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通行的一般看法是，“藤田组伪钞事件”是萨摩藩阀与长州藩阀两大政治集团间权力斗争的产物。
藤田组承袭了井上馨的先收公司，但实际上公司仍然受井上馨的掌控。
描写政争题材而广为人知的曲艺作品、伊藤痴游的《藤田组伪钞事件》（收入《明治初期的疑狱》一书）中，收录了一份尾佐竹猛书中所没有的资料。这份资料是井上馨和藤田传三郎双方订立的协议，订立日期是明治九年一月。且看其中这三条：
第七 藤田传三郎同意以其家产并本社盈利及预期收入支付；公司不得转让或分与他人；无论关系如何亲密之朋友，严禁无抵押而予贷款。
第八 传三郎每月给俸百元，给俸可以分与妻子花用。
第九 商业以大阪驻军之战斗军靴制造为主，其他不可随意扩充，一律应征得井上馨之许可。
为达成本社之目的，藤田传三郎务必谨遵本社之法则及井上馨之指示。诸损益扣除清算可于每年七月、十二月两度决算，其利益变动、公债证书或银行存款及品物等可依照精细原价法核算计入账内，制成账表，一份送至井上馨所在。
对此，伊藤痴游评说道：“看了以上内容就知道，井上是个对金钱十分仔细认真的人，同时也可以看出，其对人的照拂和支助简直到了烦不胜烦的地步。”
这份资料痴游是从哪里弄到手的不得而知，但内容应该是可信的。痴游是他成为职业讲谈师之后的艺名，本名伊藤仁太郎，伊藤仁太郎当时参与了自由民权运动，因此，他站在反政府运动的立场对藤田组与政府内长州藩阀高官之间的种种不当勾结进行暗中调查，并进而从适当的渠道得到这份堪称私人机密的材料是完全有可能的。
尽管表面上藤田组处于井上馨的掌控之下，但有一种意见却认为，从以上协议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出，其实藤田组是井上馨个人所有的企业。
井上馨于明治维新后担任政府参与[参与：日本王政复古［日本指庆应三年（1868年）倒幕派将政权从幕府将军手中夺回重归朝廷，恢复君主政体的事件］时所设置的“内阁三职”之一（另外两个官职为总裁、议定），明治二年（1869）废置。]，并先后出任民部大丞[丞：日本律令官制中内阁各省四等官中的第三等官。]、大藏大丞，后升至大藏大辅（次官），主要从政经历都在财政领域。明治六年，他与涩泽荣一联名向政府提出财政建议书然后辞职，其实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他巧取豪夺尾去泽铜矿山而被当时的司法卿江藤新平（肥前藩出身）弹劾，不得不辞职。创立先收公司则是他下野之后的事情了。
明治八年，井上馨复归政界，朝鲜“江华岛事件”（日本军舰在朝鲜西南海岸一带骚扰和武力示威，与当地守军发生冲突，日军登陆占领江华岛的事件）爆发，井上馨与黑田清隆一同赴日，迫使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以此为契机，井上开始涉足外交事务，明治九年，他肩负调查各国财政经济状况的使命赴欧美诸国，第二年回国后，即出任参议兼工部卿。
然而问题就出在他赴欧洲这段时间内。
井上从美国经英国转了一圈后抵达德国，而传言井上馨正是在德国时与位于法兰克福的东福瑙曼印刷公司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委托其伪造日本国币，并将伪钞运送至大阪的藤田组接收。“西南战争”结束后的明治十二年前后，社会上曾经风闻四起，认为藤田组的急速扩张得益于其伪造“日耳曼纸币”，而这两股风闻恰好互为印证。
根据《世外井上公传》（第二卷）的记述，明治九年十二月，井上利用圣诞节前后的假期出游德国，二十四日从伦敦起程到达柏林，当时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后任外务大臣）及公使馆武官桂太郎陆军少尉（后任内阁总理大臣，长州藩出身）恰好在柏林。
井上传记中写道：“其时青木欲与德国一贵妇人结婚，正频繁同本国政府交涉，为这事青木还向公（井上）征询过意见。”但只有极简单的一句话，而且井上在德国期间的所有行动也仅限于这零星几个字。
传记在为逗留德国期间的井上隐瞒什么？这其中不是没有可疑之处。既然利用圣诞节假期出游德国，但翻遍传记却看不到他向青木公使了解或亲自调查当时德国财政经济政策的只言片语。当时的德国宰相是俾斯麦，在他的力促下，德国与俄罗斯、奥地利结成了“三帝同盟”，相互牵制，使欧洲暂时避免了新的纷争，也使得德国去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大力振兴经济。德国虽说幅员不大，但拥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炭资源，其时俾斯麦还没有施行关税保护法，德国也还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急速的经济发展，这些都是稍后的事情，但其前兆业已隐隐出现。而负有调查欧美各国经济状况之责的井上馨居然对德国财政经济政策不闻不问，只是为了青木公使与德国妇人结婚的事而“出游德国”并接受青木的意见征询，随后便动身前往法国——至少根据传记的记述是这样。
但是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
