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
我国桥梁之种类就今日已知者，依其外观及结构性质，可别为三类，曰：“梁式之桥”，曰：“拱桥”，曰：“绳桥”。
梁式之桥
“梁式之桥”在国内最为普通，其发达之期似亦较早。唯秦以前典籍谓“桥”为“梁”，或“徒杠”，无桥之称。据《说文》：“梁，水桥也。徒，步行也。杠，横木也。”疑其始架木水上，横亘如梁，若今乡曲之独木桥，仅供步行之用，故有是名（图版1［甲］）。后世之桥种类虽繁，然除“拱桥”、“绳桥”二种外，要皆自此简单之木梁发达而成。逮《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初作河桥”，乃“桥”字见于记载之始。惜原文简略，不审其为“徒杠”？抑其宽度足以济车马，如《孟子》所云之“舆梁”？以《说文》“桥，水梁也”释之，似其结构方法亦属于“梁式之桥”。
图版1［甲］ 浙江溪口桥
如前所述，“梁式之桥”，其出发点较为简单。然后世人文演进，桥之需要益繁。每以材料之异同，与河身广狭深浅，不一其度，致桥之式样随宜变化，日臻复杂。其种类可得论举者，大体可区为六种。
（一）木桥
“梁式之桥”最初殆为木构。但木梁之长为材料强度所支配，不能过大。故河面宽者势必增加桥之间数，以补其缺点。各间之间在未用石墩以前，殆结舟为“浮梁”，或立柱为架，以承受梁之两端，使各间之梁衔接为一。除“浮梁”另于下节叙述外，桥柱之种类，因构材不同，又有木柱、石柱二种之别。以结构演进之顺序言，桥之用木柱者，施工集料较为简便，其发生时期亦应较早。其次乃并用木、石二种之柱；然后始有纯粹之石柱桥。故疑《史记·苏秦传》所述“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乃指木柱之桥言也。自是以后，文献所载，历代相沿，至于近世，犹未全废。如《唐三典》谓“天下……木柱之梁三，皆渭水：便桥，中渭桥，东渭桥”；及《旧唐书》、《新唐书》李昭德传：“利涉桥岁为洛水冲注，常劳治葺；昭德创意，累石代柱。”与《西安府志》载“广济桥，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知县王九皋重建。造木桥长亘里许，为百空，高三丈余，阔二丈”，皆其最著者。桥之两侧，饰勾栏者最为普通。或更施榱栋，覆以亭或桥屋，形如阁道，往往见于宋、元人画中（图版1［乙］）。亦有桥上设商廛，如南宋杭州丰乐桥，建楼其上，为朝士会饮之地。流风所被，遂至“飞桥”、“拱桥”、“绳桥”等，亦类有桥屋，不能不谓为木桥之影响也。惟现存实物属此式者，多以木、石混合为之，其纯粹用木柱、木梁而兼有桥屋者，为数较少矣。
图版1［乙］ 故宫藏宋李嵩《水殿纳凉图》
（二）石桥
“梁式之桥”以石缔构者，自石梁以下部分，有石柱与石墩二种不同之方式。石柱之制，见《关中记》：“秦渭桥……北首，叠石水中，谓之石柱桥”；及《唐六典》：“天下……石柱之桥四，雒则天津、永济、中桥，灞则灞桥”。疑其式样，系模仿木柱之桥，故称石柱，而不云石墩。今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前之“鱼沼飞梁”桥，即属此式。石墩之法，据《尔雅·释宫》：“石杠谓之徛”。郭璞注曰：“聚石水中以为步渡，彴也”。邢昺疏引《广雅》，谓：“彴，步桥也”。似其初山溪小涧，布石水中，以为步渡，尚无石梁之设。今其法犹往往见于四川各处，殆即“彴”之遗制。而雅州雅江桥（图版2［甲］），盛鹅卵石于篾篓中以代墩，其性质位于彴与石墩之间，足为石墩发达过程中之参考。至于石墩之使用，《水经注·穀水条》载洛阳建春门石桥铭文：“阳嘉四年（公元135年）乙酉壬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所云“敦”，是否即“墩”之误植，无由辩证。其正式见于记载者，当以《元和志》：“洛阳天津桥建于隋大业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更令石工累方石为脚”为最先。其后武后时，李昭德重修洛阳利涉桥，亦累石代柱，复锐其前以分水势，遂开今日“分水金刚墙”之先河。而宋太祖建隆间（公元960—962年），向拱治西京天津桥，甃巨石为脚，以铁鼓络石纵缝，太祖至降诏褒美，具见《宋史·河渠志》。唯铁鼓之法，前乎此者，曾见于隋李春所建赵县大石桥，似非创于向拱。但是桥无墩，其用于桥墩，或自拱始，未可知也。故李、向二氏，于桥墩结构法之改善，厥功颇伟，不愧为岿然巨匠。自此以后，石墩之法，遍用于“梁式之桥”与“拱桥”，而石柱用者渐稀，几什不一睹矣。
