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代，于宫室颇侈。以隋文帝之恭俭，犹营仁寿宫以劳民。见第二章第一节。而炀帝无论矣。炀帝事皆见第二章第四节。窦琎营洛阳宫，失之壮丽，唐太宗毁之，见第十八章第三节。而阎立德为营玉华、翠微二宫，徐惠不以为俭。见第三章第一节。宫为立德所营，见《旧书》本传。此所谓作法于贪。至武后，遂大纵恣。事皆见第四章第三节。中宗集群臣于梨园球场，令其分朋拔河，见第四章第六节。武崇训、杨慎交注膏作场，以利其泽。此真匪夷所思。至睿宗，又为金仙、玉真二主作观。见第五章第一节。中叶后，则穆宗于禁中造百尺楼，见《新书·李珏传》。敬宗以钜金饰清思院。见第八章第五节。其仍世侈靡，不亦甚乎？《新书·韦弘机传》：高宗言：“两都，我东西宅，然因隋宫室，日仆不完。朕将更作，奈财用何？”弘机即言：“臣任司农十年，省惜常费，积二十万缗。以治宫室，可不劳而成。”帝大悦，诏兼将作、少府二官督营缮。初作宿羽、高山等宫。徙洛中桥于长夏门，废利涉桥。人多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绝岸，延眺良久，叹其美。诏即其地营宫。所谓上阳者。尚书左仆射刘仁轨谓侍御史狄仁杰曰：“古天子陂池台榭，皆深宫复禁，不欲百姓见之，恐伤其心，而今列岸謻廊，亘王城外，岂爱君哉？”乌乎！可不惧乎？
禁苑之地，孟子所谓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苑囿，使民不得衣食者也。此犹夺民之地而已，贪夫为之，则更出其所有，以与民争利。则天时，裴匪躬检校西苑，欲鬻苑中果菜是已。见《旧书·苏良嗣传》。此犹仅与民争利，乃如炀帝，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以实苑囿，见第二章第四节。则宋代花石纲所取法，受其害者更非止一方矣。则天幸三阳宫，自夏涉秋不还。张说疏谏曰：“宫城褊小，万方辐凑。填城溢郭，并锸无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风雨暴至，不知庇托。孤茕老病，流转衢巷。”又曰：“池亭奇巧，诱掖上心。削峦起观，竭流涨海。俯贯地脉，仰出云路。易山川之气，夺农桑之土。延木石，运斧斤。山谷连声，春夏不辍。劝陛下作此者，岂正人哉？”苑囿绵地广而所营建少，则其劳民力不甚深；宫室用力多而其面积小，则其占民地不甚广；逮作宫于风景清嘉之地，而二者兼之矣。
高明之家，亦皆纵恣不守法度。隋秦王俊，史言其盛治宫室，穷极侈丽。杨素则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贺若谊于郊外构别庐，多植果木。每邀宾客，列女乐，游集其间。许敬宗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走马其上。长宁公主下嫁杨慎交，造第东都，使杨务廉营总。第成，府财几竭。乃擢务廉将作大匠。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卫故营合为宅。右属都城，左俯大道。作三重楼以冯观，筑山浚池。帝及后数临幸，置酒赋诗。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东都废永昌县，主丐其治为府。以地濒洛，筑障之。崇台蜚观相联属，无虑费二十万。魏王泰故第，东西尽一坊，潴沼三百亩。泰薨，以与民。至是，主丐得之。亭阁华诡埒西京。东都第成，不及居，韦氏败，斥慎交绛州别驾。主偕往。乃请以东都第为景云祠。而西京鬻第，评木石直，为钱二十亿万。安乐公主下嫁武崇训，营第及安乐佛庐，皆宪写宫省，而工致过之。尝请昆明池为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与人者。”主不悦。自凿定昆池，延袤数里。定，言可抗订之也。司农卿赵履温为缮治。累石肖华山。隥彴横邪，回渊九折。以石瀵水。又为宝炉，镂怪兽神禽，间以璖、贝、珊瑚，不可涯计。崇训死，主素与武延秀乱，即嫁之。夺临川长公主宅以为第。旁彻民庐，怨声嚣然。第成，禁藏空殚。杨贵妃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彻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玄宗为安禄山起第京师，以中人督役。戒曰：“善为部署。禄山眼孔大，毋令笑我。”为琐户交疏，台观华僭。帟幕率缇绣，金银为蒡筐瓜篱。此等皆所谓木妖也。天宝乱后，武人跋扈，纲纪弥不可问。《旧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毁元载、马璘、刘忠翼之第，以其雄侈逾制也。《璘传》云：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厩矣。及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他室降等无几。