“接识”篇，就人才各有特色的行事风格来品第人物的“八观”篇，以及彻头彻尾的个案研究的“英雄”篇。 这份名单就已把中卷里五篇的后四篇囊括在内，那么，中卷的首篇，亦即刻下此篇呢？
本章既紧贴上卷又下开中卷，因此肩负了由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过渡的重任，所以上承上卷对人才与岗位的讨论，但又必须为此进一步寻找理论支持，于是本章前部分便着手处理人才与其能力之间的关系，所谓“能出于才”、“才不同量，能各有异”，表达的就是才为源为本、能为流为末的观点，本章名为“材能”篇，其义在此。否则，若无此篇的过渡，关系确立不清，便很难在理论上说明为什么要以某类某类的原则，来把人才与岗位配合起来。
刘劭基于其“先天人才决定论”，断言人的能力是建基于其才分，而才分则由天赋决定，后天的努力如教育等，不会增之一分或减之一分。准此，当一个人的才分被准确鉴定之后，就可委以适当的岗位，以使能方者方，能圆者圆，人尽其才，各任其能。上卷四章对人才既已有初步的分析，本章便承其余绪，指出哪个岗位需要哪种能力，而哪种能力需要哪种才分，文中所谓“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本章提出八种能力，以对应八个岗位，又描述每个岗位的特定功能，同样可以以表列之：
此处所列岗位有分中央官员及地方首长，是与首句提出的疑问有关。当时似乎有一流行观点，此观点可分析成两部分：
（1） 才能有分大小；
（2）“能大而不能小”。
即是说，人物是依才能的大小而分，并且具大才的人，既能任职于高位（或中央），又能任职于低位（或地方）。相反，只具小才者，恐怕只永远属低级干部之流。请注意，此处的“人物”，依全章上下文判断，应仅指“偏才”，而非“通才”，两者确是有高下之分的。
正如我在全书导读已指出，对于刘劭而言，人是不应以有才无才而分，要分，就要看其才能的特质，而不是有与无之别。一个人若“才位”相配，则如鱼得水，表现卓然有成，否则不提也罢。同一道理，本章的立场认为人才无大小之差，各有优势，只有岗位与他的性格才能特质等等相匹配与否的问题，文中“才能既殊，任政亦异”说的就是此意。就有如文中所用之喻，牛鼎虽能既烹牛又烹鸡，但却有是否物尽其用的问题。于物，说的是“物尽其用”；于人，就是“人尽其才”了。所谓“尽”，其实与我在前面第四章“材理”篇首段的“赏析”里所提到的“工具理性”，是一脉相承的。
本章后段，由人臣之能跳跃至人君之能，虽略觉突兀，台湾学者杜保瑞甚至认为“思想有点乱跳，不是所论不合理，而是主题跳跃”，不无道理。然则，所论“不是……不合理”之处何在？本章大部分篇幅，花在讨论才能与职位的匹配上，背后的理念其实仍是强调偏才之“偏”，亦即是全书的焦点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提及“通才” （事实上，全书多次提及兼才、通才），此处所谓“跳”，目的似乎有三：一则借以突显偏才之偏，以为警诫。其次亦可借以高悬理想，使人努力以赴，虽说刘劭本身的天赋决定论限制了偏才可转化为通才，但理想之高悬，正可鞭策偏才，使其既不会自傲，复可使偏才在其领域内尽善尽美。若从全书结构看，还有第三目的，就是下开“英雄”篇，亦即对人君者的个案研究。
或曰[1]：﹃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2]。﹄愚以为此非名也[3]。夫能之为言，已定之称。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谓能大而不能小，其语出于性有宽急。性有宽急，故宜有大小。宽弘之人，宜为郡国[4]，使下得施其功[5]，而总成其事。急小之人[6]，宜理百里[7]，使事办于己。然则郡之与县，异体之大小者也[8]。以实理宽急论辩之，则当言大小异宜，不当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鸡之与牛，亦异体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犊，则岂不能烹鸡乎？故能治大郡，则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论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
[1] 或：有的人。
[2] 函：包含，容纳。
[3] 名：形容。《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朱熹《集注》：“言物之高大，莫有过于天者，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故其德之广远，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