日本政府自明治三年起委托东福瑙曼印刷公司印制日本纸币，再将印制完成的纸币运送回日本国内，奉命调查财政现状的井上基于其职责自然应当同东福瑙曼公司接触，听取和了解纸币印制的情况。此时的井上还兼着大藏卿的职守（归国后即就任工部卿兼任大藏卿），不管是他从柏林前往法兰克福，还是东福瑙曼公司的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前来柏林，井上与之一定是有所接触的，否则很不正常。
对于井上在伦敦时的行动记述得十分详尽，而对他在德国的行动却记述得过于简单，由此看来，传记在记述时一定做了大幅的省略。这就是安田读了传记之后的感觉。
这一省略并非编撰者随意为之，而是井上没有将这一段行动讲述给编撰者的结果。
无论如何，舆论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于井上馨在德国期间行动的空白部分，民众本能地嗅出了某种气味。
痴游在这本书“当时庙堂怪象之种种”一节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大约是明治十二年的九月十六日，山县有朋参议在富士见町的府邸会见各国公使及阁僚，并设午餐会招待宾客。来宾之一、时任内务卿的伊藤博文参议拿出一份出门时刚刚收到的电报，内容是警视局警部跨府缉捕藤田，称：“余身为内务卿并未签发过此命令，事态殊为可疑。”此事一出，鉴于长州集团与此事难脱干系，山县参议觉得自己身上带着疑点依然列席阁议未免尴尬难堪，倒不如迅即辞去公职，是非曲直交由法庭判明，于是竭力提出辞职。在此过程中，伪造国币案件变成了违法经商事件，违法经商事件又变成了商业贿赂事件，商业贿赂事件又变成了花纸牌赌博事件，局面一点点发生眼花缭乱的变化，最终没有查出任何犯罪案件，阁议议定对当事官吏予以问责、加以惩戒，终于各方太平无事，庙堂上也重新风云无迹，唯大藏卿大隈重信参议以机密费的名义特批了一笔特别支出作为调查伪造国币案的费用，这当然是基于职分的正常行为，但下令警视局前往大阪执行缉捕显然是越权滥职的行为。
根据这段记述，伊藤内务卿对于其掌管之下的警视局（警视厅）前往大阪搜查藤田组一事，直到接到那封电报为止，丝毫不知情，川路大警视是在没有得到直属上司内务卿（内务大臣）的命令和默许的情况下，擅自前往大阪秘密搜查并缉捕藤田组的。当时执行的虽然是安藤中警视，但这一方针却是川路出访之前定下的。
山县有朋参议（参谋本部长）从伊藤口中听到缉捕藤田组后，脸色骤变，觉得自己带着疑点列席阁议未免尴尬难堪，不如辞去公职，是非曲直交由法庭判明，因而坚决要求辞职，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不打自招，恰好暴露出藤田组与山县、井上等长州藩阀官僚的串通勾结。
此外，大隈批准支出调查费用作调查藤田组的费用，暗示了这场大张旗鼓的搜查及缉捕背后，有意图推翻长州藩阀的肥前藩阀在推波助澜。至于对这笔特别费用的支出，特意点出“是基于职分的正常行为”，似乎别有深意。
不清楚痴游是从什么渠道获知这一阁议信息的，估计也是通过民权运动得到的吧。
从以上这份资料可以看出，“西南战争”后，萨摩藩阀与肥前藩阀的大隈重信（他是反长州集团的）联起手来，试图以藤田组事件为“炮弹”攻击长州藩阀，有把柄在身的山县被弄得狼狈不堪，至于井上、鸟尾等人想必比山县更加慌张势煞。
伊藤意识到此事关系到整个长州藩阀集团的利益，于是着手扑灭藤田组违法经营引出的麻烦。对伊藤而言，长州藩阀的没落意味着明治政府的垮台，估计伊藤使出浑身解数对大隈展开说服工作，而大隈到最后也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最终伊藤的纵横捭阖取得了成效，以伪钞案的调查为突破口，以“没有发现有力证据”，借口警视厅搜查藤田组总部及各分社一无所获对安藤则命中警视等人给予惩戒，警方意图从藤田传三郎处搜出可以证明其与井上之间行贿受贿事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处于明治政府的绝对强权之下，官吏也只能徒叹奈何。
后来，违法经营事件变成了花纸牌赌博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终至云消雾散。过后，对藤田组的内幕再清楚不过的中野梧一在家中举枪自杀，永远闭上了嘴。想到这里，安田不禁联想起这与当代的政界贪腐事件是多么相似啊。
回过头来看，不管是大隈的回忆录还是《公爵山县有朋传》，对于“藤田组伪钞事件”都只字未提，《大隈伯昔日谈》《大隈伯百话》《大隈侯昔日谈》等也丝毫没有谈及。那样喜欢饶舌地讲述自己过往旧事的大隈重信，对自己任大藏卿时代所发生的轰动一时的著名事件，一句半句都不提起，这实在非常奇妙。安田继续在想，这其中的不自然，假如从上述角度去解读的话就很好理解了。
但是，为什么熊坂长庵会被当作伪造国币的犯人而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送解到北海道的第一座集治监——桦户呢？
那是因为，虽然藤田传三郎被宣布无罪，但是社会上关于“藤田组使用伪钞来进行经营扩张”的传言依旧难以消除，政府无论如何需要找到一个伪造国币的真正犯人，从而为“伪钞事件”彻底画上句号。
可为什么偏偏是相模国爱甲郡中津村的原小学校长熊坂长庵成了牺牲品呢？