及璘卒于军，子弟护丧归京师，士庶观其中堂，或假称故吏，争往赴吊者，数十百人。德宗在东宫，宿闻其事。及践阼，条举格令，第舍不得逾制。仍诏毁璘中堂及内官刘中翼之第。璘之家园，进属官司。自后公卿赐宴，多于璘之山池。按《本纪》贞元十一年二月、三月、九月，十九年二月，二十年九月，皆书其事。子弟无行，家财寻尽。其时崔宽有别墅，池馆台榭，当时第一。杨绾为相，乃潜遣毁拆；见第六章第六节。而穆宗幸郭城南庄，亦以庄为献；《旧书·本纪》元和十五年（820年）。则能长保所有者亦鲜，然为之者仍不绝。张延赏，东都旧第在思顺里，亭馆之丽，甲于都城。子孙五代，无所加工。李抱真，大起台榭，穿池沼以自娱。杜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子式方，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别墅。令狐咺，南山豹林谷有别墅。胡证，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裴度，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翠。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萦带左右。牛僧孺，洛都筑第于归仁里。任淮南时，佳木怪石，置之阶廷。馆宇清华，竹木幽邃。李德裕，在长安私第别构起草院。院有精思亭。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筱，树石幽奇。卢钧为尚书左仆射，常移病不视事。与亲旧游城南别墅，或累日一归。此等犹皆显者。若白居易，仕宦不为得志，而其居地亦殊胜，已见第十八章第三节。王维尤偃蹇，犹得宋之问蓝田别墅，辋水周于舍下。虽司空图，犹有先人别墅，在中条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趣。张全义，侧身陇亩之间，而私第在会节坊，室宇园池，亦为一时钜丽。而朱汉宾有第在怀仁里，北限洛水，南枕通衢，层屋连甍，修木交干。孙彦韬罢密州赴阙，起甲第于洛阳，华堂广庑，亚王公之家。不足异矣。《旧书·李义琰传》：义琰宅无
正寝。弟义琎为司功参军，乃市堂材送焉。及义琎来观，义琰谓曰：“以吾为国相，岂不怀愧？更营美室，是速我祸。此岂爱我意哉？”
义琎曰：“凡人仕为丞、尉，即营第宅。兄官高禄重，岂宜卑陋以逼下也？”义琰曰：“事难全遂，物不两兴。既有贵仕，又广其宇。若无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惧获戾也。”竟不营构。其木为霖雨所腐而弃之。观义琎之言，可知时人之好营居宅。马周为御史，遣人以图购宅。众以其兴书生，素无赀，皆窃笑。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万。周遽以闻。诏有司给宅，并赐奴婢什物。人乃悟。程权受代，以靖安里私第侧狭，赐地二十亩，以广其居。朝廷之待士大夫，不为薄矣。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奢僭，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苟遵仪制，安用广地？然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矣。《新书·车服志》。《旧书·魏知古传》：睿宗为金仙、玉真二主造观，知古上疏，言“两观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逼迫，令其转移。扶老携幼，投窜无所”。则京都之中，空宅甚少。此蓄钱令下，富家所由买宅以事僦赁也。见第十九章第四节。《旧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四月，敕内侍省见管高品官，白身都四千六百一十八人。除官员一于六百九十六人外，其余单贫无屋室居止，宜每人加衣粮半分。亦可见京师僦屋之艰，僦价之贵也。然李守贞平杨光远后，晋高祖以光远东京地赐之，守贞因取连宅军营，以广其第。大兴土木，治之岁余，为京师之甲。军营如此，而况民居？因势豪之攘夺而流离失所者，史盖不能尽记矣。《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八月，诏洛京应有隙地，任人请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盖。如过限不见屋宇，许他人占射。《明宗纪》：天成四年六月，诏京城空地，课人盖造。如无力者，许人请射营构。合第十八章第二节所引哀帝天祐二年十月敕观之，可见京城之内，地多有主。别墅虽在郊垌，然《旧史·皇甫遇传》言：遇镇河阳，于部内创别业，开畎水泉，以通溉灌。所经坟墓悉毁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帅，莫敢诉。坟墓如此，于庐舍岂尚有所顾忌乎？《新书·柳公绰传》言：元载于昭应有别墅，以奴主务。自称郎将，怙势纵暴，租赋未尝入官。于国如此，而况于人民乎？《旧书·隐逸·田游岩传》。高宗将营奉天宫于嵩山。游岩旧宅，先居宫侧，特令不毁。仍亲书题额悬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此等事史每以为美谈，实仅千百之十一耳。曰特令不毁，则此外之见毁者多矣。隐士宅不当毁，非隐士宅当毁邪？山居者孰非隐沦之人？以名闻于帝京者，又岂真辟世之士邪？