图版2［甲］ 四川雅州雅江桥（自鲍希曼《中国风景》转载）
柱与墩上架石梁之法，自汉、晋以来亦已盛行。如《初学记》载：“汉作灞桥，以石为梁”；与《水经注·穀水条》：“洛阳建春门石梁，治石工密”，其例不遑枚数。今此式之桥因结构简单，随处皆可发现（图版2［乙］）。其最巨者，当推宋蔡襄所建之泉州洛阳桥（图版3［甲］），长三百六十余丈，为国内首屈一指。石梁之上更施桥屋者，应属于木、石混合一类，另于下节述之。
图版2［乙］ 四川汉州桥
图版3［甲］ 福建泉州洛阳桥
（三）木、石混合桥
前节所述，秦、汉之际，已有石柱、石梁之桥，在我国桥梁史中，不可不谓为划期之进展。然石桥结构比较繁重，物力、人工俱难期其普及，于是随事实要求，又产生木、石混合之桥。其最先见于纪录者，为一桥之内混用木、石二种之柱。如《关中记》载：“渭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梁。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冯翊立之。桥之北首垒石水中，谓之石柱桥。董卓入关焚此桥。”足征桥之石柱仅限于北首一处，其余梁、柱仍为木构，故有董卓之焚。今四川灌县之竹索桥，即混用木柱与石墩于一桥之内。其次则为石梁之上加木构之桥屋，如汉之灞桥以石为梁，见前述《初学记》。而《汉书·王莽传》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灞桥焚，自东往西，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莽恶之，更名长存桥。则此石构桥身之上，必更有木造之结构或桥屋，故焚烧尽一昼夜，史籍以灾称也。然此式之桥，除适用、美观及经济诸点外，亦有利用桥屋重量，以抵抗洪涛之冲击者。如《闽部疏》谓：“闽中桥梁甲天下，虽山坳细涧，皆以巨石梁之，上施榱栋，都极壮丽。初谓山间木石易办，已乃知非得已，盖闽水怒而善奔，故以数十重重木压之”，即其一例。他若易普通石柱为石轴式之柱，其上架木梁，铺板，筑土，覆石，便车马往来者，则有本文所述之普济、灞、浐、丰四桥。而川、黔、湘、闽诸省，多于山溪绝涧，结石为墩，施托木数层，架木梁其上（图版3［乙］），颇类下述之飞桥。或更于木梁上构筑桥屋，宛如古之阁道，为状甚美。而简单者，如颐和园之荇桥，仅覆亭其上（图版4［甲］）。其余因地因材，随宜演变，式样极多，在各种梁桥中，其支裔当推为最众矣。
图版3［乙］ 湖南醴陵县桥
图版4［甲］ 北京颐和园荇桥
（四）铁柱桥
木、铁混合之桥，属于“梁式之桥”者甚鲜。有之，则惟江西浮梁县之铁柱桥一例。据《浮梁县志》，桥在浮梁东五十里臧湾。宋时，里人臧洪范铁柱十二，架木为桥，至宋末毁于兵燹。为此式惟一之记载。
（五）浮桥
桥之结构，遇河面过宽，及河身过深，或河流涨落不定者，非寻常木、石之柱架与石墩所能济事，遂有“浮桥”之产生。据《诗经·大雅》：“亲迎于渭，造梁于舟”；及《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针奔晋，造舟于河”；知周礼已有其法。唯“浮桥”之构造，秦、汉以前者，无由追索。自汉以后，据文献所载，大都联舟铺板，以舟代柱或墩，故亦称为“浮航”，或“浮桁”。又复系舟于缆，防为洪流所冲荡（图版4［乙］），如《晋书·五行志》：“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六月，京师大水……朱雀大航缆断，三艘流入大江”，为缆之记载最早者。缆之制，据《元和志》：“天津桥在河南县北四里，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初造，以铁锁维舟，钩连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及唐开元间（公元713—741年）重建之蒲津桥，与明正德间（公元1506—1521年）重修桂林永济桥等，皆用铁索为之。亦有用竹索或草缆者，见张仲素《河桥竹索赋》，及《宋史》谢德权传：“咸阳浮桥坏，转运使宋大初命德权规划，乃筑土实岸，聚石为仓，用河中铁牛之制，缆以竹索”；与《皇朝舆地通考》所述甘肃狄道州永宁桥“明初……造舟十二，维以铁缆、草缆各二”，是已。