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代门殿制度，见于《礼记》、《周官》二书者，郑成康谓之：“三朝五门”。三朝者，一曰：外朝，用以决国之大政；二曰：治朝，王及群工治事之地；三曰：内朝，亦称路寝，图宗人嘉事之所也。五门之制，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又云毕门。后世皇帝，缘饰儒术，以为治体，其于宫室，每以周制为范。如隋文帝建新都，以承天门为大朝；太极、两仪二殿为常朝、日朝。唐营东内，建含元、宣政、紫宸三殿；下及宋之大庆、文德、紫宸；明之奉天、华盖、谨身；清之太和、中和、保和，靡不因袭相承，成为定则。然案天子、诸侯门殿，郑氏仅举其名，而配列方位，未予详释。此或疑以传疑，不可厚非。然郑注《秋官·小司寇》，谓外朝在雉门之外，其注朝士及《礼记》文王世子，又在路门之外，抵触若此，宜乎后儒诠经，胶执异同，纷纭千载，莫由裁决矣。且始皇兼并六国，仿写宫室，建之咸阳。其后萧何营长乐、未央，或因当时需要，折衷秦制，故其规模，与周制不同。如两汉宫殿与诸帝陵寝，咸以前殿为主体。前殿者，与后寝对立而言，未闻所谓三朝之法也。其时元会、即位、婚丧诸典，俱于前殿举行。殿之东厢，则为召见臣工[1]、岁旱祈雨[2]、白事[3]、待驾[4]，及太子视膳[5]之所。足征汉之前殿实兼大朝、常朝、日朝为一。应劭、孟康、干宝诸人，谓汉以丞相府为外朝，大司马、前后左右将军、侍中、常侍散骑为内朝[6]，乃儒生牵强事实，附会经说，非确论也。逮三国鼎立，魏都洛阳，明帝因汉南宫故址，营太极殿为大朝，又建东、西堂供朝谒、讲学之用。自是以后，迄于南北朝末期，兼为听政、颁令、简将、饯别、举哀、斋居之所。而二堂位于太极左右，南向成一横列，视后儒所释周之三朝，南北重叠鱼贯相属者，适得其反。故郑氏之说即使属实，而两汉、南北朝之际，其制中绝亦灼然如见矣。由是而言，周以来外庭配列之状，约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 周之三朝，依其功用，似各为独立之建筑，惟记载残缺，区布之状，须待今后考古发掘之证实。
第二期 两汉以前殿为大朝，东、西厢为常朝、日朝。
第三期 自曹魏迄陈，以太极殿为大朝，东、西堂为常朝，疑由汉之东、西厢演变而成。
第四期 隋、唐、宋、元、明、清之外庭，三殿重叠，号为周制复兴。然殿之用途，因时而异，不尽相同。
自来穷经之士，好言宫室名物，清代朴学昌明，其风尤甚。故著作流传，属于第一期者较多，第二期者次之，第三期之东、西堂，散见史籍中无虑数十处，顾乃无人措意及之。不但历史宫室至中古一段不能通会，即数百年文物制度与风俗习惯，沉霾埋没，亦无由裱曝于世。爰就涉猎所及，汇为此篇，倘亦留心史事者之一助欤。
二
东堂又称太极东堂，始见于曹魏之中叶。《三国志·魏志》卷四之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公元256年）注引《魏氏春秋》：“二月丙辰，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侍中荀觊，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遂言帝皇优劣之差”。又同卷甘露元年注，引傅畅晋诸公赞：“帝尝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斐秀、黄门侍郎钟会等，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名”。其事并见《通鉴辑览》卷二十九·魏主髦视学条，知其时讲宴固非一度。然《魏书》卷四载：“高贵乡公……至止车门下舆。左右曰：‘旧乘舆入’。公曰：‘吾被太后征，未知何为’。遂至太极东堂，见于太后。其日即位于太极前殿”。是于正元元年（公元254年）以前已有此堂，其非髦所建甚明。按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自邺入洛营建宫室；明帝青龙三年（公元235年）起太极、昭阳诸殿；见《魏志》文帝、明帝二纪。而文帝纪注著录尤详。其言曰：“臣松之案：诸书纪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郡臣，门曰：承明，陈思王诗：‘谒帝承明庐’是也。至明帝时，始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据此，太极前殿既建于明帝青龙间，而其后数载，帝崩。高贵乡公即位，复有东堂。则前殿与东堂俱为明帝所建，其事至为明显。惟说者以前殿、东堂皆冠以太极二字，疑堂为殿之一部，若汉东、西厢之状。然依下文所释，此二者实各为独立之建筑。因堂位于殿东，故云东堂。且言东堂，必有西堂与之对称，亦不难想象而得。然一时制度之厘革，必经若干时间之酝酿，而非贸然产生者。