能以俭德自将者，亦非无之，如李义琰即其一也。魏征家无正寝，疾革，太宗乃为营构。冯道持服景城，所居惟茅茨，皆已见前。征事见上节。道事见第十八章第三节。温彦博家亦无正寝，卒之日，殡于别室。太宗命有司为造堂焉。李吉甫，服物食味，必极珍美，而不殖财产。京师一宅之外，无他第墅。公论以此重之。郑覃，所居未尝增饰，才庇风雨，家无媵妾，人皆仰其素风。李愚，初不治第。既命为相，官借延宾馆居之。此等虽或戒满盈，或以避祸，不必皆出纯德，要不可谓不异于流俗。《新书·白居易传》：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为魏征孙赎故第。居易言：“征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后嗣不能守，陛下犹宜以贤者子孙，赎而赐之。师道人臣，不宜掠美。”宪宗从之。其《讽谏集》所谓“魏公宅犹存，元和诏还五代孙”者也。则亦未尝不获报。其以奢侈见菲薄者，则如潘孟阳，居第颇极华峻。宪宗微行，至乐游原，见其宏敞，工犹未已，问之。左右以孟阳对。孟阳惧而罢作。范传正历三郡，以政事修理闻，擢为宣歙观察使。受代至京师，宪宗闻其里第过侈，薄之。因拜光禄卿。以风恙卒。杨行密登城，见王茂章营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寝郁然，渠肯为我忘身乎？”茂章遽毁损。此等皆仅至于败。其终至陨越者，则如马璘等是矣。然终不足以止滔滔之势也。
《日知录》曰：“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吏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此又樵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矣。”又曰：“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豪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延陵季子游于晋，曰：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元注：《说苑》。又不独人情之苟且也。”可谓言之痛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宋以后民力固屈矣，唐以前亦曷尝纾哉？城郭、街道、衙、驿，皆后不如前，盖以役法稍善，庸雇多而征发少，兴建遂不如前世之易。多取州县之财归之于上，诚足使吏民交困，然留之地方，恐吏多幸而民亦未必获其福也。《旧五代史·李从温传》：从温始以明宗本枝，历居藩翰，无文武才略，资济代之用。凡临民，以货利为急。在常山日，睹衙署池潭凡十余顷，皆立木为岸，而以修篁环之。从温曰：“此何用为？”悉命伐竹取木，鬻于列肆，获其直以实用帑焉。从温之取民，或不免于为茧丝，然此事则不能谓其非是。衙署池潭十余顷，果以奉官乎？抑以利民乎？且违山泽不得障管之义矣。王峻为枢密使，于本院之东别建公署，廊庑听事，高广华侈，亦竭民力以奉官吏也。《旧书·文宗纪》：大和九年二月，发神策军修淘曲江。“如诸司有力，要于曲江置亭馆者，宜给与闲地。”不遏其流，而反扬其波，何哉？
贵富之家，保守先业之志颇笃。《新书·李逊传》：弟子讷，居与宰相杨收接。收欲市讷冗舍以广第。讷叱曰：“先人旧庐，为权贵优笑地邪？”《杨嗣复传》：子损，家新昌里，与路岩第接。岩方为相，欲易其厩以广第。损族仕者十余人，议曰：“家世盛衰，系权者喜怒，不可拒。”损曰：“今尺寸土皆先人旧赀，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权臣邪？穷达命也。”卒不与。皆其事也。《旧书·李皋传》：初扶风马彝未知名，皋始辟之，卒以正直称。汉阳王张柬之有林园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皋将买之。彝敛衽而言曰：“张汉阳有中兴功，遗业当百代保之。王纵欲之，奈何令其子孙自鬻焉？”皋谢曰：“主吏失辞，为足下羞。微足下，安得闻此言。”合此及李师道欲赎魏征故宅观之，可见时人视名贤旧居之重。行路如此，而况子孙？其欲世保之宜矣。然其事亦非易。《萧复传》：广德中，连岁不稔，谷价翔贵，家贫，将鬻昭应别业。宰相王缙闻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纮诱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职。如以别业奉家兄，当以要地处矣。”