其铁牛一物系用以镇缆，或以石鳖，或以铁锚，其制不一。而桥与岸之间再以筏与板联之。建柱水中固以楗筏，随水涨落，使与两岸低昂相续。水面广者，又于中流建中济石。两岸复立木柱、铁柱、铁牛、铁山、石囷、石狮、石浮图之属以系缆，更以石堤护之。如《晋书·成都王颖传》：“造浮桥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系桥，名曰：石鳖。”《水经注》卷五·河水条：“赵建武中，造浮桥于津（延津）上，采石为中济石。”唐张说《蒲津桥赞》：“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锻为连锁，熔为伏牛，锁以持航，牛以系缆。”唐仲友《修中津桥记》：“为桥二十有五节，旁翼以栏，载以五十舟，舟置一锭。桥不及岸十五寻，为六筏，维以柱二十，固以楗筏，随潮与桥岸低昂，续以板四，锻铁为四锁以固桥。纽竹为缆，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维舟，其八以挟桥，其四以为水备，其二十有六以系筏，系锁以石囷四，系缆以石狮十有一，石浮图二。”包裕《永济桥记》：“造舟五十，铸铁柱四，各长丈八尺，埋峙岸浒，半入地中，铸铁缆二，各长百丈余，横亘舟上，索舟于缆，索缆于柱，镇铁锚于水以固舟，甃石块于堤以固岸。”及《图书集成》蒲州河桥条：“唐开元十二年铸八牛，东、西岸各四牛，以铁人策之，其牛并铁柱入地丈余，前后铁柱三十六，铁山四，夹两岸以维浮梁。”其例甚多，不能毕举。大抵古代之桥，河面宽者木柱、石墩之术俱穷，故浮桥之数量颇众，其记载亦丰。自汉以来，重要之桥每于两端树桓表，设津吏司启闭、察奸宄。而唐代浮桥巨者，类以国工修之。若《旧唐书·职官志》谓：“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则蒲津、大阳、河阳，雒则孝义”是也。后世虽易舟为石墩，而墩之形状，锐前杀后，似脱胎于舟。甚至如闽省之桥，其墩缕琢往往若舟式（图版5［甲］），其未能忘情旧习，尤为明证。
图版4［乙］ 广西桂林漓江浮桥
图版5［甲］ 福建漳州桥
（六）飞桥
飞桥之结构不用柱及墩，而自两岸施挑梁层叠相次。至中，以横梁及板联为一体。挑梁之配列有两种。一为水平形，即前述木、石混合桥之托木（图版3［乙］），置于桥墩上者，其出跳不能过长，故仅用于桥之开间小者。一为斜列状，外端稍高，其性质在挑梁与斜撑之间，宜于开间较大之桥。本文所谓“飞桥”，大都属于后者。据《沙州记》：“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一百五十岁，两岸垒石作其陛，节节相次，大木纵横更镇压，两边俱来，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又《秦州记》：“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义熙中（公元405—418年），乞佛于河上作飞桥，桥高五十丈，三年乃成。”知南北朝时，“飞桥”已盛行于西北一带。其后宋仁宗明道中（公元1032—1033年），夏竦知青州，用牢城废卒言，仿其法为桥。庆历间，陈希亮复效其制，建之宿州。见《渑水燕谈录》：“青州城四面皆山，中贯洋水，限为二城。先时跨水植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暴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会得牢城废卒，有巧思，叠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至今五十余年不坏。庆历中，陈希亮守宿，以汴桥坏，率常损官舟，害人命，乃法青州所作飞桥，至今汾、汴皆飞桥，为往来之利，俗曰：虹桥。”其事又见《宋史·陈希亮传》：“希亮知宿州，州跨汴为梁，水与桥争，常坏舟，希亮始作飞桥无柱，以便往来，诏赐缣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为飞桥。”今豫、皖一带，是否尚存其法，虽属不明。而甘肃、青海及西康、云南一带，犹沿用之。图版5［乙］所示西康之飞桥，两岸垒石为脚，以大木纵横相压，几如《沙州志》所述，最足珍异。图版6［甲］，亦复类似，唯开间稍小。图版6［乙］与图版7［甲］，皆施桥屋其上，又树枋楔于桥两端；或以斜撑补挑梁载重力之不足；似均受内地木桥之影响也。
