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屏东合作金库突然发现一位职员，在一年左右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挪用公款达四千万之多，引起各界对银行作业内部管制不够周密的怀疑。跟几位朋友闲聊，就聊到当年的当铺票号组织虽然古老些，可是管理节制方面，有条不紊，确有其独到之处呢！
依据典籍上记载，唐代初年就有所谓典当业了，再看宋元明历朝的私人笔记，以及诗词歌曲都有关于典当故事和吟咏，足以证明自唐以降，典当业就成为社会上一种用物品来抵押借贷而不可缺少的一种正当行业了。
典当业大致分为典、当、质、押四类，是按资本多寡、利率厚薄、时期长短而划分的，典当业自然是以典的规模最大，当次之，质押更次之。
我们拿清朝来说吧，在政府还没设立官银号金融机构之前，无论是朝廷库收、地方的税赋，以及各种协饷杂项收入，有些省份规定可以存放在典里生息。可是利息比一般民间利息为低，只有七八厘，最多不得超过一分，有些贫瘠省份最高利息还有不到一分的，这对生意人来说，是最稳妥可靠、利润又厚的生意了。不过这并不是每一家都有资格承做，必先经过当地官署审查合格，发给“公典”凭执才能正式承受官家存放款项，在一开始只有典才有资格当公典，一般当铺是不准承办这项业务的。早先典当之分就在于此。
到了康熙末年，凡是幅员广阔、人口稠密、财源充沛的省份，因为库款富足，如果报奉户部核准，也可加以通融，拨一部分库款，存放指定的当铺里，当铺则按八厘以下生息，最高不得超过八厘，这种当铺名之为“朝廷税典”。清朝当时全国共分为十八行省，差不多每一省份都有几家公典。至于供一般市民通有无的质押那就更多啦！可是最奇怪的，是辇毂之下皇皇帝都，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当铺，所谓公典反而极为罕见，就是质或押也是南多于北，南方各省质押随处可见，越往北来质押就越少啦。
据典当业中人说：“顺治时代，北京还是‘公典’，后来自从当铺可以存汇库款，各省解库大宗款项，一到北京，就立即径解户部缴纳。公典因为开支大、利润薄，在做生意方面反而竞争不过当铺，逐渐归于淘汰。倒是华中、华南各省，在北伐之前的上海租界里，典、当、质、押，四者俱全。尤其抗战时期，所谓沪西歹土赌窟林立，质铺小押大行其道，赌赢立刻取赎，赌输多半死当。直到抗战胜利，典固然没有了，质押也无形消灭，就剩下当铺硕果仅存了。”
笔者当年有位教珠算的班长保老师，当铺出身，不但两只手能同时打算盘，而且运指如飞，打完之后只要两把算盘数字相同，根本就不用复盘了。他说：“当票上写的字，龙翔凤舞，这也属于典当行一种特殊技巧，绝不是胡涂乱抹而是有结构有笔法的，凡是吃当铺饭的同行，一瞧便知，外行人就是草圣复生，也认不出写的是天书还是鬼画符。一个学徒能练得正式开当票，还得心性灵巧，最少也要一年多以上才能开当票呢！有人说当铺里朝奉都是徽州人，其实也不尽然，例如嘉庆初年和珅抄家，他出资在北京通县所开的当铺十二家，以及他家人刘全的八家当铺，其中就有若干家没有徽州朝奉。不过在江浙一带的典当，都要请一两位徽州朝奉来掌眼，负责鉴定珠宝珍玩字画皮货等的价值真假倒不差。所以后来大家都误会典当里必定有徽州人主持的说法。”
另外班老师给我们讲过一段典当历史，是向所未闻。他说：“在学生意的时候，听老前辈谈说，前朝的当铺，跟县衙门后墙都是相连的。当铺墙高壁厚不说，就是迎门窗棂门楣，也都粗厚坚固，尤其门外加上一道寸半见方漆的木栅栏，变成当铺特有的标志，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当铺。表面上说是防范偷盗抢劫，其实也有防范当铺里执事人等溜走逃亡的因素在内，因为彼时当铺里的人，都是监狱里的囚犯。凡是跟当铺打过交道的人，总觉得当铺的柜台特别高，心里想着去当是去求人，所以当铺要显出是高高在上，其实完全猜错了。因为他们都是牢里囚犯，脚上都铐着脚镣，让人瞧见难以为情，同时也防着他们逃脱。再则就是进当铺的都是有急用的人，总想物品价值当得越多越好，当铺想法恰恰相反，怕死当不赎，尽量压低价码。双方时常会因为当价高当价低，发生口角冲突，柜台做得高不可攀，就可以减少若干不必要的纠缠了。”班老师所说的话，照事实印证，的确合情合理，不过从书刊查证，一直没查出所以然来，只好留以待考吧。