[4] 为：治理。郡国：郡与国，二者是同级地方行政单位。秦行郡县制度，汉承秦制，同时又分封同姓诸国。国分封诸王、侯，封王之国称王国，封侯之国称侯国。南北朝仍沿郡、国并置之制，至隋始废国存郡。此处郡国指郡级行政单位。
[5] 使下得施其功：使用下属让他们发挥才干。
[6] 急小之人：性情急躁气度狭小的人。
[7] 百里：指一县。
[8] 异体之大小：物体大小的差异。
译文
有人说：“人才能任高级职务不能任低级职务，就像煮牛的鼎不能用来烹鸡一样。”我认为这个形容是不对的。才能成为一个词，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术语。怎么能有可以担任高级职务的人才不能担任低级职务呢？凡是人们所说的能担任高级职务不能担任低级职务，是从性情有宽缓有急狭的意义上说的。性情有宽缓有急狭，所以其任职应该有高有低。宽缓的人，适合于治理郡国，这样的人能够使用下属让他们发挥才干，而自己总揽全局完成郡国长官的职责。性情急躁气度狭小的人，适合于治理一个县，使各种事物都由自己亲自完成。然而一个郡和一个县，只是区域的大小不同而已。从实际治理与性情宽急关系的角度去论说，则应当说适宜治理地方大小的差别，不应当说能治理大地方不能治理小地方。至于鸡和牛的关系，也是物体大小的区别，所以鼎也应该有大有小。如果鼎能够用来煮牛，那么难道不能用来煮鸡吗？所以能够治理大郡的人，也能够治理小郡。因此也可以推而论之，人才各有其适宜担当的职位，不能只用大小高低去概括。
赏析与点评
在本章首节中，刘劭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才等次的论证，就此论证而言，我们可以问三个问题：
（1）此论证关于什么？
（2）为什么要提出此论证？
（3）此论证是否有效？
第一个问题，即“此论证关于什么”，从上下文来看，刘劭明显是要驳斥“能干大事则不能干小事”的观点，“不能”的意思不算清楚，刘劭亦没有明确界定。从上下文推断，“不能”似乎是指管理事务的匮乏，亦即缺少了管理事务的能力的意思。此类“事务”与“大事”“小事”相关，从下文谈郡与县的对比来看，“大事”“小事”应指管理一郡之事与管理一县之事。郡与县俱是地方政府，分别只是层级的不同。但细观下文，将能力与职位匹配时，所匹配的有中央官职，有地方官职，因此，所谓的郡与县，毋宁应指中央与地方的差别。所以“能干大事”应指能够管理中央事务，引申为能够管理中央事务的能力；同理，“能干小事”应指能够管理地方事务，引申为能够管理地方事务的能力。
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要提出此论证”，答案不难看出，因为“能干大事则不能干小事”的观点与本书一贯的主张相冲突。与刘劭同时的人中，有人认为能够管理中央事务的能力，不能用在管理地方事务。此观点背后预设了人才“在本质上”以高低而分，而忽略了人才的潜质要待有恰当的职位与之相配才得以实现的观点，亦即“在本质上”，人才的鉴别不以高低为准则，而是以“才-位”相配为绳墨，文中“人材各有所宜”就是指此。因此，刘劭为要突显他本身对“人才”与“人才的任免”不同于俗的洞见，所以必须对该观点提出批判。
至于论证是否有效，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来说，刘劭的推论的确出现“概念混淆”的谬误，今人不必为古人讳，但亦不应轻易诬之。古人的论述，甚少具严格的论证意识，这并不是当时学术界的共同要求。所以今人看古人，重点不在验证其推论是否有效，而当在于聆听其陈述，仔细衡断其启发性，吸取其理论的养分，以滋育眼下要解决的问题。
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有自任之能[1]；有立法使人从之之能；有消息辨护之能[2]；有德教师人之能[3]；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4]；有司察纠摘之能[5]；有权奇之能[6]；有威猛之能。
[1] 自任：自我修养洁身自好。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修己洁身，总御百官。”
[2] 消息：变化。此指在变化中周旋自如。辨护：治理修护。此指用智谋权术治理修护政事及制度。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智意辨护，周旋得节。”
[3] 师人：让人效法。
[4] 行事：出使之事。使人：使节。谴让：谴责，责备。
[5] 司察：督察。刘昺注：“督察是非，无不区别。”纠摘：检举揭发。
[6] 权奇：用奇谋妙计建立功业。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务以奇计，成事立功。”
译文