图版5［乙］ 西康木里土司桥
图版6［甲］ 青海西宁县扎麻隆附近桥
图版6［乙］ 甘青道中享堂桥
图版7［甲］ 云南墨江桥
拱桥
我国“拱桥”之产生，文献与实物俱无佐证，是否受外来影响，今尚不明。据《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条：“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涧有石梁，即旅人桥。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题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十一月初就功。”殆为“拱桥”最初之记载。惟近岁洛阳发见周末韩君墓，墓门有石拱，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一号《韩君墓发见略记》。而旅顺附近南山里与朝鲜乐浪诸汉墓之羡门，皆有圆拱。颇疑拱之用干桥梁，或更早于晋太康七里涧桥，未可知也。“拱桥”之构材，用石者最多，砖甓者次之。其种类依拱之形式，有五边形拱、圆拱、瓣拱、平拱、尖拱、椭圆形拱、抛物线拱数种。五边形者（图版7［乙］），似于石梁之下两端再加斜撑，遂成此状。其性质位于“梁式之桥”与“拱桥”二者之间，与宋式城门类似。疑为未有圆拱以前之构造法，而遗留于后日者。圆拱之桥国内较为普通，其最长者当推明代周忱所建苏州宝带桥（图版8［甲］，多至五十余瓮。惟实例所示，圆拱之下用分水金刚墙与否，殊不一律。北平官式建筑圆拱桥之做法，见中国营造学社刊行之《营造算法》第九章《桥座做法》。惜原文无图，不无难解，异日当另为一文，附图释于后，载入此刊，以供参考。此外苏、常一带之桥，有于圆拱下加反圆拱者，上下相联若管状，最为特别。而力学上之解释，亦极稳固。在国内桥梁中，可谓别开生面者矣。瓣拱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中之涌金桥，一般用者绝少。以北平门券结构推之，似瓣拱仅限于桥之表面，其内仍为普通圆券。弧拱桥系圆拱弧线之一部分。现存代表作品当推赵县之永济桥。桥为隋巨匠李春建，其开间之巨与年代古远，为国内现存诸桥冠，详见梁思成先生所著《赵县大石桥》一文，兹不复赘。抛物线拱之桥，见于山西。尖拱桥亦多存于北方（图版8［乙］），长江以南，用者较稀。椭圆形拱偶见于苏州（图版9［甲］），疑其导源于圆拱，非蓄意为之也。
图版7［乙］ 浙江五泄山桥
图版8［甲］ 江苏吴县宝带桥
图版8［乙］ 陕西三原县桥
图版9［甲］ 江苏苏州市某桥（自《civil engineering》转载）
拱桥之结构，有于拱之两侧或二拱之间，为节省材料与减轻桥之重量，另辟小拱一处或二处。实例曾见于赵县大石桥、小石桥，及浙江余杭之苕溪桥（图版9［乙］）。以已知之例证之，似其法未受西方之影响也。拱石之间络以铁鼓，使邻接之石，接合严密者，最为普通。但亦有于拱石上琢石榫，犬牙相衔，如江西庐山之栖贤寺桥。桥上两侧多护以栏楯。其建亭或桥屋，商廛其上（图版8［乙］、图版9［乙］、图版10［甲］），则同化于木桥之式样无疑也。
图版9［乙］ 浙江余杭县苕溪桥
图版10［甲］ 浙江仙霞关桥
绳桥
“绳桥”之制，大都因山溪深谷奔流急湍，不可立桥柱、桥墩者，乃悬长绠为渡，今犹盛用于陕、川、黔、滇及西康诸省。其简单者，以木筒贯藤索或竹索。人过则缚以筒，游索往来，相牵为渡（图版10［乙］）。次如四川灌县之竹索桥，立木架四座于溪间，更于中流累石墩一处，其开间大者约达二百尺。结巨索数行于架及墩上，悬桥于索，铺板其上，复利用两侧之索兼为栏楯（图版11［甲］）。此外记载结构法最详者，当推《图书集成》所载四川汶川县之铃绳桥：“其法用细竹为心，外裹以篾丝，长四十八丈，索用三股合为一股，一尺五寸为圆（嘉庆《大清一统志》，谓：绳围一尺五寸）板宽八尺，左、右各四绳木，挂为栏以翼之。挂底横木以扶底，底绳用一十四绳，上铺密板，可渡牛马。东、西两头各五十步，平立两大木柱为架，长可六丈，名将军柱，桥绳俱由架上铺过，使不下坠。东、西建层楼，楼之下各有立柱、转柱；立柱以系绳，转柱以绞绳。”盖竹索非铁可比，桥过长者必于两端立木架承之，再辅以立柱、转柱等，俱为旧时结构、施工不可缺遗之要素。