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县旧属于南通州，是江北的一个小县，丁文涛先生说那是一个“风气锢塞”的“滨江偏邑”。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做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是最危险的事。王荆公有《伤仲永》一篇短文，指出那个神童方仲永陷在一个不良的环境里，没有做学问的机会，结果是到了二十岁时竟是“泯然众人矣”。文涛先生说他们泰兴人“远涉数百里，已非习见，遑论异国！”丁在君能从那个狭窄的地方跑出来，十五六岁就到了日本，十八岁就到了英国，大胆的走到大世界的新学术的大路上去——这个大转变，这个大解放，都是因为他在十五岁时候，忽然遇着一位恩师——湖南攸县的龙研仙先生。

文涛先生这样记载这一件奇缘：

弟年十三，出就学院试。时盖“戊戌政变”后之翌年也。会攸水龙公璋以通人宰邑政，兴黉舍，倡新学。闻弟有异材远志，语先严挈弟入署，将面试之。弟……入谒，〔龙公〕试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弟文多所阐发，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而赴日本留学之议乃自此始。

我细读此段，不能不指出一两个疑问。第一，在君出去“就学院试”，那是童生考秀才的考试。文涛先生没有说在君曾否取中秀才。照那时代的惯例，幼童应考，往往得到学院“提堂”的优待，在君已能作文字，他被取作秀才，似无可疑。海外无可稽考，只好等待丁文渊先生去考定了（丁文渊按：在君家兄并未取中秀才。）。第二，在君应学院考试在他十三岁时（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但他初见知县龙璋先生，似乎在两年之后（文渊按：适之先生的考证，一点没有错。家兄想要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学，照当时的习惯，须要经地方官保送才可。家兄初见知县龙璋先生。就因为这个缘故，和院试无关。），在他十五岁时（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因为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和朱经农先生去游南岳衡山，凭吊龙研仙先生的纪念碑，曾有诗两首，其一首说：

十五初来拜我师，为文试论西南夷。

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当年不自知。

文涛先生此文里用了一个“会”字，就好像龙知县面试在君的事也在在君十三岁时了。我们似当依据在君自己的诗句——只可惜在君的诗，我们没有看见原稿，只靠朱经农“记忆所及写出来的”本子。但“十五”两字，依平仄看来，似乎不错。

我们因此推想，这位龙研仙先生（他是攸县名士龙汝霖的儿子，龙润霖的侄子。龙汝霖就是光绪五年在长沙翻刻《宋元学案》的学者。在《宋元学案》的后序里，他曾提到他的“儿子璋”。）收了在君在他门下，必定还指导他去研读那个“戊戌维新”时代的“新学”。文涛先生记载的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公的书（文渊按：我们家中可能因为先曾祖曾游宦浙江，颇藏有若干书籍。我们年少时，每年须将藏书曝晒一次，尚能记及顾、黄、王诸公文集。先曾祖余堂公仅有子女各一人，子为先祖振园公；女则嫁六合唐府[名已记不清]其翁某为翰林，和曾文正公同时，奉命在乡主办团练。后因太平之乱，六合失守，先祖姑夫妇逃到我们家中避难。先祖姑就死在我们家里，她仅生有一女，因外祖母钟爱[即先曾祖母]。从小就留居外家，至出嫁时．才回其父家。我们这位表姑母，我们从小称她为“寅姑妈”，她的大名，我从来没有知道。她和苏州名进士曹叔彦先生结婚以后，她们夫妇起初每年都来我家一次。拜见外祖母，以后也往来不绝。我这位表姑父尝治《孝经》[我们家中也藏有此书]，虽未做官。然而对清室极忠，终身做遗老，不肯剪辫子。我在1935年。到苏州的时候，还拜见过他老人家。他对家兄们的读书，似有影响，因为先母的遗志，本来是要在君家兄去苏州，从叔彦先生攻读。先母去世时，在君家兄十四岁。）都不像是那个“风气锢塞”的泰兴私塾里的读物，可能都是他的恩师龙公指示他去阅读的。内地的私塾先生教人读《纲鉴易知录》，或乾隆《御批通鉴辑览》，那是可能的。在君幼年读《资治通鉴》，又读《四史》（《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我猜想也是龙公的指示。他读宋明诸儒语录及学案，大概也是龙公指导的，他读的《宋元学案》大概是龙家新刻的长沙本。

龙研仙先生对在君一生的最大造就，是他劝丁家父兄把在君送到日本去求学。这是泰兴县破天荒的事，所以文涛先生说：“戚友多疑阻，先严不免为所动。”龙公不但用“父母官”和“恩师”的力量来劝导，还替在君设法，托湖南的胡子靖先生带他到日本去。这样的出力，才打破了家庭的阻力，才使丁老先生“举债以成其行”。

这位湖南新教育家的恩惠，是在君终身不忘的。在他死之前一个月——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他站在衡山上烈光亭的龙研仙先生纪念碑前，他还向朱经农说起当年如何遇见龙研仙先生，面试《通西南夷论》，如何劝他研究科学，并托胡子靖先生带他出洋。他说，他若不遇见龙先生，他一生的历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不能够那样早出洋留学。（朱经农先生的纪录，见《独立评论》一八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