人才各有不同，才能也各有其异。有的人才有自我修养洁身自好的才能；有的人才有建立法律制度使人服从的才能；有的人才有在变化中周旋自如，用智谋权术治理修护政事的才能；有的人才有以德教人让人效法的才能；有的人才有充任使节对别国进行谴责的才能；有的人才有督察是非检举揭发的才能；有的人才有用奇谋妙计建功立业的才能；有的人才有勇猛刚毅震慑敌国的才能。
赏析与点评
此节内容直接，重点在指出人物的才质不同，其能力就会有相应的差别。又反映了作者关于天赋的“先天决定论”，亦即人物的能力形态先天地由他的天赋才质所决定。
“自任之能”的人，由于属先知先觉，不待指派而后工作的人，所以得以名列首位。
“立法之人”次之，可见刘劭心中制度规范对大至一国，小至一机构都十分重要。
“有消息辨护之能”的人，负责信息的发布，在工作环境中亦至关紧要。
“有德教师人之能”的人，在道德信用的领域里，为一众同工起示范作用，使一国或一个机构能取信于人。
“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的人，做的是调解冲突之事，可以说是工作环境里的润滑剂。
不过，即使有前两者在，树大有枯枝，一个组织始终有人会犯错，此时“有司察纠摘之能”的人就可大派用场。
国家的建立，或一个机构之所以组成，其实是要为相关的群众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有权奇之能”的人就正是可贵的人才，不可或缺。
最后，“有威猛之能”的人之于一个国家，其重要性不必待言，若放之于非国家形态的组织里，例如公司、机构等，其角色类似于走在市场前线的推销员，在其他芸芸的竞争对手中，使所属公司脱颖而出，其功在此。
夫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是故自任之能，清节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为国则矫直之政[1]。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2]。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公正之政。计策之能，术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三孤之任，为国则变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佐，为国则谐合之政[3]。行事之能，谴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佐，为国则督责之政。权奇之能，伎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空之任，为国则艺事之政[4]。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师氏之佐，为国则刻削之政[5]。威猛之能，豪杰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将帅之任，为国则严厉之政。
[1] 矫直：矫正弯曲使之变直。此指矫正邪僻，使归正直。
[2] 治家：本书“流业第三”中有“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的句子。这里的“治家”，也有“司寇之任”。可见这里的“治家”应为“法家”。
[3] 谐合：和谐，和睦。
[4] 艺事：技艺。《尚书·胤征》：“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孔安国传：“百工各执其所治技艺以谏。”
[5] 刻削：苛刻严酷。
译文
人的能力出自于才智，才智又有大小的不同。人的才能既然有大小的不同，其所承担的国家的政事也有所差异。所以具备修身自好能力的人，是清节家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冢宰，治理国家则实行矫正邪僻提倡正直的政治。具有建立法律制度使人遵守法律能力的人，是法家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司寇，治理国家则会实行公正无私的政治。具有谋划奇计妙策能力的人，是术家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三孤，治理国家则会实行灵活顺势的政治。具有通晓人情事理才能的人，是智意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冢宰的副手，治理国家则会实行和谐融洽的政治。具有使节才能的人，是谴让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司寇的副手，治理国家则会实行督察问责的政治。具有奇思妙想能力的人，是伎俩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司空，治理国家则会实行推崇技艺的政治。具有监察检举能力的人，是臧否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师氏副手，治理国家则会实行苛刻严酷的政治。具备威武勇猛能力的人，是豪杰之才。所以他在朝廷，则会担任将帅，治理国家则会实行严肃厉害的政治。