亦有将两端之屋分为上、下二层者，下系竹索，上累巨石压之（图版11［乙］）。再次为铁索桥，冶铁索十余条或二三十条，悬于两山岩石间，用木绞使直，铺板其上，如西康之泸定（图版12［甲］），滇之元江（图版12［乙］），黔之盘江，皆为人所习知。盘江桥系明代朱家民建，其概略见田雯《黔书》：“冶铁为三十有六，长数百丈，贯两崖之石而悬之，覆以板……择材之巨者数百，排比之，卧于两涯水次，镇以巨石，柱以强干，层垒而加，参差以出，其本使固，及两木之末，不属者仅三十尺有四，则又选围可丈之木，交其上，而后行者可方轨联。”其余桥之小者，若无崖石可凭借，则夹岸叠石为驳岸，再建屋其上，以资镇压。而最小者，仅系铁索于石柱，或并栏楯无之（图版16［甲］）。桥上亦有覆桥屋如木桥形状，见赵翼所著之《粤滇杂记》，惟为数较少耳。
图版10［乙］ 四川绳桥
图版11［甲］ 四川灌县竹索桥
图版11［乙］ 某竹索桥两端之桥屋（自《civil engineering》转载）
图版12［甲］ 西康泸定桥
图版12［乙］ 云南元江桥
我国绳桥之起原今尚不明。据《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乌秅国条：“乌秅国王，治乌秅城。……其西则有县度……县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颜师古注：“县绳而度也。县，古‘悬’字耳。”据《洛阳伽蓝记》卷五宋云惠生使西域，“从钵卢国向乌场国，铁锁为桥，悬虚为渡”；及《水经注》卷一·河水条，“法显曰：度葱岭，已入北天竺……县过河，河两岸相去咸八十步……余征诸史传，即所谓罽宾之境……桥相引。……”故知两汉、南北朝时，此制已行于西域与印度之北部。在地理上，西域、天竺皆与我川、滇、康、藏诸地较为接近，虽不审为孰创孰因，然二者间，具有连带之关系，殆无疑义。
上述我国桥梁之分类，系就今日已知者言之，补苴正，尚有所待，决非短期内所能解决。此外桥之结构，因地理、气候、材料及其他条件之不同，往往有不宜于甲地，而转适于乙地者，其例亦复不少。如石柱之制，自桥墩发达后用者渐鲜。但我国旧式桥洞，开间较小，而墩之体积颇巨，致墩之附近，停留泥沙之机会亦多。待桥洞为泥沙淤积日高，宣泄不畅，一遇洪涛，则桥身首当其冲，未有不岌岌可危。以较石柱，所费工料既钜，而其功用复互有短长，不能一概而论。本文所述之灞、浐、丰三桥，即为适应上述要求而产生者也。
灞、浐、丰三桥，系以石柱代桥墩。柱圆形，每行六柱，中心相去约为直径一倍半。其空间足分洪涛冲击之力，而柱身以石轴四具叠累而成，施工采料，尤为简便。据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杨名飏《灞桥图说》，其制仿自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梁化凤所建西安西南四十里之普济桥（图版13）。梁氏陕西西安人，清初以军功跻身方镇，见《清史稿》本传及《碑传集》诸书。唯其建桥事迹为平生勋绩所掩，阙而未载。其后康熙中，陕抚贝和诺建灞桥，三载即圮。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陕抚明山复造石墩桥于灞上，为空三十有六，架木梁其上，五载后亦圮。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陕官民集议重修，而虑桥之易坏。时距梁氏修建普济桥已百有六十余载，其桥见在，因师其式，重建灞、浐二桥。《图说》称其：“石盘作底，石轴作柱，水不搏激，而沙不停留，至今巩固。”盖指柱小且圆，不阻水，不停沙言也。今案普济桥虽经后世修治，于一部分石轴柱之外侧，护以石墩，然灞、浐二桥，自建立迄今，已届百载，其桥洞未见淤塞，而轴柱亦无倾颓现象，则《图说》所云，似有所本。其事在桥墩发达以后，将及千载，竟不为常法所蔽，而另辟涂径自成一格。故为介绍于后，供留心我国旧式桥梁结构者之参考焉。
图版13 西安普济桥
二、灞桥