复对曰：“仆以家贫而鬻旧业，将以拯济孀幼耳。以易美职，令门内冻馁，非鄙夫之心也。”缙憾之，乃罢复官，沉废数年。此虽能拒权相，然卒不能不因贫而鬻矣。《新书·柳浑传》：左丞田季羔从子伯强，请卖私第，募兵助讨吐蕃。浑曰：“季羔先朝号名臣，由祖以来世孝谨，表阙于门。隋时旧第，惟田一族耳。讨贼自有国计，岂容不肖子毁门构，徼一时幸，损风教哉？”德宗嘉纳。隋时旧第惟一族，可见保守先业之难。《旧史·李敬义传》：“德裕之孙，初随父贬连州，遇赦得还。尝从事浙东，自言遇涿道士，谓之曰：子方厄运，不宜仕进。敬义悚然，对曰：吾终老贱哉？涿曰：自此四十三年，必遇圣王大任，子其志之。敬义以为然，乃无心仕宦，退归洛南平泉旧业，为河南尹张全义所知。岁时给遗特厚，出入其门，欲署幕职，坚辞不就。初德裕之为将相也，大有勋于王室，出藩入辅，绵历累朝，及留守洛阳，有终焉之志。于平泉置别墅，采天下奇花异竹，珍木怪石，为园池之玩。自为《家戒序录》，志其草木之得处刊于石。云：‘移吾片石，折树一枝，非子孙也。’洎巢、蔡之乱，洛都灰烬。全义披荆榛而创都邑。李氏花木，多为都下移掘，樵人鬻卖，园亭扫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保惜者。光
化初，中使有监全义军，得此石，置于家园。敬义知之，泣谓全义曰：‘平泉别业，吾祖戒约甚严。子孙不肖，动违先旨。’因托全义请石于监军。他日宴会，全义谓监军曰：‘李员外泣告，言内侍得卫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内侍能回遗否？’监军忿然，厉声曰：‘黄巢败后，谁家园池完复？岂独平泉有石哉？’全义始受黄巢伪命，以为诟己，大怒曰：‘吾今为唐臣，非巢贼也。’即署奏笞毙之。”夫德裕，忘其父一宅之外无他第墅之美，而溺志于游处，身日蹈危机而不自知，不以清德诒子孙，并不能以经籍文艺垂教，而殷殷以卉木为属，可不谓之悖乎？敬义不知盖前人之愆，而垂泣于一石，可以谓之孝乎？内官当唐末，所居何世，而犹失色于杯酒之间，以取杀身之祸，可不谓之至愚乎？全义硁硁，身披荆榛，一若能图晚盖者，而亦一怒而杀人，不亦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乎？敬义后归太原，张承业尤不悦唐朝宰辅子孙，或面折于公宴，或指言德裕过恶。敬义不得志，郁愤而卒。凶德参会，而皆戕其身，岂不哀哉？唐德宗之行间架税也，史言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不胜其苦。即终克保守，其所得者，亦不过如是而已，安用高墙围大屋哉？
古有《宅经》而无《葬经》。所谓《宅经》，盖亦相其阴阳，观其流泉之意，乃所以图安居，而非谓所居之地，足以祸福人也。然形家之说稍盛，则又自墓而之宅。唐太宗以阴阳书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命吕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旧书·才传》载其叙《宅经》之辞曰：“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谓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其矫诬概可见矣。然信之者仍不乏。《新书·杜正伦传》云：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求同谱不许，衔之。诸杜所居号杜固。世传其地有壮气，故世衣冠。正伦既执政，建言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凿，川流如血，阅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观此等传说，而知其说入人之深也。无他，患得患失之心中之而已。
营造寺观，亦为耗费之一大端。《新书·辛替否传》：武崇训死，安乐公主弃故宅别筑第，侈费过度。又盛兴佛寺。替否上疏曰：“今天下之寺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用度，尚或过之。”侈于居室者，不能随地皆有，寺观则不然，此其耗蠹生民所以为尤甚也。高力士于来庭坊造宝寿佛寺，兴宁坊造华封道士观，宝殿珍台，侔于国力。鱼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为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仍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仅逾万亿。高骈于府第别建道院。院有迎仙楼、延和阁。高八十尺，饰以珠玑金钿。侍女数百，皆羽衣霓服，和声度曲，拟之钧天。日与吕用之、殷守一谈论其间，宾佐罕见其面。而用之亦建大第，又建百尺楼，托云占星，实窥伺城中之有变者。此等耗费，诚使人闻之变色。然玄宗出内库钱五十万为僧一行起塔，业已自启之矣。上行下效，岂不信哉？