稽之载籍，东、西堂之制，在青龙以前实已隐肇其端。考汉建安末，曹操立魏宫室于邺，其事见左冲《魏都赋》：“造文昌之广殿，极栋宇之宏规。……左则中朝有赩，听政作寝。……于前则宣明、显阳、顺德、崇礼，重闱洞出。于后则椒鹤文石，永巷壶术，楸梓木兰，次舍甲乙……特有温室。……右则疏圃曲池，下畹高堂，兰渚䓯䓯，石濑汤汤。……驰道周屈于果下，延阁胤宇以经营，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依其所述，系以文昌殿为主体；建日朝听政殿于文昌之东；宣明、显阳诸门于听政之前；后宫、温室、椒鹤、木兰等于听政之后；而文昌之西，辟为池圃，以阁道通于铜爵三台。此或拘于地势，不能采用均衡对称之布局，然其日朝未附于大朝之内，而于大朝之东独立自成一区，乃变通汉制，下启东、西堂之关键，足为汉、魏间过渡时代之例证。其后明帝太和末营许昌，于景福殿左右翼以温房、凉室，似为三殿横列之制。自魏以前未之前闻，殆为明帝所创无疑也。何宴《景福殿赋》所谓：“立景福之秘殿，温房承其东序，凉室处其西偏”者是也。至其营建年代视太极二堂略早数载。故疑二者之间，不无因袭相承之关系。然则汉以来之日朝，至曹魏已逐渐蜕变，依此数例，略可得窥其涯岸矣。
三
晋承魏统，仍都洛阳。据《晋书》卷五·孝怀帝纪：“及即位，始遵旧制，临太极殿，使尚书郎读时令。又于东堂听政。至于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同书卷二十八·五行志（中）：“赵王伦篡位，有鹑入太极殿，雉集东堂。天戒若曰：太极、东堂皆朝享、听政之所，而鹑、雉同日集之者，赵王伦不当居此位也”。知东堂为武帝以来听政之地，与大朝太极殿并称。其时除正会外，并于此召见群臣。亦见《晋书》卷四十二·王浑传：“先帝时，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诸国王卿、诸州别驾”。卷四十·贾充传：“帝闻充当诣阙，予幸东堂以待之”。其余颁令，见同书卷五十九·赵王伦传：“迎帝幸东堂，遂废贾后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饯别。卷五十二·郤铣传：“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卷八十八·李密传：“迁汉中太守，自以失分怀怨，及赐饯东堂，诏令赋诗”。举哀。卷三十七·安平献王孚传：“泰始八年（公元272年）薨，时年九十三。帝于太极东堂，举哀三日”。卷四十四·郑袤传：“泰始九年（公元273年）薨，时年八十五。帝于东堂发哀”。胥皆于是。惟当时记载，未及西堂，殊为莫解。永嘉乱后，晋室南迁，偏安江左，其制未废。如《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和四年（公元329年），正月，峻子硕攻台城，又焚太极、东堂、秘阁皆尽”。足为佐证。苏峻之乱，宫室焚荡，旋即规复。故成帝末，朔望仍听政于东堂。载《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康六年（公元340年）七月乙卯，初依中兴故事，朔望听政于东堂”。
其后东、西堂互为召见、饯别、宴叙、举哀之用，似与晋初稍异，足窥随宜变易，无一定之法也。《晋书》卷三十二·孝武帝·王皇后传：“后性嗜酒骄妬，帝深患之。乃召蕴于东堂，具说后过状”。卷十·安帝纪：“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四月，刘裕旋镇京口。戊辰，饯于东堂”。卷九·简文帝纪：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十一月辛亥，“桓温遣弟秘逼新蔡王晃，诣西堂自列与太宰武陵王晞等谋反，帝对之流涕”。卷六十九·周顗传：“太兴初……帝宴群公于西堂。酒酣，从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尧舜时耶”。卷九十二·伏滔传：“太元中……孝武帝尝会西堂，滔豫坐。还，下车。呼子系之谓曰：百人高会，天子先问伏滔在不，此故不易得，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卷七十四·桓冲传：“冲将之镇，帝饯于西堂，赐钱五十万”。卷九十九·桓玄传：“玄……篡位……小会西堂，设伎乐殿上，施绛绫帐，缕黄金为颜，四角作金龙头，衔五色羽葆旒苏”。卷八·海西公纪：“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十一月己酉，百官入太极前殿。即日，桓温使散骑侍郎刘亨收帝玺绶。帝著白袷单衣，步下西堂，乘犊车出神兽门”。卷六十四·武陵成王晞传：“太元六年（公元381年），晞卒于新安，时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临于西堂”。