北平各大当铺，还有所谓信当的办法。清朝素来就有穷京官之说，因为京官清苦，十之八九都是宦囊不裕的。一到过年过节，或遇上喜庆丧葬大事，一时筹措不及，可以弄一两只大皮箱，里头就是塞点破烂不值钱的东西也没关系，锁好加封。当铺里如果知道这位大老爷根底明白是信用可靠的，当个千儿八百两都不成问题，可是到期必定取赎，否则砂锅砟蒜变成一锤子买卖，下回您再打算信当，那就免开尊口吧。
清朝在乾隆年间当铺已经相当发达，当时北京城里当铺有六七百家之多，掌朝大臣鄂尔泰曾一再上疏谏言，为了稳定钱价（币值），官府应当提拨一部分银两，充作资金，跟当铺合作。因为当铺组织严密信用可靠，发本放债，无虞亏折。后来凡是由内务府经管的皇室款项，也陆续存放典当生息。经户部收的佃租房租，各税关罚赔银两，各王公大臣获罪罚俸，犯罪官吏抄没家产变价款项，上行下效，甚至于各级官署的经费饷银，也都慢慢改成存典生息，视为当然。事实上在没有票号之前，典当业在当时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金融机构了。笔者幼年时只听说某家当铺被聚众持械掳掠，叫做抢当铺，很少听说哪家当铺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呢。
谈完当铺该谈谈票号了，票号因为他主要业务是汇兑，所以称之汇票庄，又因为票号最初是山西人创办的，而票号十之八九都是山西人经营的，所以又叫山西票庄。
从前金融界称之为财神的梁士诒说过，中国什么时候有的票号，说者不一。现在虽然无案可稽，可是依据金融界老前辈传说，自从闯王李自成囊括剽窃所得金银珍宝，从北京狼狈西窜，藏在山西康家，后来因官中搜捕甚亟，他又流窜到九宫山，穷困交迫自缢而死，那批财富就悉数落到康氏手中了。
康家骤然之间变成上亿的巨富，于是操奇计赢，由华北而华中华南，他的买卖越做越兴旺，不几年，遍及全国各大都市。那些关系企业为了彼此支援，相互调度头寸便利起见，在山西太原城设立一家总票号，总绾财权。由于资金雄厚，运用灵活，一般商号，没法子跟他家抗衡，当然大赚其钱。本利相权，把营业地区，逐渐伸张到长江上下游，进而珠江、闽江流域，财势声势更趋壮大。山西一般殷商富豪群起效尤，到了后来，几乎全国各大乡镇都有山西人经营的票号了。
最早的票号是集中山西祁县、平遥、太谷三县的，大家都称之为“山西帮”，又叫三大帮。票号汇兑业务，虽然几乎被山西帮所垄断，可是久而久之，就有安徽合肥的李经楚设立了源顺润、义善源两家票号，云南昆明巨富李湛阳成立天顺祥票号，跟山西帮抗衡。徽李滇李两家在同治光绪年间鼎盛时期，全国各大商埠也都各设有分号达二三十处之多呢。
另外又有人说，康家的票号主要的业务是为自己关系企业周转融通，不能算是一家正式票号。第一家正式票号是乾隆元年蔚盛长绸缎庄东家开的蔚泰厚，也有人认为蔚泰厚业务范围、组织结构，还是蔚盛长绸缎庄外柜形态，也算不上正式票号。到了嘉庆年间，日升昌颜料号开的日升昌票号虽然两家字号相同，可是财务独立，业务也是两不相侔，才是第一家正式票号呢。后来大德通茶庄、存义公布店、三阳木厂、乾盛永粮行，都认为票号容易发旺，货币商品可以彼此流通，相辅相成，除了本身业务外，都用自己匾牌增设票庄。大德通、存义公到了民国初年索性把自己的老本行茶叶庄布店收歇，一心一意经营起票号来，一直到卢沟桥事变前，大德通在钱庄业还是响当当的字号呢。
依据《中国财经沿革史》记述：“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的英国人佛尔曼，日本经济学权威平生三郎在他们调查中国金融报告里都说过，中国的票号，不但内部组织严明，采用内外相互牵扯制度，跟欧洲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方式，无形中大致吻合。尤其在信用方面，颇令人惊诧，不管是多大款额，不管商品钱盘，有多大起落，说话算数（上海商场所谓‘闲话一句’），从无拖赖情形发生。比起欧西国家，遇事必须立约签字以为凭信的做法，足证他们在商场上的信用，是令人十分信赖的了。
“谈到营业拓展，当年合盛元在日本神户、长崎、大阪、东西两京都有分号；蔚泰厚专做西北各省汇兑；大盛州、北安利除了做外人生意以外，库伦、克什米尔甚至印度的旁遮普都有他家分号；大德恒专事向南开拓，除了华南一带之外，远及老挝、越南、暹罗等国；大德玉是专做东北和俄罗斯生意的。”