宏伟壮丽之工，必有智巧之匠而后能为之。然此等名皆不传，尸其名者，特官吏之总其事者耳。隋世之宇文恺、阎毗、何稠则其人。见第十九章第二节。唐世姜确，史称其有巧思，凡朝之营缮，必谘而后行，亦其伦也。何稠有所为，皆先令黄亘及其弟衮立样，当时工人皆称其善，莫能有所损益。亦见第十九章第二节。味此言，便知立样皆出工人。隋时欲造明堂，宇文恺尝再为木样以献。唐高宗初年欲造明堂，亦内出九室样，令有司损益之。见《隋书》及《旧唐书》《礼仪志》。此等样，亦必匠人所为也。《旧书·裴延龄传》，訾其“追捕夫匠，迫胁就功”，可见营造之必用匠人矣。匠人之中，必有有智巧能指挥众匠者。柳宗元《梓人传》，意虽不在传梓人，亦可借以窥见当时匠人之情形也。民间简陋之室，或有不必匠人而亦能为之者。如《新书·隐逸·张志和传》：言其兄鹤龄，恐其遁世不还，为筑室越州东郭。茨以生草，椽栋不施斤斧。此盖民居之稍精洁者，即昔人所谓精舍也。或凡民皆能为之耳。
《旧书·张玄素传》：贞观四年（630年），诏发卒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玄素上书谏。有曰：“臣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即便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盖北方原野，已无大木，故不得已而求诸南方山间也。《裴延龄传》言：德宗时计料造神龙寺，须长五十尺松木。延龄奏曰：“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木可数千条，皆长八十尺。”上曰：“人言开元、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须于岚、胜州采市，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延龄奏曰：“臣闻贤材、珍宝、异物，皆在处常有，遇圣君即出。见今此木生关辅，盖为圣君？岂开元、天宝合得有也？”其辞似甚诞妄。然史于延龄多诬辞，前已言之，此言亦不足信。盖林木必近水陆道，采伐后易运出，乃有人求之，不则封终古耳。在侧近而人莫之知，亦无足异也。不然，延龄敢斥玄宗非圣君乎？且既计度造寺，则旦晚便须采用，言之虚实立见，又岂可以面谩哉？然有材木而不便采伐，即同于无有。故其时木材，终虞阙乏也。《传》又载德宗谓延龄：“朕所居浴堂院殿一栿，以年多之故，似有捐蠹，欲换之未能。”可以见其艰得矣。
材木之足用与否，既系于采伐运送而不系于有无，故僻陋之区，虽密迩山林，仍有觉其不足者，而砖瓦亦或难得，民乃多以茅竹代之。此可见隋、唐、五代时，豪富者之所居，虽侈费而无极，而民居则仍甚简陋矣。《旧书·宋璟传》：转广州都督。广州旧族，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此所改造，盖仅及店肆，以民居不如店肆之密比也。又《李复传》：附《李暠传》后。迁广州刺史。劝导百姓，变茅屋为瓦舍。《新书·杨于陵传》：出为岭南节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绝火患。此皆指岭外。
然《王仲舒传》言其为苏州，变屋瓦，绝火灾。《韦丹传》言其为江南西道观察使，始民不知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则戛而焚。丹召工教为陶。聚材于场，度其费为估，不取赢利。人能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赋，徐取其偿。逃未复者，官为为之。贫不能者畀以财。则岭北亦有之矣。《旧书·牛僧孺传》：刺鄂州。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版筑，赋菁茅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苫版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砖，以当苫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瓮葺，蠹弊永除。《高骈传》：为成都尹。蜀土散恶，成都比无垣墉。骈乃计每岁完葺之费，甃之以砖甓。雉堞由是完坚。《旧五代史·赵犨传》：季弟珝，充忠武军节度使。陈州土壤卑疏，每岁壁垒摧圮，工役不暇。珝营度力用，俾以甓周砌四墉，自是无霖潦之虞。则是时砖之为用，亦不甚普遍也。《旧书·李光弼传》：史思明等攻太原，光弼躬率士卒百姓，于城外作掘壕以自固，作堑数十万。众莫知所用。及贼攻城于外，光弼即令增垒于内，坏辄补之。作掘壕以自固，作堑数十万，语不可解。王鸣盛谓上作字衍，堑当作墼，其说是也。此虽仓卒间事，然可见太原平时亦多用墼，故民习为之也。