卷十·安帝纪：“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戊戌，举章皇后哀三日，临于西堂”。卷六十四·会稽文孝王道子传：“诏徒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卫竟承玄旨酖杀之，时年三十九。帝三日哭于西堂”。卷三十二·孝武帝李太后传：“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崩于含章殿。……设庐于西堂，凶仪施于神兽门”。惟《晋书》载明帝、简文帝、安帝，均崩于东堂。卷六·明帝纪：“太宁三年（公元325年）闰八月戊子，帝崩于东堂”。卷九·简文帝纪：“咸安二年（公元372年）七月乙未，帝崩于东堂”。卷十·安帝纪：“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十二月戊寅，帝崩于东堂”。然成帝、哀帝崩于西堂，似又兼为寝宫。卷七·成帝纪：“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六月癸巳，帝崩于西堂”。卷八·哀帝纪：“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二月丙申，帝崩于西堂”。而沈约《宋书》良吏传，称晋世诸帝多处内房，朝宴所临，仅东、西二堂，与之适相凿枘。然刘裕缢安帝于东堂，征之史册，确凿可信，知《晋书》所载，非全无所本。惟其余诸帝之崩御地点，犹待论证，非今日所能臆定也。
刘宋时，于西堂接群下，受奏事，与太子婚后叙宴，一如晋末故事。《宋书》卷六·孝武帝纪：“孝建三年（公元456年）二月乙丑，始制朔望临西堂，接群下，受奏事”。卷八·明帝纪：“事定，上未知所为。建安王休仁便称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见诸大臣。于时事起仓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犹着乌纱”。卷十四·礼志：“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四月，皇太子纳妃。其月壬戌，于太极殿西堂叙宴二宫队主付、司徒………侍郎以上，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豫会”。其听讼、简将，则于东堂为之。《宋书》卷八·明帝纪：“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十月己酉，车驾幸东堂听讼”。卷六十一·江夏文献王义恭传：“战败，使义恭于东堂简将”。
萧梁末侯景之乱，东、西堂俱罹劫灰。见《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使……于子悦屯太极东堂，矫诏大赦天下”。卷四十五·王僧辩传：“其夜军人采梠，失火烧太极殿及东、西堂”。
陈高祖重建以朝远臣，及赐宴、举哀，悉如旧制。《陈书》卷一·高祖纪：“太平二年（公元557年）正月壬寅，天子朝万国于太极东堂”。同卷：“太平二年十二月丙寅，高祖于太极东堂宴群臣，设金石之乐……”又：“三年六月，故司空周文育之枢至自建昌。壬寅，高祖素服哭于东堂，哀甚”。
四
不仅是也，其时割据偏安之主，若刘元海都平阳时亦有之。事见《晋书》元海子和传，卷一百一·刘和：“相与盟于东堂”。余如前赵刘曜都长安：《晋书》卷一百三·刘曜：“权渠既降……曜大悦，宴群臣于东堂”。后赵石勒都襄国：《晋书》卷一百五·石勒：“勒下书曰：自今有疑难大事，八座及委丞郎赍诣东堂，诠详平决”。“雷震建德殿端门……勒正服于东堂以问徐光”。石季龙都邺：《晋书》卷一百六·石季龙：“收李颜等诘问……既而赦之，引见太武东堂”。“季龙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处矣。又议于东堂”。前秦苻坚都长安：《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上）：“坚性仁友，与法诀于东堂，恸哀呕血”。“坚以关东地广人殷，思所以镇静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之”。卷一百十四·苻坚（下）：“车师前部王弥寘、鄯善王休密駃朝于坚。坚赐以朝服，引见西堂”。“坚每日召嘉与道安于外殿，动静咨问之。慕容暐入见东堂”。卷一百二十三·慕容垂：“垂懼而东奔，及蓝田，为追骑所获。坚引见东堂”。后秦姚兴因之。《晋书》卷百十七·姚兴（上）：“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京兆韦华……叛晋奔于兴，兴引见东堂”。