赏析与点评
承上节，本节进一步以“才-位”的配对来发挥他的“先天决定论”，所以他说“能力”虽然出自“才分”，但两者相同处，都是由先天决定。既然不同人物先天地被赋予了不同才分，而才分又主宰了他们的能力，因此基于量才授官的原则，各人该有不同的职位岗位，不得逾越。
值得注意的是，刘劭根据他的观察，认为相同的人才，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表现呈现一系统性的差别，原因下一节分析。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1]。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2]。又国有俗化[3]，民有剧易[4]，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5]。辨护之政宜于治烦[6]，以之治易[7]，则无易。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矫抗之政[8]，宜于治侈，以之治弊[9]，则残[10]。谐和之政宜于治新，以之治旧，则虚[11]。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12]。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13]。故量能授官[14]，不可不审也[15]。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于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材之隽也。
[1] 以一味协五味：官员各司其职，合力获得治国成就。刘昺解释这句话时说：“盐人调盐，醋人调醋，则五味成矣。譬梓里治材，土官治墙，则厦屋成。”
[2] 以无味和五味：国君用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调动百官的能动性。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水以无味，故五味得其和。犹君体平淡，则百官施其用。”
[3] 俗化：习俗教化。
[4] 剧易：激烈平和。
[5] 迂：不合时宜，不切实际。
[6] 烦：烦乱。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事皆辨护，烦乱乃理。”
[7] 易：安定，平安。
[8] 矫抗：与众违异，以示高尚。三国魏嵇康《卜疑集》：“尊严其容，高自矫抗。”
[9] 弊：弊病。此指民俗之弊。
[10] 残：此指百姓受到残害。
[11] 虚：虚假不实。
[12] 暴：此指暴政残害百姓。
[13] 劳而下困：徒劳无功使百姓困苦不堪。
[14] 量能授官：根据才能授予官位。
[15] 审：慎重。
译文
大凡偏才的人，全都是只有一种特长。所以偏才在一个具体职位上能够发挥其长处，而放在治理国家的重任上则会显出其短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偏才在一个具体职位上，会和其他的人合力获得治国的成就。而治理国家的重任，则要求用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调动百官的能动性。再有，一个国家中有习俗影响和教育感化的不同，有百姓激烈和平和的不同，而人才有各种能力的不同，所以用他们执政就会有得有失。所以实行用王道教化政治的人适合统理国家大政，用他们治理小事，就是不合时宜，不切实际。实行用智谋权术治理修护政治的人适合治理纷乱，让他们治理安定局面，则会失去安定。实行权术谋略政治的人适合治理危难局面，让他们治理常态局面，则不会出现奇迹。实行与众不同政治的人适合治理奢侈，让他们治理民俗的弊端，则会使百姓受到摧残。实行谐和政治的人适合治理新创立的局面，让他们治理旧局面，则会造成虚假不实。实行公正苛刻政治的人适合纠察奸佞狡诈，让他们治理边境地区，就会造成百姓逃亡。实行威慑刚猛政治的人适合讨伐叛乱，让他们治理善良的百姓，就会对百姓残暴不仁。实行推崇技艺政治的人适合治理富足的地区，让他们治理贫瘠的地区，则会徒劳无功使百姓困苦不堪。所以应当根据才能授官，对此不可不谨慎行事。具有以上种种才能的人，都是偏才。有的人能说不能做，有的人能做不能说。至于兼备多种才能的国家栋梁之才，能言能行，所以是众多人才中的杰出人物。