灞桥在西安东北二十里，跨灞水上。自汉以来，为潼关至西安驿路要津。桥之历史，据《初学记》、《汉书》、《元和志》、《雍录》、《长安志》、《西安府志》、《嘉庆一统志》及《灞桥图说》诸书所载，桥创于汉，以石为梁，其地点在今浐水入灞之北。至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桥灾，更名长存桥。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重修，复以石为之。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仍旧所为南、北二桥。南桥即今处，时人送别多于此，故亦名销魂桥。入宋后，桥倾圮，经韩缜重修。元时复经山东唐邑人刘彬修筑，为十五虹，长八十余步，阔二十四尺，中分三轨，旁翼两栏，筑堤五里，栽柳万株。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布政使余子俊增修。嗣沙壅东迁，遗址仅存。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巡抚贾汉复设舟渡，水落则济以木桥。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巡抚贝和诺捐俸造桥，甫三年即圮。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西安、同州、凤翔三郡士民输金请修复，经巡抚明山奏建石墩木桥，为水洞二十有四，旱洞十有二。越五载，桥复坏，仅存桥墩五座。于是巡抚文绶援前例，定冬、春搭浮桥，夏、秋设舟渡之法。惟秦岭开垦日久，已成童山。夏、秋之际，山洪暴发，沙逐水流，致河床淤积日高，而河面亦渐宽。自乾隆中叶至道光初，六十年间河面增宽五十余丈。当水涨时，搭盖浮桥，固属不易。水消后，又复舟楫莫通，行旅苦之。道光中叶，陕省官民倡议集资重作，经抚臣杨名飏奏准兴工，即现存灞桥是已。
桥工经始于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十月，至翌年七月落成，至今恰为百年周期。其结构详见《灞桥图说》一书。书包含告示、奏稿、部文、桥记、捐赀姓名、图式、修桥法则、童谣解八项，未分卷亦无撰者姓氏，以书中语意推之，似为杨名飏所编。内列图式十五幅，修桥法则十八条，述石轴柱桥之结构与施工法颇详，并旁及打桩、灰土堤诸事，可与江西文昌、万年二《桥志》媲美。第揆之现状，自梁木以上之拦土枋，及风板、栏干等，不与《图说》所载符会，疑其后桥面复经一度或数度之修治。兹摘要绍介于后：
（一）式样
桥之式样，《图说》谓以清康熙间梁化凤所建之普济桥为蓝本。惟普济狭隘仅容一轨，乃取其法扩而大之；于石轴柱上，架木梁，铺板，其上再筑灰土，覆以石板，便车马往来（图版14）。其结构性质，显然属于“梁式之桥”；而所用材料，则混用木、石二种。除上部无桥屋外，大体形式似仍胎息于旧式木柱桥。
图版14 陕西西安灞河桥
（二）桥之尺度
桥长一百三十四丈，分为六十七间（原书称“龙门”），砥柱四百有八。各间之面阔极不一律，有大至7米，小至4米余。疑建造当时，因材料长短不齐与施工方便，随宜决定者。桥面两侧翼以石栏，栏以内约宽7.5米，三轨并行，颇称宏敞，《图说》谓宽二丈八尺，殆包括栏干于内言也。桥之高度，《图说》谓凑高一丈六尺。今按现存桥柱，下部为沙所掩，仅露出石轴二层，其确定高度，尚待查考。若以露出部分推之，大体尚能符合。
（三）开挖引河
灞河宽度自增大后，水分南、北、中三路泛流，非总归于一处。故于打桩前，离桥东上游五里许，自南至北，斜筑堤一道。先淘深三四尺为基础，以稻草、沙土逐层筑起，成外坦内陡形状，计底宽一丈二尺，顶收八尺。龙口水势汹涌，用布袋数百，盛碎石于内沉下，乃易合口。再于堤外密布木桩，编柳条围护，引南隅之水北流。待南头工竣，再改堤引水南流。
（四）引桩
下引桩先用罗盘审定方向，以麻绳牵长一二丈，将罗盘对准。绳不宜过长，长则腰软不准。以柏木桩依绳钉下，每根离一丈，再由第一根挨次顺打。桩以杂木为之，约长六尺，用铁包头。离上端尺余，安横木一根，以便摇拔（图版15）。
图版15
（五）水平
下引桩后，待沙澄水定，刨去浮沙，以见水为平。量至引桩，锯一横线为记。安砌石轴下之碾盘，即以横线为准。
（六）刨槽
刨槽须先定各间之面阔，然后自桥头第一排碾盘中心，量至第二排碾盘中心，得中空若干尺，于各排碾盘中心，各钉一桩为记。每槽安石柱六根，宽度依桥面尺寸而定。其下碾盘直径四尺四寸，即于桩两侧，各刨宽二尺五寸，共宽五尺为一槽。槽深三尺，若水少沙干，加深更稳。
（七）梅花桩