《新书·地理志》：舒州桐城县，自开元中徙治山城。地多猛虎毒虺。元和八年（813年），令韩震焚荡草木，其害遂除。又袁州宜春县，西南十里有李渠，引仰山水入城。刺史李将顺凿。《旧书·李皋传》：为江陵尹。先江陵东北有废田，傍汉古堤二处，每夏则溢。皋始命塞之。广田五千顷，亩得一钟。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流人自占二千余户。自荆至乐乡，凡二百里。旅舍乡聚凡数十，大者皆数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饮陂泽。皋始命合钱开井以便人。《新书》传略同。又见《地理志·江陵县》下。《新书·长孙无忌传》：从父弟操，徙陕州。城中无井，人勤于汲。操为酾河溜入城。百姓利安。《贾曾传》：子至，肃宗时为中书舍人。蒲州刺史以河东濒贼，彻傅城庐舍五千室，使贼不得保聚。民大扰。诏遣至慰安。官助营完，蒲人乃安。《元结传》：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蛮掠居人数万去，遗户裁四千。结为民营舍，给田免徭役，流亡归者万余。此与宋璟等，皆良吏之能留意民居者也。
晋天福中，户部奏李自伦旌表之式，已见第十六章第二节。此颇可见乡间大户房屋式样。《新书·孝友传》：刘君良，四世同居。武德中，深州别驾杨弘业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一院盖即今所谓一进也。《旧书·宗室传》：河间王孝恭之子晦，私第有楼，下临酒肆。其人尝候晦，言曰：“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迫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晦即日毁其楼。此可见当时居宅，有楼者尚少也。
《日知录》云：“北人以土为床，而空其下以发火，谓之炕。古书不载。元注：“诗《瓠叶传》：炕火日炙。正义曰：炕，举也。谓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左传》：宋寺人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新序》：宛春谓卫灵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灶。《汉书·苏武传》：凿地为坎，置煴火。是盖近之，而非炕也。元注：“庾信《小园赋》：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坐；嵇康锻灶，既暖而堪眠。”愚案此谓既暖则可炀之暝目以息耳，非如今人之炕，寝处其上也。《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然煴火以取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愚案此俗后由女真传入中国，而女真实受诸高丽。女真初穴居，必不能作炕也。隩隅有灶，盖特然火以取暖。寻常人之炀灶，则特因炊爨之便，或又移其余烬于室内以为煴耳。北方人之发火以暖炕，亦有与炊爨合为一事者。此于费用尤省，故贫民便之。高丽盖亦如此？故《旧书》元文，上有“其俗贫窭者多”六字，《新书》则云“窭民盛冬作长坑煴火以取暖”也。此寒地之俗，有裨贫民者，故能传入中国。《新五代史·晋本纪》：天福七年（942年），北京留守刘知远进百头穹庐。《注》曰：“穹庐，夷狄之用也。”此则无道之主，好尚新奇，如卫侯之效夷言耳。史故记之，以见其为北迁之兆欤？
筑城多为守御之计。隋炀帝令发人城府县驿，又令人悉城居，已见第二章第六节。此盖图坚壁清野？后唐庄宗以潞州叛，诏天下州镇无得修城浚隍，悉毁防城之具。潞州平，又命夷之，《通鉴》同光二年（926年）。则如秦始皇之隳名城矣。《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正月以王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式有才略。至交趾，树芀木为栅，可支数十年。深堑其外，泄城中水。堑外植竹。寇不能冒。”胡《注》曰：“史炤曰：芀，都聊切，又音调。余案《广韵》：芀：都聊切，又音调者，苇华也，其字从草从刀。又《类篇》有从草从力者，香菜也，历得切。昔尝见一书从草从力者，读与棘同。棘，羊矢枣也。此木可以支久。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竹，刺竹也，芒刺森然。广东新州素无城。桂林人黄齐守郡，始以此竹植之，羔豚不能径，号竹城，至今以为利。传闻交趾外城，亦是此竹。正王式所植者也。”此又偏方之地，各因其宜以为固者也。惟周世宗之城大梁，兼欲整街衢市里。《旧五代史·本纪》：帝之为澶州节度也，澶之里巷湫隘，公署毁圮。帝即广其街肆，增其廨宇，吏民赖之。及即位，显德二年四月，诏于京城四面，别作罗城。以来春兴役。三年正月，遂发丁夫十万城京师罗城。《通鉴》云：发开封府曹、滑、郑州之民十余万筑大梁外城。又唐宪宗元和十四年胡《注》曰：“凡大城谓之罗城，小城谓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卫节度使居宅，谓之衙城。”