“兴……引见群臣于东堂，大议伐魏”。“晋辅国将军袁虔之……奔兴，兴临东堂引见”。卷百十八·姚兴（下）：“兴以大臣屡丧，令所司更详临赴之制。所司白兴，依故事东堂发哀”。后燕慕容宝都中山：《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宝：“魏伐并州……宝引群臣于东堂议之”。慕容盛、慕容云都龙城：《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盛：“引中书令常忠……于东堂问曰……”“盛引见百僚于东堂，考评器艺，超拔者十有二人”。同卷慕容云：“云临东堂，幸臣离班、桃仁怀剑执纸而入”。并及北魏。《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今建国已久，宫室已备。永安前殿足以朝会万国。西堂、温室足以安御圣躬”。卷九十四·王遇传：“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水经注》卷十三·湿水：“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破太华、安昌诸殿，造太极殿，东、西堂及朝堂……东堂接太和殿。”东魏。《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五年正月朔，崩于晋阳，时年五十二，秘不发丧。六月壬午，魏帝于东堂举哀三日”。所云五年，指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公元547年）而言。北齐。《北齐书》卷十七·斛律金传：“天统三年（公元567年）薨，年八十。世祖举哀西堂”。以上各例无不有东、西堂，足证自曹魏迄于南北朝末季，前后三百余年，东、西堂实为处理政务之常朝、日朝，毫无疑义矣。
五
东、西堂之面积，据前引《晋书》伏滔传，豫宴者几达百人。而《宋书》礼志云，在京二千石以上皆豫会。《梁书》则载侯景之乱时，于子悦屯兵东堂。则其形体之巨，似难附于太极殿之内。惜诸书并言太极二堂，而文义含混，不能证其确否如是耳。惟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载北使觐谒梁主，委曲详尽，出自目击，足以推求当时殿阁区布之状，乃极可贵之史料。其言如次：“北使乘车至阙下入端门。其门上层，题曰：朱明观。次曰：应门，门下有一大画鼓。次曰：太阳门；门左有高楼，悬一大钟。门左、右有朝堂。门内左、右亦有二大画鼓。北使入门，击钟、罄，至马道北悬钟内道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数人后入，击罄，道东，北面立。其悬钟东、西厢皆有陛臣。马道南，近道东，有茹昆仑客。道西近道，有高句丽、百济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许人。位定，梁王从东堂出，云斋在外宿，故不由上来。击钟鼓；乘舆；警跸；侍从升东阶，南面幄内坐。坐定，梁诸臣从西门入”。如上所述，东堂若为太极殿之一部，则其内部必联属贯通，无出堂入殿之烦，一也。外臣朝观，国之大典，岂宜一殿之间，出此入彼，形同儿戏，二也。殿宇之宽，阶陛之深，依建筑常规，皆有限度，决难容纳多数侍从、卤簿周旋殿前，三也。基此三因，知其应为各别之建筑，而同纳于一廓之内，故北使得自广庭见梁主乘舆、警跸，从容升降之状也。惟二堂既为朝谒、听政之地，衡以皇帝面南之尊，故知其必非东西向之配殿。考我国元以前之古建筑，大都缭以走廊，形成廊院之制，故愚意梁之宫阙，自太阳门以北，宜有方形或长方形之广庭，周以檐廊，并与太极殿相属。而东、西堂则位于太极殿左右，比列南向，若宋、金二代之朵殿[7]然。此种方式，或与文献记录及古代宫殿之配置，较为切合耶。
［此文发表于《论文月刊》第四卷（1949年）］
注解：
[1] 《前汉书》卷九十三·董贤传：“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厢，问以丧事”。
[2] 《后汉书》卷九十一·周举传：“河南三辅大旱……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
[3] 《汉官旧仪》：“丞相府西曹六人，其五人往来白事东厢”。
[4] 《前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太后诏谒者，引莽待殿东厢”。
[5] 《后汉书》卷七十·班彪传：“旧制太子五日一朝，因坐东厢，省视膳食”。
[6] 《前汉书》卷七十七·刘辅传注及《后汉书》卷三十四·百官志注。
[7] 见周必大《思陵录》、《楼钥北行日录》，及《东京梦华录》、《汴京遗迹志》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