打梅花桩以先打之中桩一根为准，再以木板开眼，作梅花桩式，套于中桩上，按眼插桩。就中迎水一根，凿眼通透，桩从眼中钉下，量碾盘之透眼，与迎水中线尺寸对准，免有参差。桩用粗直柏木，色白而绵，冬取者为佳。削去枝节，乘湿带皮用之，则不燥裂。心红而起层者为刺柏，不可用。桩之直径，自五寸至八寸。长一丈三尺。每一碾盘下，用桩十三根，如木板桩式所示（图版15）。内迎水一根，留高一尺，套入碾盘卯眼内，露出卯外。打桩时，以三脚架四具围摆，上搭枋板，立十六人，摔铁硪打之。硪以生铁铸成，径一尺二三寸，厚三寸，约重一百三十斤。周围列三十二孔，以生麻结辫十六条，每辫约长五尺，穿二孔，各以一人拉之。若土坚桩长，不易钉入，则先打引桩三四尺，拔起后，再插柏木桩。凡打桩，须时刻监察，非打破毛头，不准截锯。
（八）安砌碾盘
前述梅花桩打完后，须按水平锯齐。若稍有高下，则安砌碾盘，必不平正。碾盘（图版14、15）径四尺五寸，厚一尺，中心凿卯，径五寸，深五寸，内安铁柱，俾与上层石轴（原文又称辘轴）联络。又于离边五寸处，凿一透卯，径五寸，套迎水桩于内。施工时，先以厚木材铺路，用矮车运碾盘至槽口，将碾盘透卯对准，套迎水桩于内。再用墨线自两头中线拉直，使与碾盘中线一致。盘之底面与桩头，须挨次检验，若有空虚，用熟铁片垫塞，务使根根着实，稍有活动，便倾侧不能稳固矣。碾盘外侧，再靠盘钉护桩八根保护之。
（九）安砌石轴
石轴四层（图版14），各径三尺，高二尺；另于上、下二面，作雌雄卯，安铁柱于内，以资联络。即第一层石轴底面，凿铁柱卯眼一个，径三寸，深五寸；上面凿阴卯一个，径一尺，深寸半，卯内再凿铁柱卯眼一个，径三寸，深五寸（图版15）。待碾盘砌妥后，照前法以板铺路，用矮车运石轴至槽口，先以糯汁、牛血拌石灰锤融，约用石灰五十斤，填于碾盘中心卯眼内。次将盘心铁柱安入卯内。铁柱分上、下二层（图版15），上层径三寸，高五寸；下层径五寸，高五寸。然后用木棍将石轴四面撬起，对准上、下卯眼放下。如底有不平，用铁片垫塞，防其动摇。第二、第三两层石轴，俱于底面凿阳卯一个，径一尺，高寸半；阳卯中心，再凿铁柱卯眼一个，径三寸，深五寸。又于轴上面凿阴卯一个径一尺，深寸半；再凿铁柱卯眼一个，径三寸，深五寸（图版15）。安砌时，因位置渐高，须两边搭架，横头斜塔大木二根，以厚枋板从上而下，铺至地面，将石轴放倒，下用木棍，上用麻辫挂住，拉至架上放平。次于下层石轴之中心阴卯内，安装轴心铁柱（图版15），径三寸，高一尺；依前法，将石轴砌上。第四层石轴底面，凿阳卯，同前，唯上面因安放石梁，无阴卯，稍异（图版15）。
图版16［甲］ 陕西汉中留灞栈道铁索桥
图版16［乙］ 陕西西安灞桥
（十）石梁
前述每排石柱六根，俱用碾盘一层与石轴四层构成。石柱之上，再加石梁一层（图版14）。梁之宽、厚，均一尺二寸，共用石十四根。内四根长二尺七寸五分，分搭两头，计实砌于外侧石轴上者一尺五寸，挑出轴外者一尺二寸五分。每头俱系平砌两根（图版17［甲］），接缝适在石轴之中心。另于梁底凿暗卯，安直径三寸，长五寸之铁柱，期其稳固。此外中部石轴，共五空间，安砌四尺五寸长石梁十根，亦系两根并用。
图版17［甲］ 灞桥详部（其一）
（十一）托木
石梁上加托木十五根（图版14，17［甲］［乙］），木长七尺，厚八寸，宽一尺。在平面上，与石梁成九十度。先于石梁上，匀分槽口十五处，每处凿宽一尺，深一寸，将托木两头削圆，装于石梁上，以受木梁。
图版17［乙］ 灞桥详部（其二）
（十二）木梁
每洞横搭木梁十五根，各位于托木上（图版14）。梁径一尺二三寸，长准各间面阔。两头搭至石轴中心，以蚂蝗铁钉两头钩住，使连成一气。
（十三）枋板
木梁上铺枋板（图版14），与梁成九十度。板宽一尺，厚八寸，长七八尺不等，以四块联为一排，凑长等于桥宽为度。每枋一块，用暗闩二个，每个长五寸，宽三寸，厚一寸。每块接头处，嵌柏木银锭扣一个，横直相连，虽经重载往来，不至移动。
（十四）拦土枋及灰土
《图说》谓枋板上，两边横安拦土枋二层，均长七八尺，宽八寸，厚一尺。枋中间底下，俱用暗闩两个，上面接缝嵌银锭扣，桥外两边再用蚂蝗长钉，从梁木牵至拦土枋钉住，以防筑打灰土时，拦土枋向外挤出。枋之外侧，自飞檐石以下，满钉风板二层，每层高一尺，厚三寸，糊以桐油麻灰。枋以内满筑三合灰土，厚二尺。今按桥之现状，已易拦土枋为砖墙（图版14、17［甲］），高半公尺，不及《图说》所载之二尺；其外侧亦无风板存在（图17［甲］）；似木梁以下部分，已经近世改造矣。
（十五）路板石及檐石
筑灰土至拦土枋平，其上安路板石一层（图版14），石长三尺，厚五寸。在桥面两侧者，挑出桥边七寸作檐，上加拦墙石，压住一尺一寸，余一尺二寸，留内作路（图版14）。
（十六）拦墙石与栏杆