《通鉴》：显德二年四月，帝以大梁城中迫隘，诏展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隙兴版筑。东作动则罢之，更俟次年，以渐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里之外。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十一月，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新五代史·王朴传》曰：朴性刚果，又见信于世宗。凡其所为，当时无敢难者。世宗征淮，朴留京师。广新城，通道路，壮伟宏阔。今京师之制，多其所规为。《默记》引《闲谈录》云：朴性刚烈，大臣藩镇皆惮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时以街巷隘狭，例从展拆。朴怒厢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数十。其人忿然，叹云：“宣补厢虞候，岂得便从决？”朴微闻之，命左右擒至，立毙于马前。世宗闻之，笑谓近臣曰：“此大愚人。去王朴面前夸宣补厢虞候，宜其死矣。”街衢市里，诚合整齐，然居民之流离失所者，亦合曲为之计。不此之图，徒欲侈耳目之观，而以操切之道行之，视人命如草芥，终为武夫悖戾之气也。
隋筑长城，已见第二章第六节。唐世则不复事此。《新书·地理志》：妫州怀戎县北九十里有长城，开元中张说筑。《刘弘基传》：突厥患边，督步骑万人备塞。自豳北东拒子午岭，西抵临泾，筑障遮虏。此特偶一为之，以备寇钞。唐初突厥为患最深，或请筑古长城，发兵乘塞，太宗不听。其后思摩渡河，遣使谢曰：“有如延陀侵逼，愿入保长城。”诏许之。则因前世所筑以为用耳。《旧书·李传》：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远胜筑长城邪？”盖长城原以捍小寇，非以御大敌。唐初突厥拥众百万，非长城所能御，修筑徒以劳民；其后塞垣安静，则又无事乎此；更后，默啜再兴，则又非长城所能御也。《旧书·高丽传》云：贞观五年（631年），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此乃億测之辞，殊非情实。隋、唐时句丽之所以拒中国者，专恃弃地以徼中国之师，岂有筑长城之理？长城亦岂足以御中国之师？此长城，亦所以备北族之寇钞者耳。
床仍为尊者之坐。《新书·李岘传》：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载为相，中人传诏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岘至，即敕吏撤榻。《李吉甫传》：初政事堂会食有巨床，相传徙者，宰相辄罢，不敢迁。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撤而新之。《裴坦传》：令狐绹当国，荐为职方郎中，知制诰，而裴休持不可。故事，舍人初诣省视事，四丞相逆之，施一榻堂上，压角而坐。坦见休，重愧谢。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举，休何力？”顾左右索肩舆亟出。省吏眙骇，以为唐兴无有此辱。人为坦羞之。是官署中惟尊者有床也。《旧书·封伦传》：杨素负贵恃才，多所陵侮，惟击赏伦。每引与论宰相之务，终日忘倦。因抚其床曰：“封郎必当据吾此坐。”《李靖传》：杨素、牛弘皆善之。素尝拊其床谓靖曰：“卿终当坐此。”《韦云起传》：子方质，则天初，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武承嗣、三思，当朝用事，诸宰相咸倾附之。方质疾假，承嗣等诣宅问疾，方质据床不为之礼。《文苑·杜甫传》：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冯醉登严武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新书·李勉传》：父择言累为州刺史，以吏治称。张嘉贞为益州都督，性简贵，接部刺史倨甚。择言守汉州，独引同榻坐，讲绎政事。名重当时。《张守珪传》：再迁幽州良杜府果毅。时卢齐卿为刺史，器之。引与共榻坐，谓曰：“不十年，子当节度是州，为国重将。愿以子孙托，可僚属相期邪？”是尊卑相接，尊者皆有床也，而燕居无论已。《新五代史·刘赞传》：父玭，每食则自肉食，而以蔬食食赞于床下。参看第一节。此盖故抑之，欲其勉学？非然者，子弟亦未必不得床坐。《旧书·高开道传》：张君立奔开道，与其将张金树潜相结连。开道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也，号为义儿，常在内。金树每督兵于下。将围开道，潜令数人入内，与诸义儿阳为游戏。日将夕，阴断其弓弦。又藏其刀仗，聚其稍于床下。逮暝，金树以其徒大呼来攻。下向所遣人抱义儿稍，一时而出。是虽义儿亦皆有床矣。床之安者，以绳为之。《旧书·穆宗纪》：群臣请立太子，上于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百官。《文