照以上这段记载，可见当年票号规模、组织、信誉是非常受人信赖的。再看那些家票号营业范围，在那个时候，交通艰阻，能够披荆斩棘，悉力拓展到国际贸易，他们的精神毅力，实在不能不令人佩服了。笔者同窗好友任相杓是当年大德通票号的少东家，据他所知，山西票号三五人合资经营的占多数，独资经营的全国不超过二三十家。总之不管独资合资，一律是无限责任，股份有的一万白银一股，也有五千、三千、一千一股的。每年底作一次年结，满三年算一次大账，赔赚按股匀摊，统称银股。每家票号另有人力股，又叫身股，是奖励勤奋得力有功执事的。三年分大账，人力股都是优先分配，这跟现在倡导一般企业施行员工入股制度，又暗暗吻合。不过票号钱庄在若干年前，早行之有素啦。
山西票号用人，只限于山西同乡，有的用人范围缩小到同县，甚至仅用同一家族。票号都是采用学徒制，学徒都是知根知底的十来岁的小孩，只要略通写算就成。照规矩三年零一节才算满师，要是聪明有为才堪造就，虽然没满师不能开工钱，只给购置衣履、日常零用，为了鼓励他上进，可能先给几厘身股，积了三年算大账按股分红，买卖越发达，利润就越厚，身股也跟着往上加，过不了几年，也可以衣锦还乡，盖房子置地了。
营业鼎盛自然要扩大范围，各处设立分号，新开分号掌柜的人选，必须首先考虑要派总号得力的伙友出任（除非实在没人愿去，才能外聘）。分号掌柜的，既然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到外地去主持业务，当然更为可靠，可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无论是谁一律不准携带家眷。表面上是说把家眷留在当地，总号得就近照应，其实彼此心照不宣，谁也不敢耍花枪起黑票（拐款潜逃的意思），否则全家老小就是最好的人质。分号掌柜的在外，一切开销一律由柜上支应，就是个人开支，也都从柜上支销。每月薪资则由总号径送家中，在外三年任满，回到总号一交大账，如果账目清楚，营运得法，东家除了盛筵款待犒劳庆功之外，立刻增给人力股，可以说是衣锦荣归，回家去老小团聚，可以舒舒服服过上一段清闲的生活，然后再行调优，或是回任。照这样小心翼翼，做个二十来年，自己也就可以开庄立号挑起牌匾当东家了。
假如不幸在任上身故，他的身股盈利，只要票号存在一天，股息红利照送不误，遗族子弟如是应对便给，举动有度，能写能算有出息的好孩子，也可以入号工作。
这一套严谨务实的管理办法，只要能跻身票号，只要自己操持严谨，不出纰漏，职业既得保障，生活又能安定，甚至于这一生都不用为衣食再奔走担忧，就是死后还能荫及妻孥。在当年淳朴的社会里，谁能不兢兢业业把这只金饭碗捧得牢牢的，死心塌地黾勉奉公呢？
孔庸之先生是山西太谷人，他的上代就是经营票号卓著声誉的，他对票号有两句评语是：“不督而动，不稽而检。”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对票号鞭辟入里的评赞。
从清代乾嘉到庚子拳匪变乱之前，可以说是票号黄金时代，全国南北票号多达四十余家，山西票号就占了半数。其所以这样发达，不外当时交通尚未流畅，现金搬运困难，各省协饷都要解往京都，海外贸易日趋频繁，各项牙税征金的收解，还有各省摊派的限额外债，全归各大号划分区域，承揽包做，还能不皆大欢喜，家家发财吗？
可是好景不长，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举国扰攘，人心浮动，武汉三镇立刻变为金融中枢，各票商的总号在运用调度上发生了周转滞涩现象，而各地分号有的清理账目暂停营业。这一停滞不要紧，立刻影响及于全局，这时候银行兴起，放款有明文规定，凭实物抵押，任何人都可以向银行借贷，与票号论关系讲情面的做法，迥不相同。银行存款分活期与定期、零存整付种种方法，尽量便利顾客。跟票号的老八板旧规矩，利息只给两三厘，甚或不计息，两相比较，自然票号生意做不过银行啦。加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放款方面，一下走眼，血本无归。银行存款方面利润优厚，一切手续照章办理，心明眼亮当然信誉日增，自自然然票号就被淘汰了。胜利之后全国各省已经不见一家票号了，连硕果仅存萧振瀛经营的大同票号也因时势所趋，改为大同银行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