拦墙石二层：下层一尺一寸见方，上层一尺见方，具用糯米汁、牛血拌石灰嵌住，接缝加铁锭。据《图说》拦墙石与桥边齐，但现墙则向内缩进少许（图版14），当系后代所改。其上两边各排栏杆一百二十个，每个相离一丈一尺，高一尺五寸，方五寸，凿眼于拦墙石上，深入四寸，露明一尺一寸，用糯米汁、牛血拌石灰嵌定。旧雕鸟、兽、花、果不一其式，两头用犀、象各二个云。
（十七）灰土堤
桥之两端各树枋楔，建神祠、候馆、碑亭，又于两岸加筑土堤三百丈。堤高以二丈为率；内堤根刨槽五六尺，堤身露明一丈四五尺。仿黄河走马堤，外坦内陡。底宽二丈四尺，顶厚八尺，上、下均折一丈六尺。每堤一丈，打土三十二方，每方宽、厚皆一尺。里皮用灰土二步，每步计一尺，外皮灰土五步，填槽灰土二步，盖顶灰土四步；约堤一丈，打灰土十一方，素土二十一方。土工八锤八夯八硪，土近者每方不过银五六钱。石灰每方四百斤，十一方合用石灰四千四百斤。每堤一丈，高二丈，厚一丈二尺。因取土远近，买灰贵贱不等，约估工料银三十两。又堤过于当冲，必须于堤头上，离八九丈，另作水箭一道，逼溜向外。箭头宽一丈，尾宽五六丈，长十丈，亦用灰土包筑，与正堤同。按灰土堤之法，得之严如熤。如熤前守汉中时，见山河堰石堤，用海塘勾闩法，旋作旋冲，因筑灰土堤二百丈，堰堤内、外皆流水，历久不倾；又于沔城西南角冲当之处，打灰堤三百丈，迄今巩固云。
（十八）监修人员
灞桥及浐桥重修工程，系陕抚杨名飏董其事。参与谋度，相与咨诹者，有何煊、李义文、莫尔赓、程懋采、查延华、庆禄、孙兰枝诸人。监工督造，则为许保瑞、汪平均、陈斌、陈煦、黄谦受、倪柱等人。其余司出纳、稽核、捐输、采料、簿计及襄理工务诸员，具载道光十四年杨名飏《重建灞桥记》一文，兹不复赘。
（十九）工费
桥之经费，由长安、咸宁、咸阳、渭南、泾阳、三原、朝邑、大荔、郃阳、韩城、盩厔等县官绅士民，共捐集十二万四千六百余两，再加乾隆三十年修桥余存银四千余两，共十二万八千六百余两。除灞、浐二桥用工料银十万三千余两，尚存银二万五千余两，照旧例发商生息，按季汇解司库，供二桥岁修之用云。
三、浐桥
桥在灞桥西十里，跨浐水上。浐水亦源出秦岭，经峣山口，北流入灞。旧有桥，久冲没，病涉与灞桥同。清道光十三年，杨名飏重建灞桥后，复以余赀建浐桥。桥长四十二丈，区为二十间，砥柱一百有六，宽二丈三尺，高一丈五尺，两端建枋楔，式样做法，略如灞桥（图版18［甲］、［乙］，19［甲］）。其详部结构与灞桥异者，表出如次。
图版18［甲］ 浐桥侧面
图版18［乙］ 浐桥详部（其一）
（1）桥之宽度，较灞桥稍窄，故每间仅用石轴柱五根。石轴之高，最上层稍矮，非每层相等，与外侧饰龙首，俱与灞桥异。
（2）木梁之数，减为十三根。托木亦然。
（3）托木之断面，改方形。
（4）枋木大小不一律。其巨者嵌入木梁内，可于枋板外端见之。
（5）风板已凋落无存。栏土枋之位置，改用砖墙，当与现存灞桥同经后世改造者。
图版19［甲］ 浐桥详部（其二）
图版19［乙］ 丰桥侧面
四、丰桥
丰桥亦作沣桥，在西安东南三里，跨沣水上，故亦称三里桥。据《西安府志》及《嘉庆一统志》，桥创于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孝宗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知县赵琏重修，架木为之，高一丈五尺，阔二丈余。现存之桥，则为石轴柱式（图版19［乙］，20［甲］、［乙］），与灞、浐二桥类似，疑非赵琏之旧。但其建造年代，诸书略而未载，姑留以待考。
桥凡二十七间，每间列石轴柱六根，每二根相并，以铁箍系之，非前二桥所有。石轴之数，露出河床上者四个，其下不明。轴高超过本身之直径，与灞、浐二桥适相反，故其河床以上部分亦较高。石轴上并列枕木二根，非石制。再上施极短之托木，与木梁，各八根。其间隔颇稀，不如灞桥严密。风板间有脱落，犹存大部。其上栏杆系板筑之土垣，较简陋。两涯则以石轴累叠为驳岸，亦不常见。纵观此桥式样，大体虽与灞、浐二桥一致，而其详部结构方法，不如前二桥之坚固合理，疑其年代或亦稍晚。
图版20［甲］ 丰桥详部（其一）
图版20［乙］ 丰桥详部（其二）
［附记］本文灞、浐、丰三桥相片及灞桥实测图，系张昌华先生所作。又承陕西建设厅代摄普济桥相片，杨廷宝先生惠赠福建漳州桥相片，统此致谢。
（此文首次发表于1934年3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后经作者厘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