苑·王维传》：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臼、经案、绳床是已。其便于携取者，则为胡床。《隋书·列女传》：郑善果母，每善果出听事，母恒坐胡床，于障后察之是也。虽军中亦携之。《旧书·张亮传》：伐高丽，为沧海道行军大总管。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袭沙卑城，破之。进兵顿建安城下。营垒未固，士卒多樵牧。敌奄至，军中皇骇。亮素怯懦，无计策，但踞胡床直视而无言。将士见之，翻以亮为有胆气。其副总管张金树等乃鸣鼓令士众，击破之。《郝处俊传》：诏李为江道大总管，以处俊为副。征高丽，未皇置阵，敌奄至。军中大骇。处俊独据胡床，方餐干糒。乃潜简精锐击败之。是其事也。亦谓之坐床。《旧五代史》：梁太祖欲杀朱珍，霍存等数十人叩头救，太祖怒，以坐床掷之，乃退。《新史》云举胡床掷之是也。用筵席者甚少。《旧书·王珪传》：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礼皆废。珪曰：“今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亲执笄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此特所以备礼。《旧五代史·李愚传》：尝有疾，诏近臣宣谕，延之中堂，设席惟管秸，此贫者之为。又《李茂贞传》：御军整众，都无纪律。当食则造庖厨，往往席地而坐，此则当时贱者皆如此也。《新五代史·卢程传》：既拜相，人有假驴夫于程者。程帖兴唐府给之。府吏启无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庄宗姊婿也，诣程诉其不可。程戴华阳巾，衣鹤氅，据几决事。视圜骂曰：“尔何虫豸？恃妇家力邪？宰相取给州县，何为不可？”此则沐猴而冠耳。然其时之用几案，究尚不如后世之普遍。《新书·薛收传》：子元超，为中书舍人。省中有盘石，道衡为侍郎时，尝据以草制。元超每见，辄泫然流涕。收，道衡子。若在近世，属草必无据石者已。
前世讥富者之侈曰木土被文锦，盖以饰墙屋而已。至唐世，乃又有所谓地衣者。懿宗时，李可及为《叹百年曲》，以五千匹为地衣，已见第十章第一节。又有织丝为毯以被地者，元和时宣州进之。
白居易《新乐府·红线毯》篇尝咏之，曰：“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忠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又曰：“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亦慨乎其言之矣。《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二年（945年），帝自阳城之捷，谓天下无虞，奢侈益甚。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则其全无心肝，又非唐元和、咸通之比矣。杜亚制油衣，令舟子衣之以入水，见第十八章第三节。此虽奢侈，犹以之衣人。《新书·马璘传》，谓其治第京师，寝堂无虑费钱二十万缗。方璘在军，守者覆以油幔，则又地衣之类矣。
灯檠以铁为之。《新书·胡证传》：证膂力绝人。裴度未显时，羸服私饮，为武士所窘。证闻，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铁灯檠，摘枝叶栎合其跗，横膝上。谓客曰：“我欲为酒令，饮不釂者，以此击之。”众唯唯。证一饮辄数升。次授客。客流离盘杓不能尽。证欲击之。诸恶少叩头请去。证悉驱出。是其事也。尊者盖多用蜡烛？《柳公权传》：文宗复召侍书，迁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尝夜召对于亭，烛穷而语未尽，官人以蜡液濡纸继之是也。贫者或无膏油，则然薪代之。《旧书·马怀素传》：家贫无灯烛，昼采薪苏，夜然读书。《新书·毕诚传》：早孤，夜然薪读书。《柳璨传》：少孤贫好学，昼采薪给费，夜然叶照书是也。
汉人言舜造漆器，谏者七人，可见其时尚以施漆为侈靡之事，而《宋书·礼志》则反以为俭，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二节。唐时亦然。刘秩之议币制曰：“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在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旧书·食货志》。可见铜之用日微，而铁与漆之用则日广矣。《旧书·卢承庆传》：临终戒其子：“墓中器物，瓷漆而已。”《新书·邓景山传》称其清约，用器止乌漆。亦皆以用漆器为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