赏析与点评
上节提到，人才在中央任职与在地方担当行政首长，在能力表现上呈现系统性的差别。究其原因，或者说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本章所论以致全书所谈的人物都是偏才之故。但笼统地归之于“偏”，未免有失精准，所以刘劭在此节作了较仔细的分析。概言之，他提出了偏才往往要面对两个先天的困局，这使得他们在不同层次的工作岗位中总会有所偏失，并且其偏失总会以一特定形态出现，这也就是我以“系统性”三字来概括其分析的用意。
偏才的第一个先天困局在于他必须与人协调合作，才能完成事务。偏才之所以为“偏”，就是因为他欠缺周全的能力，这其实就是偏才非通才的最佳注脚。既然不“通”，而人类世界又变动不居，他以一偏之能，何以能解决全局之难？因此，在中央政府只任一职，不管或高或低，他只须谨守岗位并与人协调便成，其他事务自有他人去办。但一旦成为地方长官，情况就大大不同。难题与地方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其规模可能有别，但难题之所以为难题，在于其结构，而不在规模。所以若要一个偏才总览全局，那就好比要一个望远镜一口气地呈现全幅景观出来，三个字：“不可能”。
第二个先天困局与任何人类社会都出现的一个特质有关，所说的就是“多元性”。依定义，人类社会必定由超过一个成员组成。不错，在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论述中，常见有鲁宾孙式的社会，亦即只由一名成员构成的社会。但这种说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操作（methodological operation），用定义方式规约了（stipulate）“社会”此一概念，从而使得某种讨论得以进行。但现实中，社会永远由一大群人组成，而人的利益与兴趣，各如其面，无一相同，这就使社会注定成为多元。要一个只会在自己专业里取得满分的偏才，处理由无限多的专门所组成的社会并由之而生的多元问题，也是三个字：“不可能”。
本节用了不少例子说明上述道理，如实行威慑刚猛政治的人适合讨伐叛乱，若在中央政府只肩负此职，他必绰绰有余。但若任命他到地方政府里总理善良的百姓，就会对百姓残暴不仁。刘劭所举例子很多，不过其核心主张，来来去去就是我所指出的两个先天困局。
人君之能[1]，异于此。故臣以自任为能[2]，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3]，君以能听为能[4]。臣以能行为能[5]，君以能赏罚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众材也[6]。
[1] 人君之能：指任用群才的君主，怀有不偏不倚的中庸平淡之心，发挥各种人才的能力。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平淡无为，以任众能。”
[2] 自任：用自己的能力去建功立业，取得官爵。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竭力致功，以取爵位。”
[3] 臣以能言为能：臣子以能介绍自己的才能为长处。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各言其能，而受其官。”
[4] 君以能听为能：君主以能听臣下之言观臣下之行为长处。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听言观行，而授其官。”
[5] 臣以能行为能：臣子以能实践自己所说为长处。
[6] 君：统辖，主宰。
译文
君主的能力，与上述所说不同。所以臣子以用自己的能力去建功立业为长处，君主以任用贤才发挥他们的能力为长处。臣子以能介绍自己的才能为长处，君主以能听臣下之言观臣下之行为长处。臣子以能实践自己所说为长处，君主以能对人才功过进行赏罚为长处。臣子与君主的长处不同，所以君主能统辖驾驭众多的人才。
赏析与点评
我在本篇导读里，提到有学者认为本节与全文稍有脱节，亦即由对偏才的“才-位”匹配问题，跳到君臣之别，略见突兀。我大抵同意，但其实也不尽然。刘劭既然在以上四节，分析了偏才以其偏而能成就其功业，但成也其偏、败也其偏，偏才先天地注定了有其系统性的失误，而此失误正因为其有所偏颇，那么，刘劭在全章结尾时，以君之周全对比以至突显偏才之偏，也算顺理成章。简单而言，君臣之别在于前者具大局意识，后者则只在经营方寸间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